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

A. 因为没有创新而没落的企业及其发展历程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了。应对变化，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求得长远的发展。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经济时代，也是信息经济时代，以创新谋求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变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创新就死亡”已经悄然成为世界商业的游戏规则。
对企业而言，创新不是在实验室很美妙，而在市场上一败涂地的构想，而是一个能转化为收入和利润的想法。爱迪生曾说：“卖不出去的东西，我本不想去发明。销售是有用的证据，有用代表着成功。
”伊尔梅特说：“没有客户的创新是没有的意义，那根本不是创新。”因此，真正的创新应该能够改变公司所处的情境，包括市场、顾客、竞争和社会等方方面面。
创新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周期性循环过程，一般要经历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企业创新能力的变化通常要比企业经济状态的变化早一个相位。创业初期，创新是企业的主题，企业因创新而成立。在成长期，企业发展的重点是体系设计、新领域的选择和产业多元化，而这些正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结构创新的具体表现。
经过前期的创新和积累，企业步入生命周期的高峰状态即成熟期，逐步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销售渠道等方面取得相对竞争优势，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大大提高。进入衰退期以后，企业的经济业务出现停顿和下滑，直接或间接反映出企业创新能力存在问题。
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获胜，就必须高度关注自身创新能力的变化，并逐步强化自身的创新能力。
创新可以改变而且正在改变世界商业的格局。一些新兴的企业利用创新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佬并且制定业内的游戏规则。
比尔盖茨正是凭借开发个人微型计算机这个创新的想法和包括电脑操作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接受到广泛的欢迎，使个人计算机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并因而改变了每一个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乃
至交往的方式，使得微软赢得计算机软件业的霸主地位。至今，比尔盖茨缔造的微软帝国仍然创作着巨额的利润，它的霸主地位仍然没有一家公祠能够撼动。马云由于创新性的把B2B与互联网的结合起来，迅速的建立起一个阿里巴巴商业王国，04年已经日进百万。永业集团旗下刚成立不久的永业农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造性的从劣质煤中提炼出能使大多数经济农作物增产20%
的生命元素，已经于2008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OTCBB成功上市，融资3000万美金。可以预见生命素必将改变中国农资行业的现状，并改成农资行业的游戏规则。
创新可以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一些老牌的企业正在强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创造更高的利润。
中国的万向集团创于1969年，能够在四十年的经济大潮中存活到现在不是一个偶然，主要是因
为万向走的是有自己特色的创新之路，始终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首要位置，因此万向实现了40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该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也被称为“企
业家常青树”。雷富礼自从2000年6月出任宝洁公司CEO以来就把“让创新融入到宝洁所开展的一切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而挽救了在衰落的宝洁，到07年已经创造了营业利润率提高
4%，利润额增长两倍多、营业额翻倍达到800亿美元的业绩，并且使宝洁“十亿元级品牌”从
10个增加到23个。
创新可以让企业主动出击并且更快更深的切入市场。诺基亚在印度针对农村消费者的独特需求，
通过创新性的增加一些功能创造了两亿的顾客，从而登上了市场老大的宝座；戴尔借助创新
的业务模式，向消费者直销并且按订单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招商银行通过服务创新、
产品创新和思路创新赢得了巨大的客户和“本土最佳私人银行”等奖项。
创新不仅是实现可持续成长、创新超群价值的主要推动力，而且是改造一家公司的战略、
组织能力、文化和领导力的催化剂。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做强，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必须营造起一个创新的文化。
中国的海尔在张瑞敏的带领下营造一个创新型的海尔文化，才会从众多的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宝洁公司在雷富礼的领导下复苏了沉寂已久的创新文化，所以在过去的八年中取得较大的内生性增长。
可以预见，不能持续稳定的进行创新的企业必将走向灭亡，所以企业的领导者们除了创新别无选择。但大多数企业的创新观念仍然十分落后，这些企业的生存年限也十分的短暂。因此中国的企业要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一段创新路要走。
为了营造创新文化，企业领导者们必须建立一个长远的战略、一个创新的团队、一个把创新推向市场的流程和一个支持创新的组织机构。在中国，海尔、华为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些，所以取得了
成功。

B.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创新

因为每一次创新，都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极大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中国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中小型企业的人力和资本构成决定了它拿不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去创新，多以模仿为主。而大型企业中，不乏很多以追求资本效益为主而非长远利益，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创新和研发自己的核心技术。

C.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存活时间短，难出百年企业

深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中国很少出现百年企业实质上是很正常的，其基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在这样一个很短的历史中，出现经营百年以上的企业自然是凤毛麟角了。 二、中国没有建立起保护私有财产宪法制度，尤其是1949年以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没改造了，根绝了，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经营过百年的企业是必然的。 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真正算起来，才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不可能出现经营百年的企业。 以上这三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经营百年的企业。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今后我们中国会不会出现经营超过百年的企业，这才是我们所关心和关注的。 中国要出现百年企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必须建立起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制度，并且表明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政府、政党甚至政权的更迭，都必须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共产”或者实行所谓的“共产主义改造”，实施变相的剥夺和横征暴敛，中国便不可能出现百年企业，那些企业家们自然要逃到能够保证他们利益的国家。目前，在许多人的脑壳里这种思想依然存在，这种危险并未消除。 第二、只有建立起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才能产生传承，才能产生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和奋斗，没有这种制度，没有这种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不可能产生百年企业。 第三、追求百年生存的企业和追求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同的。百年企业关注的是信誉、是形象、是品牌、是文化、是投入、是长远；而追求眼前利益的企业，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甚至使多数企业为了追去短期利益而不讲信誉，不讲道德，不讲品牌，不重形象，不重品牌，不重长远，竭泽而渔，搞短期行为，这样一种心态，一种追求，不可能产生百年的企业。

D. 为什么说中国不缺商人，缺企业家

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

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

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

当一个企业主还在为吃饭问题焦虑时，你问他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的回答估计是：那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想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恐怕得敲一敲在天国的史蒂夫·乔布斯家的大门，向他虚心请教。乔布斯曾说，他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世界确实因他的精、气、神而改变，这是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呢？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这反衬着今天的企业家生存境遇。投资人薛蛮子也说中国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为此，朋友的爱人走入了教堂，去寻求神的护佑。企业家置身于如此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生态中，神能解救得了他吗？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整个政治生态的多数大人物都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做生意的商人，吓得商人战战兢兢。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虽四分五裂，但诸子百家思想自由，没有大一统的理论教条捆绑人的精神追求，因而，做生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好为人师的孔子一方面为子贡有做生意的本领而高兴，另一方面又给他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富而好礼与富而合道。通俗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企业家精神解释的版本是有钱、有礼、有道。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厚非。但是，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士，读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是第一选择；农，种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图个田园生活，是第二选择；工，加工、冶炼、发明个小生产技术，用于日常生活，是第三选择；商，做买卖、做生意，调剂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选择。日久天长，甚至连理学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说商人的作用就是管个吃饭、穿衣，如果再做别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着”生存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2000多年的“义利之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义先利后、为义舍利，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口中的“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儒家拔高了“义”的道德价值地位，因而贬低了“利”的正当地位。这种褒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扭曲，以至于把“见义忘利、唯利是图”的帽子扣在了商人的头上。有了这样的社会负面认证，商人必须寻求生存之道，应变之一就是给自己再戴上一顶“儒商”或者“红顶商人”的帽子，以便抵消负面影响，晚清时代的胡雪岩、盛宣怀，以及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商人帮派就是其典型。

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于专制君王的等级制度建立，农业立国的原则成为主流，人人各安本分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因而，商人被框定在十分狭小的圈子内做生意，以维持生计，正如荀子所言“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然而，商人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吃饭、穿衣，而且其嗅觉总是很灵敏的，贱买贵卖，东挪西用，借助水陆交通，总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占有一定的财富地位，从而形成商人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统治者的眼中，如果商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很多民众效仿，那么农田就没有人种了，整个社会的礼仪秩序、等级秩序就会乱掉，社会就无法稳定。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因而，“富可敌国”的商人要么“大隐隐于市”，要么以财买官、以财贿官，才能不被统治者以维稳的名义铲除。

虽然商人的政治地位一度也有好转，但总是难以与作为读书人的“士”阶层相比。16世纪，中国商业经济空前活跃，思想家王阳明也曾破天荒地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价值，为一个叫方麟的商人书写墓表；17世纪，商人阶层开始崇拜商界前辈白圭、子贡、陶朱(范蠡)，商人自己也开始了历史寻根之旅；19世纪，清朝官员沈垚也曾在文章中称商人为豪杰；20世纪初，民国的许多实业家在中国的战火中开始了艰难的历练。对这些时期商人角色的最好评价是“士魂商才”，即使商人的灵魂和“士”没有什么两样了，可是商人仍旧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可见，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中国商人地位还是不能与“士”比肩。

商人的地位虽曾有好转，但是一遇到严酷的政治空气就又被打入了冷宫。上述两条原罪的升级版后来竟然出现在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在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教唆下，非人性的阶级斗争将商人贬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斗私批修”、“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恨斗私字一闪念”成为潮流，做生意、有钱、富裕成了十分可耻、可恨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商人连跪着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更谈不上什么精神追求了。

在此两条原罪的阴影中，中国商人要想有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精神品质根本不可能。1992年，中国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多了几分尊重，商人也被改称为“企业主”、“企业家”了，其命运迎来了比较好的时期。然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的中国仍是稀缺品，因为政治生态中仍有太多的绊马索，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跪着或半跪着生存。

例如，太多的行政法规逼迫企业家不去投资实体经济，反而让他们去投机、赌博，在楼市、股市、期货等市场中流连忘返。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不无讽刺地说：“企业家不愿投资实体经济，原因之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上一个实体项目，要敲几十个公章，面对几千条'严禁'，几百条'处罚'。如果严格执法，实体企业家全要在监狱里过年。不能全抓，就出现了选择性执法。去年(2011年)才取消的投机倒把罚款条例，能把一半的民间资本罚为财政收入。庆幸我退休啦。”不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能有好的归宿吗？热衷于投机行业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是一种变态的精神追求呢？

再如，金融行业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度日如年，一些创业的草根阶层要么在刀尖上跳舞，挑战法规的弹性，要么忍受高利贷的巨大风险。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就说明了垄断行业害人不浅。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变本加厉的寻租行为也让企业家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企业家精神的春天在哪里？

今天的世界是平的，也应该是个人本位的。当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要把Facebook上市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的微博运营刚在尝试实名制，何时能与Facebook链接在一起还是未知数。扎克伯格的成功与他的前辈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一样，都是美国个人本位创业梦的实践者。整个世界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进入了个人本位时代，个人觉醒的时代到了，而以集体为本位的政治生态终将被淘汰。处在真正个人本位政治生态中的企业家，才能站着而不是跪着或半跪着挣钱，企业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孕育出风骨和精神。

如果个人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权利和潜能，并坚持把它发挥出来，那么他就有了一个企业家的作为。如果他还能够在经营自我的同时，还释放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创新、超越等价值观，那么他就具备了稀缺的企业家精神，不仅装备了身心，还照耀了世界。

E. 你认为国内真正有价值观的企业有哪些是怎样的价值观

其实国内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就比如说华为，华为这个企业的总裁CEO任正非就是非常的有个人气概，因为在美国方面有很多的措施都是抵制华为的发展的，但是华为这个企业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说真的非常的不错，也表现出了爱国的情感。

F. 中国中小企业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缺失

中国中小企业文化建设至今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文化缺失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核心价值观，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众多，既有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仅仅分析企业经营管理内部因素的影响。
(一)企业职工薪酬制度间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物质需求欲望日益强烈，对组织的薪酬水平与制度非常关心，很在意，也比较斤斤计较。当前，中小企业职工的薪酬主要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种薪酬制度有它的优势，能够促进人们更加努力的工作，珍惜宝贵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薪酬制度也有它的致命弱点，就是使人们日益计较得失，而且不仅计较自己的利益，也计较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差距，从事工作总是想着回报，想着能从企业中获得多少利益，
因此，人们日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这种制度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团队精神的建立，影响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小企业要取得稳定发展，要做强、做大，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一个企业有没有企业文化，在于企业有没有核心价值观。物欲主义指导下，企业是不可能形成核心价值观。因此，企业在设计薪酬制度时，必须考虑除计件工资外的其他形式的薪酬制度设计，譬如团队薪酬、平均奖、部门奖、基础工资等，这些薪酬制度设计并不是以职工个人的劳动成果作为参考依据，而是以职工在企业中那些非量化的表现(如团队协作)作为考评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薪酬制度，企业是无法形成核心价值观的。
(二)企业核心价值观塑造处于被动状态
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企业职工主动参与，没有职工的主动参与，不可能形成职工的共同意识。当今中国中小企业认识到
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对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依靠职工主动参与和达成共识的要求认识不够。中国许多企业文化并不是职工自我创造形成的，而是在被约束情况下产生，带有浓厚的老板个人主义色彩，是一种强行灌输的约束型文化。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价值观当然难于形成，也不可能形成。
(三)企业核心价值观塑造脱离企业生存和发展需要
虽然许多企业总结出了一套经营理念或企业价值观，但脱离企业自身发展特点，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这样的价值观可能一时还能引起轰动效应，对外可能会起到一时的包装功效，但对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言，纯属是一个美丽的“装饰”而已。许多企业所倡导的企业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大多是“求真、务实、创新、拼搏”，千企一面，没有个性和特色。实际上，这样的企业，还是没有核心价值观。脱离企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文化建设，既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和财力，更是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四)家族化、人情化的管理阻碍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中国许多企业的发展，确实与企业老板充分利用其社会关系资源分不开，包括家族资源、各界朋友的资源。但是，在企业内部管理中，靠关系资源来处理管理问题就非常有害。对企业外部资源，企业老板管不着，不可控，只能依靠关系获取。而对企业内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企业老板可以控制。在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如果老板还是执行“难兄难弟”的关系管理，企业发展就非常危险。这个时候，企业管理需要制度，需要文化，需要核心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许多企业仍然沿袭家族化、人情化的管理，当然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G. 为什么中国缺少国际型的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30年出不了世界级企业家?--<<经理人>>杂志改革30年反思专稿尽管30年来，中国企业厉兵秣马、开疆辟土、高歌猛进，然而放眼全球商业舞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还没有哪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迈进了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也没有哪一位中国企业家登上了商业领袖所能企及的世界顶峰，引领全球财富走向。对比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依旧有一条不小的沟壑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我们未能渡越到彼岸？ 六大差距:中国企业未臻卓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企业真正的挑战在于“国际化规则与世界级水平的运营”，因为中国企业，即便是优秀如海尔、联想、华为等，与世界卓越企业存在的差距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 ●战略差距：权谋vs制度 中国企业多以“权威谋略”为战略出发点，而世界级公司则以制度和文化为战略出发点。 到目前为止，中国绝大多数优秀企业家都是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产生的。在“市场”环境中，他们懂得了“国营厂长”不懂的竞争谋略，但“计划”余味下，却需要他们懂“政治”，甚至部分者会成为以“权威谋略”为中心的市场政治家。 ●绩效差距：短视vs长远 中国企业大多管理员工的现在，世界级公司管理员工的未来。世界级企业的绩效管理，是通过投资员工的未来，从而获得公司的未来。但中国不少企业只注重短期效果，注重人的短期业绩而不太注重能力的发展。 ●文化差距：工具vs信仰 中国企业用业绩凝聚员工，世界级公司用文化凝聚员工。不少中国企业的远景往往成为企业家个人的鸿图伟业，是实现企业家个人野心的工具和附属品，而不是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在相当一些中国企业中，核心价值观只是手段而已。一些企业家常常把“以人为本”、“消费者是上帝”一类感人肺腑的话挂在嘴边，而一旦利益当前，一切仁义道德就靠边站。 ●管控差距：能人vs流程 中国企业用能人管理控制公司，世界级公司用流程管理控制公司。中国企业对公司的控制大多是由人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制度与流程系统完成的。这样必然产生诸侯经济。这种管控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在量上获得扩张，但不能获得质的提升，虽然金玉在其外，但败絮却早匿其中。当年三株的失败，诸侯经济就是很大一个原因。 ●营销差距：利用vs敬畏 中国企业利用消费者的幼稚，世界级公司促进消费者的成熟。要想真正把握消费者，就得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像追求真理一样，不断地了解他们，琢磨他们。但中国众多企业在骨子里对消费者是没有敬畏的，他们认为可以用计谋搞定消费者，所以用夸大其辞的广告，用费尽心机的“承诺”去讨好消费者，获得增长。从多年前一些保健品包治百病或危言恐吓的广告，到后来的香武仕、欧典炮制虚假洋品牌，无不体现了中国企业的营销差距。 ●领导力差距：聪明人vs认真事 中国企业强调做聪明人，世界级公司强调做认真事。不少中国企业家的骨子里有很深的帝王情结，有很强的支配欲，喜欢研究“驭人之术”，喜欢“好为人师”，“领导”在他们心中就是“驾驭”的意思，结果企业就演化成了权谋组织。世界级公司强调的是以原则为中心的领导，强调的是权力和义务对等之上的合作。 三大原因:中国企业家尚未登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得益于一批具有创富精神和理想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同时，也将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马云等企业家推上了个人价值成就的高峰。可是，仰看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等商业领袖，我们就能知晓，中国企业家的修炼与攀登之路还远未到尽头，距离顶峰还有很长一段路途。 ●差距一：抵制诱惑的能力 世界级商业领袖往往诞生于严格的市场竞争环境，而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还无法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以致中国企业家不容易坚守自己的商业底线。中国企业家有了钱就抑制不住要进军房地产，涉足证券投资，因为赚钱来得快。 中国服装业龙头企业雅戈尔，2007年主业销售收入不足20亿元，但其持有的中国人寿、宁波银行等近十家公司的股票市值高达240亿元，企业利润的绝大部分竟然来自于非主业的股权投资和房地产。但是这样机会投资产生的利润是可以持续的利润吗？真正致力于登上顶峰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把自己的眼光放到对暴利与机会的贪婪上。 ●差距二：重硬件轻软件 世界级商业领袖有个共同特点，把人力资源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来实现企业的跨越。而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企业的发展动力是硬件推动型，他们相信机器胜过相信人才，他们把研发投入的重心放在机器设备的投入上，轻视对研发团队和研发管理者的投入。他们愿意花几个亿去买设备，但绝不愿意花百万千万请人才，也不会花几千万来设计一个流程。殊不知，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经营管理，最终来源于人的智慧，离开这一点，企业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差距三：缺少企业幸福感 许多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更多是建立在社会名利和行政地位上，或者是建立在下属对他的崇拜感上。而世界级商业领袖更多的幸福感来源于企业经营成就，所以类似于洛克菲勒等家族企业往往寿命很长，传承数代人而长盛不衰。 差距源于商业文化根基 之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未有登顶者，之所以我们距离顶峰存在着现有的差距，最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文化根基。因为，企业是国家或者民族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是不可能偏离整体大环境的。 公司健康发展有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和平的社会，一个是良好的法制环境，这样才能遵循基本的商业规则。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商业的繁荣，但严格来讲，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就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因此和国外优秀企业相比存在差距就很正常。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都有可继承的商业形态的主流文化遗产，而中国企业家先天就缺乏这份遗产。中国企业向世界靠拢的过程是一个还历史账的过程，是补课和追赶的过程。 表面上看，我们与世界卓越企业和企业家的差距是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异，是战略规划、组织形态、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其实本质上的差距是商业文化的相对落后，是人的思维意识还未能摆脱长久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影响。 这种商业文化的先天不足，表现在战略思想上，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做大，喜欢做外在的扩张，喜欢追逐机会。中国企业家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在小农经济下是人没有安全感的，深受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有两极，一极是全力把企业做大，通过外在规模来获得个人的安全感；一极是到达一定层面后进行自我修炼，修习佛法、国学等等，本质上还是缓解不安全的内心状态。 商业文化不足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就是中国企业大都是“人治”型家长制的组织形态。这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商业组织都是家长制结构模式，不仅企业家容易偏好当家长，员工在内心深处也难于摆脱对一个大家长的渴望与敬仰。 从营销系统来看，中国企业的营销系统同样深受商业文化先天不足的影响，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消费者骨子里的不独立因子，先从意志上将消费者弄晕，然后令其服从，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下的运动式模式。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农业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见，三株的人海战术、脑白金的广告轰炸、恐吓型广告大行其道、送礼型广告借助人情关系需求…… 从人力资源来看，商业文化先天不足的弊端更为突出。在农业社会下人往往没有独立人格，是依附型的，必须通过情感交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因此中国企业往往靠熟人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家摆不脱封建帝王思想，总是力图让下属成为“自己的人”，公司领导者常常划分为几拨人，山头林立。于是，在堪称中国优秀企业的娃哈哈公司里，竟然出现宗庆后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副总裁的惊人景象。 回归商业本源是追赶途径 以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速度，诞生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尽快弥补商业文化的深层次差距，拥抱世界先进的商业文化，摆脱小农经济形态的束缚，回归商业社会的本源。 企业与企业家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公司。公司实质上是一个法人组织，是有独立生命意志的。中国公司的成长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规律的过程。那公司如何才能做大做强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客户价值，公司的战略思想就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价值，如何以此为基点来设计公司的组织结构、营销系统、人力资源体系。沃而玛、GOOGLE、戴尔、宝洁等，不都是这样的吗？以消费者的利益为第一位，公司就是为客户提供价值的经济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结果，以客户为中心是路径。明确了这一点，公司也就完成了战略的调整。 接着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回归本源。法人意味着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就是公司的代理人、所有者或者监督者。公司是有自己独立意志的，所有者是你是指公司收益归你是受法律保护的，但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处置它。按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设计并严格遵循，这本身是对公司生命的一种尊重。 营销系统回归本源，企业就应当投资消费者的未来，帮助他们成熟。人力资源系统回归本源，企业应做“法治”上的流程系统，强调权力和义务对等之上的团队合作。 回归商业社会的本源，加之中国经济环境的酝酿，中国企业不仅能象日韩一些企业那样迅速国际化，更会成为国际管理的领导者。

H. 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吗

对此，海外媒体也不甘寂寞，英国的《金融时报》前几个月发表了几篇谈论中国创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谈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的文章。这些海外分析家得出了三条结论：中国没有创新管理能力；中国企业只是创新竞赛中的仿效者或跟随者；在中国，真正的创新者将是外资企业。 如果承认创新是每一个组织或国家生存乃至成功的根本，那么，万一上述结论被不幸言中的话，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消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海外分析家的结论正确吗？ 我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中国企业还存在创新方面的缺陷，但中国企业将成为中国大地上真正的创新者。曾几何时，世人纷说韩国企业缺乏创新文化，只会一味效仿；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许多中国企业像韩国企业那样击败这种怀疑论者的谬论，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①产品、管理创新Vs渐进式、激进式创新 我以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类型来定义创新：那就是“小我（small‘i’）”和“大我（Big‘I’）”。首先，任何一种新产品、新流程、新服务或新的经营活动，只要能以其独特的魅力创造出深受客户欢迎的解决方案，就可称之为创新。 因而，这一定义既适用于经营系统的任一组成部分，也适用于企业与客户的相处之道。正如戴尔经营模式所显示的那样，作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及客户价值的源泉，管理创新往往比产品创新更具重要意义。 管理创新的形式包括：新经营模式、新客户服务、新营销战略以及新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