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创造社文学会鲁迅

⑴ 鲁迅先生有哪些名篇

鲁迅自1907年开始文学活动，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间留下700多万字的著作、译作，加上日记和书信约1000万字以上。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两本：《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一本：《故事新编》；散文诗集一本：《野草》；回忆往事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计35万字。鲁迅的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共出杂文集16本，计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杂文创作在他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杂文近700篇，约135多万字，占全部创作的80%，历时18年。他整理、辑录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文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论著两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上共约80万字。翻译、介绍10多个国家的长、中篇小说和童话九本，短篇小说和童话78篇，戏剧两本，文艺论著8本，短篇论文50篇，以上共约310多万字。陆续发现的未收进集子的文稿约有60多万字。鲁迅接待过大约500多名来访的青年，亲手拆阅了约1200个青年给他的来信。他亲自回信约有3500多封，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约80万字。他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数统计。此外，鲁迅所编辑的报刊、杂志、丛书约40种，为青年作者写序或跋的书约50多种，为青年校阅、编选和介绍书稿有54种。鲁迅病逝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计20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鲁迅全集》分为作品集10卷，译文集10卷，日记2卷，书信集1卷。鲁迅的许多作品曾被译为英、日、俄、法、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家。鲁迅在我国文坛上堪称前无古人、后世之师的旷代巨星。关于鲁迅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的杂文集，自行编稿并拟集名的，计十四本。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语，或拆字，诙谐风趣，警辟深沉，讽刺强烈，揭露深刻。关于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编集时大多自行作过解说。

鲁迅的作品名称大都与当时的写作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含义十分深刻。

《呐喊》：《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他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彷徨》：《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摩罗诗力说》：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州称为“撒旦”。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或其它竞技所用之术语，意为：光明磊落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林语堂、周作人就把竞技比赛的规则搬到政治舞台上来。这里转意为：对敌人要讲宽大，不要穷追猛打。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鲁迅12岁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湖老先生。三味书屋，是三长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的书房。寿镜吾老先生在此坐馆教书长达六十年。 “三味书屋”之味：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先生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那么，为何叫“三味书屋”呢？原来，“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记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三味书屋”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还悬挂着这样一副木刻的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指：读经典像吃主食；读历史像吃菜肴；读其它像加调料。关于“三味”：鲁迅的私塾老师（三味书屋）寿镜吾老先生的后人说，“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菜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坟》：《坟》杂文集，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热风》1925年11月编定。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华盖集》1925年12月编定。《华益集续编》1926年10月编定 。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从有了《野草》才真正为现代散文诗奠定了基础。《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最难懂的一部。之所以难懂，主要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野草》题目的含义，野草的花、叶不美，但很顽强生长的野草，来比喻自己写的这23篇作品，也可以说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野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诗，后者是小说。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的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写于1926年6月至11月间，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编订成书时，改名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题目意义：“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意思”。据鲁迅说：“《朝花夕拾》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是关于鲁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早年鲁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之意。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答有恒先生》：杂文《答有恒先生》写于1927年9月4日，有恒，即时有恒。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信，它既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明显标志，又是他更深入、更执著地进行社会批判的进军令。《答有恒先生》代表鲁迅的思想达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恒先生》的发表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的旗帜。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二心集》：《二心集》作于1930年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艺的镇压，对鲁迅更是造谣污蔑，还编《文艺贰臣传》攻击他。鲁迅承认自己是统治阶段的“贰臣”，并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书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南腔北调集》：《南腔北调集》杂文集，写于1932——1933年间。当时，上海有人对鲁迅进行百般污蔑和恶毒攻击。说他说话口吃和用语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软的苏台，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是指他说话决不迎合反动派，不讨好那些无聊文人，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华盖集》：《华盖集》“华盖”为星名。星相学家说，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的好运。“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只好碰钉子。”鲁迅在《自嘲》诗中也说：“运交华盖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借此来说明自己收在《华盖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碍，经过艰辛斗争才得到发表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反动派的愤满之情。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4年2月编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写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后一本是他逝世后由许广平（许广平于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一户渐趋没落的仕宦之家）编辑。《且介亭杂文》是于1934——1936年间写成的杂文，共三本。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阴路亭子间，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之意。《且介事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⑵ 鲁迅没有参与哪个社团组织

【创造社】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⑶ 大文豪鲁迅出殡，当时大多文人都去了而郭沫若为何没有去

鲁迅去世的时候，郭沫若正在日本，路太远，那时的交通哪里有现在如此的发达，回来实在不方便。再加上，郭沫若得到消息时比较晚，竟然是看日本当地的报纸，才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据说，郭沫若从报纸上看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难过，痛哭流涕。

⑷ 革命文学论争的大致过程及其对鲁迅的影响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旧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 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旧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关键词】 革命文学/论战/报刊/新旧之争

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 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②，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③。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新”与“旧”的对峙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④。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⑤。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⑦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⑧。《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战线,走在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前列.从此,鲁迅的文学生涯真正意义的开始啦.

⑸ 鲁迅创作遗憾

鲁讯作品介绍

--------------------------------------------------------------------------------

四川省宣汉县教师进修学校 侯小青

鲁迅自1907年开始文学活动，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间留下700多万字的著作、译作，加上日记和书信约1000万字以上。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两本：《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一本：《故事新编》；散文诗集一本：《野草》；回忆往事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计35万字。鲁迅的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共出杂文集16本，计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杂文创作在他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杂文近700篇，约135多万字，占全部创作的80%，历时18年。他整理、辑录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文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论著两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上共约80万字。翻译、介绍10多个国家的长、中篇小说和童话九本，短篇小说和童话78篇，戏剧两本，文艺论著8本，短篇论文50篇，以上共约310多万字。陆续发现的未收进集子的文稿约有60多万字。鲁迅接待过大约500多名来访的青年，亲手拆阅了约1200个青年给他的来信。他亲自回信约有3500多封，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约80万字。他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数统计。此外，鲁迅所编辑的报刊、杂志、丛书约40种，为青年作者写序或跋的书约50多种，为青年校阅、编选和介绍书稿有54种。鲁迅病逝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计20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鲁迅全集》分为作品集10卷，译文集10卷，日记2卷，书信集1卷。鲁迅的许多作品曾被译为英、日、俄、法、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家。鲁迅在我国文坛上堪称前无古人、后世之师的旷代巨星。关于鲁迅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的杂文集，自行编稿并拟集名的，计十四本。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语，或拆字，诙谐风趣，警辟深沉，讽刺强烈，揭露深刻。关于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编集时大多自行作过解说。

鲁迅的作品名称大都与当时的写作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含义十分深刻。

《呐喊》：《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他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彷徨》：《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摩罗诗力说》：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州称为“撒旦”。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或其它竞技所用之术语，意为：光明磊落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林语堂、周作人就把竞技比赛的规则搬到政治舞台上来。这里转意为：对敌人要讲宽大，不要穷追猛打。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鲁迅12岁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湖老先生。三味书屋，是三长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的书房。寿镜吾老先生在此坐馆教书长达六十年。 “三味书屋”之味：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先生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那么，为何叫“三味书屋”呢？原来，“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记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三味书屋”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还悬挂着这样一副木刻的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指：读经典像吃主食；读历史像吃菜肴；读其它像加调料。关于“三味”：鲁迅的私塾老师（三味书屋）寿镜吾老先生的后人说，“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菜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坟》：《坟》杂文集，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热风》1925年11月编定。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华盖集》1925年12月编定。《华益集续编》1926年10月编定 。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从有了《野草》才真正为现代散文诗奠定了基础。《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最难懂的一部。之所以难懂，主要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野草》题目的含义，野草的花、叶不美，但很顽强生长的野草，来比喻自己写的这23篇作品，也可以说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野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诗，后者是小说。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的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写于1926年6月至11月间，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编订成书时，改名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题目意义：“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意思”。据鲁迅说：“《朝花夕拾》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是关于鲁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早年鲁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之意。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答有恒先生》：杂文《答有恒先生》写于1927年9月4日，有恒，即时有恒。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信，它既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明显标志，又是他更深入、更执著地进行社会批判的进军令。《答有恒先生》代表鲁迅的思想达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恒先生》的发表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的旗帜。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二心集》：《二心集》作于1930年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艺的镇压，对鲁迅更是造谣污蔑，还编《文艺贰臣传》攻击他。鲁迅承认自己是统治阶段的“贰臣”，并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书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南腔北调集》：《南腔北调集》杂文集，写于1932——1933年间。当时，上海有人对鲁迅进行百般污蔑和恶毒攻击。说他说话口吃和用语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软的苏台，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是指他说话决不迎合反动派，不讨好那些无聊文人，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华盖集》：《华盖集》“华盖”为星名。星相学家说，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的好运。“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只好碰钉子。”鲁迅在《自嘲》诗中也说：“运交华盖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借此来说明自己收在《华盖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碍，经过艰辛斗争才得到发表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反动派的愤满之情。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4年2月编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写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后一本是他逝世后由许广平（许广平于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一户渐趋没落的仕宦之家）编辑。《且介亭杂文》是于1934——1936年间写成的杂文，共三本。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阴路亭子间，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之意。《且介事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⑹ 评价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矛盾的批判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⑺ 求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有关资料拜托各位了 3Q

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为写了《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而遭到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争，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

⑻ 当时与鲁迅站在同一立场上的还有哪些人,他们各有什么成就

鲁迅一生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后来编为16本集子出版。这些集子各具特色的名称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无不被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
。
《热风》:1925年编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间创作的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间创作的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
《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间两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2月编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1934年、1935年创作的杂文36篇和48篇。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在线阅读，各种格式下载地址，去网络搜索“h4xsw幻世小说网”

⑼ 哪些鲁迅的作品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

鲁迅自1907年开始文学活动，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间留下700多万字的著作、译作，加上日记和书信约1000万字以上。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两本：《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一本：《故事新编》；散文诗集一本：《野草》；回忆往事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计35万字。鲁迅的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共出杂文集16本，计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杂文创作在他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杂文近700篇，约135多万字，占全部创作的80%，历时18年。他整理、辑录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文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论著两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上共约80万字。翻译、介绍10多个国家的长、中篇小说和童话九本，短篇小说和童话78篇，戏剧两本，文艺论著8本，短篇论文50篇，以上共约310多万字。陆续发现的未收进集子的文稿约有60多万字。鲁迅接待过大约500多名来访的青年，亲手拆阅了约1200个青年给他的来信。他亲自回信约有3500多封，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约80万字。他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数统计。此外，鲁迅所编辑的报刊、杂志、丛书约40种，为青年作者写序或跋的书约50多种，为青年校阅、编选和介绍书稿有54种。鲁迅病逝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计20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鲁迅全集》分为作品集10卷，译文集10卷，日记2卷，书信集1卷。鲁迅的许多作品曾被译为英、日、俄、法、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家。鲁迅在我国文坛上堪称前无古人、后世之师的旷代巨星。关于鲁迅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的杂文集，自行编稿并拟集名的，计十四本。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语，或拆字，诙谐风趣，警辟深沉，讽刺强烈，揭露深刻。关于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编集时大多自行作过解说。

鲁迅的作品名称大都与当时的写作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含义十分深刻。

《呐喊》：《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他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彷徨》：《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摩罗诗力说》：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州称为“撒旦”。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或其它竞技所用之术语，意为：光明磊落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林语堂、周作人就把竞技比赛的规则搬到政治舞台上来。这里转意为：对敌人要讲宽大，不要穷追猛打。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鲁迅12岁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湖老先生。三味书屋，是三长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的书房。寿镜吾老先生在此坐馆教书长达六十年。 “三味书屋”之味：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先生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那么，为何叫“三味书屋”呢？原来，“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记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三味书屋”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还悬挂着这样一副木刻的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指：读经典像吃主食；读历史像吃菜肴；读其它像加调料。关于“三味”：鲁迅的私塾老师（三味书屋）寿镜吾老先生的后人说，“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菜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坟》：《坟》杂文集，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热风》1925年11月编定。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华盖集》1925年12月编定。《华益集续编》1926年10月编定 。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从有了《野草》才真正为现代散文诗奠定了基础。《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最难懂的一部。之所以难懂，主要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野草》题目的含义，野草的花、叶不美，但很顽强生长的野草，来比喻自己写的这23篇作品，也可以说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野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诗，后者是小说。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的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写于1926年6月至11月间，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编订成书时，改名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题目意义：“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意思”。据鲁迅说：“《朝花夕拾》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是关于鲁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早年鲁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之意。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答有恒先生》：杂文《答有恒先生》写于1927年9月4日，有恒，即时有恒。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信，它既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明显标志，又是他更深入、更执著地进行社会批判的进军令。《答有恒先生》代表鲁迅的思想达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恒先生》的发表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的旗帜。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二心集》：《二心集》作于1930年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艺的镇压，对鲁迅更是造谣污蔑，还编《文艺贰臣传》攻击他。鲁迅承认自己是统治阶段的“贰臣”，并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书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南腔北调集》：《南腔北调集》杂文集，写于1932——1933年间。当时，上海有人对鲁迅进行百般污蔑和恶毒攻击。说他说话口吃和用语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软的苏台，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是指他说话决不迎合反动派，不讨好那些无聊文人，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华盖集》：《华盖集》“华盖”为星名。星相学家说，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的好运。“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只好碰钉子。”鲁迅在《自嘲》诗中也说：“运交华盖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借此来说明自己收在《华盖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碍，经过艰辛斗争才得到发表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反动派的愤满之情。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4年2月编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写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后一本是他逝世后由许广平（许广平于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一户渐趋没落的仕宦之家）编辑。《且介亭杂文》是于1934——1936年间写成的杂文，共三本。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阴路亭子间，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之意。《且介事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