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林毅夫创造需求

A. 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 定义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

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我们应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 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照搬西方理论会怎样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 -0.20, -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C. 林毅夫：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报道指出，在中国似乎重演着日本的旧事。十年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10%，但现在经济增速慢了下来，在2014年仅为7%。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这一数据还将继续下降到6.5%左右，甚至有人指出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速将为5%及以下。三年前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能在2016年保持8%的经济增速，但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让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倍感困扰的阶段，这也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必经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房地产危机也与日本出现过的危机相似，中国也出现了产量过剩的问题，无论是钢铁还是化工，包括汽车制造产业都是如此。中国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压力，不得不为短期增长而放弃长期发展。这样的思维将导致所谓的"僵尸公司"产生，这也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最近唱衰中国的声音特别多，认为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预计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达7.5%至8%”，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4日在北京表示。因应参加两会的部分委员要求，林毅夫4日晚在住地作题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2014年度工作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讲座，为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林毅夫在分析日本、欧美近些年的经济情况后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主要是因国际经济疲软造成的。林毅夫表示，在外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内需来继续保持“风景这边独好”。消费当然非常重要，但真正还是要靠投资。中国高投资回报的机会很多，包括工业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和环保等项目。林毅夫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要找到体制、机制问题不难。以前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采用双轨制方式，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现在到了该改，而且能改的时候，要继续深化改革，从双轨制过渡到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经济规律事。”谈到地方债务危机，林毅夫指出，有很多讨论是危言耸听，地方债务还在可控范围内。多位委员向林毅夫提问，涉及房地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问题。林毅夫一一作答。他指出，因为中国还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住房的需求还很大，房地产应该还会增长，但一定小心，很多金融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至于房价还涨不涨，什么时候涨，我也说不清楚，要是我真能预测，会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林毅夫笑言。中国国家主席去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林毅夫指出，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可以说是“世界大同”的现代版。希望中国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为世界提供一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帮助非洲、南亚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能做到，世界大同是有可能的”。原定晚9时结束的讲座延迟了半小时，仍有一些委员没得到提问机会。林毅夫说，“大家一早起来开会，晚上又来听讲座，受累了”。但仍有委员要求，“明天再来讲吧!”

D. 林毅夫：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求解

林毅夫在这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辩论中，我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啦啦队员，而不是运动员。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一个门槛，也可能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个门槛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发展很好的经济突然发生崩溃性危机。基于此，我非常关心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要恭喜在这场辩论中正反两方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讲道理、摆事实的客观、理性的争论。对重大问题在国内非常需要有这么理性的讨论。作为啦啦队员听正反两方隔空辩论时，我为几篇文章和论点叫好，后来发现我拍手叫好的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张明、张斌（微博）、魏尚进的文章。我就谈在做啦啦队员时，为何我只为反方论点拍手叫好。资本账户开放不是高增长的必要因素我这几年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我力推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些要靠投资，投资需要资本。从理论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回报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低，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利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回报率会较高，所以也是好的。这样的自由流动应该是双赢的，受欢迎的。不过诺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谜题。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应该比发达国家快。从经验实证来看，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13个经济体发展比较好，取得了每年7%及以上、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表现卓越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其中的一个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在快速发展时，由于自身储蓄率非常高，高投资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国内的积累。最明显的就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不但管制资本的短期流动受管制，而且，外债和外资都不欢迎。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最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个可能的前提是什么？对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给予了解释，那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所形成的产业就会有竞争优势，占有国际国内最大的市场，享有最高的利润和最多的剩余，而且，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剩余多了，可积累的资金就多，投资回报率高，积累的意愿就高，资本积累就快，可以支撑的投资项目就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加快。权衡资本开放的利与弊从上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包含三个主要领域：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另一个是国内银行跟国外银行的借贷或者是国内企业直接到国际上举债；第三是短期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资本流动。从这三大类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对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有直接贡献，可以直接推动结构变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不存在通过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term mismatch），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错配（currency mismatch）问题。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还会带进技术、管理、国外市场等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益处。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国防安全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考虑，在资本账户开放中，外国直接投资利远大于弊。从实证经验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非常好。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我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似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收益会减少，用外币还本付息就会有困难。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是这个问题，在泰国、印尼等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韩国又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后来靠跟美国签订货币互换而避免了危机。而且，国家也很难保证本国银行或企业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投资于赶超型产业，投机性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假如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限，到了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南欧和东欧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但通常以危机的爆发收场。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总的来讲弊大于利。短期的资本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不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且，容易导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在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利率上升；汇率有管制下，大量资金流入兑换为本币，外汇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真实汇率上升，出口竞争力就下降，经济放缓，这些短期投机性的资本就会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而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所以，这种短期资金流动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弊大利少。资本账户开放导致经济波动更频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崩溃之前，实际上包括美欧日等所有国家，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以美元为储备。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允许资本输出，不管是以前面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可以发行的货币都会减少，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经济增速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所以，大部分的国家不愿意资本流出，资本账户也就不能开放。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资本账户开放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论调？因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是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获益者。过去，虽然资本外流也许会带来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对资本的所有者或许有利，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所以，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资本的外流要进行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联储采取的是盯住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也就是当有资本外流时，货币发行不必跟黄金挂钩，美联储可以增发货币，维持经济稳定，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所以，美国就放松了对货币资本外流的控制。在那种状况之下，华尔街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积极推动者。因为，投资银行家可以大量到国际上套利，华尔街的投行家还推动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降低管制，允许高杆杠的运作，也就是提高金融机构自己创造货币的能力，使金融机构能够增加套利的资金和利润。结果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扩张最快，而且利润最多的就是华尔街，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华尔街那几家投行赚到的利润是美国整个经济总利润的40%。以我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是按美国财政部定的曲调来唱歌的，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也就从资本账户管制的倡导变为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推动。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跟着附和？除了有理论认识的偏颇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直接借钱回到国内来套利的金融机构的积极推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金融机构，它们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国外大量借贷，再以高利率到国内转贷；或者以较国内低的利率在国外借钱，到国内投资，短期扩张比较快；或赚取高额佣金，帮助国内企业到国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帮助国外的基金到国内来进行股市和房市投资。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账户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利润不断膨胀，由于有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以及作为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问题，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后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及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过度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房地产泡沫，导致家庭的过度消费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之后就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即使在这场危机中，由于美国是主要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危机和期限错配的危机，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在发达国家中受损最小。可是对那些资本账户没有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又怎样呢？如果他们的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在资金大进大出下，经济的波动会加大，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有汇率管制，当有大量资金流入时，国内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都会增加，经济会繁荣，当资金大量流出，为了稳定汇率，就要动用外汇储备，外汇用光时就爆发危机，那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所以总的来讲，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不成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学者，我先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谁是主要受益者？谁是主要推动者？如果发展中国家三种类型的资本账户都不开放，只要经济发展轨迹是正确的，自身的资本积累就足够支撑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需要。尤其是跨境借贷和短期的资本流动弊远大于利，应该严格控制而不要开放，要开放的顶多也只是外国直接投资。那些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在变成高收入之前，资本账户都没开放。其次，我不同意所谓“条件比我们差的国家都开放了，我们有何理由不开放？”那些国家是开放了，但经济发展得不如我们好，为什么我们也要开放？我同意盛司长所强调的我们不能照搬现成的理论，如他所言，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确实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提出的，在现在可能不完全适用。但是，美国金融学界提出的新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也同样不适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应该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提出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样才不会跟着别人的音乐跳舞。但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央行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美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美国的论调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而且美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账户，人民银行首当其冲。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配置，我们在面对美国政府和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时，理不直则气不壮，人民银行是承受这种压力的第一线。其次，有那么多的短期投机性资本到处流窜，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权很艰难。所以我可以体会为什么央行会采取倾向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态度。但是盛松成司长用来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几个理由，大概都不成立。第一个理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时候准备的程度比我们还低。这不是理由。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些国家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准备的程度高，就能够避免危机吗？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我不敢说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是不能简单得出以上结论。而且，从韩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还很大。首先，我们推行的是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没有消除，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其次，跟发展阶段也有关系。即使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认为国家金融结构的深化跟发展水平相关，发达国家那种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本身在金融结构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高，如果采用那样的结构，大量资金流进、流出会给经济造成过度的波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相当高。当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然而，比较我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情形，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另外，时机上更是不合适。因为在未来五年、十年，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的积累非常快。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统计失业率。因为美国劳动力失业后只要一个月不积极找工作，就被统计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计入失业统计，所以如果把处于就业年龄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加进去，失业率还是很高的。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减轻政府举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发达国家一定会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尤其像中国这样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资本账户不设防的话，短期流动资本就很快进入，大进的结果必然是大出，经济就会出现大的波动，甚至是危机的爆发。最后，是不是可以先开放，不行再收回来？实际的情形是开放以后再想收回来，国内国外的既得利益者会群起而反对。泰国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府想加强管制时，国内、国外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弃，结果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进行改正。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开放就很难收回来。所以，作为学者，不能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研究的前提，那样等于接受了现有的、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为了发达国家且主要是华尔街利益的理论。所以，我们要自己提出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这样，当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或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账户可以开放、哪些账户不能开放。（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 中国经济：靠什么还能快速增长20年

同时，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长的论断，了解林毅夫学术思想的人都不会惊讶，因为这不是林毅夫的新观点，而是林毅夫先生多年来一直很乐观的观点。多年以来，林毅夫先生一直强调，尽管在全球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以上的增长，但他一直将中国的未来增长潜力与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林毅夫先生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开始直到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借鉴外国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众所周知，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乐观，建立在中国具有“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当年他和杨小凯的那场论战，让很多人记住了“后发优势”这个词，当然，更准确一点讲，林毅夫先生所讲的后发优势，主要指“技术创新”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基于此，林毅夫先生认为，要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是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要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林毅夫先生一直认为，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
因此，笔者对于林毅夫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乐观以及对制度变迁的不重视一点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之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的林毅夫先生，现在却一反常态对现在依旧过热的投资大唱赞歌，甚至认为每年以12%的速度增长的消费增速已经很可观，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并建议通过“全球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举措，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林毅夫举例说：“此前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比如1998年实施了基础设施投资，到2002年，高速公路长度翻了五倍，当时一些人质疑这些高速公路是资源浪费，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拥挤了。”而这个其赞赏的例子，又恰恰是其以前的著作中一直诟病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目前之所以陷入增速不可遏制下滑的困境，恰恰是由于多年以来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再加上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关键领域改革的停滞不前，技术进步缓慢，产业低端，一些产业只有产能的扩张而没有技术的进步，导致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又导致消费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历届的高层不断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摆脱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出于救急的需要，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坦率而言，“四万亿”的刺激计划的确遏制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但因执行的偏差和资源分配的问题，“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使得一些产能本来已经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而一味的强调“保八”又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2009年和20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达到了创纪录的70%以上，经济发展结构更加扭曲，政府过度的举债使得地方债务沉重。由于资源并没有更多的转向真正困难的中小企业，没有转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经历三年的增长之后，
2012年，中国经济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再次出现严重的困难。“4万亿”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又和“4万亿”政策本身不无关系。
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如果不坚持转变发展模式，不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仅仅依靠政府短期投资，除了可以获得短期的“漂亮数据”之外，不仅无助于中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反而会一再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基于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一直呼吁放弃“瘸腿”的增长，下决心放弃对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增长的依赖，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林毅夫先生应该明白，
2012年中国经济的所处的困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以来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和转型停滞的必然结果。靠基础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解决不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林毅夫先生总是说，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较为类似，他据此判断中国未来能继续以8%的速度再持续增长20年。但林毅夫先生不要忘记了，日本从1955年以来，经济开始走上腾飞之路，不是一直依赖出口拉动的老路，而是果断转型，通过政府强有力推动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成功的转型，而不是靠投资和出口赶上了美国。作为一个对政策有影响力的学者，林毅夫先生在对政府投资大唱赞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思想可能对政策本身有着重大的影响，也不要忘记学术的严谨和阁下曾经对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的担忧。有人认为，林毅夫先生如此追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是有什么个人的“意图”，笔者对此不会妄测。但不管如何，林毅夫先生经常引用凯恩斯的那句名言恰好能说明大家的担忧：“不论迟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不管出于何种意图，林毅夫先生对政府投资的赞歌很可能成为政府再次搞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最好注脚，一个非常危险和极其有害的注脚。

F. 林毅夫谈中国房价 林毅夫为什么叛逃

报道指出，在中国似乎重演着日本的旧事。十年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10%，但现在经济增速慢了下来，在2014年仅为7%。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这一数据还将继续下降到6.5%左右，甚至有人指出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速将为5%及以下。三年前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能在2016年保持8%的经济增速，但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让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倍感困扰的阶段，这也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必经阶段——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房地产危机也与日本出现过的危机相似，中国也出现了产量过剩的问题，无论是钢铁还是化工，包括汽车制造产业都是如此。中国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压力，不得不为短期增长而放弃长期发展。这样的思维将导致所谓的"僵尸公司"产生，这也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
“最近唱衰中国的声音特别多，认为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预计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达7.5%至8%”，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4日在北京表示。
因应参加两会的部分委员要求，林毅夫4日晚在住地作题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2014年度工作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讲座，为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
林毅夫在分析日本、欧美近些年的经济情况后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主要是因国际经济疲软造成的。
林毅夫表示，在外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内需来继续保持“风景这边独好”。消费当然非常重要，但真正还是要靠投资。中国高投资回报的机会很多，包括工业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和环保等项目。
林毅夫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要找到体制、机制问题不难。以前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采用双轨制方式，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现在到了该改，而且能改的时候，要继续深化改革，从双轨制过渡到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谈到地方债务危机，林毅夫指出，有很多讨论是危言耸听，地方债务还在可控范围内。
多位委员向林毅夫提问，涉及房地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问题。林毅夫一一作答。他指出，因为中国还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住房的需求还很大，房地产应该还会增长，但一定小心，很多金融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
“至于房价还涨不涨，什么时候涨，我也说不清楚，要是我真能预测，会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林毅夫笑言。
中国国家主席去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林毅夫指出，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可以说是“世界大同”的现代版。希望中国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为世界提供一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帮助非洲、南亚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能做到，世界大同是有可能的”。
原定晚9时结束的讲座延迟了半小时，仍有一些委员没得到提问机会。林毅夫说，“大家一早起来开会，晚上又来听讲座，受累了”。但仍有委员要求，“明天再来讲吧!”

G.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该做出什么调整

两会聚焦：新常态下主动应对和引领经济转型发展

主动应对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无疑是2015年两会的重大主题。透过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十大数字勾画出新常态下中国在2015年的大致走向。

【数据一】GDP增长7%左右：彰显稳增长调结构决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GDP增长7%左右。这一数字较去年下调了0.5个百分点，也是2004以来最低的预期目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行动力不足，调低增速目标，是中国政府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做出的务实之举，更彰显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坚定决心。”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表示。

7%左右的预期目标，符合中高速发展要求，与现阶段我国增长潜力相一致，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这一目标也有利于稳定就业，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相衔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设定再高点的目标也有可能实现，但各方面会绷得比较紧。“制定适应新常态的目标，有利于稳定达标信心，更为结构调整留下足够空间，引导全社会将深化改革、提质增效进行到底。”

增速目标的下调向企业传递了强烈信号。“在整个国家更重增长质量而非速度的背景下，企业要调整心态，不能寄希望于大规模刺激政策，而要通过技术创新等挖掘内部潜力。”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表示。

【数据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为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留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比去年3.5%的目标略有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是双元的物价上涨结构，制造业产品价格在下降，但农产品、资源类产品价格呈现上升趋势，尽管短内期能源价格比较低，但这个格局不能指望长期持续，农产品价格仍然有上涨压力。

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国内重要商品供应充裕，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总水平有可能延续偏弱走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CPI增速较低，为货币政策适当放松提供了空间，也为价格改革预留了空间。

【数据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15%：有效投资是关键

计划报告提出，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15%，低于去年17.5%的目标，接近去年15.7%的实际增速。

李稻葵委员认为，适度调低投资增长目标是合理的。“因为今年国家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拉动，而是促进投资带动产能优化，民生领域的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增长点之一。”

“有效投资的机会众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与此同时，我国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多管齐下改革投融资体制，大幅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

李稻葵表示，促进投资的关键在融资方式的改革，不能再单纯靠银行贷款和政府担保，也不能靠借新还旧、债务滚动。“应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投向长远回报的、与地方政府财力匹配的基础项目。”

【数据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增长13%：让消费潜力变成支撑动力

计划报告提出，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增长13%，略低于去年14.5%的预期。

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39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实际增长10.9%。白重恩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来支撑，提出高于去年实际增速的消费预期，表明今年在促进消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动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养老家政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6大领域消费。

白重恩认为，今年这个预期目标完成起来难度不大，消费在不少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比如养老服务有利于全社会消费扩大，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崛起为消费带来增长空间。

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消费正在起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上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下一步应主要启动中低端消费需求，随着工资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可进一步拉升消费。”

【数据五】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有利于调结构防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而2014年这一目标是13%，实际增长12.2%。截至2014年12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M2预期增长12%左右的目标是适度的、合理的。“市场上老有一个误区，就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段，当成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变，央行一直在执行中性的货币政策。”

今年1月份M2（广义货币）增长10.8%，这是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去年11月和今年2月，央行两度下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目的在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数据六】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

“赤字规模与赤字率的上升是今年严峻财政收支形势下的必然表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说，这也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的要求。

“赤字规模和赤字率都还明显处于安全区之内，不会产生过大风险。”贾康说，所增加的财政投入将更注重用于“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支出安排中。

如何使“钱少”还能“多办事”“办好事”？贾康建议：“要在适当增加地方政府‘阳光化’债务举借规模的同时，大力促进发挥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作用的PPP机制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将审查讨论预算报告是否把钱花在“刀刃”上。

【数据七】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完成“十二五”目标无悬念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辜胜阻说，2015年节能减排目标与去年持平，这说明一方面顺利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已经没有悬念，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当前GDP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平稳推进。

2014年我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任务顺利完成，但当前减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辜胜阻说：“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强化节能减排硬约束，努力加强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治理。”

白重恩建议，通过鼓励新能源、绿色服务业等发展带动节能减排目标完成，在实现环境有效改善的同时为宏观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数据八】进出口增长6%左右：新的开放战略增添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外贸进出口增长6%左右，这一数字低于去年7.5%的预期目标，高于3.4%的实际增速。

“外贸预期增速下调与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也表明中国正在摆脱靠出口、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更加持久稳固的增长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

过去3年外贸进出口预期指标都没有完成，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形势复杂严峻。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依然压力较大，1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2015年实现外贸平稳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蔡继明说，尽管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我国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但中国正在施行的开放型经济大战略，将为外贸发展与转型增添持久动力。“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中国与广大新兴国家贸易融合的大平台。”

【数据九】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以上：经济减速就业不“减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与去年目标持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比去年提高0.1个百分点。

“面对经济放缓的现实，新一届政府全力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的态度鲜明。”辜胜阻说，“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经济结构优化，中国经济不用维持过高速度就可以保证一定的就业增长。”

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整个经济运行对就业的承载能力正在加强。

“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创业创新措施将在2015年发挥更大的作用。”辜胜阻说，新设立的企业大多属于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多、成长性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支撑力量。

【数据十】再减贫1000万以上：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

现在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只剩下不到6年时间，但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口需要脱贫。“今年国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家财力紧张，但政府对减贫任务丝毫没有减码，让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感到很温暖。”来自云南的人大代表铁飞燕表示。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6亿多人口脱贫。但受历史、自然条件、社会等因素影响，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14个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还有数千个村不通电，近10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贫困地区，必须补齐这块短板。”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地区，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阶段。”

铁飞燕表示，扶贫不是国家给点钱、发点米那么简单，关键是要创造条件让贫穷地区的百姓自力更生谋发展。“当前对云南来说，扶贫的关键在于改善交通。”

H. 林毅夫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错过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
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
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对此，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
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
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
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
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
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
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
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
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
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
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
寥无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11世纪，按这个假说 ，
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
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
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
农户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
于成立。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
现。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
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
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
明方式的转变。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
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
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
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
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
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
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Simon，1986）。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
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
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
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
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
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
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
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
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
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
9），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
，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
（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
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
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
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
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
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
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
。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
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I. 怎样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 林毅夫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时间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们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我们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韩国的表现情形跟我们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某些共同的外因。只要我们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已经普遍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跟上，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我们慢，所以下滑得比我们多。

我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还要根据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为什么其他专家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和评价比我给出的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我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下降，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我国也不会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已经用了35年，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的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我认为有一个不是很准确但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与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大得多，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也大得多。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的增长目标。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和外需，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增长得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同时，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之所以这么定，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相对而言又比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更要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要考虑到一点：一般企业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盈利状况比较差，但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也不会随意解雇工人。但如果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会突然破产，失业率一下就会快速增长起来。所以，把增长目标定在7%以上，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由于企业大部分投资依靠银行贷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以外，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大量增加。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的环境有改善的空间，但环境问题主要与我们正处于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不能跳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如果再加上环境执法到位，环境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的做法。

这些做法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这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现在还包括不少民营企业。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让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当前存在的问题固然很多，但是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都是如此。过去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不过，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我们也没有哪一年觉得轻松过。其实，每一年都很不容易，旧的难题解决了，又总会有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要了解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同时还要挖掘有利的条件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又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陷入与苏联东欧相似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又不能没有那些大型企业。

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因为它有那些国防产业。在过去那些国防产业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根据各种经验研究发现，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但效率实际上更差。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所以，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往上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J. 中国要是基建搞完了该怎么继续发展

我国被称为"基建狂魔"这个外号，是近年间才兴起的，源于近年来中国一系列大规模基建建设和超级工程。

1、公路上

2005年-2017年，中国高速公路新增7万多公里，通车总里程达12.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第二10.302万公里，加拿大第三1.7万，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1.47万公里、德国1.297万公里、日本1.152万公里、法国1.146万公里、意大利0.672万公里、韩国0.57万公里、俄罗斯0.45万公里。

2、铁路上

中国铁路里程12万公里，世界排名第二。虽然中国铁总里程与美国差距很大，但是中国高铁占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高铁也一条一条的开通。高铁规划的四纵四横已经完成，八纵八横正在火热进行。



3、钢铁上

当今的现代文明，主体是建立在钢铁和水泥之上的，一个国家如果连钢铁水泥都不能生产，工业化和发展经济便无从谈起。

2015年全球粗钢产量由2005年的11.5亿吨增加至16.2亿吨，增长4.7亿吨，增幅为41.4%。同期，中国粗钢产量由3.6亿吨增加至8.0亿吨，增长4.5亿吨，增幅高达125.9%。2015年印度粗钢产量也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排名第三粗钢生产国。

4、水泥上

2015年全球水泥产量为41亿吨。2005年全球水泥产量为23.1亿吨，十年来全球水泥产量增长了近一倍。从水泥产量排名来看，2015年全球主要国家水泥产量排名前十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伊朗、朝鲜和越南。

5、技术上

在世界桥梁业流传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看中国。目前世界上所有高难度、创纪录的桥梁，大部分由中国建造。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高的5座桥梁全在中国。在已建成或在建的最高桥梁排名前20位中，外国桥梁只占5座，中国则“霸占”了1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