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

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现代政治实践和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开始。讨论西方文明的法国大革命的政

一、法国大革命的激烈程度、广泛性、彻底性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甚至超常发展。

二、法国大革命中提出并实践了一些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开创了法国政治的新时代。

三、法国大革命不仅开创了法国政治的新时代，而且为19世纪欧洲各国的政治提供了参照。

历史已经证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政治制度不仅影响欧洲，而且扩展到世界许多地区；不仅影响19世纪西方各国政治化的进程，而且在今天，它对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西方各国或亚非拉的一些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对法国政治制度原型进行模仿，但其影响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法国大革命开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先河。

②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籍很多，其中质量高的有哪些推荐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响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 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修正主义”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国，1770-1880》，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专题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结构》，原牛津大学副校长的著作，个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学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猎面甚广的美国学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国，1789-1799》，法文；
关于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学说和实践》，法文，左派学者，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关于农民问题：
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法文，经典；
Anatoly Ado：《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苏联学者的著作，有法文译本，经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美国学者的论著。
关于无套裤汉：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法文，经典。
关于军队的研究：
英国学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写得像英文一样好，被称为大革命史学中的莎士比亚。
关于革命期间的女权主义：
主要是美国一些学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欧洲与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时代》，英文，经典；
Jacques Godechot：《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法文。
更为专门和细节的研究不胜列举。
我认为最近这些年来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出版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西方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③ 为什么近代史中法国的革命如此频繁

从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卡莱尔的书是很糟糕的。 不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几乎难以摆脱政治立场或偏见，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和一个密集的政治实验期，著者很难不对当时的各种观念、事件和体制作出判断

④ 法国大革命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

法国革命是在启蒙运动感召下产生的人民革命。反对蒙昧，提倡理性；反对特权，提倡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激励着整整一代人。经验知识和逻辑思维给人类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同样，我们凭理性能制定出公正的法律，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制度。精英们抱着美好的愿望被推上历史舞台，他们一个个怀着纯真的奉献精神，执著于理性的原则。但善良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斗的你死我活，彻底的打碎换来了旧世界的复活。理性在整个运动中充当了玩偶的角色，决定运动进程的是人性各层次的理念的碰撞和各派力量的对比。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切主观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的原则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都是空想，理想社会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种历史形成的自然结果。
三级会议召开，各地区的代表汇集到巴黎，国王想借这次机会解决财政危机，代表们想凭这次会议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在统计票数的方法上保王党和代表们发生了分歧，国王解散了三级会议。代表们在没有会议室的情况下到广场开会，誓死要代表人民建立宪章，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他们顶着宪兵的压力发表宣言，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到群众中去演讲，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人民，他们的激情呼起了社会的良知。人民起来了，革命爆发了，一部现代的宪章终于诞生了。同情国王的君主立宪派被人民所抛弃，革命进一步深入，人民一边欢呼着“自由、平等、博爱”，一边烧毁教堂，掠夺财产，镇压反对派。国王由于勾结外国势力被处死，精英们分成两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吉伦特派由于限制人民的行动被人民抛弃，雅各宾派控制了全国政权。到处都是炮火下的鲜血，到处都是断头台下的人头，恐怖笼罩了整个社会。保王党受到清除和镇压，立宪派受到清除和镇压，共和党受到清除和镇压，调和派受到清除和镇压，最后，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罗伯斯庇尔等也受到清除和镇压。在三人执政一段混乱时期后，具有军事实力的拿破仑上台，革命宣告了一个段落。
理想和现实适得其反，自由却换来了残酷的专政，平等换来了无穷的掠夺，博爱换来了血淋淋的人头。革命和结果适得其反，王室还是王室，只是路易十六换了拿破仑执政；教士还是教士，宗教仍然统治着人民；精英还是精英，只是变得更现实、更冷静了；民众还是民众，受剥削和当炮灰更合法化了。拿破仑代表了全体人民，他用民众来压制精英，用精英来压制贵族，用贵族来压制民众，一手举着大宪章，一受举着几百万军队。二、
任何理想、任何思想、任何观点，只要是属于社会范畴的，总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志和要求，决定成败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
革命没有反映出人类理性的共同原则，却反映出各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民主立宪制反映了贵族中的改革派的要求；共和制反映了大资产阶级和实力人物的要求；民主专政代表了广大劳动者的要求。不同的阶级都在一定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模式的控制下，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不同的人和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历史发展了，个性获得了解放，宗教的内在性和王权的伦理规范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人类已不神灵的保护之下，他成了自然的主人，成了自己的主人。尊重人，尊重人的理性，尊重人的创造，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法国革命显露出来的各个阶级的殊死交量在其它各国的现代性运动中反复出现，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有它发展的轨迹，每个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有它一定的模式。每个国家的意志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每个阶级的意志都有它发展的必然趋势。
阶级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吗？不！它是一个文化范畴，是人性中不同层次的表现。阶级，是一个客观的精神实体，是神性中流溢出来的精神理念，正像物质理念，生命理念和人类理念有等级秩序一样，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也有等级秩序。理念构成了人的灵魂和世界观，它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为人的基础。广大的贫苦民众中有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思想，高尔基出身贫民，他的理念是贵族型的。孟什维克民众都是农民工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化的。同样，贵族出身的也有无产阶级化的和资产阶级化的。托尔斯泰是无产阶级化贵族，罗梭是资产阶级化贵族，大量的马列主义者都是出身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政治不是社会的革命，而是人性的革命。是人性在现实的碰撞中的一次升华。人作为神的中保要使自然物精神化和使社会有机化，个体的内在修身养性已远远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使各种理念顽强地表现自己，内在性的美需要外在性的力，外在性的力需要内在性的美，每一次交锋都使人性得到改造，人性更趋向神性。形而上学的沉思、现实的功利主义、非理性的盲动，都将随着时代发展将被淘汰。现代政治是人性中不同层次的理念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种理念的互相斗争中，人类更趋向成熟，思想才能统治大地。

⑤ 法国大革命历史意义

1广泛彻底:
18世纪的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历时5年，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彻底进行。
2成果卓著:
国内:法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
国际: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3影响深远:
国内:这次革命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扫清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它对法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它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推动了整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渡过的。”
28 结合督政府统治状况，分析波拿巴建立军事独裁的历史背景
督政府统治期间，欧洲敌视法国的国家结成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国构成威胁，其中最主要的敌人是英国与奥地利。1796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进攻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北部，连创奥军，迫使奥地利与法国签订了《康波福米奥条约》，承认莱茵河为法国的“天然疆界”，其左岸地区归属法国。第一次反法同盟遂瓦解。1798年5月，为了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督政府派拿破仑远征埃及，拿破仑在埃及接连获胜。但是法国海军则被英国海军重创，使远征埃及的法军与本土失去联系。1798年底，英国、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并接连打败法军，逼进法国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大资产阶级对内外交困的督政府日益不满，希望能建立一个足以稳定局势的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其各方面的利益。这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正在埃及远征的拿破仑•波拿巴的身上。

⑥ 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不同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又是体系性的，可称“文化大革命体系”。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的复杂的型构，无论是几经反复的法国大革命，是无法与之相比。

国家与国家的不同，民族与民族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文化和观念的不同。

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 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

影响不同：
1、“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的严重后果有：
A、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
B、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C、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被毁弃，国民素质下降。多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

2、1）政治上，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拿破仑战争早期传播了法国革命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民的解放。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2）经济上，法国在18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推动了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展。
3）思想上，法国启蒙思想家把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简单论述了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性质上：

法国大革命：

1、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它“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 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
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严重内乱。

目的：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使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反修防修，指出像何鲁晓夫这样的人正在我们身边，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本质上：

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走的是一条集权之路。

文化大革命：以权力斗争引起的政治表现形式的历史本质，深刻揭示了这种政治过程的反人性、反历史、反人类的特征，因此文化大革命同时具有明显的政治历史的特征。

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国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这一悄无声息的大转变，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上传很困难啊，网络上传很卡，再次答述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⑦ 革命法兰西是什么样的存在

国际学界，据我所知，仍无比较权威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专著。索邦退休教师Alice Gérard夫人有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和解释》，但流传不广，而且只写到1970年代。

目前中国作者或中译本的外文著作，推荐如下：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质；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左派或经典学派关于法国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法国修正派的标志性论著；
威廉 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语国家修正派关于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乔治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用说；
阿尔贝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费弗尔更僵化。

中国学者中，值得一读的是高毅的著作：《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养冲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内容很充实，但观念比较陈旧，但还是可以一读。

外文著作中，19世纪，除了楼上说的卡莱尔，影响深远的，在法国有两个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义史学的巅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读；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19世纪，法国之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卡莱尔，还有德国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时代的欧洲史》，视角很宽，但反法的民族主义立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法国革命史讲稿》，此公学识极为渊博，但成书的作品很少，此讲稿已有中文译本。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响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 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逗修正主义地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国，1770-1880》，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专题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结构》，原牛津大学副校长的著作，个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学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猎面甚广的美国学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国，1789-1799》，法文；

关于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学说和实践》，法文，左派学者，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关于农民问题：
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法文，经典；
Anatoly Ado：《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苏联学者的著作，有法文译本，经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美国学者的论著。

关于无套裤汉：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法文，经典。

关于军队的研究：
英国学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写得像英文一样好，被称为大革命史学中的莎士比亚。

关于革命期间的女权主义：
主要是美国一些学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欧洲与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时代》，英文，经典；
Jacques Godechot：《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法文。

更为专门和细节的研究不胜列举。

我认为最近这些年来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出版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西方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以下摘译的是2000年版《牛津法国革命史》中的附录：逗大革命及其历史学家地（待续）

一、头两个世纪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各种野心抱负全都释放出来，利益受到攻击或威胁，而且采取的各种方式没有调和的可能。到1791年，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那场猝然而猛烈的尝试，基本的立场和论据都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虽然那时罗伯斯庇尔还只是个死板的呆子，断头台还只是个惊悚的笑话，恐怖似乎还无法想见。但不久之后，君主制在暴动中垮台，九月的屠杀，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这类经历让所有人感到困惑，并给大革命的声誉留下了永远的伤疤。集体屠杀的政体超出了革命的敌人和对手们所有最坏的预期，也考验着革命的朋友和捍卫者的忠诚限度。因此，从1794年起，存在三种、或者说两种基本立场。敌视立场因为屠杀而强化：屠杀在事后看来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难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因而是必须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虽然不为恐怖辩护，认为它并非必要，但还是觉得还是有可以理解之处。这三种基本态度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按当时人的说法，它们可以分别被称为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简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 柏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仍然是稳定的，根本而言还能延续下去。因此旧制度必定是从外部颠覆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以持续的不负责任的批判损害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最极端的右派解释，是恐怖之后的巴吕埃尔（Barruel）阐发出来的，他把启蒙看作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目的在于宣扬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而这场阴谋的主要媒介是共济会。这是一场由秩序的敌人发起的运动，暴力和屠杀是其必然的属性，因为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绝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实现。

关于右派见解的早期历史，可参阅P. H. Beik,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 (Philadelphia, 1956) 以及 D. McMah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 2001)。在整个19世纪，敌视大革命的传统在天主教圈子内十分盛行，这一点可以理解，不过，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敌对传统在一位一流作家那里产生了深远的回响，这就是伊波利特 泰纳。泰纳虽然没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条，但他对群众的血腥暴行惊恐万状，而且这种暴行似乎重现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 1875-1893），其读者群比此前的许多论战作品都更广。这部作品影响很大，以致当时的一位雅各宾派领军学者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写了整整一本书（1907）来攻击其学术水准上的不足之处，不过这时泰纳已经死去。不过，一位年轻的天主教档案学者科尚（Augustin Cochin）转而为泰纳辩护（1909），但直到1916年战死之前，科尚没有出版过什么东西。在死后面世的一系列论文中，科尚复活了这样的见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包括共济会）与雅各宾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后来，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发的恐慌气氛中，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 融入了新的右派大革命解说中（英译本为The French 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党派法兰西行动的信徒，该党派梦想着恢复君主制。Gaxotte论证说，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内在属性，整个革命进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事先策划好的。在维希时期（1940-1944），这些看法成了正统，但这个耻辱政权的覆灭使得它们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内声誉全无。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国国外观察大革命的进程的；与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宾派当时都忙着创造历史，根本无暇去书写历史。大部分熬过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后来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为他们卷入恐怖开脱，他们总是将恐怖归咎于别人，通常是罗伯斯庇尔。原雅各宾分子中，最固执的可能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的《为平等而密谋》（Brussels, 1828）记述了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他认为这次密谋是恢复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诺的一次尝试。不过，一场延续久远的左翼史学传统，直到1847年另一场革命的前夕才开始。那一年，米什莱和路易 布朗的革命史的头几卷相继问世。两人都歌颂人民在推翻压迫性的旧体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的英雄角色。两人的历史中没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种进步力量，推动他们的是对正义和博爱的古老渴望。人民对恐怖也不负任何责任。关于恐怖，米什莱认为是罗伯斯庇尔的责任；而社会主义者布朗则对这位逗不可腐蚀者地的社会主义理念颇为欣赏，因此他把恐怖描绘成追求私利的埃贝尔派的工具。另外，某种程度上说，米什莱和布朗都把恐怖视为局势的产物，无人能预见，也无法去控制。但恐怖对于大革命的进行和发展并不具有关键意义。
这是那些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扰的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标准看法，那场流血本来是伴随着令人期待的社会福利实践——或曰期待——的。即便是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保守派也认为，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屠杀，与他们理解的共和主义所蕴含的进步难以调和。奥拉尔便是这个态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国革命史教授，当时第三共和国正视图通过追忆第一共和国来寻找其合法性。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 英译本1910）论证说，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君主们联合起来阻止这个使命时，法国被迫进行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则是民族防御所需的权宜之计，当共和国的生存有了保障时，恐怖便结束了。奥拉尔贬抑罗伯斯庇尔，认为后者将恐怖延续到了必要的时段之外。奥拉尔书中的主角是丹东，因为丹东反对恐怖的延长，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奥拉尔用了很多篇幅去论证，共和二年是否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现象仅仅是民族紧急状态下的逗极端地和逗临时地措施。别的作者则没有这么肯定。同样是在1901年，政治家让 饶勒斯的大革命的社会史第一卷问世。此时的社会主义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虽然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彻底地融入他的历史中。因此他宣称，逗法国大革命间接地位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了准备。它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地（1929 edn., i, 19）。因此，像奥拉尔那样仅仅撰写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但对这种发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于是饶勒斯利用他在议会的影响力设立公共，以出版能阐明大革命经济社会史的文献。虽然有饶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离开立法机构期间才开始写作历史），他倡导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据法国的大革命史学的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支配地位几乎延续了60年，它最后一位伟大的斗士阿尔贝 索布尔（Albert Soboul）称之为逗经典地解释。
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于一个饶勒斯未能见证的事件——不过，如果他能看到这个事件，也许会为之哀叹：这就是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继承者，而且这场革命在西方赢得了好几代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认为1794年的伟业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个有些说服力的光辉结论。历史学家当中，第一个为之热情辩护的人是阿尔贝 马铁兹（Albert Mathiez，或译马蒂厄）。他是奥拉尔的弟子，但受饶勒斯启发更多。1908年，他就与自己的老师公开决裂，开始创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大革命史学派别，即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今天依然存在，它的杂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马铁兹与奥拉尔的争吵主要因为前者对丹东的历史声望的抨击，因为马铁兹把丹东描绘成一个腐败、自私、甚至有叛国嫌疑的人，相反他试图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声誉。自邦纳罗蒂以来，还没有哪个人敢于为一个与恐怖脱不了干系的人辩护，虽然这个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并且是个逗不可腐蚀者地。然而，俄国革命的早期经历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须的。因此马铁兹毫不迟疑地论证恐怖的合理性。逗如果不是深信不暂停自由就无法取得胜利，革命的法国就不会接受恐怖地，逗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把恐怖作为新的所有权变革的工具地。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随着罗伯斯庇尔派的倒台而告终，马铁兹的革命史巨著（1922-1927，英译本1928）猝然终结于热月九日。这一天之后就是一场漫长的逗反动地浪潮。
1932年，马铁兹突然逝世，年仅58岁，而他那好斗的论战史学风格再无后继者。左翼的历史学家们现在热衷于关注细致的经济社会分析。最杰出的代表是马铁兹的同龄人乔治 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为对农民的研究而声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际，勒费弗尔出版了关于革命起源的简洁而优美的作品：《89年》（英译本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6)，该书的核心立场是，逗经济力量、能力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正转入资产阶级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确立了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地。关于恐怖，勒费弗尔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称，逗虽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视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胜利之前都是首要的力量：它是一种惩戒性的反应，始终与对‘贵族阴谋’的防御性本能紧密相连。地
在维系时期，左翼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骤然断裂。解放之后，由于右派声誉扫地，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左翼的学术地位比此前更为强固了。 欧内斯特 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的鸿篇巨制《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1944）将大革命牢固地植根于经济史背景中，而以阿尔贝 索布尔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学术上则集中关注推动革命激进化的逗群众运动地，索布尔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958）。但他的总体看法没有变动。他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论中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宣称，逗法国大革命是……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变的加冕时刻：从此资产阶级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真理今天简直已经是个常识了……地

不过，资产阶级的胜利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确，马克思可能是从复辟时期问世的早期大革命通史著作中吸取这个观点的。这就是弗朗索瓦 米涅和阿道夫 梯也尔的著作。关于他们的作品问世的背景，可参阅S. Mell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New York, 1958)。这些历史学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的主要轮廓。他们认为，革命的合理性在于根除旧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资产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教养使得其成员对绝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的社会统治地位日益不满。他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这种体制表现为代议制机构、各种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整个事业偏离了正轨，其原因在于不注重稳定和秩序的民众力量的介入。自由派历史学家赞赏并强调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这些人都曾徒劳地想让革命稳定下来。对于马拉这样嗜血的民众主义者，他们深感恐惧，恐怖的无情辩护者和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当然也是如此，圣鞠斯特就更不用提了。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大革命为何、何时开始逗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地。

英语世界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也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关于他们在19世纪的探讨，已经有了全面的分析，见H. Ben-Israel, 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8)。不过，在整个19世纪，英语读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很可能来自托马斯 卡莱尔的见解（1835），而卡莱尔的见解又借助他的崇拜者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进一步传播。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国家鲜有回响。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缺少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足以证明推翻绝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随后的暴力可以被接受，尽管卡莱尔试图以革命前民众的悲惨和堕落来阐释这种暴力。但是，在20世纪中叶之前，英美历史学家在法国长期逗留、查阅档案的很少见。他们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国渐进的、和平的自由制度发展模式的法国史学家的成果。他们最关注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是阿历克斯 德 托克维尔（美国也是如此，因为托克维尔的首部重要著作是关于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维尔本人与法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有距离的。
托克维尔从来没有完成他希望撰写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仍然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这部著作试图从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国大革命，这在当时非常少见。从这种长时段的观点出发，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种力量，并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彻底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的推动力，扫荡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专制倾向的自由堡垒。这反过来为拿破仑敞开了一条道路：推翻大革命创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制度。1789年以来建立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哪一个能延续长久；就在托克维尔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个拿破仑也已摧毁了他本人曾任职其中的代议机构。所以，这位自由派并不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缔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导向专制。这是托克维尔抱憾终生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够运转起来。那些地方的居民对此很是受用，他的论著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英美人广泛研读，尽管有些事实基础可以被轻易证明并不准确，或是被误读。法国人则不太愿意倾听一个关于自己历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观的分析。何况在他死后不久，第三共和国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自由制度，这与他的预测有龃龉，而且这个制度延续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国家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在法国，关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读融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诸多运动和思潮的根源，有关它的历史书写很少游离于当时的政治。1945年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很难说一些有关这个课题的新争论跟冷战没有关系。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这个名称本来是指共产党内部对正统观念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批判。在英语国家，修正主义开始于1954年Alfred Cobban 1954年在伦敦大学出任法国史教授时的就职演讲。这篇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演讲，试图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官职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后，Cobban扩充了他的批判，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剑桥，1964），该书针对的是他所称的正统解释，后者的代表学者是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法国大革命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且也没有推翻任何可以称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场革命远没有以开拓企业精神来解放经济，而是延缓了经济发展，是逗保守的地产阶级的胜利地。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George V. Taylor于1962-1972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Taylor的结论是，最活跃的资本主义形态，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体制内或与其合谋，而不是反对它君主制；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法国财富的比例非常小，它对旧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事实上，在社会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竞争。从经济上说，这两个阶层构成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它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国，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视。勒费弗尔自己在临死前曾把Cobban描绘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法国左派的团结开始瓦解，莫斯科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记录的批判也在增强。1965年，两位幻灭的前法共党员，Francois Furet和Denis 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该著复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因为它论证说，真正的大革命是1789-1791年的革命，此后大革命就发生了逗侧滑地，导向恐怖，恐怖就是国王背叛和民众控制巴黎的结果。两位年轻的作者立刻受到谴责，就像奥拉尔当初批判泰纳没有学术水准。1971年，孚雷（Furet）对他所谓的逗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地或逗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版圣经地进行了猛烈回击，他说，这些解说是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学术的超然立场去分析它。现在，终于有个法国学者承认英语学者在这个课题上日益明显的贡献，孚雷坚持说，英语学者跟法国大学的那些监护者不同，后者只想着如何让僵化的雅各宾教条持久化。不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几乎难以摆脱政治立场或偏见，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和一个密集的政治实验期，著者很难不对当时的各种观念、事件和体制作出判断，字里行间都已经体现出他的好恶偏向。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中文介绍，非常少见，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国人。逗保持冷静，像英国人一样地——跟法国人比起来，这位学者的看法应该超脱一些，他对1960年代之前的许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评

⑧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

法国大革命对影视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因其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了许多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如《悲惨世界》、《乱世冤家》、《贵妇与公爵》、《黑郁金香》、《再见，我的皇后》、《大革命之夏》、《绝代艳后》等，他们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8)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扩展阅读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者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1st Estate）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其他公民如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3rd Estate），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者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路易十六企图增税，并召开了国家级会议（stati generali）进行投票决定。

投票一开始分为两种，一种为阶层投票（per ordine），即一个等级一票；另一种为选择出一些代表进行投票（per testa）。前者极其不公，共三票，国王基本相当于拥有两票，所以按第二种方式进行，所以第三等级（terzo stato）选举出代表和第一第二等级进行投票决定。

原本按人数上第一第二等级占优势，然而有部分第二等级的贵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投给了第三等级，所以第三等级以十七票的微弱优势取胜（第一等级291票，第二等级270票，第三等级578票）。

即使事已至此，路易十六却出尔反尔，强行要求加税。于是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当时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即有了之后的攻占巴士底狱。

⑨ 法国通史哪一位作家写的比较好 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其他国家的。（德英日美）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几乎难以摆脱政治立场或偏见，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和一个密集的政治实验期，著者很难不对当时的各种观念、事件和体制作出判断，字里行间都已经体现出他的好恶偏向。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中文介绍，非常少见，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国人。“保持冷静，像英国人一样”——跟法国人比起来，这位学者的看法应该超脱一些，他对1960年代之前的许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评，可供参考。

国际学界，据我所知，仍无比较权威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专著。索邦退休教师Alice Gérard夫人有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和解释》，但流传不广，而且只写到1970年代。

目前中国作者或中译本的外文著作，推荐如下：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质；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左派或经典学派关于法国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法国修正派的标志性论著；
威廉 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语国家修正派关于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乔治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用说；
阿尔贝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费弗尔更僵化。

中国学者中，值得一读的是高毅的著作：《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养冲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内容很充实，但观念比较陈旧，但还是可以一读。

外文著作中，19世纪，除了楼上说的卡莱尔，影响深远的，在法国有两个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义史学的巅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读；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19世纪，法国之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卡莱尔，还有德国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时代的欧洲史》，视角很宽，但反法的民族主义立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法国革命史讲稿》，此公学识极为渊博，但成书的作品很少，此讲稿已有中文译本。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响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 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修正主义”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国，1770-1880》，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⑩ 革命法兰西有什么好

从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卡莱尔的书是很糟糕的。

不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几乎难以摆脱政治立场或偏见，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和一个密集的政治实验期，著者很难不对当时的各种观念、事件和体制作出判断，字里行间都已经体现出他的好恶偏向。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中文介绍，非常少见，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国人。逗保持冷静，像英国人一样地——跟法国人比起来，这位学者的看法应该超脱一些，他对1960年代之前的许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评，可供参考。

国际学界，据我所知，仍无比较权威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专著。索邦退休教师Alice Gérard夫人有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和解释》，但流传不广，而且只写到1970年代。

目前中国作者或中译本的外文著作，推荐如下：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质；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左派或经典学派关于法国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法国修正派的标志性论著；
威廉 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语国家修正派关于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乔治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用说；
阿尔贝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费弗尔更僵化。

中国学者中，值得一读的是高毅的著作：《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养冲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内容很充实，但观念比较陈旧，但还是可以一读。

外文著作中，19世纪，除了楼上说的卡莱尔，影响深远的，在法国有两个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义史学的巅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读；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19世纪，法国之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卡莱尔，还有德国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时代的欧洲史》，视角很宽，但反法的民族主义立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法国革命史讲稿》，此公学识极为渊博，但成书的作品很少，此讲稿已有中文译本。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响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 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逗修正主义地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国，1770-1880》，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专题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结构》，原牛津大学副校长的著作，个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学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猎面甚广的美国学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国，1789-1799》，法文；

关于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学说和实践》，法文，左派学者，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关于农民问题：
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法文，经典；
Anatoly Ado：《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苏联学者的著作，有法文译本，经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美国学者的论著。

关于无套裤汉：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法文，经典。

关于军队的研究：
英国学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写得像英文一样好，被称为大革命史学中的莎士比亚。

关于革命期间的女权主义：
主要是美国一些学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欧洲与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时代》，英文，经典；
Jacques Godechot：《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法文。

更为专门和细节的研究不胜列举。

我认为最近这些年来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出版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西方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以下摘译的是2000年版《牛津法国革命史》中的附录：逗大革命及其历史学家地（待续）

一、头两个世纪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各种野心抱负全都释放出来，利益受到攻击或威胁，而且采取的各种方式没有调和的可能。到1791年，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那场猝然而猛烈的尝试，基本的立场和论据都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虽然那时罗伯斯庇尔还只是个死板的呆子，断头台还只是个惊悚的笑话，恐怖似乎还无法想见。但不久之后，君主制在暴动中垮台，九月的屠杀，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这类经历让所有人感到困惑，并给大革命的声誉留下了永远的伤疤。集体屠杀的政体超出了革命的敌人和对手们所有最坏的预期，也考验着革命的朋友和捍卫者的忠诚限度。因此，从1794年起，存在三种、或者说两种基本立场。敌视立场因为屠杀而强化：屠杀在事后看来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难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因而是必须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虽然不为恐怖辩护，认为它并非必要，但还是觉得还是有可以理解之处。这三种基本态度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按当时人的说法，它们可以分别被称为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简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 柏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仍然是稳定的，根本而言还能延续下去。因此旧制度必定是从外部颠覆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以持续的不负责任的批判损害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最极端的右派解释，是恐怖之后的巴吕埃尔（Barruel）阐发出来的，他把启蒙看作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目的在于宣扬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而这场阴谋的主要媒介是共济会。这是一场由秩序的敌人发起的运动，暴力和屠杀是其必然的属性，因为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绝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实现。

关于右派见解的早期历史，可参阅P. H. Beik,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 (Philadelphia, 1956) 以及 D. McMah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 2001)。在整个19世纪，敌视大革命的传统在天主教圈子内十分盛行，这一点可以理解，不过，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敌对传统在一位一流作家那里产生了深远的回响，这就是伊波利特 泰纳。泰纳虽然没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条，但他对群众的血腥暴行惊恐万状，而且这种暴行似乎重现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 1875-1893），其读者群比此前的许多论战作品都更广。这部作品影响很大，以致当时的一位雅各宾派领军学者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写了整整一本书（1907）来攻击其学术水准上的不足之处，不过这时泰纳已经死去。不过，一位年轻的天主教档案学者科尚（Augustin Cochin）转而为泰纳辩护（1909），但直到1916年战死之前，科尚没有出版过什么东西。在死后面世的一系列论文中，科尚复活了这样的见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包括共济会）与雅各宾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后来，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发的恐慌气氛中，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 融入了新的右派大革命解说中（英译本为The French 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党派法兰西行动的信徒，该党派梦想着恢复君主制。Gaxotte论证说，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内在属性，整个革命进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事先策划好的。在维希时期（1940-1944），这些看法成了正统，但这个耻辱政权的覆灭使得它们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内声誉全无。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国国外观察大革命的进程的；与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宾派当时都忙着创造历史，根本无暇去书写历史。大部分熬过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后来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为他们卷入恐怖开脱，他们总是将恐怖归咎于别人，通常是罗伯斯庇尔。原雅各宾分子中，最固执的可能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的《为平等而密谋》（Brussels, 1828）记述了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他认为这次密谋是恢复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诺的一次尝试。不过，一场延续久远的左翼史学传统，直到1847年另一场革命的前夕才开始。那一年，米什莱和路易 布朗的革命史的头几卷相继问世。两人都歌颂人民在推翻压迫性的旧体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的英雄角色。两人的历史中没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种进步力量，推动他们的是对正义和博爱的古老渴望。人民对恐怖也不负任何责任。关于恐怖，米什莱认为是罗伯斯庇尔的责任；而社会主义者布朗则对这位逗不可腐蚀者地的社会主义理念颇为欣赏，因此他把恐怖描绘成追求私利的埃贝尔派的工具。另外，某种程度上说，米什莱和布朗都把恐怖视为局势的产物，无人能预见，也无法去控制。但恐怖对于大革命的进行和发展并不具有关键意义。
这是那些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扰的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标准看法，那场流血本来是伴随着令人期待的社会福利实践——或曰期待——的。即便是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保守派也认为，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屠杀，与他们理解的共和主义所蕴含的进步难以调和。奥拉尔便是这个态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国革命史教授，当时第三共和国正视图通过追忆第一共和国来寻找其合法性。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 英译本1910）论证说，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君主们联合起来阻止这个使命时，法国被迫进行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则是民族防御所需的权宜之计，当共和国的生存有了保障时，恐怖便结束了。奥拉尔贬抑罗伯斯庇尔，认为后者将恐怖延续到了必要的时段之外。奥拉尔书中的主角是丹东，因为丹东反对恐怖的延长，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奥拉尔用了很多篇幅去论证，共和二年是否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现象仅仅是民族紧急状态下的逗极端地和逗临时地措施。别的作者则没有这么肯定。同样是在1901年，政治家让 饶勒斯的大革命的社会史第一卷问世。此时的社会主义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虽然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彻底地融入他的历史中。因此他宣称，逗法国大革命间接地位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了准备。它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地（1929 edn., i, 19）。因此，像奥拉尔那样仅仅撰写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但对这种发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于是饶勒斯利用他在议会的影响力设立公共，以出版能阐明大革命经济社会史的文献。虽然有饶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离开立法机构期间才开始写作历史），他倡导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据法国的大革命史学的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支配地位几乎延续了60年，它最后一位伟大的斗士阿尔贝 索布尔（Albert Soboul）称之为逗经典地解释。
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于一个饶勒斯未能见证的事件——不过，如果他能看到这个事件，也许会为之哀叹：这就是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继承者，而且这场革命在西方赢得了好几代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认为1794年的伟业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个有些说服力的光辉结论。历史学家当中，第一个为之热情辩护的人是阿尔贝 马铁兹（Albert Mathiez，或译马蒂厄）。他是奥拉尔的弟子，但受饶勒斯启发更多。1908年，他就与自己的老师公开决裂，开始创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大革命史学派别，即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今天依然存在，它的杂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马铁兹与奥拉尔的争吵主要因为前者对丹东的历史声望的抨击，因为马铁兹把丹东描绘成一个腐败、自私、甚至有叛国嫌疑的人，相反他试图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声誉。自邦纳罗蒂以来，还没有哪个人敢于为一个与恐怖脱不了干系的人辩护，虽然这个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并且是个逗不可腐蚀者地。然而，俄国革命的早期经历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须的。因此马铁兹毫不迟疑地论证恐怖的合理性。逗如果不是深信不暂停自由就无法取得胜利，革命的法国就不会接受恐怖地，逗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把恐怖作为新的所有权变革的工具地。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随着罗伯斯庇尔派的倒台而告终，马铁兹的革命史巨著（1922-1927，英译本1928）猝然终结于热月九日。这一天之后就是一场漫长的逗反动地浪潮。
1932年，马铁兹突然逝世，年仅58岁，而他那好斗的论战史学风格再无后继者。左翼的历史学家们现在热衷于关注细致的经济社会分析。最杰出的代表是马铁兹的同龄人乔治 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为对农民的研究而声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际，勒费弗尔出版了关于革命起源的简洁而优美的作品：《89年》（英译本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6)，该书的核心立场是，逗经济力量、能力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正转入资产阶级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确立了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地。关于恐怖，勒费弗尔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称，逗虽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视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胜利之前都是首要的力量：它是一种惩戒性的反应，始终与对‘贵族阴谋’的防御性本能紧密相连。地
在维系时期，左翼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骤然断裂。解放之后，由于右派声誉扫地，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左翼的学术地位比此前更为强固了。 欧内斯特 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的鸿篇巨制《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1944）将大革命牢固地植根于经济史背景中，而以阿尔贝 索布尔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学术上则集中关注推动革命激进化的逗群众运动地，索布尔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958）。但他的总体看法没有变动。他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论中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宣称，逗法国大革命是……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变的加冕时刻：从此资产阶级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真理今天简直已经是个常识了……地

不过，资产阶级的胜利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确，马克思可能是从复辟时期问世的早期大革命通史著作中吸取这个观点的。这就是弗朗索瓦 米涅和阿道夫 梯也尔的著作。关于他们的作品问世的背景，可参阅S. Mell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New York, 1958)。这些历史学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的主要轮廓。他们认为，革命的合理性在于根除旧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资产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教养使得其成员对绝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的社会统治地位日益不满。他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这种体制表现为代议制机构、各种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整个事业偏离了正轨，其原因在于不注重稳定和秩序的民众力量的介入。自由派历史学家赞赏并强调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这些人都曾徒劳地想让革命稳定下来。对于马拉这样嗜血的民众主义者，他们深感恐惧，恐怖的无情辩护者和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当然也是如此，圣鞠斯特就更不用提了。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大革命为何、何时开始逗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地。

英语世界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也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关于他们在19世纪的探讨，已经有了全面的分析，见H. Ben-Israel, 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8)。不过，在整个19世纪，英语读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很可能来自托马斯 卡莱尔的见解（1835），而卡莱尔的见解又借助他的崇拜者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进一步传播。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国家鲜有回响。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缺少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足以证明推翻绝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随后的暴力可以被接受，尽管卡莱尔试图以革命前民众的悲惨和堕落来阐释这种暴力。但是，在20世纪中叶之前，英美历史学家在法国长期逗留、查阅档案的很少见。他们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国渐进的、和平的自由制度发展模式的法国史学家的成果。他们最关注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是阿历克斯 德 托克维尔（美国也是如此，因为托克维尔的首部重要著作是关于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维尔本人与法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有距离的。
托克维尔从来没有完成他希望撰写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仍然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这部著作试图从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国大革命，这在当时非常少见。从这种长时段的观点出发，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种力量，并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彻底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的推动力，扫荡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专制倾向的自由堡垒。这反过来为拿破仑敞开了一条道路：推翻大革命创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制度。1789年以来建立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哪一个能延续长久；就在托克维尔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个拿破仑也已摧毁了他本人曾任职其中的代议机构。所以，这位自由派并不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缔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导向专制。这是托克维尔抱憾终生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够运转起来。那些地方的居民对此很是受用，他的论著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英美人广泛研读，尽管有些事实基础可以被轻易证明并不准确，或是被误读。法国人则不太愿意倾听一个关于自己历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观的分析。何况在他死后不久，第三共和国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自由制度，这与他的预测有龃龉，而且这个制度延续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国家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在法国，关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读融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诸多运动和思潮的根源，有关它的历史书写很少游离于当时的政治。1945年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很难说一些有关这个课题的新争论跟冷战没有关系。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这个名称本来是指共产党内部对正统观念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批判。在英语国家，修正主义开始于1954年Alfred Cobban 1954年在伦敦大学出任法国史教授时的就职演讲。这篇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演讲，试图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官职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后，Cobban扩充了他的批判，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剑桥，1964），该书针对的是他所称的正统解释，后者的代表学者是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法国大革命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且也没有推翻任何可以称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场革命远没有以开拓企业精神来解放经济，而是延缓了经济发展，是逗保守的地产阶级的胜利地。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George V. Taylor于1962-1972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Taylor的结论是，最活跃的资本主义形态，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体制内或与其合谋，而不是反对它君主制；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法国财富的比例非常小，它对旧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事实上，在社会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竞争。从经济上说，这两个阶层构成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它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国，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视。勒费弗尔自己在临死前曾把Cobban描绘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法国左派的团结开始瓦解，莫斯科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记录的批判也在增强。1965年，两位幻灭的前法共党员，Francois Furet和Denis 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该著复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因为它论证说，真正的大革命是1789-1791年的革命，此后大革命就发生了逗侧滑地，导向恐怖，恐怖就是国王背叛和民众控制巴黎的结果。两位年轻的作者立刻受到谴责，就像奥拉尔当初批判泰纳没有学术水准。1971年，孚雷（Furet）对他所谓的逗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地或逗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版圣经地进行了猛烈回击，他说，这些解说是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学术的超然立场去分析它。现在，终于有个法国学者承认英语学者在这个课题上日益明显的贡献，孚雷坚持说，英语学者跟法国大学的那些监护者不同，后者只想着如何让僵化的雅各宾教条持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