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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内生增长理论

  编辑讨论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

• 中文名

• 内生增长理论

• 外文名

•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 产生于

• 20世纪80年代中期

• 属于

•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

目录

• 1理论简介

• 2概述

• 3基本思想

• 4现代发展

理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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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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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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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⑵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1]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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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它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还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B. 什么是内生增长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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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在短期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在长期内则由增长主导,因此,长期增长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很多人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和发展阶段提供了一个简要综述.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起源
内生增长理论起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哈罗德和多马相继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增长模型,但他们的增长条件非常苛刻以至于被称为“刀刃条件”,它要求储蓄—产出比与产出—资本比的乘积等于技术进步速度与劳动力增长速度之和.由于模型中没有任何机制约束这个条件的实现,因此,增长得不到保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采用了没有替代弹性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Solow(1956)开创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使用了具有要素替代的生产函数,并假定它对资本K和有效劳动AL规模报酬不变.资本—产出比在这里被内生化,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资本—产出比最终稳定于一个常数.因此,索罗模型得到了稳态增长路径：不论初始状态如何,模型的变量收敛于不变的增长速度.在这里,稳态增长速度由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决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均产出最终会停止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走出了悲观主义的马尔萨斯阴影,使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抱有希望,因而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
有影响的外生增长模型还包括Cass(1965)和Koopmans(1965)对Ramsey(1928)动态最优化模型的扩展,即最优增长理论,和Diamond(1965)世代交替模型.这两个模型与索罗模型的区别是资本存量由最大化效用的家庭和最大化利润的竞争性企业的相互作用来决定,储蓄率不再像索罗模型里假定为外生不变,因而这里经济总量的变化取决于微观个体的决策.但经济长期增长速度仍然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速度.
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不重要,他们只是通过这种简化来得出重要的结论.对技术进步的探讨正是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二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重新激起人们对增长理论的强烈兴趣.在这之前的理性预期革命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几乎都放在了经济周期理论上(Xavier Sala-i-Martin,2002).
Paul Romer(1986)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3个条件的存在使竞争均衡得以实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对知识的投资具有外部性,新知识的生产具有递减回报.第一个条件,作为无形资本的知识边际报酬递增,是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区别,新古典模型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第二个条件,用消费品生产新知识呈现报酬递减,它避免了消费者的消费和效用增长过快,保证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率的存在.第三个条件,知识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均衡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企业投资获得的新知识不仅对本企业有用,还会增加公共知识,对别的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企业决策时只考虑了新知识的私人回报,不会考虑外部性,因而竞争均衡的企业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投资.在这里,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帕累托福利改善.
Paul Romer(1986)与Arrow(1962)有直接联系,Arrow的“干中学”尝试模型化递增回报,他假定具有公共性的知识是投资和生产的副产品,因而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是全行业总投资的增函数.为了保证目标函数有限,Arrow假定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但固定劳动力供给时,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这一假定使产出增长率不会超过人口增长率,如果人口停止增长,产出也将停止增长,这个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Paul Romer(1986)正是放弃了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的假定,而是假定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品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品,得出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速度.Paul Romer(1986)也被称为AK模型,因其生产函数可变换为Y=AK的形式,A是一个常数.
另外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Robert Lucas(1988),Lucas提出了一个最优化增长模型,与Uzawa(1965)一样明确引入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它与Uzawa(1965)不同之处在于,Robert Lucas(1988)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这类似于Arrow(1962)物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Paul Romer(1986)知识积累的外部性.由于有两种资本,Robert Lucas(1988)的均衡状态收敛于一条曲线,曲线上每一点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品都相同,但是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①.因此,每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速度相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的模型都是依赖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来使增长内生化,从而绕开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技术进步是由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或个人决策间接决定的,因而它是内生的.但是,这里长期增长只是企业或个人行为的无意识副产品.因此,这种理论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很快就被直接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的模型取代了.
三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企业投入大量成本进行R&D活动,新知识一旦被发现和创造出来,复制和拷贝新知识的边际成本极低.如果用完全竞争的定价法则来出售新知识,企业必将导致损失.因此,正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完全竞争假定,把不完全竞争引入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经济主体有意识追求的目标.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进展,Paul Romer(1987)、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代表了这个方向.
Paul Romer(1987)采用了不完全竞争模型,Dixit-Stiglitz形式的生产函数使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呈递增关系,从而把专业化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与Paul Romer(1986)不同的是,由于这里引入了不完全竞争,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具有市场势力,能够获取垄断租金,为技术开发提供补偿.
Paul Romer(1990)详细阐述了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认为技术知识并不完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是非竞争性的,但具有部分排他性.因而完全竞争市场被放弃,转而使用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竞争模型.技术知识由获取经济利益的部门专门生产,它的扩展表现为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增加.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一是以新的中间产品进入生产函数(排他性),二是增加知识总存量,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非排他性).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6)一样,认为即使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不存在人口增长,只要知识能够持续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就能够实现.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7)不同的是,这里把垄断与技术扩散(知识的部分排他性)结合起来,而Paul Romer(1987)则没有考虑技术扩散.
上面基于中间产品多样化方法面临的一个重要局限是,随着新产品的增加,原有的产品会被替代或淘汰,即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垄断租金收入流最终会被后来的新产品截断,因此会导致对新产品研究投入不足,经济持续增长就不能维持.把“创造性毁灭”引入进来,就是质量阶梯模型,也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熊彼特认为创新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价值,并且创新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是受到对新产品暂时性垄断的吸引,但对手迟早会赶上来,使这种产品遭到淘汰.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都属于质量阶梯模型.
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里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中间投入品的质量,新的中间产品比原有产品质量高.企业对自己创造的中间产品拥有专有权,能获取垄断租金直到被更新的产品所取代.这里,新产品的创造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是对未来的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负效应是创新者使现有产品过时,攫取了现有垄断者的租金,这种社会损失并没有被创新者承担,因而是负的外部性.他们在质量创新活动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因而稳态增长也具有随机性,且能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但平均增长速度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最优增长速度,这取决于正负效应中哪一个占主导位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分析了类似的模型.
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中都明确设立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R&D内生化了技术进步,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代R & D模型②.其中,Paul Romer(1990)属于水平创新模型(种类增多模型),后两个属于垂直创新模型(质量提高模型).
四“Jones批判”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推进
第一代R&D模型与AK模型一样隐含着很强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即长期均衡增长率与经济规模成比例.例如,随着人口增长,进行R&D活动的人数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模型的结论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会提高.正是这一点受到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二战”后,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实际R&D人数成倍增加,但人均收入增长率基本上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这一事实明显与上述规模效应矛盾.为了调和这个矛盾,出现了两种对第一代R&D模型的改进类型,一种是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和Segerstrom(1998)等的“半内生”模型,另一种是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仍然保留了的完全内生性质的模型③.
为了去掉规模效应④,同时保留内生技术进步,Charles Jones(1995b)把Paul Romer(1990)中R&D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参数φ=1修改为φ＜1.这一看似简单的修改达到了去除规模效应的目的,却得出了令人惊异的性质：技术进步虽然仍然由R&D内生决定,但均衡增长速度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amuel Kortum(1997)建立了一个Pareto分布的搜寻理论模型,随着技术前沿的扩展,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递增的R&D投入没有导致均衡增长速度的增加,但均衡增长速度同样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egerstrom(1998)也假定每个部门中最容易的创新最先被发现,越到后面创新就越难.人口增加带来市场规模扩大的效应被抵消.这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一是Samuel Kortum(1997)中研究人员是全才,不管在哪个部门,其研究能力相同,Segerstrom(1998)的研究人员是专才,只能在特定的部门进行研究；二是Samuel Kortum(1997)中R&D只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没有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相反,Segerstrom(1998)中R&D有很强的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但没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上述模型都可称为“半内生”模型——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但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与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很相似,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针对规模效应提出了另外的改进,并且能使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得以保留.Alwyn Young(1998)是一个修改的质量阶梯模型,不仅有产品质量的改进,还内生化了产品种类的变化.市场规模扩大,使产品种类增加,每个中间产品垄断租金并没有提高,从而达到消除规模效应的目的.Peretto(1998)建立了一个人口增长与技术变化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R&D部门,相反,每个企业都在进行R&D活动,每个企业都生产和出售独特的产品.随着人口增长,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了利润的增加,而利润增加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新的企业也将研究和生产全新的产品.因此,人口增长只会使消费者福利增加,而没有使长期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这样就消除了规模效应.Aghion and Howitt(1998)在Aghion and Howitt(1992)基础上引入了资本积累.资本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也可以用来生产中间产品,R&D的投入不仅包括劳动,还可以包括资本.更多的创新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刺激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的利润促进创新.因此,资本积累和创新都影响长期增长,这与传统认为的资本积累只有水平效应明显不同.该模型也回答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R&D部门需要增加投入以维持稳定的创新.另外,人口的增加使研究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开展,因此,对R&D的递增投入可以与不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与Young(1998)一样,也是一个包含产品质量提高和产品多样化的模型,由于引入新产品的成本不会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下降,规模效应被消除了.与Young(1998)不同之处在于：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中的企业是无限期界的,内生化的是创新的预期频率；Young(1998)中的企业只有两期,因而内生化的是质量创新的幅度.与Peretto(1998)一样,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口增长,但与Peretto(1998)的产业结构不同.
上述半内生模型(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和内生模型(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都去除了规模效应,但政策含义显著不同.这两类模型哪一种更具有一般性呢?Li Chol-Won(2000)认为,一旦考虑到模型中质量改进与产品多样化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技术扩散,半内生模型比内生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因为,内生模型需要两个“刀刃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如果R&D的维度扩展到N个,那么将需要同时满足N个“刀刃条件”来实现内生增长,现在并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机制使这些条件自动得到满足,因而Li Chol-Won更倾向于半内生模型.
五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方向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把知识分为3种不同的形式：技术部门的前沿知识(frontier knowledge)、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取的内化于个人的知识(knowledge embodied in human),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公共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对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因而它们是持续增长的双翼,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维持长期增长.Stephen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不同的是,前者假定对R&D的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ption).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用技术与劳动者技能(skill)的匹配质量来解释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
由于大部分技术变化都不是中性的,不是有利于劳动力(Labor-Augmenting)就是有利于资本(Capital-Augmenting),因此,研究技术变化方向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个进展方向.Daron Acemoglu(2002)在Paul 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产品多样化框架里,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市场容量效应(Market Size Effect)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技术进步方向.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则取决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大小.Daron Acemoglu(2002)的模型能够解释很多现象,如为什么技术变化一般来说是劳动增进型的而不是资本增进型的.Daron Acemoglu(2003)在特定形式的技术可能性前沿(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条件下,推导出均衡状态技术进步是纯粹劳动增进型的,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动态转型过程中.Charles Jones(2005)从另一个角度为劳动增进型技术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他的理论模型表明,如果微观企业的创意(Idea)是Pareto分布形式,那么不仅总量生产函数将是Cobb-Douglas形式,长期中的技术变化方向也必将是劳动增进型.Acemoglu(2007)进一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国外还有学者研究企业组织与技术变化性质的关系(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2006).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大量实证文献的涌现,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因素考虑进增长模型中,如制度、宗教、政策、技术扩散、经济周期、教育、收入不平等、外贸、FDI、国外援助等,它不仅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时间序列的增长历史,也用来尝试解释国家之间的截面差异,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更加紧密,增长模型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六结论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放弃外生技术的假定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突破,也因此拉开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序幕；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转变,是人们认识到仅仅用外部性来处理知识积累的回报是不够的,知识积累必须获得直接和明确的回报,这是通过在模型中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来解决的；Jones敏锐地发现了这类R&D模型中隐含的规模效应与现实相矛盾,对“Jones批判”的回答导致了“内生”和“半内生”的去除规模效应的理论模型.这两类模型的共同点是技术进步是由R&D活动内生决定的；不同点是“半内生”模型的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内生”模型中保留了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这两类模型中哪一类更符合现实,还需要未来作进一步的检验.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向前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这些都会对内生增长理论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C. 什么是内生增长起源

经济活动在短期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在长期内则由增长主导，因此，长期增长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很多人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和发展阶段提供了一个简要综述。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起源

内生增长理论起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哈罗德和多马相继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增长模型，但他们的增长条件非常苛刻以至于被称为“刀刃条件”，它要求储蓄—产出比与产出—资本比的乘积等于技术进步速度与劳动力增长速度之和。由于模型中没有任何机制约束这个条件的实现，因此，增长得不到保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采用了没有替代弹性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Solow(1956)开创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使用了具有要素替代的生产函数，并假定它对资本K和有效劳动AL规模报酬不变。资本—产出比在这里被内生化，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资本—产出比最终稳定于一个常数。因此，索罗模型得到了稳态增长路径：不论初始状态如何，模型的变量收敛于不变的增长速度。在这里，稳态增长速度由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决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均产出最终会停止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走出了悲观主义的马尔萨斯阴影，使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抱有希望，因而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

有影响的外生增长模型还包括Cass(1965)和Koopmans(1965)对Ramsey(1928)动态最优化模型的扩展，即最优增长理论，和Diamond(1965)世代交替模型。这两个模型与索罗模型的区别是资本存量由最大化效用的家庭和最大化利润的竞争性企业的相互作用来决定，储蓄率不再像索罗模型里假定为外生不变，因而这里经济总量的变化取决于微观个体的决策。但经济长期增长速度仍然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速度。

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不重要，他们只是通过这种简化来得出重要的结论。对技术进步的探讨正是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二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重新激起人们对增长理论的强烈兴趣。在这之前的理性预期革命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几乎都放在了经济周期理论上(Xavier Sala-i-Martin，2002)。

Paul Romer(1986)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3个条件的存在使竞争均衡得以实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对知识的投资具有外部性，新知识的生产具有递减回报。第一个条件，作为无形资本的知识边际报酬递增，是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区别，新古典模型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第二个条件，用消费品生产新知识呈现报酬递减，它避免了消费者的消费和效用增长过快，保证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率的存在。第三个条件，知识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均衡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企业投资获得的新知识不仅对本企业有用，还会增加公共知识，对别的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企业决策时只考虑了新知识的私人回报，不会考虑外部性，因而竞争均衡的企业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投资。在这里，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帕累托福利改善。

Paul Romer(1986)与Arrow(1962)有直接联系，Arrow的“干中学”尝试模型化递增回报，他假定具有公共性的知识是投资和生产的副产品，因而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是全行业总投资的增函数。为了保证目标函数有限，Arrow假定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但固定劳动力供给时，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这一假定使产出增长率不会超过人口增长率，如果人口停止增长，产出也将停止增长，这个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Paul Romer(1986)正是放弃了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的假定，而是假定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品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品，得出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速度。Paul Romer(1986)也被称为AK模型，因其生产函数可变换为Y=AK的形式，A是一个常数。

另外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Robert Lucas(1988)，Lucas提出了一个最优化增长模型，与Uzawa(1965)一样明确引入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它与Uzawa(1965)不同之处在于，Robert Lucas(1988)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这类似于Arrow(1962)物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Paul Romer(1986)知识积累的外部性。由于有两种资本，Robert Lucas(1988)的均衡状态收敛于一条曲线，曲线上每一点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品都相同，但是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①。因此，每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速度相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的模型都是依赖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来使增长内生化，从而绕开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技术进步是由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或个人决策间接决定的，因而它是内生的。但是，这里长期增长只是企业或个人行为的无意识副产品。因此，这种理论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很快就被直接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的模型取代了。

三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企业投入大量成本进行R&D活动，新知识一旦被发现和创造出来，复制和拷贝新知识的边际成本极低。如果用完全竞争的定价法则来出售新知识，企业必将导致损失。因此，正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完全竞争假定，把不完全竞争引入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经济主体有意识追求的目标。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进展，Paul Romer(1987)、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代表了这个方向。

Paul Romer(1987)采用了不完全竞争模型，Dixit-Stiglitz形式的生产函数使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呈递增关系，从而把专业化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与Paul Romer(1986)不同的是，由于这里引入了不完全竞争，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具有市场势力，能够获取垄断租金，为技术开发提供补偿。

Paul Romer(1990)详细阐述了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认为技术知识并不完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是非竞争性的，但具有部分排他性。因而完全竞争市场被放弃，转而使用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竞争模型。技术知识由获取经济利益的部门专门生产，它的扩展表现为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增加。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一是以新的中间产品进入生产函数(排他性)，二是增加知识总存量，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非排他性)。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6)一样，认为即使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不存在人口增长，只要知识能够持续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就能够实现。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7)不同的是，这里把垄断与技术扩散(知识的部分排他性)结合起来，而Paul Romer(1987)则没有考虑技术扩散。

上面基于中间产品多样化方法面临的一个重要局限是，随着新产品的增加，原有的产品会被替代或淘汰，即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垄断租金收入流最终会被后来的新产品截断，因此会导致对新产品研究投入不足，经济持续增长就不能维持。把“创造性毁灭”引入进来，就是质量阶梯模型，也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熊彼特认为创新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价值，并且创新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是受到对新产品暂时性垄断的吸引，但对手迟早会赶上来，使这种产品遭到淘汰。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都属于质量阶梯模型。

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里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中间投入品的质量，新的中间产品比原有产品质量高。企业对自己创造的中间产品拥有专有权，能获取垄断租金直到被更新的产品所取代。这里，新产品的创造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是对未来的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负效应是创新者使现有产品过时，攫取了现有垄断者的租金，这种社会损失并没有被创新者承担，因而是负的外部性。他们在质量创新活动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因而稳态增长也具有随机性，且能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但平均增长速度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最优增长速度，这取决于正负效应中哪一个占主导位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分析了类似的模型。

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中都明确设立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R&D内生化了技术进步，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代R & D模型②。其中，Paul Romer(1990)属于水平创新模型(种类增多模型)，后两个属于垂直创新模型(质量提高模型)。

四“Jones批判”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推进

第一代R&D模型与AK模型一样隐含着很强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即长期均衡增长率与经济规模成比例。例如，随着人口增长，进行R&D活动的人数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模型的结论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会提高。正是这一点受到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二战”后，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实际R&D人数成倍增加，但人均收入增长率基本上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这一事实明显与上述规模效应矛盾。为了调和这个矛盾，出现了两种对第一代R&D模型的改进类型，一种是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和Segerstrom(1998)等的“半内生”模型，另一种是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仍然保留了的完全内生性质的模型③。

为了去掉规模效应④，同时保留内生技术进步，Charles Jones(1995b)把Paul Romer(1990)中R&D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参数φ=1修改为φ＜1。这一看似简单的修改达到了去除规模效应的目的，却得出了令人惊异的性质：技术进步虽然仍然由R&D内生决定，但均衡增长速度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amuel Kortum(1997)建立了一个Pareto分布的搜寻理论模型，随着技术前沿的扩展，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递增的R&D投入没有导致均衡增长速度的增加，但均衡增长速度同样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egerstrom(1998)也假定每个部门中最容易的创新最先被发现，越到后面创新就越难。人口增加带来市场规模扩大的效应被抵消。这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一是Samuel Kortum(1997)中研究人员是全才，不管在哪个部门，其研究能力相同，Segerstrom(1998)的研究人员是专才，只能在特定的部门进行研究；二是Samuel Kortum(1997)中R&D只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没有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相反，Segerstrom(1998)中R&D有很强的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但没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上述模型都可称为“半内生”模型——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但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与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很相似，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针对规模效应提出了另外的改进，并且能使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得以保留。Alwyn Young(1998)是一个修改的质量阶梯模型，不仅有产品质量的改进，还内生化了产品种类的变化。市场规模扩大，使产品种类增加，每个中间产品垄断租金并没有提高，从而达到消除规模效应的目的。Peretto(1998)建立了一个人口增长与技术变化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R&D部门，相反，每个企业都在进行R&D活动，每个企业都生产和出售独特的产品。随着人口增长，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了利润的增加，而利润增加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新的企业也将研究和生产全新的产品。因此，人口增长只会使消费者福利增加，而没有使长期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这样就消除了规模效应。Aghion and Howitt(1998)在Aghion and Howitt(1992)基础上引入了资本积累。资本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也可以用来生产中间产品，R&D的投入不仅包括劳动，还可以包括资本。更多的创新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刺激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的利润促进创新。因此，资本积累和创新都影响长期增长，这与传统认为的资本积累只有水平效应明显不同。该模型也回答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R&D部门需要增加投入以维持稳定的创新。另外，人口的增加使研究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开展，因此，对R&D的递增投入可以与不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与Young(1998)一样，也是一个包含产品质量提高和产品多样化的模型，由于引入新产品的成本不会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下降，规模效应被消除了。与Young(1998)不同之处在于：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中的企业是无限期界的，内生化的是创新的预期频率；Young(1998)中的企业只有两期，因而内生化的是质量创新的幅度。与Peretto(1998)一样，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口增长，但与Peretto(1998)的产业结构不同。

上述半内生模型(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和内生模型(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都去除了规模效应，但政策含义显著不同。这两类模型哪一种更具有一般性呢？Li Chol-Won(2000)认为，一旦考虑到模型中质量改进与产品多样化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技术扩散，半内生模型比内生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因为，内生模型需要两个“刀刃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如果R&D的维度扩展到N个，那么将需要同时满足N个“刀刃条件”来实现内生增长，现在并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机制使这些条件自动得到满足，因而Li Chol-Won更倾向于半内生模型。

五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方向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把知识分为3种不同的形式：技术部门的前沿知识(frontier knowledge)、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取的内化于个人的知识(knowledge embodied in human)，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公共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对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因而它们是持续增长的双翼，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维持长期增长。Stephen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不同的是，前者假定对R&D的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ption)。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用技术与劳动者技能(skill)的匹配质量来解释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

由于大部分技术变化都不是中性的，不是有利于劳动力(Labor-Augmenting)就是有利于资本(Capital-Augmenting)，因此，研究技术变化方向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个进展方向。Daron Acemoglu(2002)在Paul 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产品多样化框架里，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市场容量效应(Market Size Effect)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技术进步方向。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则取决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大小。Daron Acemoglu(2002)的模型能够解释很多现象，如为什么技术变化一般来说是劳动增进型的而不是资本增进型的。Daron Acemoglu(2003)在特定形式的技术可能性前沿(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条件下，推导出均衡状态技术进步是纯粹劳动增进型的，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动态转型过程中。Charles Jones(2005)从另一个角度为劳动增进型技术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他的理论模型表明，如果微观企业的创意(Idea)是Pareto分布形式，那么不仅总量生产函数将是Cobb-Douglas形式，长期中的技术变化方向也必将是劳动增进型。Acemoglu(2007)进一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国外还有学者研究企业组织与技术变化性质的关系(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2006)。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大量实证文献的涌现，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因素考虑进增长模型中，如制度、宗教、政策、技术扩散、经济周期、教育、收入不平等、外贸、FDI、国外援助等，它不仅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时间序列的增长历史，也用来尝试解释国家之间的截面差异，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更加紧密，增长模型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六结论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放弃外生技术的假定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突破，也因此拉开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序幕；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转变，是人们认识到仅仅用外部性来处理知识积累的回报是不够的，知识积累必须获得直接和明确的回报，这是通过在模型中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来解决的；Jones敏锐地发现了这类R&D模型中隐含的规模效应与现实相矛盾，对“Jones批判”的回答导致了“内生”和“半内生”的去除规模效应的理论模型。这两类模型的共同点是技术进步是由R&D活动内生决定的；不同点是“半内生”模型的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内生”模型中保留了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这两类模型中哪一类更符合现实，还需要未来作进一步的检验。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向前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这些都会对内生增长理论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D. 奥肯定律的应用实践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非线性动态关联研究就是用奥肯定律来做的。对非线性形式奥肯方程的系数估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对失业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即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是拉动系数较小。在经济处于扩张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正，即经济增长对就业不但没有拉动作用，反而有抑制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其原因是各企业会在生产力迅速增长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适应资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技术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构造了一个模型。
其中，u为失业率，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g为经济（或生产率）增长率，p(v）为工作岗位的匹配速度。也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可能的正相关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新兴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经济增长较快，对就业的需求较少。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性产业，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小于对劳动力的排挤作用。而在经济扩张期，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都快速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的创造性毁灭作用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所以表现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经济衰退期，恰是传统产业改革、增长的困难期（中国实际如此），只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增长，因此就业效果表现为正，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
（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8%下降为15.2%，下降了1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8.2%上升为53%，上升了4.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3.8%上升为31.8%，上升了8个百分。点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生产力的增长与失业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对于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失业的增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产力的增长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刺激了需求，并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工业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增长与失业就长期而言存在一种正面的权衡。这种现象与戴维斯和哈提万格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相符，他们的结论表明，失业高峰期正是工作的高速流转期。生产力增长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然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否使原有职位的毁灭快于其所新增加的职位。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依特通过考察创造性毁灭对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分析单个企业工作创造和失业时，把增长率作为外生变量，然后通过与创新的过程相联系来使增长率内生化。

E. 何谓"内生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的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F. 什么是奥肯定理

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他于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他还认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左右。奥肯定律在国内外得到普遍的认同。<a href="http://jeepy.cn/guwen/" target="_blank"><span>古文名句</s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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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jeepy.cn/fanwen/">范文</a>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非充分利用，失业率的上升会伴随着实际GDP的下降，描述失业率和GDP之间的这一关系的经验规律称为奥肯定律。
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例如，假定失业率为8%，比自然失业率高2%，那么按照奥肯定律，实际GDP就比潜在GDP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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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jeepy.cn/fanwen/">范文</a>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经济增长无疑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是，高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人们期望的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率，年平均达到9.4%，但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5—1990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变异。
奥肯定率变异的原因分析首
中国GDP近年变化图
中国GDP近年变化图
先，中国经济距离长期的良性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增长优先论”，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飞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在GDP的大幅增长，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全面发展。因为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变化在内的经济进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段时期，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得到全面解决，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还相当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同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比重偏低；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水平还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就业压力
其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当前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普遍存在冗员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相当多的人员离岗或下岗，但由于这些被释放出的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所拥有的技能有限，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而经济增长对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又远小于市场供给，导致相当多的人员在下岗后不能重新就业。因此反映在统计中的数据是国有企业效率得到提高，盈利能力增强，GDP逐年增长，但失业率却处于上升趋势。
劳动力转移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图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图
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是另一原因。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有4.5亿，剩余劳动力有近两亿人，每年有1000余万人转入城镇现代部门就业，而这些就业人员一般没有列入到统计中的从业人数中去，但占据了计入统计中的城镇需就业、再就业人员的岗位，使得这些年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在不断上升。
对策建议编辑
调整产业结构
1、调整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发展服务业为主来带动需求。对于传统产业，一是要积极扶持支柱性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推动这两个能带动服务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健康发展，以扩大就业；二是要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深加工附加值，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延长产品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要加速制造业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的重组。对于服务业，由于目前其占GDP的比重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倡导而不大力推行的产业。事实上，大力发展服务业，对长期经济发展和解决长期就业问题有着治根治本的作用。第三产业是就业增长弹性最大、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
适合国情
2、面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稀缺的资本资源，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特别注意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协调发展、合理布局。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能力适中的产业，增加产业中的劳动含量，提高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民营经济
3、推动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力发展“三非”就业。首先，要培育非公有制企业，它可以为消化大量的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创造环境。2001年中国平均每天就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民营企业实现再就业。其次，提倡非正规就业。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是指未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随着市场导向机制的建立，非正规就业比例逐步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承认非正规就业将有助于再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密集型产业
4、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根据要素禀赋学说，一国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应生产和出口该国资源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中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发展国际市场所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应成为中国现阶段出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可以增加资本积累，在就业压力逐步缓和时，再逐步转到重点引进和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应用实践编辑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非线性动态关联研究就是用奥肯定律来做的。对非线性形式奥肯方程的系数估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对失业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即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是拉动系数较小。在经济处于扩张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正，即经济增长对就业不但没有拉动作用，反而有抑制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其原因是各企业会在生产力迅速增长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适应资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技术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构造了一个模型。
其中，u为失业率，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g为经济（或生产率）增长率，p(v）为工作岗位的匹配速度。也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可能的正相关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新兴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经济增长较快，对就业的需求较少。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性产业，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小于对劳动力的排挤作用。而在经济扩张期，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都快速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的创造性毁灭作用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所以表现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经济衰退期，恰是传统产业改革、增长的困难期（中国实际如此），只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增长，因此就业效果表现为正，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
（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8%下降为15.2%，下降了1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8.2%上升为53%，上升了4.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3.8%上升为31.8%，上升了8个百分。点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生产力的增长与失业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对于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失业的增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产力的增长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刺激了需求，并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工业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增长与失业就长期而言存在一种正面的权衡。这种现象与戴维斯和哈提万格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相符，他们的结论表明，失业高峰期正是工作的高速流转期。生产力增长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然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否使原有职位的毁灭快于其所新增加的职位。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依特通过考察创造性毁灭对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分析单个企业工作创造和失业时，把增长率作为外生变量，然后通过与创新的过程相联系来使增长率内生化。

G. 巴罗内生增长理论

题目改成：巴罗的内生增长理论就好理解了。
理论简介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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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