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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禾模式是如何创造的

发布时间:2021-03-17 14: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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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作为现代化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绿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而又影响着城市绿化风格与水平。绝大多数公墓是建在城郊的荒山瘠地上,因而积极探索和研究山地城市公墓的生态绿化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山地既是自然资源、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集中地,又是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而作为殡葬文化中心的山地城市公墓,其规划、建设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殡葬文化的进程。由于山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山地城市公墓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盲目沿袭平地的规划理论方法、结构布局模式及技术指标体系等,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并引发山地生境的进一步恶化,使城市公墓的鲜明个性与地方特色逐渐消失。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忽视绿化建设,在规划中忽视山地自然生态特点,盲目沿用平原的绿化模式,不能构成有效的山地绿化系统,导致环境结构混乱、生态环境失调。因而建立一种适应山地生态环境、体现山地城市公墓空间格局内在秩序,是实现山地城市公墓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 山地城市公墓生态绿化模式的建立
由于山地城市公墓地形地貌复杂,山峦、沟壑、溪流等自然要素往往切割、插入甚至横穿城市公墓,使公墓用地呈零散状,形成许多不规则的块状、带状和楔状区域,因而平地公墓的“环状+楔形”的绿化模式(图1)很难适用。
针对山地城市公墓环境和资源状况,以山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分析为基础,结合系统工程方法,可以建立一种适应山地城市公墓空间结构的生态绿化模式即“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模式(图2)。它在形态上呈现出宽窄变化的廊状绿地(绿廊)连接块状绿地(绿块)而形成不规则、开放式的网状绿化结构。
所谓“绿块”,是指城市公墓内小块状生态单元,它们是构成山地公墓自然生态体系的基本感知元素,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特点,能形成微小气候环境。它们遍布公墓区域之内,可达性强,最易为人们所体验。在自然形态上,主要表现在山体和水域两方面,如山冈、山谷、陡坡、坎、沟、岭上的原始植被,河、岩、滩等附近的自然绿化;在人工形态上,主要有公共绿地、绿化带、游园等等。所谓“绿廊”,是指沿自然的河道、溪谷、山脊或山谷绿带及水体、山地特有崖壁立体绿带、梯道绿带、殡葬功能区(如墓区)内绿带等。这样通过绿廊将公共绿地、游园、景点等一系列绿块连接形成整体绿化网络。
从山地城市公墓自然生态来看,山地城市公墓这种点、线、面相结合绿地体系符合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结构的理论;城市公墓是一个由基质——廊道——嵌块等结构要素构成的景观单元,其中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一定的流(人或物)相互联系和作用(如在公墓中单一方向性的单向型人流和来去往返性的选择型人流等),在空间上构成特定的分布组合形式,共同完成城市公墓系统所承担的生态功能。
在“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模式中,可将城市公墓景观中的主体部分——殡葬建筑、殡葬功能主体(如墓碑等)及道路系统视为城市公墓景观的基质,将外观和肌理上与基质明显不同的绿块视为嵌块,将绿廊视为廊道。这样,山地城市公墓的绿地系统规划即是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提高绿块的质量和连接度,加强绿廊的建设,合理调整绿块、绿廊与基质的空间布局,形成一个完善的山地城市公墓生态系统。
2 “绿块+绿廊”网状生态绿化体系的特点
从山地城市公墓生态的自然、社会、经济等角度出发,“绿块+绿廊”网状生态绿化体系具有以下特点和优点:
2.1 适应性
由于自然山水对山地城市公墓空间的分割和限制,城市公墓的开发与发展呈现出组团状或带状。“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模式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它顺应地形,随坡就势,将相对零散的城市公墓空间融为一体,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公墓空间,使绿化体系真正成为山地城市公墓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一模式中,应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分析对公墓园林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有利与有害因素,针对有害因素采取营造相应的块状绿地(风景林、小游园等)的方法加以遏制或抵消,这些极具针对性的块状生态绿地,是在生态群落和审美基础上进行的艺术配置。这种绿化模式借助绿廊将城市公墓内部的绿地与外部的自然环境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园林景观的互借并保持自然群落的连续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乐。
2.2 渗透性
生态系统是由自然和人工两部分互相渗透而形成的组合体,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因素对生物群落生境具有一定的影响,特殊的气候和立地条件,为植物生长造成了与自然状态不同的新的生境。在公墓园林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可进行生态工程的结构复制和功能模拟,使公墓园林生态结构优化,整体协调。在土地及空间利用规划中,运用植物、建筑、水体等物质要素,以一定的科学、技术和艺术规律为指导,因地因时地进行植物选择和配置,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功能。
“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模式是从山地自然生态的内在机理出发,在公墓中见缝插绿,深入城市公墓的每个角落,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生命力。例如,山地城市公墓中有一些地形变化剧烈的不可建用地,山地公墓道路多劈山而筑,一面倚山,一面临崖,在这些地段合理配置攀援、垂直、地被植物等立体绿化,同乔、灌木以及最下层的地被植物易形成稳定的多层混合立体植物群落,不仅丰富景观层次,提高绿化率和绿视率,使植物高低相竞、充满生机盎然的情趣,而且体现出物种的多样性,有利于增强山地城市公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3 系统性
由于山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往往导致山地城市公墓空间的破碎,而这种网络状的整体绿化模式,能起到强化山地城市公墓空间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的作用,并促使其生态结构形成开放空间框架,由于自然山水的差异将会显示出独特的景观风貌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可以有效地缓解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墓特色危机”。
这种绿化模式结构是一个开放系统,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可顺应地势向外扩展,不仅使绿化体系处于一种生长的态势,而且可以引导城市公墓空间的发育,成为山地城市公墓空间持续、协调发展的良性绿色生态骨架,这不仅有利于山地城市公墓的分期建设,而且可以通过保护好关键性的地理要素,从长远角度控制山地城市公墓景观生态质量和变化趋势,形成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三维动态景观生态体系。
2.4 可达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回归自然成为时尚,人们不仅向往浏览名山大川,而且更注重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的接触。“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体系加强了特殊市民(即到殡葬园区活动的人)与绿地的亲近性,便于市民到达,使用频率高,市民可参与性强,真正起到了城市公墓绿地的作用,使人们在进行殡葬活动之余有“山水之怡、林泉之致”,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系。
2.5 文化性
绿化体系的设置可以在公墓中特殊地段同公墓的历史文化保护或文化娱乐设施相结合,使之成为文化绿网。绿地规划中要充分利用城市公墓的优势,在挖掘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文化设施的设置,把握每一个“绿块”的文化主题、空间性质、艺术特点以及人的感受,通过绿廊将之串联起来,建立完整的殡葬活动网络,使山地城市公墓除了具有殡葬功能外,还成为可游、可赏、可探的具有文化内涵的特殊场所。
我们追求的意境所要表述的主题是“人与环境的协调”,即园林生态文化,因而要考虑到绿地的文化氛围,绿地除植物自身的形象外,其广场、憩地、建筑物、雕塑、文化活动内容也应提高思想和艺术档次,这正是公墓建设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结合部,如在公墓绿地中可设置体现厚养薄葬的传统雕塑小品。
2.6 经济性
园林的生态效益主要是通过一定量的绿色植物达到的,要从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和叶面积总数三方面来考虑,按照植物生态与造景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复层结构的植物配置,通过乔、灌、草相结合,阳生与荫生相结合,常绿与落叶相结合,建立科学的人工群落,提高组合的叶面积指数,可适当提高栽植密度和上下层次,以后逐步间伐,既保证了人工群落的科学性,又提高园林的经济性,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其景观效果的稳定,具有较强的生态性、保存性、观赏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植物建立人工群落,设计时兼顾远期效果和近期效果,适当选择药用植物、果树、油料植物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适当选用大规格苗木,提高园林的经济性。
“绿块+绿廊”网状生态绿化体系可以利用山地城市公墓的任何地段,甚至可以将公墓内大多数地形变化剧烈的不可建用地纳入到绿地系统之中综合考虑,尽量不占用好地,从而缓解了山地城市公墓用地不足的矛盾。同时由于带状和网状绿地同传统的大块绿地相比,相同面积下增加了绿地边缘的长度,从而使更多的周边土地升值(碑墓穴位畅销),不仅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效益,而且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3 “绿块+绿廊”网状生态绿化实例分析
双凤山陵园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属有较大山丘分布的洪积冲扇区,其四周有自然天成之景和人文景观可借。
3.1 双凤山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划特点
双凤山依靠地形地貌表现出内部环境的自然美,其空间性格倾向于平坦旷远之美,与峰峦岭岫、崖岩洞府相比,更显得平易近人,具有现实感和人情味。两山中间形成洼陷、低平的狭长地带,表现为低落幽曲的空间性格,易于渲染陵园气氛,所以从原地形出发,加以变化,做到曲折有度,沿狭长地带略做纡盘,修建一条主路,发挥曲径引人入胜之功能,显示出幽静深远的自然风貌,使行人处于庄重氛围之中。从广场沿北风山腰修建一条台阶式人行路,为“步移景换”创造了优越条件。沟谷向东延伸到东北部洼地,改造成人工湖,湖水引自源泉渠的分支,从陵园西北角沿北围墙贯穿陵园,显示出水系的自然美。陵园内部环境还通过建筑突出了平面布局及立体轮廓的形式美(图3)。
3.2 绿化体系中的主要“绿块”
3.2.1 山系“绿块”
北凤山759株油松构成“北凤松涛”风景林的景观;南凤山1150株侧柏构成“南凤柏香”凤景林的景观。这两个大型园林景观构成了陵园的主旋律,在园内大部分观赏点都能观赏到北山之松和南山之柏,雪压松柏时则呈现出雄伟多姿的冬季景观。
北凤山西麓以刺槐为主,辅以核桃、黑枣、每至春末夏初,串串洁白的刺槐花竞相怒放,花香四溢,放眼望去,犹如皑皑白雪,形成了“槐岭春雪”的景观,成为冬景、夏景的过渡。两山之间的沟谷内植苹果、桃树,形成春花夏(秋)实的连续景观。
南凤山东麓,稀植侧柏,以柿树作主景,侧柏、银杏、合欢、金银木作陪衬,秋天形成“柿丹映翠”景观,各种树木姿态多样,树形参差,配合山丘起伏,创造出山林野趣,既做到秋景的突出,又做到向夏、冬景的过渡。
3.2.2 殡葬功能区骨灰林
骨灰林以松、柏类常绿树木为主,根据地形条件变化和殡葬业务需要分布在墓区的不同区域,这种“绿块”既具有安葬骨灰的殡葬功能,作为风景林又具有园林绿化的生态功能。
3.2.3 公共绿地
业务服务区和生活行政区的公共绿地主要以草坪为主,采取小游园形式进行规划设计,形成具有殡葬园区特色的公共绿地。
3.3 绿化体系中的主要“绿廊”
3.3.1 水系“绿廊”
整个水系在植物处理上以突出夏景为主,并注意到与春、秋景的过渡处理。在入口处理上,巧妙采用了借水手法,园门内凹而建,使园内水系露出门外,通过水系处理形成小河,河上修桥,使来人先过桥后进园,先见水后见山。从门到广场通过植物和建筑产生“由障到半障半露”的过渡,作为陵园的起景,紧紧扣住“庄严、肃穆”的主题,在广场上可透过树木观赏到陵园的中心景点——北凤山建筑群,同时又能透过树丛见到东部游览区,既增加了环境对人的感受,又可满足游园驻足心理,丰富游园情趣。在陵园东北部是在原有低洼地形基础上开掘出的人工湖,驳岸用青石垒砌,湖中设有汀步通往湖心岛,湖岸及小岛上植垂柳,间植碧桃,增添了这一景区的游趣。该湖水巧借源泉渠分支为水源,其入口设在北凤山西北部园墙处,通过处理,使其从石隙中呈瀑布跌落水潭中,环经北凤山北部,通过溪流的曲折宽狭变化,使水断、续、隐、现、急、缓、聚、散出不同的水景,最后经园门桥而流入宽阔的湖中。溪旁植垂柳、碧桃、配以文冠果等花灌木,形成“流水桃花满涧香”的动景。
3.3.2 道路“绿廊”
园内主路联接着各功能区,又可成为游览导景的路线。主路两旁密植侧柏,使道路盘曲于坡坨之间,迂回于密林之中,产生“曲径通幽”意境。从广场通向北凤山建筑群的阶梯人行路,路旁植蜀桧、紫薇,与阶梯的节奏感相协调。游览小径多突出一个“野”字,路旁散置山石,植榆叶梅、紫薇等花灌木,根据生态绿化原则,植自播能力强的草本花卉,在林下野生花卉的衬托下增加园林自然野趣,丰富了园林景观。
3.3.3 殡葬功能区“绿廊”
墓区内各区界植蜀桧、大叶黄杨球、银杏、红叶李等,墓碑间植蜀桧;南、北凤山建筑群以千头柏、雪松、油松等为主体,配以少量珍珠梅、紫薇、丁香等花灌木,苍松翠柏的暗绿色基调与建筑物灰白淡雅之色形成强烈对比,从色彩上渲染了景观的浑宏庄重。北凤山通往墓区的中轴线道路两旁由大叶黄杨绿篱封闭,产生肃穆之感。因墓区内石质材料较多,在地面处理上多植草皮或把生长力较强的禾草根茎植入红石板或其它硬质材料(具有各种花纹图案的水泥预制品或石块)的缝隙内,充分发挥两者优势,既符合生态原则,又满足丧主和游客要求。
3.4 网状生态绿化整体效果分析
双凤山陵园绿地系统规划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山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利用与周围环境之借景、对景关系,使内外呼应,形成有机整体。通过提高绿块的质量和连接度,加强绿廊的建设,合理调整绿块、绿廊与基质的空间布局,形成了适应性、渗透性和系统性较强的网状生态绿化体系(图4)。
在进行生态绿化建设时,植物配置注重形成复层植物群落,充分发挥植物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满足生态环境和园林组景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原有植物,结合果树、药用植物,把近期和远期效果相结合,发挥了其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由于在园林绿化中注重自然美的再现,使公墓绿化具有一定的可达性,通过在殡葬功能区域设置反映殡葬文化的雕塑、园林小品等,增强了园林的文化性。
4 结论与分析
“绿块+绿廊”的网状生态绿化体系,针对山地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通过对山地独特的景观结构单元的充分认识与控制,保护脆弱的山地环境,保护植被和生物的多样性,更好地维持山地环境的生态平衡。
山地自然生态环境是极其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的。山地城市公墓绿地系统规划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态公墓的建设。只有真正从山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出发,深入挖掘并把握其内在机制,才能找到山地城市公墓系统规划的正确方法。
“绿块+绿廊”网状生态绿化体系的提出是对山地城市公墓绿地系统规划的有益探讨,但任何绿化模式或体系要适应千变万化的山地生态环境,还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深化。建立一套适宜于山地公墓自然生态环境的绿地系统规划方法与体系,对于更好地改善山地城市公墓环境质量、促进公墓生态的良性循环是极其重要和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态城市公墓的理想目标,促使山地城市公墓走上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

㈢ 用简短的语言概述从文明初期到周代政治形式的历史严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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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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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部分重点难点解析

绪 论
在绪论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包括:“风骚”、“风骚”传统(或称“诗骚传统”)的含义,以及“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风骚”是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的并称。而“风骚”传统则是在《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优良传统,即代表《诗经》的《国风》所形成的“风”诗传统和代表《楚辞》的《离骚》所形成的“骚”诗传统。
所谓的“风”诗传统,就是世代相传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国风》中的民歌和二雅中的卿士大夫政治讽喻诗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内容上,它们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它们善于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来抒发情怀,反映现实。而这也就是“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后世文学中继承发展了 “风”诗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有:两汉乐府民歌、建安曹魏时代的文人诗歌、北朝民歌、唐代杜甫的“诗史”作品、中唐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宋代以王禹偁作品为代表的“白居易体”诗歌、金元之际元好问的诗歌等。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清代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虽然不是诗歌,但是也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
所谓的“骚”诗传统则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积极浪漫主义的原则是“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的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诗人屈原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表现在《离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方面。在内容上,《离骚》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他对进步理想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本质。在艺术手法上,屈原一方面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来构成一个奇特的神话世界,借此表现诗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上天入地地求索以及始终不渝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还礼利用发展了民歌的比兴手法创作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以此来象征他与楚国腐朽黑暗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离骚》这种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作者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特征,也就是“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
第一章 《诗经》的编集、流传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
一、《诗经》作品的搜集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地域上说,有的出于周天子的国都,有的出于各诸侯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从作者说,既有贵族的创作,更多民间的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说法。
关于献诗说,先秦古籍有一些记载可以证明周王朝有让公卿列士(也就是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内证。公卿列士献诗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搜集起来的。
关于采诗说,虽然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汉代学者认为周代是有采诗制度的。《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我们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也可以推断采诗制应该是存在的,《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起来的。因为在古代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官府大规模的、有目的的采集,那些遍布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才能够汇集到王廷中来。而采诗的目的是为了使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
除了采诗得来的《国风》民歌、献诗得来的大小雅的政治美刺诗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燕飨、祭祀等仪式中用的乐歌,这些诗应该来源于周王朝的乐官(如太师)以及巫、史的创作。
二、《诗经》的编定
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这三种渠道汇集起来的作品数量一定很多,然而今传的《诗经》只有三百零五篇,那么,《诗经》的编选整理者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马迁认为孔子对古代搜集来的三千多首诗进行了删选,编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并未曾删诗。论据如下:
( 1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出使,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十五《国风》名称与顺序都和今传的《诗经》本子基本相同。这说明当时《诗经》已经编集成书了,而那一年,孔子只有八岁。
( 2 )《史记》载孔子删诗在自卫返鲁之后,而《论语》载,此前孔子多次提到《诗三百》。
( 3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出自今本《诗经》,可见当时已经有通行的《诗经》定本,而此风在孔子之前便已流行。
孔子虽未曾删诗,但是他曾经对《诗经》的文字、音乐等进行过整理修订,并且将《诗经》用于教育,这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
《诗经》最后的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三、《诗经》编集的目的
《诗经》采编的目的是多重的,既有政治功利目的,又有娱乐目的。具体表现为:( 1 )劝谏君王、补察时政;( 2 )参照民间音乐,制礼作乐,明确等级,宣扬王威,满足耳目之娱;( 3 )作为贵族子弟的政治伦理教科书等。
第二节 《诗经》的流传
关于《诗经》的流传,首先要掌握 四家诗和今文三家。
所谓的四家诗是指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诗为齐人辕固所传,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韩人燕婴所传,毛诗则为鲁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四家诗中齐、鲁、韩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已经立于学官,合称为三家诗或今文三家;而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到东汉才立于学官。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释。此后,三家诗逐渐衰亡,而毛诗独传。
《诗经》的研究经典除了《毛诗传笺》外,还有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他们分别代表了唐宋时期《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的编集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二章 《诗经》的分类
关于《诗经》的分类,曾经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多种说法。
六诗、六义皆指风、雅、颂、赋、比、兴六者,而其具体含义历代说法不一。
四始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始”之意义,一说分别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一说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
四诗说:又称二南独立说。所谓的二南指的是《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十五国风中有十三个以“风”为名,惟独二南例外。因此,到了北宋,苏辙在他的著作《诗集传》中首次提出了二南独立说,认为《周南》、《召南》应该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另立一类。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南”是乐歌之名、诗之一体,相应的,《诗三百》也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这也就是所谓的四诗。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本子是依照风、雅、颂的体例来编排的。那么风、雅、颂又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关于这一点,古来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纳如下:( 1 )按照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诗序》;( 2 )按照诗歌的用途;( 3 )按照诗歌的音乐。
今人多认为是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中国有音乐文学的传统,在《诗经》的时代,诗和音乐是融合为一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在当时都是歌词。所以按照诗歌的音乐来划分风、雅、颂应该是合理的。
对于风、雅、颂的具体含义,前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
风者,风土之音,民俗歌谣之诗也。所谓国风,是各诸侯国统治地区的地方土乐、民间歌谣,这里的民俗歌谣之诗是相对于朝廷诗乐而言的,在作者的阶级身份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诗经》共十五国风, 160 篇作品。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朝廷之乐曰雅,也就是说,雅是周代朝廷的正乐。称周天子都城附近之乐为正乐应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称之为雅乐,正如当时的普通话、标准话称为雅言。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大小雅应当是因时代不同,音乐亦有所不同,故分。大雅共 31 篇,多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共 74 篇,多作于西周末期,较大雅产生为晚,风格上更接近国风。
颂,宗庙之乐歌,宗庙之音。也就是说,颂是祭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颂包括周颂 31 篇,鲁颂 4 篇,商颂 5 篇。
另外, 还需要了解一下以汉代儒家学者对风雅颂的解释:
《毛诗序》解释“风”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将“风”作为教化、讽谏的工具,尤其很多的爱情诗都被付与了政治教化的意义,如表现男女情爱的《关雎》竟然被曲解为“后妃之德”,这与诗歌的本义相去甚远。
《毛诗序》解释“雅”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将雅诗的内容笼统说成陈述政治利弊得失,以政之小大区分小雅、大雅,也与雅诗内容不尽吻合。
《毛诗序》解释“颂”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认为颂诗是歌颂赞美统治者的盛德功绩,并将之报告给神明的,这基本上符合颂诗的内容。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三章 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的五大史诗
《诗经》中保存了周民族的五大史诗,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其中《生民》讲述周民族的第一个男性始祖后稷神异的诞生,以及后稷发明农业、率领族人定居邰地(陕西武功)的历史。《公刘》写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人自邰迁居豳地(陕西郇邑附近)以及在此开垦荒地、建设家园的历史。《绵》则写古公亶父为了避开戎狄的侵扰,率领周人由豳地迁至岐山之南名为“周”的平原沃野。从此这个民族才自称为周人。《皇矣》歌颂周文王讨伐崇、密两个小国的战绩,《大明》则赞颂武王在牧野大胜,一举灭商的事迹。
二、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
关于周民族史诗我们要重点掌握的是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顾名思义,“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统一,因此它必然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多重价值。周民族的史诗也不例外,它同样兼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
周民族史诗的历史价值表现为:
一、记叙周民族产生、发展的历史;周民族的五大史诗以周民族的发展历史为中心,以几次大迁徙(如公刘迁居豳地、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和大战争(如文王讨伐崇密、武王牧野伐商)为重点,记叙了周民族发祥、创业直到最终灭商建周的历史过程。
二、反映当时周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当时周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比如,从《生民》这首诗中姜嫄神奇受孕以及生子之后三弃三收的神话故事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周人对生育现象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从后稷发明农业的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周人农业生产的情况;从公刘率领人们建造房舍的描写中可以了解周人的建筑水平。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生民》中了解到周人的祭祀礼仪等。这些都是研究周民族历史的珍贵史料。
周民族史诗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还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它代表了公元前 11 世纪我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其成就可概括如下:
一、比较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神话传说色彩是史诗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民族史诗也有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这在《生民》一诗中尤为突出,如诗中姜嫄因为踩了上帝的脚印而神奇地怀孕,后稷被母亲三弃三收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神异等。
二、叙事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而史诗则是以叙述描写为主的,因而周民族史诗有着叙事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特点。例如《公刘》一诗记叙了周民族的酋长公刘率领周人从邰地迁居豳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历史。诗歌是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的,但是诗歌的每章都以一个感叹句“笃公刘”(意即:忠厚老实的公刘啊)起首,从而把公刘的形象和民族的历史、族人的爱戴赞美之情结合在一起,使得叙事中有了抒情的成分。又如《生民》一诗的最后详细描写了周人在丰收之后祭祀祖先的场面,而这种描写中则暗含着周人丰收的喜悦、对神灵的虔诚感恩,使得描写中也满含着情感。这种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使诗歌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如《生民》是从姜嫄怀孕开始,写到后稷定居邰地、创立祭祀典礼,有着相对独立的完整情节。这种表现手法还塑造出一个个光辉的先王形象,如充满了神异色彩的后稷、勤劳智慧、深受景仰爱戴的公刘等。
三、周民族史诗也很讲究布局谋篇的章法结构。这些史诗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如《生民》中先写姜嫄怀孕,次写后稷出生,再写他发明农业,最后写他率领族人定居邰地;《公刘》一诗先写迁移前的准备、次写启程出发,再写公刘察看周原,最后写周人在豳地停留下来开垦土地、建设家园;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但是其结构上也很多独特之处,经常用相同的词语领起一章,如《生民》连续六章以赞叹的语气词“诞”发端,《公刘》以“笃公刘”发端,这样既构成了章节之间的排比,增强了诗歌外在形式上的层次感;又通过同一种感情的不断反复,使深层内容紧密相连,将全诗融为一个浑然的整体。
四、周民族史诗还很讲究修辞技巧,多用排比、比喻等手法增强史诗的形象性。如《生民》用一系列的排比描写后稷种植庄稼,《绵》中用瓜瓞自小变大比喻周民族的由弱变强。
五、擅长使用叠音词来摹声摹态,如《生民》中“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连用四个不同的叠音词来描摹不同农作物丰收的景象,突出不同农作物的不同神态。叠音词的使用不仅生动传神,还增加了诗的节奏感,使诗歌琅琅上口。
在以上内容中,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四章 农事诗
一、农事诗的含义
所谓农事诗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它们是周代农业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的直接产物。以农为本的社会生活决定了农事诗是《诗经》中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之一,这些作品也更直接地反映了周人的经济情况和周人的物质生活,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审美趋向产生的物质之源,在文学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上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的农事诗可以分为农业祭祀诗和农业生活诗两种。
二、农业祭祀诗
所谓的农业祭祀诗 是指《诗经》中描写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等农业祭祀活动的诗歌,如。所谓祈谷,就是春夏播种之时,祭祀神明,祈求丰收;《周颂》中的《噫嘻》就是描写祈谷祭祀活动的诗歌。所谓报赛,就是在丰收之后,进行祭祀,报答酬谢神灵的恩赐,《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就是描写报赛祭祀活动的诗歌。
农业祭祀诗具有重要的价值:
( 1 )它们记录了周人为祈求丰收进行的宗教活动及其相关的风俗礼制;如《楚茨》详细描写了祭祀的场面,使我们对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有所了解。
( 2 )具体描写了周人农业生产的规模方式以及农业经济的繁荣;如《噫嘻》、《载芟》记载的耦耕方式、《丰年》所写的丰收场面,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周的政治、经济,尤其是西周的礼制和农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 3 )祈谷、报赛等农业祭祀活动,表明了统治集团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提倡,也增强了周人夺取丰收的信心和劳动热情,在当时起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
三、农业生活诗
农业生活诗是这一章的重点。
所谓农业生活诗是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诗,如《豳风•七月》、《小雅•大田》、《甫田》等。
(一)《豳风•七月》
《豳风•七月》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关于《七月》我们要掌握一下内容:
1 、《七月》的创作时间:
关于《七月》的创作时间,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 1 )春秋时期:郭沫若认为古代无三正交替现象,且《七月》符合周正时令,而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所实施的历法即为周正。
( 2 )西周初期:原因有二:一是历法的问题,《七月》描写的时令与夏正相符,与周正并不相符,故在实施周正之前;二是《七月》属于《豳风》,而豳在西周末年已经被猃狁占领,东周时为秦国属地,故《七月》产生当在春秋之前。
2 、《七月 . 》的作者
关于《七月》的作者,历史上争论也很多,主要观点有:
1 、周公所作:《诗序》认为是周公所作:“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同,致王业之艰难也”。
• 剥削阶级(农奴和奴隶)所作:建国之后学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七月》是农奴或奴隶在倾诉自己的悲哀痛苦。
3 、周朝乐官在豳地农奴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一首代言体诗。原因如下:
• 由原诗可知,作者对农业生产了如指掌,方玉润说“非恭耕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
• 诗歌采用了第一人称,诗的内容既有农夫艰苦的劳作和贫苦的生活,又有喜气洋洋的宴饮场面,说明作者对两个阶级的人的生活和情感都很熟悉。
• 艺术成就突出,恐非没有文化的农奴之作。
• 又称为豳雅豳颂,是可以用于寒暑节气、祈年、蜡祭的乐歌。且语气是一种雍容和缓的客观陈述,没有强烈的怨恨和反抗。故而不可能是“充满农奴血泪的悲歌。”
结论:根据作品本文和有关古籍提供的材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七月》的胚胎出自于西周时期豳地农奴之手,最后定型则由春秋时期周王朝的乐官完成。

(二)农业生活诗的价值
1 、农业生活诗的社会历史价值
农业生活诗的社会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 1 )再现当时的阶级差异:《诗经》中的农业生活诗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两个阶级的生活上的悬殊差异。如《七月》中农奴自己“无衣无褐”,却要“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农奴自己“采荼薪樗”,艰苦度日,却要为领主生产“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甚至“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些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周朝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更加真切地感受农奴的不幸和悲哀。
( 2 )反映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
《诗经》中的农业生活诗还多方面地反应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为研究西周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例如《七月》中描写周人已经开始按照时令安排农业生产,及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蚕桑、打猎;还描写了当时周人种植的各种农作物,这些都是对周人宝贵生产经验的形象记载,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资料。
2 、农业生活诗的艺术价值
《诗经》农业生活诗的艺术价值表现为:
( 1 )充满农业生活气息的独特表达方式。 如《豳风•七月》,这首诗很像是一首月令歌,它将节令物候和农业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用一系列物候形象地反映季节更替的抽象概念,表达方式独特而生动。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运用蟋蟀的由远及近、由室外到室内的迁移来表示气温的下降,季节的变化,别有意趣。
( 2 )善于撷取富有深意的生产生活片段,并引发人人们的思考,从而造成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隽永的韵味。如《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以及《大田》所写的寡妇拾穗等,均是颇有深意的。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的农业生活诗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五章 燕飨诗
一、燕飨诗的概念
所谓 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古代嘉礼中飨礼、燕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其次要掌握燕飨诗与周代的礼乐文化的关系: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要掌握燕飨诗的价值及其代表作品。 燕飨诗的价值表现为以下几点:
燕飨诗的政治价值: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礼在周代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规定、社会生活的仪式,还包括了国家政治上的制度法令在内。燕飨之礼在周代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周代统治者将之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的手段。因此,直接反映燕飨礼仪活动的燕飨诗,也同样具有政治功利的目的。燕飨诗的创作是要通过诗歌,告诫人们遵循燕飨礼仪,从而实现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的政治功利目的。
燕飨诗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今天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记载了许多燕飨之礼的程序和仪式,是我们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如《小雅•瓠叶》中记载的三爵之礼,就是古代燕飨中必经的程序。此外,燕飨诗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代贵族的生活状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资料。
文学价值: 燕飨诗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组单纯反映古代燕飨活动的诗歌,它们不仅具有政治历史的价值,还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首先,它们真实地展现了燕飨活动的场面,表现出燕飨活动中和谐融洽、欢快热烈的气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诗人不仅直接描写筵席之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场面,还巧妙地借助寓意丰富的自然物象来渲染烘托热烈的气氛。如《鹿鸣》开篇即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起兴,既用鹿的鸣而相呼表现主人的诚恳殷切,又为全诗奠定了和谐欢洽的基调。而《常棣》则用花的繁茂来烘托众多兄弟欢聚一堂的喜悦和睦。其次,燕飨诗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的贵族形象,当然这些形象都是燕飨席上的形象。如《宾之初筵》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群腐朽虚伪、丑态百出的贵族醉鬼的形象。在宴会开始时,这些贵族还能谨守礼仪,装模作样;等酒酣耳热,便渐次放肆,等到大醉之时,更是呼号喧闹,手舞足蹈。
第六章 战争徭役诗
在这一章,我们首先要掌握以下内容:
《诗经》战争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
( 1 )周民族作为核心文明、主体民族对周边部族作战时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这里所谓的核心文明和主体民族,是指以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华夏民族。中原地区经过尧舜时期和夏商两代,文明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周边地区,而华夏民族也在民族融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王朝,更自视为上方大国,因而在对外战争中都带有民族自豪感和必胜的自信心。如《小雅•六月》、《大雅•江汉》等都表现了种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 2 )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战斗精神:周代的战争很多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面对破坏安定和平生活的敌人,周人会进行坚决的抵抗。《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就描写了周人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精神。下层的人民虽然已经处于“无衣”之境,但是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们还是同仇敌忾,待命出征。
( 3 )对家乡的思念、对战争的怨恨。周民族是一个热爱家园的民族,然而战争迫使一些人离开家乡,久戍不归。因此,战争诗中常常流露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战争的怨恨。《豳风•东山》、《小雅•采薇》就都表现了这样的情感。
这一章,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诗经》徭役诗所表现的情感内容。《诗经》中反映徭役的诗很多,这些诗的内容纷繁复杂,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其中所表现的感情却有共同性,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切的思乡、念亲之情。周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而徭役破坏了安定的生活,迫使很多人远离家乡。这既违背了人伦常情,又破坏了农业生产, 于是出现了许多服役者和家里的亲人互相思念牵挂的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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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是通过不同稻种相互杂交产生的,而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对配制杂交种子不利。要进行两个不同稻种杂交,先要把一个品种的雄蕊进行人工去雄或杀死,然后将另一品种的雄蕊花粉授给去雄的品种,这样才不会出现去雄品种自花授粉的假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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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使母本断绝后代,要给它找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的特点各不相同:第一个对象外表极像母本,但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用它的花粉授给母本后,生产出来的是女儿。

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也是雄蕊瘦小退化,花药干瘪畸形、没有生育能力的母本:另一个对象外表与母本截然不同,一般要比母本高大,也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用它的花粉授给母本后,生产出来的是儿子,长得比父、母亲都要健壮。

(8)升禾模式是如何创造的扩展阅读:

主要价值

营养

收获的稻粒称为稻谷,有一层外壳,碾磨时常把外壳连同米糠层一起去除,有时再加上一薄层葡萄糖和滑石粉,使米粒有光泽。碾磨时只去掉外壳的稻米叫糙米,富含淀粉,并含约8%的蛋白质和少量脂肪,含硫胺、烟酸、核黄素、铁和钙。碾去外壳和米糠的大米叫精米或白米,其营养价值大大降低。

㈨ “梅州模式”的由来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期而至的梅江水患常给生活在梅城梅江两岸的百姓带来灾难。据梅州市城建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1]:梅江,唐、宋时称“恶溪”或“梅溪”,明、清称梅溪,辛亥革命后称梅江。源起广东省陆丰、紫金交界的乌突山七星岽,沿莲花山北麓,自西南方向北穿流至五华县河口,汇五华河至兴宁县水口称琴江。琴江汇宁江后称梅江。全长307km,通过市境长90km,沿河两岸多为冲积平原,是梅州市粮食的主要产区。梅江滩石险恶,航行困难,明嘉靖元年(1522年)曾开凿篷辣滩;民国期间也曾在晒禾滩等处炸礁以利航运。千百年来,梅江不断冲刷淤泥、砂砾,寻觅去路,河床几经改造,才形成梅江南岸“U”字形的地貌,从江北高处游目骋怀,江南就像一个环水岛屿。由于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加上航运丁坝影响,淤积逐年有所增加,易遭洪泛。前人虽有零星的堤围建筑,但质量不高,未能抵御洪水灾害。据清光绪《嘉应州志》卷五水利部分记载:“于公堤,在城东门外长一里,阔丈余,乾隆八年(1743年)州守于霈建筑”。民国期间,有自修自防的程江区铁卢潭堤和乖子渡堤、梅江区新中堤及东郊区芹黄堤等。这些堤围均是矮小单薄,防御能力低。如梅州市下雨,加上上游五华、兴宁普遍降雨100mm以上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据史载,自公元1184年至1948年,共发生大洪灾有29年。其灾情多发生在初夏的“龙舟水”和初秋的“白露水”。这时正当水稻扬花吐穗或插莳不久,往往造成少收或失收,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有“水浸禾胎叫么哀(“哀”是客家话,意思是“娘”),临临到嘴又断炊”的悲惨民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堤防工作。初期加固加高原有堤防,紧接着是大规模地组织当地群众修筑河堤,解决沿河大片易洪涝地区的防洪问题。1954年着手兴建梅江堤,堤顶高程按78.50m设计,于1955年春基本完成。此后有计划地逐年加高反滤层和梅江桥头砌石堤护岸,堤防工程达到50年一遇洪水位标准,全长12.1km,堤顶高程80.8m.由于人类活动频繁,开山毁林,修筑公路,挖矿、采石、取土、山林乱砍滥伐,又未做好水土保持有效措施,致使河床逐年上升,减少行洪能力,因而加剧洪水灾害。据统计,从1950~1986年,梅州市区先后有13年发生不同程度的灾情[1]

1993年,梅州提出了彻底改造梅江大堤的计划,即南堤12.11km,西堤4.2km,北堤7.8km,堤厚18m;堤上修路,路旁营建花园,堤内开发房地产;市区横跨梅江新建各式桥梁3座,于梅江出城处建设西阳电站,兼具发电和控水……。10年后的今天,梅州城区形成了“水中城,城中水”景观,一江两岸建成园林式沿江道路18km,罗马式长廊和传统风格长廊2km,文化长堤2.2km,具有现代城市特色的桥梁3座,公园和公共绿地、广场9处,体育馆1座,两岸小区已建成面积约25万m2商住建筑

《南方日报》(2002-01-05,Al版)。。同时,“一江两岸”建设工程注意了历史文脉的延续,设计的建筑物、构筑物与历史名城保护相协调,充分发展和丰富了梅州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因此,2000年梅城“一江两岸”改造建设项目被水利部防汛总局称为可供各地借鉴推广的“梅州模式”;2002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人居环境范例奖”;2004年7月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优秀范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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