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神话故事，其中两个神话故事的文言文并翻译
1、中国神话
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女娲补天
嫦娥奔月
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
后羿射日
吴刚伐桂
十日并出
共工祝融之战
共工怒触不周山
黄帝蚩尤之战
黄帝战刑天
刑天舞干戚
伏羲八卦
参商二宿不相见
常羲生十二个月亮
羲和生十日
女英娥皇与湘妃竹
西王母与不死药
哪吒脑海
鲧窃息壤
大禹治水
涂山氏生启
劈山救母
傅说化星
八仙过海
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张果老倒骑毛驴
狗咬吕洞宾
牛郎织女
白蛇传
愚公移山
大闹天宫
孟姜女
玄鸟降世，天而生商
华胥氏踩雷神脚印有感而孕
伏羲画卦
神农尝百草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
仓颉造字
后羿射巴蛇
燧人氏钻木取火
周穆王八骏
彭祖八百岁
董永与七仙女
2、原文及翻译
后羿神话原文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后日射日翻译
到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升起，焦庄稼，杀死草木，而百姓没有饭吃。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野猪、修蛇，都是百姓的祸害。
尧就派后羿杀凿齿在畴华的野外，杀死九婴在凶水上，箭射大风在青丘的河边，上射十个太阳而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湖边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全国人民都很高兴，推举尧为天子。”
夸父追日原文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追日翻译
夸父与太阳竞跑，到了晚上；渴，想要喝水，就在黄河与渭河里喝水，黄河与渭河的水不够他喝，他就到北方大湖里喝水。还未走到，就在路上口渴而死。他丢下的拐杖，变作了一片桃林。
2. 中国神话中的女性形象论文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
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
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
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
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
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网络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
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
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
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
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
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
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
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C.Larrinton)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
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
《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
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W.Hurtado)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L.Knapp)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
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
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k.l.Chan)。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E.Schafer)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
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E.Allison)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
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
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
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3. 语文版九年级第六单元综合性学习 神话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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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话对现代人有什么意义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对后代民族性格的形成又起了强化作用.神话中悲壮型英雄在文化底蕴中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具体行为是否成功,而在于他们有超越自然的精神力量,塑造了民族坚定顽强、崇尚精神力量的性格;神话对救世英雄的褒扬,赋予了理想人格以使命感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中国上古神话的地域性,给了“天”以广阔的生存、扩展空间,使中国人意识中以天为最高主宰;神话表述的化生模式,表露了强烈的生生不息的宗族延续意识,并对后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佳的社会观念上层建筑，其社会理想表现为“尽伦”，儒家的产生正处于神话发展“数轴”的“原点”：溯前，它承袭了上古神话闪光的灵感；面后，它给予上古神话以哲理的光辉。上古神话与儒家思想两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均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来自于农耕生产、血缘纽带的深厚土壤，并为捍卫这片土地而枝叶蔓生，形成如盖绿茵。上古神话并没有即生、即灭，它具有很强的生发性。上古神话之“形”消谢了，但其“神”——神话思维，在后世，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和魅力，它启发了诸多有影响的文化思想。
中国上古神话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代代相承，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而毫不逊色。而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给了我们更多的营养，去创造我们新的生活，开辟独属于我们的天地。
5.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女性形象的区别英文
个人观点：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最显著区别有两点: 1.希腊神话人性神话，众神行走人间，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就像众神的居住地点是奥林匹斯山而不像中国神话中的众神那样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居于天庭之类的地方。这可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集权统治有关，皇权神授，天威难犯；而希腊神话产生于奴隶制城邦，相对自由放纵。 2.希腊神话为体系神话，即以奥林匹斯十二神为体系的神话，俄狄浦斯、阿家门农等家族的神话都在这个体系中。而中国神话体系凌乱，整理不全，可能与中国文化百家争鸣，主流儒家不谈鬼神有关。
6. 求大神们帮忙翻译论文题目——论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蛇”形象差异
On the differences in imagery of the "Serpent" in Chinese and Greek mythologies
以上是英文翻译。
7. 有关神话的文言文翻译
【原文】羿1、蜂门2者，善服射者也。王良3、造父4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注释】1.羿：古人名，传说是中国夏代有穷国的君主，善于射箭。亦称“后羿”、“夷羿”。《左传》：“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荀子·儒效》：“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
2.蜂门：即逢门，又称逢蒙、蜂蒙，传说是后羿的徒弟，也善于射箭。
3.王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善御者。《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
4.造父：西周时期周穆王的车夫，传说最善于驾驭马车。
【译文】后羿、逢蒙，是很善于射箭的人。王良、造父，是很善于驾车的人。聪明的君子，是很善于使人们服从的人。人们服从了而权势就随之而来，人们不服从而权势就会随之而去，所以称王者已经是使人服从的人了。所以领导人想要善于射箭，射得很远又能射中微小的目标，那就不如寻找后羿、逢蒙之类的人。想要善于驾车，跑得很快又能很远，那就不如寻找王良、造父之类的人。想要协调统一天下，制约秦国、楚国，那就不如寻找聪明的君子。这样运用智慧就很简单，做事也不劳累，而且功效名誉可以达到很大，这样就容易处理事务又极其轻松快乐。所以明白的君主以此为宝，而愚蠢的人却以为这很艰难。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论述的还是领导人的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具体区别。领导人不必有专门的技能，但可以役使有专门技能的人，有专门技能的人可以成为领导人、管理者，但也可能只是被管理的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是不是非要有专门的技能呢？荀子认为不必，因为领导人的领导职责，关键就是引领、引导、协调、组织、控制、指挥和激励，他所缺少的专门技能，可以由其他被管理者来补充，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现代“美国有人对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所需的这三种能力的构成作了调查，结论是：对于高层次管理者来说，综合分析能力（见识）占47％，人事组织能力（人情）占35％，专业技术能力（技术）占18％。低层次管理者与此相反，综合分析能力占18％，而专业技术能力占47％，人事组织能力占35％。中层次管理者的三种能力比较均衡，综合分析能力占31％，专业技术能力占27％，其中人事组织能力最重要，占42％（引自孙军主编《管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第一版）。”这就说明，领导人的职责，从古到今，技能都不是占主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领导人、管理者不懂技术，要外行来领导内行，而是说，领导人、管理者应该懂得该项技术的原理，至于技术的具体枝节，当然也就不是领导人的责任了。
8. 神话故事中，盘古这个形象有什么特点这个形象在现实的社会中有什么意义
原来现在初中孩子的寒假作业问题这么蛋疼啊
9. 请列举一则关于塑造男性形象的神话故事，并对其形象和意义进行分析
《夸父逐日》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故事，故事出自于《山海经·海外北经》。
相传在黄帝王朝的时代，夸父族其中一个首领想要把太阳摘下，放到人们的心里面，于是就开始逐日。他口渴的时候喝干了黄河、渭水，准备往北边的大湖（或大海）去喝水，奔于大泽路途中被渴死。他的手杖化作邓林，成为桃花源；而他的身躯化作了夸父山。
故事人物
夸父
传说夸父是峨嵋山上一个夸父族的首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为了弄清太阳在一年四季对农作物的影响，能够让人们合理利用阳光以及熟悉大自然的规律，夸父拿一根桃木棍儿从东至西测量日影定四季，再从黄河和渭河的涨水痕迹上标出最高洪水的水位，这样可以对农作物提供耕种参考。至于为什么拿桃木棍儿，那可能是古代人迷信，为了避邪。说起来，夸父应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的鼻祖。他从东至西到达灵宝市西部，后来寿终于此。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夸父逐日》的主题思想即古代先民企图超越有限生命的束缚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
夸父是一个巨人型的神祗，而这一类巨人型神祗在中国古文化里是不多见的。这似乎可说明先民已认识到追赶、超越时间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于是才赋予与日相逐的夸父以巨大的力量。至于夸父逐日的具体原因，在《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可以窥视到夸父逐日的本质原因。在中国古文化里，后土乃幽冥之都，亡灵之在所。这样，便产生了“夸父的所在地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幽冥地狱，夸父是幽冥巨人”的合理推论。
夸父较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时间对生命的压迫，而其对死亡的恐惧感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也自然要比常人强烈得多。
而“超越死亡的唯一建释便甚与太阳相随同行，脱离有限的死海，加入无限的宇审环。
”因此，这种来自时间的压迫，来自死亡的恐惧感以及对命永恒的渴求，就是夸父“不量力”而逐日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所谓的“夸父不量力”，一方面说明了客观上人类自然生命最终难以冲玻时间即生命有限的束缚，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夸父身上的体现。所以，夸父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后人眼中，他依然是英雄，千百年后依然受到人们的推崇与爱戴。
夸父逐日的失败，表面上是由于饮不足而道渴而死，但其真正原因并非如此。须知时间固然有使生命饱尝死亡熬煎的痛苦的一面，却又是生命不可缺少和不可离弃的因素。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海德格尔把人规定为“此在”，认为“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时间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性，时间一旦被否弃，人类自身生命的存在也就被否弃。
夸父的失败，表明了人类不可能直接与时间抗衡。由于死亡的恐惧和永恒的诱惑过于强大，人们希望从别的渠道与时间和死亡作间接的抗争。于是，出现了“不死树”。
“夸父逐日”中的杖化邓林。关于“邓林”，毕沅云注曰：“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近。”《山海经·中山经》亦有记载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博（夸）父国，“邓林在其东，二树木。”
在中国文化里，“桃”具有特殊意义。陶渊明《桃花源记》使得“桃园”成为没有生命忧虑的人间乐园的象征，而果实——“桃”，象征着生命长度的延伸——长寿。夸父在延长生命的绝对长度上，因无法超越时间而失败了，但他的这一愿望，最后却又化为邓（桃） 林，以帮助人类通过享乐（对桃果的食用）来增加生命的密度，从而相对延长生命的长度。在这个意义上，夸父实现了他的愿望。
杖化邓林是夸父信念的持续存在， 邓林也是人类生命的长青树。这是夸父——悲剧英雄通过他虚死而实生的行动，传达给人类的永恒意象。通过杖化邓林，并以“尸膏”来将之养育，从而为后人提供增加生命密度的物质，夸父已获得了绵绵不绝的生。
夸父使人类在生命——时间——生命的关系中，获得了相对和谐与永恒。
在中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草”、“不死泉”的神话传说记载。这本身就已表明了远古之时先民对生命的有限、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和信仰。
对于夸父逐日，陶渊明有诗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陶渊明不认为夸父逐日是“不量力”，而视之为与时间抗争的宏志，并且认为夸父逐日虽告失败，但由于“杖化邓林”即为后人提供物质资料而可以相对延长生命长度， 达到了与有限生命的抗争目的，因而是“功竟在身后”。
先民对太阳与时间的崇拜与恐惧，构成了先民的心理因素，从而影响到先民们对生命与生死的看法。综观人类逐日等太阳系列神话，可知有限的人类生命强烈地向往生命永恒。
远古先民，通过幻想、想象与逐日等神话来表现他们对生命——时间——生命的思考：有限的人类生命，强烈地向往永恒的时光。有限的个体生命，“饱尝”时光流逝带来的痛苦。人类为追求永恒的生命，不息作出卓绝奋斗。
故事来源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曰凶犁土丘。应龙出南极，杀蚩尤与夸父。”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山海经》对夸父的描述虽然简单，但关于夸父的死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渴死的；一说是被应龙杀死的。在同一本书中，却有这样矛盾的说法，郭璞认为：“死无定名，触事而寄，明其变化无方，不可揆测。”显然对此表示无法理解，后来的学者或认为是错简，或认为有两个夸父，总之，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夸父逐日动机与夸父之死
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夸父对太阳的追逐是不可理喻的，所以《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显然，“夸父不量力”这句话不是神话本身所包含的，而是《大荒北经》的作者自己对夸父的评价。神话有着古老的传承，但是到了《山海经》撰写的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无法理解夸父逐日的动机了。
对于夸父逐日的动机，当代学者有人认为是先民对光明的追求，夸父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也有人认为夸父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一个巫师，逐日只是一种巫术仪式，夸父死于一次祈雨的巫术活动。从神话的传播特征来看，第二种解释可能比较接近神话的本意。
故事中的夸父应该是一个部落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简单的人（夸父也可能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从故事的表面来看，夸父是先逐日，然后口渴。而实际情况呢？可能恰恰相反，夸父应该是先口渴，然后才逐日。很多学者都认为，夸父时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就像后羿射日故事中“十日并出”所描述的情景一样，作为一个逐水而居的部落，寻找新的水源是部落生存的先决条件。于是，夸父开始了一场寻找水源的大迁徙，只是这次的迁徙并不成功，夸父（或者他的部落）消亡在了迁徙的途中。
迁徙必须选择方向，而太阳的方位则是他们迁徙的依据。从故事的描述来看，夸父来到了禺谷，也就是日落的地方，因此他们可能是选择向西迁徙。所以，所谓的夸父逐日其实是夸父依据太阳坠落的方向进行迁徙，迁徙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水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夸父真正追逐的不是太阳，而是水。关于夸父死因的解释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
夸父是渴死的、同时又是被应龙杀死的，这看似矛盾的记载曾经让我们纠结了上千年。然而，仔细分析，这两个死因并不矛盾。杀死夸父的是应龙，应龙是黄帝的下属，他所管辖的恰恰是水。从《山海经》的“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可知，应龙在哪里，哪里就有充沛的水，夸父是被控制水的人（或神）杀死的。应龙控制了水，夸父得不到水，所以渴死，当然也就可以说是应龙杀死了夸父，而其真实的含义是：应龙部落打败了夸父部落。第一种死因，夸父是因为失去水源而死的，第二个死因是说明让夸父失去水源的人是应龙，两者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根据《山海经》的描述，应龙是先杀死蚩尤然后才杀死夸父的，那么，应龙是怎样杀死蚩尤的？蚩尤是炎帝的残部，黄帝与蚩尤曾经在涿鹿发生过一次大战，《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是一次非常激烈的战役，《山海经》的描述也非常精彩，通过这个神话，我们可以看到应龙的作战方式是“蓄水”，这很有意思，“蓄水”不是水攻，而应该是截断水源，否则，很难理解“蓄水”如何用于作战；而蚩尤的应对则是“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从两者的攻防可以看出，蚩尤只不过是通过祈雨来解决饮水问题，以此来瓦解应龙“蓄水”的图谋。最后，黄帝派了天女魃，魃是何方神圣？魃是旱神，所过之处“赤地千里，滴水全无”，这样蚩尤的降雨也断了（雨止），所以最终蚩尤大败。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抽丝剥茧，渐渐显露出其本来面目，不过是水源的争斗：应龙蓄水；蚩尤降雨；魃致使干旱无雨；最终蚩尤无水而败。所以说，应龙杀死蚩尤，蚩尤也是渴死的，这与应龙杀死夸父、夸父也是渴死的一样，所以《山海经》才将两件事情一并提起。至此，夸父之死已经真相大白，夸父的两个死因只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而已。应龙先后战胜蚩尤与夸父两个部族，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回过头来，再看看夸父逐日的故事，很明显，夸父追逐的应该是水、而不是太阳了。
10. 有没有人能帮我翻译这段话啊 象征是艺术创作的基本
楚辞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及其广泛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流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杂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文壮丽的图景。离骚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中国古代神话传世很少，楚辞，尤其是天问，是我国神话材料保存得较为集中的。这些神话形象，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再次，楚辞的象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艺术魅力。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际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张横的《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李贺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蒲松龄一生不遇，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