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

『壹』 《今》的作者是字

《今》《晨钟》（李大钊 字守常）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什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什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①，刻刻流转②，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③，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一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④，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杖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实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⑤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⑥于“现在”，是断断不能接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⑦，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沈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晨钟》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人已汲新泉，尝新炊，而我犹卧榻横陈，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沉鼾于睡眠中华、黄梁酣梦之里也。
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黤黤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坟墓中之中华，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而拱手以让之老辈，俾携以俱去。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老辈之于社会，自其长于年龄、富于经验之点，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即令以此自重，而轻蔑吾青年，嘲骂吾青年，诽谤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无所于踌躇，无所于逊谢。须知吾青年之生，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今日中华之青年，犹是崇拜老辈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则其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举一国之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郁其灵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头阔步，以陟于社会枢要之地，据为首丘终老之所，而欲其国不为待亡之国，其族不为濒死之族，乌可得耶？吾尝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与老辈宣战，不能与老辈格斗。盖彼老辈之半体，已埋没于黄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许之精神气力，与青年交绥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乐引为良师益友，不敢侪之于一般老辈之列，而葬于荒冢之中矣。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此则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不能不需《晨钟》之奋发与努力者矣。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于当世，亦皆在破坏者、怀疑主义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萨兰德、海尔特尔、冷新、乃至改得西尔列尔之流，其于当代，因亦尝见诋为异端，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彼其破丹败奥，摧法征俄，风靡巴尔干半岛与海王国。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所谓“青年德意志”运动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为中心，而德国国民绝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麦、摩尔托克、维廉一世而起，于其国民之精神，与以痛烈之激刺。当是时，海聂、古秋阔、文巴古、门德、洛北诸子，实为其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居今穷其因果，虽欲不归功于青年德意志之运动，青年文艺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土尔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顷者，则青年土尔其党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间革命之烽烟，直迷漫于西马拉亚山之巅者，则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 “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贰』 李大钊 四大精神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率先在中国讲授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寻求真理的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钊所处的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他的恩师白毓昆因滦州起义而被杀。在中国革命的呼唤下，他慷慨悲思投笔写下了《隐忧篇》，指出新共和国“隐忧潜伏，危机万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后，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是新瓶子装旧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败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并深刻地揭露新专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人专制都督。”在揭露军阀愚民的同时，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并提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的救国之路。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高、惠工”。正是他“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护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

——反日倒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期中，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大钊直接感受到了辱国之耻和败国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出兵我国山东，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起反抗。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奔赴各地，组织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竖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日讨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强调侵占山东仅是日本妄想独霸中国的开始。“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之先声。”“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文章号召国人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战胜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国四万万国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担之。”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要救中国“亦惟中国人能之”这些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表达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反袁斗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涂烬，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丑类”。

——为创建“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钊留学回国，当时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识分子跃马挥戈，向封建主义进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甚至自杀。针对后者，他在担任《晨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中，撰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传科学民主，批判厌世的人生观。同时，着力创造和宣传其青春的宇宙观。青春，是革命，是战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奋斗目标。“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达于真理的精神。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国人在愚昧、迷信、谬误盛行、混浊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国情下，他号召：“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格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树立“真理之权威”的信念，“吾人生于今日知识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个过程，李大钊悟到了这个真理的辩证法，“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难就要追求，就要奋斗，就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坠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在黑暗、邪恶和专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着斗争和牺牲。“为其持城而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这就是说，他已明确认识到，坚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势力的“厌绝”，抛弃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势力的“优容”，即使如此，他也宁愿遭到“厌绝”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优容”。他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动政府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标志着他已找到了真理，并最终达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践行社会主义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李大钊不但探寻、宣传、坚持真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使敌人仇恨、胆寒，并置于死地而后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钊被捕，“闻李大钊受训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在死亡的威胁下，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大义，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样，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成为我国、我们党最早为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人、是学者。作为文人、学者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铁肩担道义中的“道义”，既是事物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钊找到真理，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以后，就承担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任务。在深刻认识十月革命性质和目的的基础，热情宣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从马克思阐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思想、政治变化都以社会革命在世界能取得胜利，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他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i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i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弘扬李大钊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李大钊逝世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80个春秋，社会主义阵营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的8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从高潮走向低谷。当代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从实际影响来看，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简单地概括“华盛顿共识”。约翰·威廉姆森作为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把“华盛顿共识”定义为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美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善的制度，特别强调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发产物，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本职是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保守主义，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精英政治”。美国的所谓自由制度，其实质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主要流行世界的一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反对一元化，主张人道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主张第三条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避开两种祸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面对国际思潮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相互吸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期来。”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新的历史考验。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文化，在苏东进行“和平演变”成功之后，以此为契机，极力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于此同时，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基础，邓小平以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胸怀和胆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复杂的中国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之中；作为一种主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指南，已经成为国家政党发展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评判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得失的标准。

纪念李大钊就义80周年，继承李大钊精神，就是要担起时代的道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思想家的“历史经济理论”和“死亡论”，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从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历史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百折不挠、英勇不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又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昭示并将继续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走与自己历史选择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除社会主义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

三、弘扬李大钊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为之追求、探索和献身的社会主义国度，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李大钊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巨大文化遗产，是蕴涵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宝库。

第一，它给予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心。李大钊从走出家乡求学，直到日本留学；从反袁斗争到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都能让我们寻找我们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正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才支撑他不怕一切，克服艰难险阻，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今天，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兴旺发达，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大钊所为之探索、追求、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实现，但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使我们重新面临着社会环境带来的发展困惑、生存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惑和信仰选择困惑。理想的追求，价值的选择，信念的确立与坚定，再次成为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成长和发展中深层次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任何社会，信念的力量永远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根本力量，精神的满足永远是一个人的终极满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李大钊精神诠释的恰恰是一种不朽的永恒精神和价值。

第二，它给予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李大钊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后，就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和李大钊一样，前赴后继为理想而奋斗，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先辈而抗争，我们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者不分伯仲，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奋斗，要付出代价的。“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印象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李大钊对死亡的回答。这回答，是宣言书，宣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和伟大的人格。前辈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前赴后继，展示的是为追求理想而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们已历史地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勇挑重担，不辱使命，为之奋斗。

第三，它给予我们为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断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在李大钊生活的中国，开放和封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李大钊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他的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并把信仰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认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是我们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信心、奋斗和创新，李大钊精神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灵魂支撑和力量之源，永恒，不朽。

『叁』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出自李大钊的那部著作，还是别的什么

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

原文文段：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

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3)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扩展阅读：

与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的谈话。毛泽东一开头就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

『肆』 《晨钟》是一本书的书名，还是报纸的名字（注：李大钊写过《晨钟》之使命）

有杂志社名字 其他比如 还有什么 文学社 也叫晨钟
《晨钟》杂志社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统一监督、院团委直接领导下的编辑出版《晨钟》杂志的学生自治组织，由其常务责任编辑编辑出版的《晨钟》杂志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刊，是一本以发展学生个性、拓展学生素质、宏扬校园文化为宗旨的校园窗口性刊物，《晨钟》杂志社因之成为学院十三大宣传媒体中重要的一环。与《长沙民院报》、《青春心语》、《学子生活报》并称为民院四大校园媒体。全部策划组稿工作均由学生独立完成，面向全院师生发放。杂志在长沙地区乃至湖南高校之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晨钟文学社是南京晓庄学院最大的文学团体。她成立于1984年，是目前晓庄学院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社团。现下设创作，编辑，影视，公关，网络五个部门，社员分布于全院个大系科。同时，“晨钟”在南京各大高校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伍』 李大钊的作品《今》《晨钟》在那里可以找到

《今》（李大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什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什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①，刻刻流转②，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③，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一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④，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杖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实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⑤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⑥于“现在”，是断断不能接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⑦，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沈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晨钟》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人已汲新泉，尝新炊，而我犹卧榻横陈，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沉鼾于睡眠中华、黄梁酣梦之里也。
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黤黤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坟墓中之中华，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而拱手以让之老辈，俾携以俱去。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老辈之于社会，自其长于年龄、富于经验之点，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即令以此自重，而轻蔑吾青年，嘲骂吾青年，诽谤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无所于踌躇，无所于逊谢。须知吾青年之生，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今日中华之青年，犹是崇拜老辈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则其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举一国之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郁其灵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头阔步，以陟于社会枢要之地，据为首丘终老之所，而欲其国不为待亡之国，其族不为濒死之族，乌可得耶？吾尝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与老辈宣战，不能与老辈格斗。盖彼老辈之半体，已埋没于黄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许之精神气力，与青年交绥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乐引为良师益友，不敢侪之于一般老辈之列，而葬于荒冢之中矣。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此则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不能不需《晨钟》之奋发与努力者矣。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于当世，亦皆在破坏者、怀疑主义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萨兰德、海尔特尔、冷新、乃至改得西尔列尔之流，其于当代，因亦尝见诋为异端，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彼其破丹败奥，摧法征俄，风靡巴尔干半岛与海王国。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所谓“青年德意志”运动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为中心，而德国国民绝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麦、摩尔托克、维廉一世而起，于其国民之精神，与以痛烈之激刺。当是时，海聂、古秋阔、文巴古、门德、洛北诸子，实为其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居今穷其因果，虽欲不归功于青年德意志之运动，青年文艺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土尔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顷者，则青年土尔其党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间革命之烽烟，直迷漫于西马拉亚山之巅者，则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 “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1916年8月15日 《晨钟报》创刊号

『陆』 “青春之字典……征服历史。”出自李大钊哪篇文章

《晨钟》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人已汲新泉，尝新炊，而我犹卧榻横陈，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沉鼾于睡眠中华、黄梁酣梦之里也。
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黤黤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坟墓中之中华，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而拱手以让之老辈，俾携以俱去。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老辈之于社会，自其长于年龄、富于经验之点，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即令以此自重，而轻蔑吾青年，嘲骂吾青年，诽谤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无所于踌躇，无所于逊谢。须知吾青年之生，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今日中华之青年，犹是崇拜老辈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则其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举一国之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郁其灵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头阔步，以陟于社会枢要之地，据为首丘终老之所，而欲其国不为待亡之国，其族不为濒死之族，乌可得耶？吾尝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与老辈宣战，不能与老辈格斗。盖彼老辈之半体，已埋没于黄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许之精神气力，与青年交绥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乐引为良师益友，不敢侪之于一般老辈之列，而葬于荒冢之中矣。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此则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不能不需《晨钟》之奋发与努力者矣。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于当世，亦皆在破坏者、怀疑主义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萨兰德、海尔特尔、冷新、乃至改得西尔列尔之流，其于当代，因亦尝见诋为异端，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彼其破丹败奥，摧法征俄，风靡巴尔干半岛与海王国。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所谓“青年德意志”运动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为中心，而德国国民绝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麦、摩尔托克、维廉一世而起，于其国民之精神，与以痛烈之激刺。当是时，海聂、古秋阔、文巴古、门德、洛北诸子，实为其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居今穷其因果，虽欲不归功于青年德意志之运动，青年文艺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土尔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顷者，则青年土尔其党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间革命之烽烟，直迷漫于西马拉亚山之巅者，则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 “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1916年8月15日 《晨钟报》创刊号

『柒』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出自哪本书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
选段：《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捌』 辛亥革命后置五四运动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追求“思想文化上的西化”

这场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运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与现实的批判运动，是对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由于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弱点和危机，引进西方新思想，对古代遗产加以整理、提炼，打开新出路，创造新境界。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产生的巨大震动作用，突出表现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所以，这两个党的政治领袖一般都相当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但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已有人对它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后来新儒家一派学者成为这种态度的代表。也有个别原属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后来转而产生忏悔心理，如钱玄同自认当时所发议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的材料。胡适就不赞成这种态度。他坦然地提出，对已经做过的一切，都无须忏悔，为功为罪，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去承担。
现在，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这个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却随时间的流逝，反而显得更清晰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所开启的新方向，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精英们继续思考着的问题。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饱尝斗争与挫折的艰辛、兴奋与痛苦，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尽量理智地对这个运动做出进一步的总结。
陈独秀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他不曾加入同盟会，不曾加入国民党，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因此，他能对辛亥革命及其结果持有严峻的批评态度。他痛感到“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而“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他断言，要确立这种共和制度的“国民政治”，“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但是，中国专制之毒染之太深，去之不易，他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他创办《青年》杂志，宣示“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六条标准，做青年们奋斗之鹄的。他要教育和塑造青年一代，使他们脱离中国旧传统的习染，成为具有独立自由的新观念的国民，从而改造国家，抵于真正民主共和之域。这就是陈独秀给自己提出的历史课题。正因此，他不亟亟于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不津津于同统治当局较高低。
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位领袖人物胡适，对自己面临的历史课题的理解与陈独秀极其近似。甚至可以说，他比陈独秀具有更为冷静、更为清楚的理解，因此也表现得更为专一。还在留学时期，他就立意为祖国“造新因”。所谓“造新因”，就是造就新人。1916年1月，他在给国内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又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他怀此素志，于1917年夏回国，当时正好赶上张勋复辟的闹剧，更加坚定了他从根本下手，为国造因的想法。他后来回顾说，回国后所看到的一般状况，使他深知“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至于新文化运动中善战的骁将鲁迅，当时虽名声略逊于陈、胡，但其对一般青年的影响，却甚深甚广。他对历史课题的认同是人所熟知的。在《〈呐喊〉自序》中，他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一次看日俄战争画片，见中国人被杀头示众的场面，受到极大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新文化运动中驰驱前阵的，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对历史课题也有明白的认同。他深慨于国家“一切颓丧枯亡之象”，也如陈独秀一样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显然也以塑造一代青年为己任。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打破”。
在海外执教的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主要指陈独秀、胡适、鲁迅）以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而本身却受传统思想模式的支配。他指出，传统思想模式是所谓唯智论的一元论，强调思想文化的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的优先性地位。据他说，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而且有绝大之影响力，以至激烈反传统的陈、胡、鲁迅诸人，终逃不脱它的支配。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一）陈、胡、鲁迅诸人的历史抉择，究竟是由现实历史条件与其个人的背景决定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模式决定的?（二）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是中国知识领袖们所独有的传统?
凡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都明白，那个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最急迫的问题是救国，从列强瓜分的危机中，从卖国残民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国。为了救国的需要，他们热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选择各种救国的方案。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不能不做些宣传工作。因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君主立宪的观念，都有所传播。甚至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也曾多少从思想，道德、文艺等方面做过一些输入学理、传播新知的工作。诸如严复的翻译、梁启超的办报，都相当努力地宣传过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公德等思想观念。但当时能够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为数甚微。惟其极少，所以宣传家们反倒不以这些人为特定对象，而是诉诸所有的“国人”和“国民”。这种没有特定对象的宣传，不免空泛和抽象。况且，当时的宣传家本人对他们所宣传的东西也甚少理解，往往是现发现卖，应付急需，远不能深入人心。所以认真说起来，清末的宣传家们的活动，只是为救国的直接政治行动增加一些号召力，绝未成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最大动力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清末民初的那一代志士，大体上都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足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奋斗，主要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紧迫的民族危机和夺取政权的紧张斗争，不容许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思想、新理论，更无暇对中国旧的文化遗产做总结整理的工夫。他们自身还带有太多旧时代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可能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做深刻的反思，也就没有可能锻造出切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并将它们播种到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只成就了“政权革命”，于整个社会甚少触动。革命党中较具新思想的人物，如蔡元培、宋教仁等，于民国成立后，立刻关注到社会改良的问题，但他们本身为纷繁的政治斗争所困扰，不可能认真从事这项运动。而眼前的事实是，昔日的革命党人，有些成了残民以逞、互相争夺的军阀；有些成了卖身求荣的政客；更有的转而去拥护新皇帝。稍具清明之志的开明分子，多被排出政治舞台，流亡海外，甚至遭到杀害。人们对政治普遍感到失望，感到民国的社会仍如清末一样的黑暗腐败。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变化。官方考选人才仍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套封建的纲常名教仍是束缚人心之具。社会上一面有嫖妓纳妾之风，一面却又提倡贞节牌坊。至于扶乩设坛，各色各样的迷信活动和陈腐不堪，不合人道的婚丧礼俗就更不在话下了。尤使人刺目的是，民国的总统直接出面搞尊孔祭天活动，所做所为竟与旧日皇帝仿佛。过去做过革新领袖的康有为，竟栖栖遑遑地奔走活动，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西方各国改专制为民治，同时即实行政教分离。中国本无国教之说，一向政、教两途。如今改专制为民国，却要使政教结合，寓政于教，岂不是大倒退?康“圣人”甚至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亦极表不满，竟然指责：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
总之，政治腐败，思想混沌，尊古复辟，恶俗依旧，整个社会状况令人迷惘、窒闷，而当时国际危机又逼人而来。国家前途何在?个人出路何在?一切不满于现状的人都亟亟渴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民初最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里颇道出那时期有良知者的心情。他写道：“今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发现其劣点，而不能现其优点”。“世事都无可谈”，“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他感到世势在驱使人堕落，因而想出国游历，“期以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就这样，共和国家只成一个空架子，人们作为人的价值或仍沉埋着，或得而复失。因此，中国若不甘于灭亡，就迫切地需要重振民族精神；中国人若不甘堕落，就迫切地需要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性。 正如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就是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从而做出自己的抉择的。他们的选择，一方面是应时势之需，一方面也是尽己所长。陈、胡、鲁迅等人都是富于思想家和学者气质的人。他们都没有政党活动的背景，在政治上原无势力和影响可言。他们想避开政治，从思想文化途径上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从思想文化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条件。这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又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别人也都应该放弃政治上的努力，那自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们自己后来也都不免做一些政治上的奋斗。从这一方面来批评他们是有相当理由的。超出这一点，责备他们根本就不该有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那就完全离开了历史实际和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它推翻了清朝皇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传播了民主、自由的观念。和任何重大的历史运动一样，总有大批的人是乘运动之势，寻求个人的出路。而同时另有一些人，则真诚地为这个运动的理想奋斗。正是后一种人，不因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仍然肩着民族的命运，寻求新的进路：批判旧传统，传播新观念；教育新一代国民，以冀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但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现实，就不会有这样一些人这样去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一旦新的思想观念得到传播，相当多的人受到激励而引发社会运动，它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后果。谁都看得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都与新文化运动有重大的关系。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孙中山就指出：“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又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正是受激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才指示国民党人办起《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以求更新党员思想，以为新的运动做准备。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英气勃勃的新青年，他们冲决封建罗网，摆脱家庭亲长的束缚，到最新的学堂受教育，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热情奔放地投身到各种他们认为可以改造国家的运动中去。他们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了政治上吸收新青年的大本营。因此才有“一大”的召开，才有新三民主义，才有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试设想，若是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青年人仍只知道忠、孝、仁爱等一套旧教条，知识分子于“子曰诗云”之外不知有新知识，新观念，于“之乎者也”之外，不知有人民大众的活语言，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跑到工农民众之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怎么会有国民革命运动?
不能不说，历史给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机会太短暂了。新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在广大普通民众中生根，新教育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一代新人还没有完全长成，急风暴雨就把仅有的一批新青年席卷以去。而他们本身无论是对新思想的理解，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还都只是半瓶醋，有的还只是稍涉皮毛。他们还不足以真正构成可以肩起民族命运的力量。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发展道路，还要经历许多艰难和曲折。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 70年来，一直有激烈的争论。新文化运动还在凯歌行进的时候，胡适就提出一种解释，他说新文化运动（他当时叫做“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又引用尼采的话解释，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个解释基本可以概括新文化运动诸领袖及其拥护者们的主张。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不承认这种解释。他们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对新文化诸义多所曲解。例如“学衡派”健将吴宓即认为“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他甚至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以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大体都沿袭此种偏见，把新文化运动只看作是一次“西化”运动，而且是很肤浅很要不得的西化运动。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今天，海外一些新儒家学者仍作如是观。例如钱穆先生即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一意西化”。
现在又提出一种新指责，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他们甚至把新文化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疯狂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
我认为，无论是“一意西化”，还是“全盘性反传统”，都不足以表示新文化运动的实质，都只是极表浅的一偏之见。
诚然，新文化运动就其反对国粹主义思潮说，确有提倡“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归结为西化运动。同样，就其批判尊儒崇古的思潮而言，确也表现了相当的反传统的精神，但不能把它归结为反传统的运动，尤不能概之为“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
指责新文化运动为“西化”运动，或所谓“全盘性反传统”运动，皆属反对派一种宣传的手法，并没有严密的学理上的论证。
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领袖分子，都既非全盘西化论者，也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我们即以林毓生教授提出的三个代表人物为例：
陈独秀要算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最激烈的一个了。林氏批评他全盘性反传统的主要论据是说他全面地反孔教。把反孔教即视为全盘性反传统，已属不合逻辑。此点姑且不说，让我们弄清楚陈独秀到底是如何反孔教的。林氏曾多次征引陈独秀《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一文，但却偏偏不肯正视这篇重要文章最后部分一段极重要的议论。陈氏说：“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 这段文字有两点必须注意：一、陈独秀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性反孔教，承认孔教亦有“可取之点”。二、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地批评孔教，是因为有人力图继续封建王朝时期的圣贤事业，以孔教统一中国人心。陈氏认为，孔教在封建王朝时代，可为统一人心之具，入20世纪，时势大变，孔教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也不足以继续统一人心。陈独秀这个反孔的理由也是其他先进分子共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现实的需要，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
有些学者研究问题，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他们把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当成是抽象的东西，不肯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谈到陈独秀反孔教问题，就必须记起康有为反对共和，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袁世凯尊孔祭天为复辟帝制开道等等这些历史事实。这是促使陈独秀反孔教的现实理由。当时为孔教辩护的人，则力言两千年来孔教为统一中国人心之具，如去孔教，中国人心即不可收拾。陈独秀反驳他们，指出，封建帝王为统治人民的需要，罢除百家，独尊孔教，以此束缚人心。其结果阻塞了百家竞进之路，阻碍了中国人思想的开拓与进取。因此，孔教对中国的愚昧落后实负有责任。这是陈独秀反孔的历史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这些基本的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站在陈独秀对立面的那些人的主张，忘记了陈独秀的言论都是有所激而发，有所指而言的，把他的片断言论只当作孤立的抽象的东西，只作为纸上完成推论的材料，是不能得出近乎真确的结论的。
再如鲁迅，他用文艺作批评旧传统的武器，往往充溢着愤激之情。如不假分析，鲁迅确有“全盘性反传统”之嫌。但我们细看他那些文章，每一篇都是有所指而言，有所激而发。他针对那些利用传统害人，自己玩赏着传统堕落下去的人，满腔义愤。但每一篇也都流露出对被损害的“下等人”的同情。他为我们塑造了润土、祥林嫂等那样一些纯朴、善良的普通中国人的形象。他对中国民族充分自信。因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做“中国的脊梁”。可见，鲁迅在批判那足可害人，并使害人者堕落的旧传统的同时，他渴望发扬光大那被埋没在普通人心灵中的真正优美的中国传统。诚如他自己所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治中国小说史，关心民俗艺术，都包蕴着如此深心。岂能简单的以反传统来概括鲁迅。
胡适的例子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全盘性反传统”的指责根本不合事实。
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大致划分为思想、学术与文艺三条阵线，那么，陈独秀、胡适、鲁迅实可看作分任这三条阵线的前敌总司令。而学术这条阵线实在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核心。正因此，反对、否定和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人，越到后来越把进攻的子弹更多地射向胡适。说他是“全盘西化”的罪魁，说他是提倡“全盘性反传统”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祸首。所以，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本来面目，弄清其实质，有必要多花一些笔墨来讨论胡适的思想主张和他的活动。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胡适一生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他留学美国初期，还多次作讲演、发表论文，宣扬中国文化传统。以后思想虽有变化发展，但终未曾有完全吐弃中国传统之想。对中国旧礼俗，也只有改良之意，决无废绝之心。而对中国古代学术则更是饶有兴味。人们读他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可能找到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痕迹。恰恰相反，在胡适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冷静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这个主张，胡适一生都不曾放弃。人们不应摘取他同国粹主义者、尊古主义者、民族自大主义者辩论时讲的某些稍带激愤的片言只语（实际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比较冷静、最少激情的人），就武断声称，他是“全盘性反传统”。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同样是主张中西两大哲学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从中“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就是将西方校勘学与中国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 足见， 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是胡适抱定的目标。
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那篇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同样体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精神。他有时对旧传统做严厉的批判，那只是为了反对一些人食古不化，把中国传统中某些并非顶高明、顶美善的东西拼命吹嘘，加以膨胀，从而闭塞聪明，自我牢笼。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把一向被排斥的诸子哲学加以新解释，使之发出光彩。即对孔子及儒家哲学也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搞小说考证，使一向被正统主义者视为邪僻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给予一些改革家以很高的地位。他这样做，无非是向人们指出，在中国传统中，除了一再被人歌颂的那些徒具虚文，已无实用，或只是迷信的对象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大量久被埋没，因而不被人注意，但至今还保留其光泽的东西。他无非是要打破人们对某些旧传统的迷信，更全面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
胡适一生在文化事业上，除了其他重要贡献之外，他还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一是编译西书。前者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后者旨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典籍。两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只可惜，时代条件太严酷了，他没有充分的机会把两项工作富有成效地坚持下去。
胡适被蒙上“全盘西化”的罪名，至今仍有些人习焉不察，继续如此批判。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绝未说过“全盘西化”一语，更未尝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只是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里，使用过“全盘西化”的字样，但其真实意义，远不象人们所批判的那样 。因此，说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或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都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几位最重要的领袖，都不是简单的西化论者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追求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先驱分子。这对于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察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将使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实质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广，而成绩亦最卓著者。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谁也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谁也没有根据说这是全盘性反传统。白话文学是固已有之的，并非胡适所创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于文坛之外，为正统文学大家所鄙弃。文学革命运动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使千百个文学家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应新的时代。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诚然受到西方近世文化运动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启示，但能说他把西方的语言文学搬到中国来了吗?能说他废弃了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了吗?鲁迅用白话创作的新小说，诚然也是受了外国文学大家的影响，但能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吗?能说鲁迅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毫无关系吗?只要不怀偏见，谁都看得出，白话的新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长处，在反映中国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白话新诗，一直受人垢病，至今仍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过去曾有人误解“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曾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强调新诗“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们就会明白，最早的一批新诗人是如何逐渐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格调中挣脱出来的。就是说，白话新诗不但受到西洋诗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民族的根源，它有一个从古代诗歌脱胎的过程。胡适的《尝试集》最可表现这一点。因此，中国白话新诗实在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斗争的焦点是有关伦理观念的问题。陈、胡、鲁迅等人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斗争的中心是个人价值问题。旧派人士认为，固有的纲常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忠、孝为人伦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从。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尽管历代学者偶有委婉的解释，但大纲已定，优势已在“上”、“父”、“夫”一方，为臣，为子，为妻者断无自由可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是窒息人性，压抑创造力，阻遏民族生机的大问题，乃奋起疾呼：要独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个人的发展。概括言之，提倡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受旧礼教束缚数千年，绝少有人真能懂得个人主义之为何物，一讲个人主义，必以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实，喜欢高谈礼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为惟有把别人的利益、情欲之路堵塞，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旧礼教大多只是虚文，越到后来，越具有欺骗性。真正的个人主义，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从旧礼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个人主义，究其实，不过是认取个人价值，力求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诚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具有人类发展终极的性质。但我们可以说，与封建纲常名教和各种宗教箴规相比，个人主义毕竟是更为健全的观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于发展人类的各种美、善本质，发挥其创造智慧的观念。
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原则起了非常健全的作用。如今又有些人在做统一思想的迷梦，幻想复兴儒家一尊的地位。他们的尊古崇儒的热情如果发自衷心，我们可以给予相当的尊重，正如我们尊重任何宗教徒的虔诚信仰一样。但如果他们要求别人也须象他们那样尊古崇儒，否则即斥为“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那就犹当别论了。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将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现百家争鸣、诸流并进的局面。

『玖』 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中的名言…

“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盖青年者，国家之魂”。“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拾』 日本在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率先在中国讲授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寻求真理的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钊所处的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他的恩师白毓昆因滦州起义而被杀。在中国革命的呼唤下，他慷慨悲思投笔写下了《隐忧篇》，指出新共和国“隐忧潜伏，危机万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后，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是新瓶子装旧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败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并深刻地揭露新专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人专制都督。”在揭露军阀愚民的同时，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并提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的救国之路。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高、惠工”。正是他“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护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

——反日倒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期中，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大钊直接感受到了辱国之耻和败国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出兵我国山东，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起反抗。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奔赴各地，组织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竖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日讨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强调侵占山东仅是日本妄想独霸中国的开始。“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之先声。”“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文章号召国人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战胜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国四万万国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担之。”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要救中国“亦惟中国人能之”这些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表达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反袁斗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涂烬，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丑类”。

——为创建“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钊留学回国，当时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识分子跃马挥戈，向封建主义进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甚至自杀。针对后者，他在担任《晨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中，撰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传科学民主，批判厌世的人生观。同时，着力创造和宣传其青春的宇宙观。青春，是革命，是战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奋斗目标。“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达于真理的精神。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国人在愚昧、迷信、谬误盛行、混浊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国情下，他号召：“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格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树立“真理之权威”的信念，“吾人生于今日知识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个过程，李大钊悟到了这个真理的辩证法，“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难就要追求，就要奋斗，就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坠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在黑暗、邪恶和专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着斗争和牺牲。“为其持城而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这就是说，他已明确认识到，坚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势力的“厌绝”，抛弃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势力的“优容”，即使如此，他也宁愿遭到“厌绝”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优容”。他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动政府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标志着他已找到了真理，并最终达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践行社会主义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李大钊不但探寻、宣传、坚持真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使敌人仇恨、胆寒，并置于死地而后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钊被捕，“闻李大钊受训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在死亡的威胁下，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大义，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样，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成为我国、我们党最早为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人、是学者。作为文人、学者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铁肩担道义中的“道义”，既是事物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钊找到真理，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以后，就承担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任务。在深刻认识十月革命性质和目的的基础，热情宣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从马克思阐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思想、政治变化都以社会革命在世界能取得胜利，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他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i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i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