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古代交通工具马车的演变
中国马车的历史悠远，早在夏、商时期马车就被人们作为交通工具。
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发明冶炼技术，马车是用树木加工制作。后来，我们到祖先发明冶炼技术，马车的关键部位用金属制作，在古代有铸铁贵如金的传说。随着马车制作技术的提高，马车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慢慢演变为享受的工具。
随之出现了马车的分类与等级。宫廷马车，战车、乘人马车、载货马车，农业马车等。马车的等级区分，体现在轮子的大小、铆钉大小多少和形状，关键部位铁皮的纹路，钩、环、木料、马车的造型和装潢。
随着橡胶的应用，马车从木轮改换胶轮，轴承代替木轴，减轻马车重量，提高马车的速度。现在边远的山区马车还是他们的运载工具。马车还活跃在广大农村的田地。
❷ 中国古代发明的故事有哪些
鲁班其人
鲁班，姓公输，名般，鲁国人，由于“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因此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时期。当时，城邑建筑和水利工种都有了相当的规模，铁器已经逐步推广到各个社会生产领域，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日趋没落，奴隶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奴隶主控制的官府手工业被冲破了，很多手工业奴隶获得了解放，于是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出现了。据说鲁班就是这个时期得到解放的奴隶工匠，并且因此有了游走各地、到处做工的自由。
锯的发明
大家可能还熟记着小学课本中的那篇关于鲁班发明锯的文章吧。传说，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很大的任务——建筑一座大宫殿。这需要很多木料，但是工程限期很紧。鲁班的徒弟们每天都上山砍伐木材，但是当时还没有锯子，只有用斧子砍，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徒弟们每天累得精疲力竭，可是木料还是远远不够，耽误了工程的进度。那个年代，完成不了奴隶主的任务是要受重罚的，鲁班心里非常着急，就亲自上山察看。上山的时候，他偶尔拉了一把长在山上的一种野草，一下子手就被划破了。鲁班很奇怪，小小的一根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他把草折下来细心观察，发现草的两边都长有许多小细齿，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既然小草的齿可以划破我的手，那带有很多小齿的铁条应该可以锯断大树吧。于是，在他的想法加上金属工匠的帮助下，鲁班做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锯——一把带有许多小齿的铁条。他用这个简陋的锯去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从这个故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实践出真知，钻研出智慧。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影响的。鲁班工艺的不断进步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帮忙。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班母”与“班妻”
你知道吗：弹墨线用的小钩又被称为“班母”，刨木料时顶住木头的卡口又叫做“班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鲁班的母亲和妻子也都从事生产劳动，并对鲁班有很大的帮助。据说“班母”的由来是这样的：鲁班做木工活，用墨斗放线的时候，原来是由他母亲拉住墨线头的。后来经过多次实验，母子俩在墨线头上拴了一个小钩，放线的时候，用小钩钩住木料的一端，就可以代替用手拉线，一个人操作就行了。从此，弹墨线不用再请母亲帮忙了。后世木工便把这个小钩取名为“班母”，以纪念这个创造。“班妻”的由来传说是因为鲁班刨木料起初是由他的妻子扶着木料，后来才改用卡口的缘故。
讲述一个小插曲，根据《玉屑》上的记述：鲁班成年累月在外给人盖房，雨淋日晒，十分辛苦。他的妻子云氏就动脑筋做了一把伞，让鲁班出门做工的时候带上，可以遮日避雨。直到今天，伞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可见，鲁班家庭还是对鲁班有很大的影响的。
鲁班的其他发明
鲁班一生的发明创造很多。在《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都有所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发明的。象木工使用的曲尺（也叫矩），是鲁班创造的，所以又名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磨，最初叫石岂（wei），汉代才叫做磨，是把米、麦、豆等加工成面的机械。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去掉谷物壳皮、破碎豆麦就成为人们日常的烦琐劳作。早期采用的方法是用石头把谷物压碎或者碾碎，后来人们又把谷物放在石臼里面用杵来春捣。这虽然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但是仍然比较费时费力。接着，人们又发现与捣碎相比，研碎效果又好又省力。传说鲁班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启示下，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磨。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鲁班究竟怎样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距今六千到六千五百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石辗棒和石制研磨盘。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鲁班不只是土木工匠的“祖师”，还是一个很高明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锁，外面不露痕迹，机关设在里面，必须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打开。在《墨子．鲁问篇》还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制作的木鸟能乘风力飞上高空，三天不降落。据传说，鲁班还改进过车辆的构造，制成了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由木人驾御，装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不少科技发明家，如三国时候的马钧、晋朝的区纯、北齐的灵昭、唐朝的马待封、清朝的黄履庄等，都受这个传说的影响，相继朝这个方向探索过。现在看来，说木鸟可以飞三天，木车木马可以自动跑得不见踪影，未免过于夸张，带有神话色彩。但是这也说明鲁班的技巧在当时确是相当杰出的。作为我们后人，在要实现前人的美好梦想时，也要考虑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自身的实际能力，避免受一些虚无飘渺的传说所误导，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
据说，鲁班在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去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后来他受了墨子的影响，不再制作这类战争的工具，专门从事生产和生活上的创造发明，造福于人民。
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的鲁班在建筑和雕刻方面的贡献也很多。《述异记》上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列子．新论．知人篇》中关于鲁班雕刻凤凰的故事，更表现了他不怕讥讽、刻苦钻研的精神。故事说，鲁班想雕刻一只凤凰，还没有雕成，就受到别人的讥笑，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刻出了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凤凰。那些曾经讥笑过他的人，终于不得不佩服鲁班的高超技艺和顽强努力的精神。
二千四百多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鲁班发明创造的故事。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热爱和敬仰，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鲁班的身上。因此，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的故事，事实上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故事。他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❸ 有关中国古代发明的故事
鲁班其人
鲁班，姓公输，名般，鲁国人，由于“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因此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时期。当时，城邑建筑和水利工种都有了相当的规模，铁器已经逐步推广到各个社会生产领域，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日趋没落，奴隶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奴隶主控制的官府手工业被冲破了，很多手工业奴隶获得了解放，于是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出现了。据说鲁班就是这个时期得到解放的奴隶工匠，并且因此有了游走各地、到处做工的自由。
锯的发明
大家可能还熟记着小学课本中的那篇关于鲁班发明锯的文章吧。传说，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很大的任务——建筑一座大宫殿。这需要很多木料，但是工程限期很紧。鲁班的徒弟们每天都上山砍伐木材，但是当时还没有锯子，只有用斧子砍，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徒弟们每天累得精疲力竭，可是木料还是远远不够，耽误了工程的进度。那个年代，完成不了奴隶主的任务是要受重罚的，鲁班心里非常着急，就亲自上山察看。上山的时候，他偶尔拉了一把长在山上的一种野草，一下子手就被划破了。鲁班很奇怪，小小的一根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他把草折下来细心观察，发现草的两边都长有许多小细齿，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既然小草的齿可以划破我的手，那带有很多小齿的铁条应该可以锯断大树吧。于是，在他的想法加上金属工匠的帮助下，鲁班做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锯——一把带有许多小齿的铁条。他用这个简陋的锯去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从这个故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实践出真知，钻研出智慧。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影响的。鲁班工艺的不断进步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帮忙。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班母”与“班妻”
你知道吗：弹墨线用的小钩又被称为“班母”，刨木料时顶住木头的卡口又叫做“班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鲁班的母亲和妻子也都从事生产劳动，并对鲁班有很大的帮助。据说“班母”的由来是这样的：鲁班做木工活，用墨斗放线的时候，原来是由他母亲拉住墨线头的。后来经过多次实验，母子俩在墨线头上拴了一个小钩，放线的时候，用小钩钩住木料的一端，就可以代替用手拉线，一个人操作就行了。从此，弹墨线不用再请母亲帮忙了。后世木工便把这个小钩取名为“班母”，以纪念这个创造。“班妻”的由来传说是因为鲁班刨木料起初是由他的妻子扶着木料，后来才改用卡口的缘故。
讲述一个小插曲，根据《玉屑》上的记述：鲁班成年累月在外给人盖房，雨淋日晒，十分辛苦。他的妻子云氏就动脑筋做了一把伞，让鲁班出门做工的时候带上，可以遮日避雨。直到今天，伞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可见，鲁班家庭还是对鲁班有很大的影响的。
鲁班的其他发明
鲁班一生的发明创造很多。在《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都有所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发明的。象木工使用的曲尺（也叫矩），是鲁班创造的，所以又名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磨，最初叫石岂（wei），汉代才叫做磨，是把米、麦、豆等加工成面的机械。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去掉谷物壳皮、破碎豆麦就成为人们日常的烦琐劳作。早期采用的方法是用石头把谷物压碎或者碾碎，后来人们又把谷物放在石臼里面用杵来春捣。这虽然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但是仍然比较费时费力。接着，人们又发现与捣碎相比，研碎效果又好又省力。传说鲁班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启示下，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磨。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鲁班究竟怎样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距今六千到六千五百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石辗棒和石制研磨盘。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鲁班不只是土木工匠的“祖师”，还是一个很高明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锁，外面不露痕迹，机关设在里面，必须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打开。在《墨子．鲁问篇》还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制作的木鸟能乘风力飞上高空，三天不降落。据传说，鲁班还改进过车辆的构造，制成了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由木人驾御，装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不少科技发明家，如三国时候的马钧、晋朝的区纯、北齐的灵昭、唐朝的马待封、清朝的黄履庄等，都受这个传说的影响，相继朝这个方向探索过。现在看来，说木鸟可以飞三天，木车木马可以自动跑得不见踪影，未免过于夸张，带有神话色彩。但是这也说明鲁班的技巧在当时确是相当杰出的。作为我们后人，在要实现前人的美好梦想时，也要考虑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自身的实际能力，避免受一些虚无飘渺的传说所误导，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
据说，鲁班在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去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后来他受了墨子的影响，不再制作这类战争的工具，专门从事生产和生活上的创造发明，造福于人民。
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的鲁班在建筑和雕刻方面的贡献也很多。《述异记》上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列子．新论．知人篇》中关于鲁班雕刻凤凰的故事，更表现了他不怕讥讽、刻苦钻研的精神。故事说，鲁班想雕刻一只凤凰，还没有雕成，就受到别人的讥笑，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刻出了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凤凰。那些曾经讥笑过他的人，终于不得不佩服鲁班的高超技艺和顽强努力的精神。
二千四百多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鲁班发明创造的故事。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热爱和敬仰，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鲁班的身上。因此，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的故事，事实上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故事。他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❹ 交通工具的故事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减少环境污染，英国部分城市将向大排量机动车征收高额“环保税”。如果这些汽车进入市中心，车主将为此支付最高一天25英镑(约合50美元)费用。环保税将主要针对大客车、四轮驱动汽车和豪华轿车等大排量车辆。根据部分城市酝酿中的计划，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25克的车辆进入城市中心，每天收费25英镑；每公里排量在120克以下的环保性汽车可以免费进入市区，其他车辆则收费8英镑(约合16美元)。
❺ 求关于古代发明的小故事
2、生命的价值
不要让昨日的沮丧令明天的梦想黯然失色！
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里却高举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面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他问：“谁要这20美元？”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打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准许我做一件事。”他说着将钞 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还要？”仍有人举起手来。
他又说：“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样呢？”他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碾它。尔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
“现在谁还要？”还是有人举起手来。
“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你们还是想要它，因为它并没贬值，它依旧值20美元。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我们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他看来，肮脏或洁净，衣着齐整或不齐整，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
温馨提示：生命的价值不依赖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而是取决于我们本身！我们是独特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❻ 交通工具的发明者
1791年，法国人西弗拉克发明了最原始的自行车。
汽车发明车:卡尔·本茨 1844-1929 他是一版个德国机械技师权，很多人说他是汽车的真正发明者。在1885年本茨制成了三轮汽车。这领先于戴姆勒的四轮汽车1年。但是戴姆勒在本茨的三轮汽车间世前1年造出了第一辆两轮摩托车。
火车的发明者英国的史蒂芬逊。
史蒂芬孙在1814年研制出第一台蒸汽机车，被称为“火车之父”。
飞机发明者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设计制造的飞机进行了成功的飞行，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重于空气航空器的有动力、可操纵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已用于作战，当时飞机的速度已达180～220千米/时，升限6000～7000米，航程400～450千米，轰炸机载弹量1000～2000千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速度达到750千米/时，轰炸机载弹量可达10吨左右。
轮船发明者:美国人 富尔敦 Fulton, Rober
❼ 简述中国古代车发明史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
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
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
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
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
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
《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
《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
《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
《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
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
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
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
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
《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
三、结语
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
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❽ 交通工具是谁发明的
1896年
美国人
福特
发明
了
汽车
。
1903年
美国人
莱特兄弟
制造了飞机。
英国人
史蒂芬荪发明了火车。
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
轮船
。
❾ 古代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使交通活动得以进行。最早的运输工具可说是 「木棒」：棒的一端缚重物，由一人背负；或将重物放在中间，由两人抬行。人类早期发明的另一个运输工具是橇，并由此制造了车。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跨越水域，还发明了独木舟。
古代的人民根据实际的需要，不断发明并改进已有的交通工具。车辆和船舶的种类愈来愈多，运行速度愈来愈快，负载的重量也愈来愈大。另一方面，人类很早就开始以家养的牛、马等牲畜驮运物品。车出现后，牛、马等家畜又被用於挽拉车辆。因为马的速度快，还可以被人骑乘。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不同地区人民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有很大的差别。沙漠之舟——骆驼是西北地方常见的运输工具。在河汊交错的江南，舟船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西南地区，一种古老而以人抬杠的竹制交通工具——滑竿仍广为使用。宋代以后，舒适的轿子则日趋普遍。
人类的探索是无穷的，「驾鸢上青天」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人对飞上蓝天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