苦闷对艺术创造的例子

㈠ 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例子

能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来的作品,从原始的耕种、狩猎图,到后来的梳专妆出游图,以及像属《清明上河图》上所展示的风俗民情历史向前发展,在绘画史上成就最高的要数唐宋了,无论在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方面也都是历史的高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早在唐代画家张璪就已经提出来,这说明在那时画家就认识到“造化”的重要性了,同时也是画家在创作上对主客观两方面的作用有了辨证的认识。如李嵩的《货郎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看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郭熙的《早春图》还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大幅的绘画作品,还是那些不知道姓名作者的小幅小品。我们都可以看出画家对生活的认真观察体会,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外师造化”因而王伯敏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上说宋代的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着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

㈡ 试评鲁迅《故事新编》中“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及其审美效果

上没有单独的 只有故事新编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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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糅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实际上，不仅《故事新编》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而且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都贯穿着一条浪漫主久线索，——只是它起伏变化，行迹不定而已。如果说，《故事新编》后5篇在浪漫主义成分方面稍逊于前3篇；那么，鲁迅后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不少篇章相当突出地表现了浪漫主义。在这方面，他除了受到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的浸染，还受到了楚汉浪漫思潮的影响。屈原诗歌与屈原的艺术精神对鲁迅有较大影响，这一点为论者所公认，自不必言；而汉唐石刻表现的人神杂处、古今错综的艺术氛围，也对鲁迅有一定熏陶。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他在30年代所写的旧体诗，几乎篇篇充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赠画师》、《题三义塔》、《悼丁君》、《赠人二首》、《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大野多钩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亥年残秋偶作》等篇。它们多用神话与楚辞典故，营造了古今叠印、虚实相生的浪漫主义意象，情感极为浓烈充沛，想象奇特丰富。

㈢ 浅谈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的传承与创新，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各举八项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926年，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在美国上映，随即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很多电影艺术家都认为声音的加入会弱化演员的表演，从而使电影本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受到挤压。即使后来创造出了《大独裁者》、《凡杜尔先生》、《舞台生涯》等有声电影的查理·卓别林，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初也曾指责它扼杀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㈣ 重视艺术教育的例子

右脑是艺术脑和创造脑。

对右脑的开发训练不够，具体表现是这样的，谢佐齐教授说：“中国的教育非常严谨，培养的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笔试成绩大多非常优秀，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比较差了。”所以就会出现中国孩子适应不了留学生活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人们其实是很重视艺术教育的。在周朝，学生要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但是现在，艺术教育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从1980年开始多次回国，倡导科学与艺术相结合，1993年和1995年两次在北京召开《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参加者有科学家和艺术家。李政道认为：“下个世纪就是这两者汇合的顶峰”。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的名言是：“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面有美学。”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的研究时，一再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他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学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世界的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因此，艺术教育对开发智力，提高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加强素质教育，其中提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重视艺术教育对提升人类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当前搞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就是说，素质教育的效果如何、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否能得到有力的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发展，必须加强艺术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

因此，艺术教育对开发智力，提高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㈤ 谁能给我提供一个无意间创造艺术的例子

比如毕加索 他的画尤其是反映战争与和平的那张

还有罗贯中的父亲 等都反映了在一定时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

㈥ 举出艺术源于生活有高于生活的例子

1、《水形物语》这部奥斯卡奖13项提名的电影，确实觉得非常过瘾，能够写得出来这样剧本的编剧可能大有人在，但是能够搬到大银幕上面，而且能够让观众觉得非常有深度，甚至是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它，真的不是一般的功夫，果不其然，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奖。

2、儿童绘画，特别是一些教创意绘画的老师，极大地夸大了现有的物体，例如画叶子的叶子，但是叶子的形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

3、教孩子画太阳，有些带着笑脸，一些小动物，有些拟人化。 现实中有这样的事情吗？ 不，但是我们可以在绘画中反映出来。 叶子必须是绿色，天空必须是蓝色。 颜色？ 不，这是生命之上的艺术。 如下图所示，蘑菇在现实中如何具有面孔，但它们可以出现在绘画中！

4、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想象力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如果他缺乏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深刻的人生感悟，是创作不出《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这些千古名篇的。

5、黄庭坚有一个著名的著作理论：“于瑜住在开元寺的伊斯堂，看到山川。每次在其中种草，他似乎都得到了山川的帮助。” 可以看出，黄庭坚也从自然中受益。 宏伟美丽的大自然总是唤起人们的心灵。 这就要求我们具有敏锐的接受和渴望美的能力。

陶立基于社会现实，树立了精神。 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 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些避难所和毅力，但社会的磨练也极为重要。 这两个方面相互融合，以实现“知识与行动的统一”。

㈦ 把艺术运用到生活的例子

包豪斯艺术下的作品："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

马塞尔·布劳耶（1902～1981）于1925年时从自己的自行车，车把手上获得灵感创造了一种可大量生产，价格便宜，而又是现代材料椅子。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把钢管皮革椅，为了纪念他的老师瓦西里·康定斯基，故而取名为"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

如今对这把椅子的传承与延续，遍布在世界各地。而这仅仅是包豪斯风格短短十四年中的一位代表作品之一。而包豪斯又是现代艺术150年长河中的一段篇章。

(7)苦闷对艺术创造的例子扩展阅读：

包豪斯艺术风格代表作：

1、包豪斯德绍时期校舍。

包豪斯留给我们的经典设计中最有意义并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第一任校长格罗庇乌斯亲自设计的德绍时期校舍。

70年前，德绍的格罗庇乌斯大楼 (Gropiusgebäude) 举行了落成典礼，70 年后，即1996年12月的同一天，德绍和魏玛的包豪斯建筑群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沃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汉内斯·迈耶 (Hannes Meyer)、拉斯·罗摩利-那基(László Moholy-Nagy)以及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等包豪斯教授的建筑作品创立了包豪斯风格，并对20世纪的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2、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

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密斯·凡·德罗的代表作品，建成于1929年，博览会结束后该馆也随之拆除，其存在时间不足半年，但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持续着。

担任建筑师的密斯认为，当代博览会不应再具有富丽堂皇和竞市角遂功能的设计思想，应该跨进文化领域的哲学园地，建筑本身就是展品的主体。密斯·范·德·罗在这里实现了他的技术与文化融合的理想。在密斯看来，建筑最佳的处理方法就是尽量以平淡如水的叙事口吻直接切入到建筑的本质：空间、构造、模数和形态。

㈧ 结合实例谈谈对艺术作品三个基本层次的理解1000字

(1)艺术语言,是创造主体的特定艺术种类的创造活动中,运用独特的物质材料和媒介,按照审美法则,进行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方式.
(2)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是通过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交融,并由主体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艺术形象既包括鲜明生动的人物,也包括其他富有审美特征的情境、画面和意境.
(3)艺术意蕴,是指在艺术作品中蕴含的深层的人生哲理、诗情画意或精神内涵,它是艺术主体对于艺术典型或意境深刻领悟和创造的结果.艺术意蕴具有多义生和模糊性.艺术意蕴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

㈨ 简述艺术创造中的雅痞关系

若说起这雅俗之分,的确是时代社会的一种审美风尚。比如制扇，历史上以苏州一带最盛。但据《野获编》记载，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这类贵重材质所制的扇骨，俱目为俗制。唯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在当时当地，制扇刻竹，也是读书人与工匠都参与的。《初月楼见闻录》记载，嘉定人周颢（号芷岩），不应科举，刻竹自出新意，作山水树石丛竹，用刀如笔，甚至能刻出皴法浓淡凹凸的各种效果，当时以为绝品。而《陶庵梦忆》则记载，吴中绝技，马勋、荷叶李制扇，俱上下百年无敌手，这些人“皆以工起家”，但却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其实又何止是列坐抗礼，清代诗人王士禛曾说，近日一技之长，雕竹则濮仲谦……江宁扇则伊莘野、仰时川，皆海内知名。只是这些技艺，随着时代变迁，许多都已消失，或许在博物馆的收藏中，才有一两个名字不被忘记。谭生
●雅的对立面并非是俗，而是邪
●雅是一种审美，雅是一种追求，雅是一种情趣
●一般而言,俗指社会风尚、礼节、习惯
●相对于雅，俗是趣味的低下，粗鄙和平庸
●雅趣即是审美与品鉴，决不是有钱人和文化人的专利
前些时候，苏州送来一部关于苏扇的图册，名曰《怀袖雅物》，装帧之精美自不待说，其内容收罗的苏扇历史文化也堪称集大成。后来这部图书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我想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折扇传入中国大约有近九百年的历史，虽然关于折扇的历史与身世一直有争议，但大抵算是舶来品。这种舶来品一经中国文化的浸润，便成为了无限施展中国雅文化的载体，从扇骨的取材、制作、形制、镂刻、雕饰，扇面的书画艺术，乃至于扇袋、扇坠、扇盒等等附属品，无不体现了士文化与工艺的结合，可谓美轮美奂。无独有偶，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日用即道”国际漆器展，五十多位工艺美术家将“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不但匠作工艺绝伦，且更是溶入了雅文化的现代意识，将漆艺髹饰拓展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由此，令人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雅与俗的问题。
雅与俗本无标准的界定，何谓雅？何谓俗？历来有着不同的见解。雅与俗并非是对立的概念，非俗即雅或非雅即俗的理念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以折扇与漆艺而言，其实本身都是产生于俗，源流于俗，而使其成之为雅物，则完全是因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审美情趣。
古人以为，雅者，正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雅的对立面并非是俗，而是邪。由此，古人尊儒家经典之学为雅学，正道之音为雅乐，无邪之好为雅好，兼容博大的气度为雅量等等，慢慢地延伸泛指一切美好与高尚。至于优雅、文雅、闲雅和雅趣，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衍生，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自中古以来更多地将雅寓以审美的含义。
雅是一种审美，是异乎于大众意识的审美，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审美，常常讲的“雅人至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具备深厚文化内涵的人才懂得审美，才能达到高深的审美境界。雅是一种追求，是对美的境界无尽攀升的追逐与渴望，在此过程中，需要得到丰富的文化濡养和润泽，同时，人的灵魂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净化与升华。雅是一种情趣，从来没有无情之雅，无情之趣，雅是要溶入真情的，没有情感的因素，也就没有了审美，没有了追求，又何谈雅趣？
今人对雅的理解，更多地是对物质与境界创造的审美，其实，雅更是一种自身的修养。说到雅趣，人们更重视的是对美好物质的欣赏与占有。就以收藏为例，当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过的收藏热，这固然来之于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但文玩价格的攀升是导引大众争相染指收藏的最主要原因，加上各种媒体的炒作，“成功人士”与演艺大腕的加盟，将本来是小众行为的收藏雅趣，炙为全民关注的大众文化，不能不说是雅趣的庸俗化。收藏的铜臭气甚嚣尘上，给原本的雅趣蒙上了金钱的外衣，这种“雅好”已不仅是庸俗，而是有些邪了。另一方面，生活的富足也开始使一部分人有了美好的追求，虽然只是肤浅的雅意识，总归是好事情，无可厚非，不能都以“附庸风雅”论之。真正的“附庸风雅”，当指那些略知一二，却在大众面前卖弄和标榜的人。审美意识的提高本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与生俱来的雅，雅是在一种过程与环境中的提高与熏陶。
雅是文化的奢侈品，然而这种奢侈却不以金钱来衡量的，更不是金钱买得来的。
其实，雅之于生活中无处不在，而雅的创造与体味是靠自身去发掘的。读书为文，处世交友，琴棋书画，饮馔服饰，举止言谈，甚至与外部环境的交融，春花秋月，逭暑消寒，无不与雅的韵致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同样一个事物，于不同的人当有不同的感受，原因就是审美意识的不同。雅的营造并非是物质和环境的展示，更多的则是来源于自身的审美理念。我们常讲“雅趣天成”，并非是说雅趣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喻之没有雕琢的痕迹，是一种深厚文化积淀所蕴育的自然流露罢了。雕琢之美并非不美，《文心雕龙》就曾说过“以心为文”，“以雕缛成体”的情本理论，艺术与文章一样，同样要注入真挚的情感，但也少不了悉心的雕缛，这种雕缛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品格高下、趣味雅俗，以求达到“雅趣天成”的境界。诗有诗品，曲有曲品，艺有艺品，人也有人品的区分。雅的追求，是一种境界的追求。
一般而言的俗，当指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与雅并不相干。但相对于雅而谓之的俗，则是趣味的低下，粗鄙和平庸。这种鄙俗和庸俗又往往以雅的面貌出现，以适应缺乏审美意识的人群，这就是我们说的雅中之俗。其实，真正的俗文化、俗文学又何尝没有极雅的成分？以大众和普通人为受众的许多艺术形式，经过长期的打磨与提炼，为最广大的社会群体所认同和接受，又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真情，有创意，如何不雅之有？俗文学中的戏曲、曲艺、小说；俗文化中的民间工艺、技艺，早已成为了雅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而所谓雅文化中那些粗鄙和庸俗的东西却并算不得是雅尚，只是冒充的雅尚罢了。
雅的最高境界当是返朴归真，大雅似拙，而不是故弄玄虚。真正的大雅，是具有清纯拙朴之气的，虽并不以普及为目地，但却又会得到很大程度的社会认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雅俗共赏。
毋庸讳言，雅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审美意识是人在保证基本生存条件下的更高需求，但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发达和物质的充裕就能产生高雅的艺术和对艺术的高层次审美，雅来源于全民文化教育的提高，来源于全社会对文化的尊重与敬畏。
俗也可谓之为风，《诗经》将风放在雅之前，也可说明雅是在风的基础上产生的。《诗经》中的风来自于各地的土风民谣歌唱，而大雅、小雅则大多是贵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很多也是汲取了民歌的营养，但经过文人的润饰，文辞更为讲究。这种并存的俗与雅，绝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样经得起时间检验，千百年传唱不衰的美。
最后说到雅趣，雅趣即是审美与品鉴，也包括了在此过程中的情感和趣味，这种情感与趣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雅趣决不是有钱人和文化人的专利，更不是普通民众的禁区。这些年来，我们过度地渲染艺术的经济价值，使得很多普通人有了认识上的偏颇，以为雅趣仅存在于小众的群体之中，因此对雅有了一种望而却步的观念。其实，雅趣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美好与高尚也无处不在，我们逐渐富足的社会最好要少一些虚浮，多一些对美的追求。我想，这或许是雅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