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上具有创造性的人物有哪些
历史上具有创造性的人物有三国的诸葛亮,东汉的蔡伦和张衡,张仲景 唐朝的僧一行和孙思邈 宋朝的沈括和宋应星 明朝的郑和和李时珍 国外的有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和贝尔
2. 艺术家创造力的核心是什么
创造性思维是艺抄术家创造力的核心袭。创造性思维是指有创见的思维。从广义上讲,凡是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供直接利用,不存在确定的规则可以遵循的思维都属于创造性思维。它除具有思维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求异性、发散性、普通性、逆向性、独立性、批判性等特点。
3. 创造性人格包含哪些基本素质
关于创造性人格的研究,吉尔福特(吉尔福特1897—1987 美国心理学家,主要从事心回理测量方法、人格和智力等答方面的研究。)提出八条标准:
(1)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2)有旺盛的求知欲;
(3)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对事物的运动动机有深究的兴趣;
(4)善于观察,知识面广,善于总结;
(5)工作中讲求条理性、严格性、准确性;
(6)有文艺天赋,对艺术感兴趣;
(7)富有幽默感;
(8)意志品质出众,能排除外界的干扰,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中。
4. 什么是创造性人格
“创造性人格”是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
所谓创造内性人格,简而言之,容就是由个体内在的创造能力与创造动力构成的较为稳固、持久的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是由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多种因素有机组合或整合所形成的复合体。
5. 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有哪些
比较为人熟悉的有:
西方:达芬奇,罗丹,毕加索,梵高,莫奈,安迪沃霍尔。
中国:潘天寿,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范曾。
东方:齐白石,石涛,张大千,八大山人,范增,潘天寿,奈良美智 ,草间弥生,村上隆。
毕加索,“我的每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保罗·塞尚,“我欠你的绘画真理,将在画中告诉你”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所有的艺术都是色情的”
克劳德·莫奈,“我想用一种鸟儿在唱歌的方式画画”
其中世界名画有,达芬奇:蒙娜丽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梵高:向日葵梵高:星空米勒:拾穗者塞尚:戴帽的自画像塞尚:水果盘、杯子和苹果毕加索:亚威农的少女等等。
6. 影响艺术家创造性的因素有哪些
艺术,fine arts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人对世界进行精神掌握的一种特殊方式,人类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艺术概念一般有 3种涵义:①泛指人类活动的技艺,包括一切非自然的人工制品;②指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各种创作,既包括各种具有审美因素的实用品的制作,也包括各种艺术创作:③专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专供观赏的各种艺术作品。任何艺术作品,都以某种人工的物质媒介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诉诸人们的感性经验,交流人们的思想情感,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和精神面貌。
艺术的本质特征 关于艺术的美学本质特征,在美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理论。
三种主要学说 在各种对美学本质特征的理论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①模仿说。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或对现实的再现。亚里士多德最早系统地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家“借姿态和节奏来模仿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给人以“认识的愉快”。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启蒙运动时期D.狄德罗、G.E.莱辛的艺术既要依据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艺术观,到19世纪俄国的В.Г.别林斯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美是生活”、“艺术的目的是再现生活”,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这一理论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这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强调艺术具有通过感性形象揭示生活本质的认识作用。但是,由于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他们的艺术观基本上以感性直观为基础,因而不能真正科学地揭示艺术反映现实的能动的辩证关系,不能充分阐明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美学特征。②艺术精神本源说。这派理论认为艺术来源于精神世界,是“绝对理念的显现”。柏拉图沿袭古希腊的模仿说,但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则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德国古典美学进一步从“精神王国”中探求艺术的本源,他们虽然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了唯心主义的曲解,但却发展了艺术作为人类自由创造活动的能动方面,深入探讨和揭示了艺术中主体与客体、感性形式与理性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近代资产阶级美学则大都抛弃了G.W.F.黑格尔的辩证法,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把艺术说成是“天才”人物特殊智力的产物、“抒情的直觉”、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的表现,等等。这样就把艺术这种精神活动和人的客观实践活动割裂和截然对立起来,歪曲和否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思想教育作用。③形式主义的艺术观。这派理论认为艺术的美学价值在于形式本身,与任何理性认识或情感表现的内容因素无关。现代的形式派美学继承和发展了I.康德关于纯粹的美只在形式,不涉及内容意义的观点,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线条、颜色或体积等的有机组合及其比例、对称、和谐等关系。形式派美学虽然强调了形式美、形式感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和对立起来,就割断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的不同看法,一方面是由于各派理论家采取的哲学立场不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在界定艺术的本质特征时着眼于不同的艺术种类和创作方法,如着眼于再现性的绘画、雕塑或表现性的音乐、诗歌,偏重于古典主义艺术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等。由于艺术本身的结构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复杂性,强调或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侧面或功能,以偏概全,都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艺术的本质。因此,科学的美学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吸取古典美学遗产和现代美学各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对艺术复杂的完整结构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进一步探索和揭示艺术的本质特征。
决定本质特征的依据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与科学、伦理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并积极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反作用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艺术为一种满足人们特殊精神需要的审美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艺术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掌握方式,而人对世界的理论掌握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 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本质特征,首先取决于它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殊性和掌握方式的特殊性二者的统一。艺术反映的对象虽是统一的客观世界,但却是客观世界的特殊方面,即在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能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具有各种审美特征的具体生活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讲,艺术有其特殊的反映对象,即作为人的社会本质与其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相统一的生动、完整的社会生活。所以,社会的人及其内心世界总是艺术反映的中心对象。即使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其反映角度和意义也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这种自然景物的描绘不仅是自然本身的一些自然属性、特征的直接再现,同时也是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种间接表现。它能满足人们对艺术的特殊审美要求,使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审美对象的这种特殊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艺术必然要从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中去把握现实生活。
以形象揭示生活本质 艺术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掌握方式,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象科学那样用抽象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而是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形象体系的形式揭示生活的本质。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手段,是从本质与现象、个别与一般的有机统一中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艺术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形象思维。艺术家对生活本质的把握,虽然必须从感性认识深化到理性认识,但这一思维过程始终不脱离对事物的具体的形象感受和情感体验,其结果不是概括出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而是通过对生活素材的选择、提炼和集中,概括出显示生活本质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或意境。因此,艺术的形象思维以情感体验为中介,是本质化与个性化同时进行的过程。现实生活通过艺术家的创作转化为艺术形象时,也就具有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的特征。在美学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强调“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到黑格尔的艺术美论,都强调了这一点。
再现因素与表现因素的统一 艺术能动地反映现实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艺术形象既是现实生活审美特性的概括,又是艺术家对现实的审美情感的呈现,它的内容是客观与主观,再现因素与表现因素的有机统一。艺术作品作为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形态,产生于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当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和概括时,不能不表现他对生活的理解、评价和理想。艺术家的创作心理活动,首先要以知觉的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突出地选择和再现对象的形象特征,而这种知觉因素又是同想象紧密结合,并受其制约的。这种创造性的想象不仅再现现成事物,而且能创造出新的形象。艺术思维中的想象区别于科学思维中的想象,它带有浓厚的情感因素,并推动情感活动自由地扩展和抒发。中国古代诗论和画论中称之为“情景交融”的境界。艺术家对生活本质的理性认识在作品中不是以抽象的概念、逻辑推理的形式出现,而是蕴含、渗透在感知、想象和情感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融合之中,所以恩格斯说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艺术形象既是对生活现象本质特征的集中、概括的反映,又蕴含着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而通过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和思想的表现,又往往反映和凝集着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人们的普遍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在人类艺术史上,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既再现客观现实,又表现主观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艺术在本质上不可缺少的因素。
实践掌握与精神掌握的统一 由于在艺术家头脑中所构成的艺术形象需要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体现出来,才能成为供人们观赏的实际存在的审美对象,因而艺术活动又是一种实践性的创造活动。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联系在于,两者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过程。也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活动。但是,艺术活动既不同于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为直接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又不同于以理论形态把握客观真理或探索有效实践活动方式为目的的科学实验活动,生产劳动和科学创造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一定的审美因素,但这种因素并不构成这些活动的基本目的及其产品的主要价值。而艺术美作为现实美的反映形态,都是艺术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审美精神需要而进行创造活动的产物。艺术创作活动是艺术家一方面通过对生活的能动反映在观念中形成艺术形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一定物质材料的运用、加工和制作,把观念中的艺术形象转化为可以具体感知的实际存在的艺术品的统一过程。因此,艺术的创造活动既是审美创造,又是审美反映,结合了人对世界的实践掌握和精神掌握。艺术美虽是这种实践性活动的产物,但其本质都是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
艺术作品和社会功能 艺术作品是联结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中心环节,也是艺术文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因素。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由生动具体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或艺术形象体系构成的。它的内容由艺术家所选择、提炼、加工过的一定生活方面、生活现象所组成,并为艺术家对这些生活现象的理解、评价和情感态度所统摄。艺术作品的形式包括两个密切联系的方面:一是构成艺术形象体系的诸因素的内部联系和组织;二是艺术形象所借以传达的一定物质手段的组成方式。每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在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发现和概括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和技巧所塑造的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在美学史上,从F.W.J.谢林、黑格尔到别林斯基,都强调艺术作品作为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的完整性。
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综合地体现了人类审美活动中多方面功能的相互作用。从审美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来看,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构思的一定生活模型-形象体系,是艺术家运用一定物质材料,如音响、线条、色彩、形体、语言等所创造的一定物质结构。它既是现实的模拟,也是现实的变形,因而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假定性和逼真性的有机统一。艺术既有反映-信息方面的因素,又有创造-生产方面的因素。从艺术活动中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艺术不仅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而且表现个体的主观心理,这种创作心理、创作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作品中,不仅表现出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情感态度,而且体现出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作品的接受过程,是欣赏者对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形象的一种再创造和再评价的过程,也是欣赏者与作者的思想情感发生共鸣,从而有效地发挥艺术作品的社会审美、教育职能的过程。因此,艺术有个人心理方面和社会交往方面的联系。以上诸方面的交互作用,分别形成了艺术在功能意义上的不同层次,如评价、教育、信息传递、娱乐等功能。作品的艺术价值正是在上述诸层次的多种功能的交互作用、彼此渗透中形成的。艺术的特殊社会职能在于通过艺术的审美作用来实现它的认识的、评价的、思想教育的诸功能。艺术是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完整的生活经验,全面地影响和教育人的一种方式。
艺术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对艺术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在揭示艺术的本质特征方面有重要意义,历来为各派美学家所重视。在德国古典美学中,J.C.F.von席勒把艺术和美的起源同人的游戏冲动联系起来,并从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相互关系的角度,对欧洲文化艺术思潮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概括。黑格尔对于艺术史研究不但肯定艺术是发展的历史现象,而且首次看出这种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联系。在他的《美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然而,历史发展的真正因果关系却由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而被颠倒了,艺术的发展被解释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黑格尔以后的实证主义美学强调从经验出发研究艺术。在现代西方美学中,兴起了依据社会学、民俗学、人种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对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经验主义的、发生学的和历史比较的各种研究。如在艺术起源的研究方面,有的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艺术起源于游戏,有的用人类学方法从原始民族的文化习俗去寻求艺术的起源,有的从原始人的劳动中探求艺术的起源,等等。社会学的美学则强调用社会环境来说明一切艺术现象,认为人种、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某种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上述这些研究虽然开拓了美学研究的领域和途径,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但由于其哲学方法论局限于历史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因而不可能对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艺术史观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它要求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解释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发展;认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的根源与本质也只能从生产活动这一人类基本实践中探求。人类学、考古学提供的大量有关原始艺术的材料证明,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活动是直接在生产劳动基础上产生,并为生产实践所决定和制约的。原始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劳动工具、狩猎对象以及周围生活环境上,直观到自己的力量和生活,体验到萌芽状态的审美愉快。与模仿劳动活动有关的原始舞蹈,与劳动节奏和语言发展有关的原始音乐,与制造劳动工具有关的造型艺术的陆续出现,以一种物化形态集中体现着原始人们的萌芽状态的审美意识。原始艺术还保持着对对象的直接的实用功利关系,后来才获得某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原始民族的艺术活动还往往同图腾、神话、宗教、巫术等观念或活动混杂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产生出来。原始艺术所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也正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状态和原始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基础上,艺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活动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了专门满足人们审美精神需要的活动和对象。艺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内容、形式的发展和演变归根结柢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并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从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制约和推动着各种文艺思潮、流派的演变和更替。艺术的变化归根结柢受社会变化的制约,但又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艺术的历程主要表现为对以往人类文化艺术发展成果的继承和革新,表现为对世界艺术掌握的方法、手段和形式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也表现为各种艺术思潮、创作方法和风格流派的相互影响、因袭和更替,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艺术文化宝库。但是,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又往往形成不平衡关系。古希腊艺术随着神话的消失而永不复返,但它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的最完美的一种艺术表现,至今保持着其永久性的魅力。
艺术的进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深刻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扩大和加强了各民族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又是同艺术诗歌等精神生产相敌对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普遍商品化,作家、艺术家成了雇佣劳动者,物质文明的发达伴随着精神文明的衰颓。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的艺术发展之间,巨大的科学文化潜力同实际的精神贫困之间的矛盾,到帝国主义阶段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一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为解放自己和全人类而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并逐步地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的个性和创造才能得到全面的自由发展,才能使人类社会和人类艺术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
艺术分类和部门艺术的研究 艺术的共同规律和内在结构在其历史进程中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这种形态的演变一方面历史地形成了艺术的各个种类和体裁,诸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等等;另一方面又形成艺术的各种具体历史类型,如各种艺术思潮、流派、风格等。这两种形态演变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思潮、风格流派往往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和传达手段,从而把各种不同的艺术种类和体裁分别提到首位,如古希腊艺术中的史诗,古典主义艺术中的戏剧,浪漫主义艺术中的诗歌和音乐,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小说等。不同的艺术种类,各有其美学特点和规律性,同时又都遵循着共同规律,具体展现出艺术总体的内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联系,彼此渗透。
在中国美学史上,历代学者对于艺术分类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汉代的《毛诗序》,从人的审美意识与表现手段的有机统一,论述了诗、歌、舞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揭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艺术思维形象化特点,并据此对文体的历史演变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和分析。唐代以后,随着诗、文、书、画、歌、舞的不断发展,艺术理论批评也在发展,相继对各门艺术的美学特征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对诗与画、书法与舞蹈等各门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关系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在西方美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艺术的分类问题。莱辛在《拉奥孔》中,从艺术媒介、题材和作品的艺术效果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诗和画的界限、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区别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第一次用系统的哲学观点来考察艺术的分类问题,力求从总体上把握各门艺术的美学特征,并探讨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如谢林根据理想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把艺术分为现实的(如音乐、绘画、雕塑)和理想的(如抒情诗、史诗、剧诗)两大系列。黑格尔进一步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根据艺术的理念内容与感性形式在历史发展中达到统一的不同形态和阶段,提出了象征艺术(物质压倒精神)、古典艺术(物质与精神和谐统一)、浪漫艺术(精神超越物质)三大艺术类型的著名论断。黑格尔以后的近现代美学由于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从主观经验和效用出发,或依据艺术的审美外观的不同特征,或把艺术分成空间的(造型艺术)、时间的(音乐)、时空并列的(诗)三类;或依据主体感受的不同官能,把艺术分成知觉的(造型艺术、音乐、模拟的动作和舞蹈)和想象的(史诗、抒情诗和剧诗)两类;或分为视觉艺术(造型艺术)、听觉艺术(音乐)、想象艺术(文学)等等。而意大利的B.克罗齐等则把美和艺术归结为内心的直觉,否定物质媒介在艺术表达中的作用,从而根本否认对艺术进行分类的必要性。
艺术的分类问题只有从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结构出发,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表现方式的整体上去考察,才能作出比较科学的判断。艺术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取决于现实美存在形态的丰富多样、艺术家反映现实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物质传达手段各不相同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因此,各种不同的艺术种类、体裁的美学特征和特殊规律,都需要从艺术形象存在的特定形态(空间与时间、动与静),审美主体的特定感受、反映途径(视觉、听觉、想象等)和特定的物质传达手段(形体、色彩、线条、声音、语言等)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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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创造力的人通常有哪些人格特征
对于高创造者人格特点,周治金认为:高创造者的人格特点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我们有一些研究发现,自然科学家容易接受外部的信息,有创造力、自信、自大、内向、独立等等是自然科学家的特征。社会科学家的特征则是与社会关系和谐,接纳自己,接纳他人。艺术家又不一样了,他们的特征包括寻求新的体验,幻想、冲动、缺乏责任感、敌意,不友好等等。而兴趣广泛、好奇、独立性强、有毅力、喜欢提问题、不随大流等等则是高创造性学生的一些特点。
另外,周教授还补充道:“人们对于创造性思维还有一些片面的理解,我们过去特别强调发散性思维,其实这只是思维中间一个阶段很重要的形式。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阶段,批判性思维则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块在我们国家是很缺乏的。”
8. 创造性人格包含哪些基本素质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根据对古今中外的一百多位杰出创造性人才典型案例的研究,概括出创造性人格的13种基本素质:
1、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创造过程可抽象为创造主体控制、调节或改造客体,使它改变形态,达到预定创造目标的过程。这一控制的主要特点是要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创造者的第一个创造性人格素质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即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科技史和大量传记材料证明,那些做出重大发明创造的创造者,往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树立了造福人类、追求真理、攀登科学高峰的高尚志向,成为他们个人成才的指路明灯,是他们创造活动成功的内在动力。
2、赤诚的爱心
对祖国、人民、亲友的仁爱之心,是个人成才或创造者获得创造成果的内在动力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3、友爱合作的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创造的课题日趋复杂化、大型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创造的组织方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群体走向国家建制的方式,从国家建制走向国际联合建制,这就特别需要创造者培养合作精神。换句话说,在当代,友爱合作精神已成为个人成才和获得创造成果最重要的创造性人格之一。
4、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
创造过程既是对旧理论、旧观点的扬弃(批判继承)过程,又是对多种经批判、鉴别、选择后的观点、材料进行综合创新的过程,所以创造者,特别是堪称大师的创造者最擅长树立善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精神。
5、探索精神
创造过程实质上是以质疑和发现问题为起点,通过辩证综合创立新理论、新方法、新设计,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或制作,获得新成果的过程。既然质疑和发现问题是创造的起点,那么,善于质疑、发现问题的探索精神对于创造者就是十分重要的创造性人格。科学史证明,创造始于问题,怀疑引出问题,怀疑是创造之母。没有对旧理论、旧工艺、旧制度的怀疑,就不会有新理论、新工艺、新制度的创造。
6、敢冒风险的大无畏勇气
创造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发明创造活动,是破旧立新的过程,要破除旧理论,就可能遭到维护旧理论的社会势力的打击;要立新,就要探索未知的领域,就可能遇到各种意外的风险和失败。因此,创造者必须具有不怕风险、不旧失败的大无畏勇气。
7、求实精神
任何创造活动的过程都必须重视第四阶段,即科学实验的验证阶段;不论证实一个理论,还是证伪一个理论,都必须通过科学实验;对于科学发现活动来说,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求实(包括探求新事实,探求事实背后的新规律)。所以,重实验、重实效的求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创造性人格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8、抗压精神
这种创造性人格是许多遭遇失败或身处逆境的创造者,能够战胜千难万险、排除重重障碍、承受多次失败的压力,最终达到成功或获得创造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9、勤俭、艰苦的精神
有一类创造者—开拓型企业家,要在企业的经营创造活动中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成为第一流的企业,特别需要养成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创造性人格。
10、开拓的精神
这种开拓精神是许多科学家、发明家、改革家、企业家之所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重要原因。
11、敬业的精神
创造活动分为相对新颖的创造和绝对新颖的创造。对于创造者来说,当然要争取从事绝对 新颖的创造,但这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经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需要创造者的极大热情、执着追求。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来说,若想争当创造者,那么,在不具备条件从事绝对新颖的创造之时,也要争取从事相对新颖的创造,热爱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周围同行做不到的第一流的工作业绩。所以,不论对于现实的创造者,还是对于潜在的创造者,树立热爱事业、创一流业绩的创造性人格,都是十分必要的。
12、自信自强的精神
创造活动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将碰到千难万险,只有树立知难而进的创造性人格,创造者才可能在创造的崎岖小道上不断攀登;面对艰难险阻,只有树立自信自强的创造性人格,创造者才能在探索未知的曲折征途中产生用之不竭的动力。
13、人道主义精神
各领域的创造者,都应该树立扶贫助残、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但对于医疗卫生、扶助残疾人、扶贫工作领域的创造者来说,这一创造性人格是他们取得创造性成果,获得崇高社会声誉的关键性条件。
一切现实的创造者和志愿争当创造者的人们,都应该学习上述典范人物,加强创造性人格的修养,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和所从事的创造领域的特点,有选择地重点培养13种创造性人格基本素质中的几种基本素质;只要能这样做,必将有利于获得新的创造成果。
9. 古今经典创造性名人
分割线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写创造性人才的产生与特点的,感觉对写这篇作文应该很有参考价值。其中例举了N多个有关创造性人才的故事。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1、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2、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3、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4、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5、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6、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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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原文,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假设的。
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英雄人物们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从汉高祖斩白蛇到赵匡胤降生时的“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为承担某种济世救民的使命而来。但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超常的创造性,取得辉煌成就,英雄的神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即使到了近代,此类神异故事依旧在民间流传。
据传说,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里的铁树开了花,贺龙降生后,家乡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石龙坠落门前,仇人遭雷击致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与常人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别。一句简单的“时势造英雄”也难于解释他们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异之处呢?
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从中精选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比较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或外交等社会领域,曾以高度的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做出了历史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创造性。
谷传华主要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和个案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凡人”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与其他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一样,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数‘英雄’早期并无杰出的表现,而是与周围的同龄人一样,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与成绩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样遵守着族规家法和封建礼教,与同伴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并经受着各种新潮流、新思想的冲击。”
他发现,这种平凡性还表现在早期生活的愿望和学习的动机上,他们大多仅仅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而在一些贫困的家庭中,学习则是为维持生存,养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现的蛛丝马迹中,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点被挖掘出来,而自命不凡就是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他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传说或偶合也促成了这种领袖欲。”谷传华分析说。
“贺龙出生时的特殊气象无疑给父母、家人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人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惊奇、关爱、接近、褒扬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将自己的预测或期望传达给孩子。而在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或优异成绩常常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命不凡或优越感。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则发挥了榜样学习或观察学习的作用,增强了个体进行非凡行动的倾向。”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与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表现非常明显。“他们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热情乐观,主动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能主动地与人交往,表现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为倾向。对社会交往的敏感性促进了随后的‘社交性’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进、上进、友好、坦诚、泼辣、力行、勤奋、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等。”英雄人物青少年时期在特定人格维度上往往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也让他们在性格层面凸现出来。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进而非中庸、竞争而非谦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常常通过反抗、冒险、高成就动机表现出来。”
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比如,毛泽东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毛泽东类似的经历。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冒险性也是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性问题情境的探索性,换句话说,冒险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冒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改善自身的境况或社会环境,赢得极大的社会荣誉;也可能彻底失败,而带来消极的痛苦体验和社会评价。
谷传华发现,“他们的冒险性表现于各种社会情境中,不仅包括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自我发展机会而进行的‘学业冒险’,而且包括为了实现某种抱负或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冒险’。另外,还有为了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性冒险’”。
据毛泽东回忆,他的第一次冒险是因反对塾师的严厉管教而离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毛泽东此时所面临的危险在于可能受到父亲和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丧失学习机会,幸运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险就获得了成功:回家之后,“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相对于前三种冒险,政治冒险则是他们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险形式。毛泽东、周恩来、孙中山等人都有过带头剪发辫的革命行动。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较早的政治冒险。”
谷传华认为,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冒险使个体不仅要面临某种机会(求学、谋生、职业机会)丧失的危险,不能得到传统家庭和世俗社会的认同,而且更要面临地位、荣誉、前途乃至生命丧失的危险,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是个体在事业、前途上的冒险,是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选择,它为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础,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训练营”,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走过青葱岁月的懵懂,社会创造性群体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种子。而当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这时期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方向。
谷传华对这个群体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现在坚定有为性、尽责性、自我完善性、开拓求新性、外向独立性五个方面,其中坚定有为性居于首要地位。总体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险和理想主义是成年初期最为突出的人格特点。
在他看来,“成就欲不仅指一个人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力求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取得最优秀的成绩的动机,而且指个体在某个方面或领域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
而社会领域的创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工作或解决每一社会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最优的成绩,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会成就,对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或影响,即渴望“建功立业”。
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放弃可以为个人带来舒适生活的行医职业,而选择充满艰险的革命职业,证明“孙中山追求的是获得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问题,这种成就欲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性。”谷传华说。
他认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为某种强烈的“事业心”,它指引着个体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这种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
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如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点出了历史上英雄成年后的理想主义“情结”。
“详细分析这一群体成年后的言语和行为后,我发现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谷传华说。不仅如此,“在理想确立后的漫长时期,他们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指宣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香港兴中会的早期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
与孙中山一样,在确立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溶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
谷传华发现,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现于他们的英勇、果断、冒险行为上。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造性人格。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谷传华表示,虽然无法严格地确定所考察的这些英雄们到底是“造时势”还是“为时势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涌现的,而他们的诞生又为时代提供了引领者或先驱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既属于‘应时’之英雄,又属于‘先时’之英雄。”梁启超归纳了“先时”英雄的三种“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热诚、胆气,认为“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
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这三种品质,正是我们所考察的英雄们在成年初期表现的突出人格特征。作为近代社会的“越轨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改变着陈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人生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