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极端推崇

① 基督教和天主教区别是什么

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一个时常混淆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若不是教徒，很难进行辨认。了解基督宗教，是人们了解西方普世文化的窗口，而厘清中文语境中的相关概念，是了解基督宗教的前提。

新教教堂内部布局比较简单

然而，随着天主教在欧洲的权力不但扩大，教会也伴随着腐败，因此当时德国天主教奥斯定会修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挑战罗马的神学垄断。在路德的影响下，当时的瑞士神学家让·加尔文（Jean Calvin）在路德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主张，自此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一批追随路德和加尔文主张的人，这就是新教的来源。因此，新教被称为“Protestantism”，其直译应该称为“誓反教”。

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欲休妻，而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教宗当时并没有批准，一怒之下的亨利八世宣布全英国的天主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管理“另起炉灶”。独立于罗马的英国天主教会，后来被称为“普世圣公会”（Anglicanism），又被称为“安立甘宗”或“普世圣公宗”。

但是，由于在欧洲大陆加尔文的神学主张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本土也产生了追随加尔文主义的一些流派，主张对圣公会中保留的繁杂的教会礼仪和神学传统进行简化，这就是著名的清教徒运动，清教徒的宗教主张也就是美国立国时的思想基石。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在公元1054年以前，基督教会是统一的。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会分为了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后，宗教改革神学家们因为反对教廷而分裂出了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随着时间的发展，基督教由分为了三大流派，追随路德的信义宗、追随加尔文的归正宗和跟随亨利八世独立的普世圣公宗。

② 当今社会危害社会的四大毒瘤是什么

1、分裂主义

分裂主义过去是引发国家分裂和战争、导致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今天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分裂主义分子与恐怖主义结合，推崇极端化、暴力化。当今世界的许多热点问题，都与分裂主义有关。

2、宗教极端思想

宗教极端思想，一般是指在宗教名义掩盖下,通过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或民族分裂活动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被其蛊惑的人们，无论是少年、青壮年、老年或女性，都会变得良知泯灭、狂热无比、丧失理智，并进而投身痴心妄想的幻觉，为了实现一个个邪恶目标铤而走险。

3、传销

纵观当代中国各类骗术,能够形成规模化、组织化、行业化的最大骗术就是“传销”。传销的社会危害比黄赌毒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把传销称之为继黄赌毒之后的第四大社会毒瘤一点不过。

4、网络谣言

谣言最大的危害是:可以让真相更像谣言,让谣言更像真相,把真相混杂在谣言之中,让人们自以为了解了真相,却又永远不相信真相,从而彻底丧失了对真相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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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斗争。

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要擦亮眼睛，认清宗教极端思想践踏伊斯兰教基本精神、亵渎伊斯兰教教义、破坏安定团结的险恶用心，理直气壮地驳斥他们散布的极端思想，剥掉其宗教外衣。

揭露其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形成对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人人唾弃、人人喊打的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③ 雷锋精神是什么

雷锋精神是什么? 详细如下:

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精神，雷锋时刻执行着毛爷爷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时刻帮助人民，雪中送炭。

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以雷锋的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G命精神，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雷锋精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时无刻不熏陶鼓舞中国人祖祖辈辈的做人法则，深入贯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雷锋精神才能在两个百年之际怦然落子。

这个时代有无数英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历史阶段，是不可能没有英雄的。因为人类对英雄有着本质上的，基因里的一种英雄崇拜情结。所以，我们可以没有钱，我们可以穷，但是我们真的不能没有英雄，我们要保卫雷锋精神。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还是时代吗？一个没有偶像的青春还是青春吗？正确地选择你的偶像，就是正确的选择你的人生。

雷锋精神就狭义而言，是对雷锋的言行和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崇高品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就广义而言，已升华为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为人们所敬仰和追求的精神文化。雷锋精神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雷锋生活的年代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极端困顿、集体主义价值观被强烈推崇、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单纯、利益需求非常趋同的时代。

以上回答 仅供参考

④ 曾极度推崇“文士”的鲁迅，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后又恨透了“文士”

新文化运动前，鲁迅曾非常推崇“文士”，认为其关乎民族命运，在彼时鲁迅将“文士”兴废，视为种族存亡的关键。

01

早在1907年，在鲁迅用文言写成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将文士与哲士、爱智之士、思士、后贤、儒服之士、崇实之士、诗宗词客等同。

1908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也将学者文家与识时之彦、评骘之士等并用；这一年的年尾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则将知者、士人与浇季士夫、志士英雄、士大夫、志士等并用。

1913年前后，鲁迅居于绍兴期间，更是从多种古籍中专门辑校了一部中国最早关于文人传记的《文士传》。

凡此，在反抗旧文化、旧秩序和解放自我的道路上，鲁迅虽然保持智者的理性与平和，但他或许才是更丰富、更伟大的那一个。

因为他深刻体验了革命时代的知识者新的兴奋与挣扎，并选择直面超越个体经验和历史传统的更深层次的冲突。

鲁迅对文士身份的否定，其意义不仅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更在于他以文学书写、文化实践诠释了一个不断追求革命、以至于革本阶级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典型。

他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⑤ 为什么说极少主义是现代艺术的极端为什么说极少主义是现代艺术的极端

为什么说介绍注意是现代艺术的阶段？为什么说介绍注意是现代艺术的极端呢？介绍最多是很少人的想法呀，是现代的，有些人是。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他都是一个极端的想法普通人是无法想想到

⑥ 数字是谁发明的

是印度人发明的。

在西元500年前后，随着经济、婆罗门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Punjab）的数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天文学家阿叶彼海特，在简化数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他把数字记在一个个格子里，如果第一格里有一个符号，比如是一个代表1的圆点，那么第二格里的同样圆点就表示十，而第三格里的圆点就代表一百。

这样，不仅是数字记号本身，而且是它们所在的位置次序，也同样拥有了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印度人是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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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公元前2500年前后，古印度出现了一种称为哈拉巴数码的铭文记数法。到公元前后通行起两种数码：卡罗什奇数字和婆罗门数字。公元3世纪，印度科学家巴格达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公元4世纪后阿拉伯数字中零的符号日益明确，使记数逐渐发展成十进位值制，例如公元8世纪后出现的德温那格利数字。

大约公元9世纪，印度数字传入阿拉伯地区，从原来的婆罗门数字导出两种阿拉伯数字：被中东的阿拉伯人使用的东阿拉伯数字和被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使用的西阿拉伯数字。东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人使用的形式很相似，西阿拉伯数字后来发展成我们广泛使用的形式。

阿拉伯数字笔画简单，书写方便，加上使用十进位制便于运算，逐渐在各国流行起来，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数字。

阿拉伯数字在Unicode码中的位置是048到057。

⑦ 苏格拉底所推崇的是什么思想

苏格拉底一直努力想让人认识到人是不完美的，人必须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实践才能接近完美，而这样做就必须用理性指导，执着的追求真理，并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真理。所以他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也向世人和历史宣布了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不可磨灭的罪行。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首先，他认为人是无知的，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才能获得知识；其二，他认为美德就是知识，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所以他呼吁人们关注自己的灵魂，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样的人就会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到谦卑，感到人的不完美，就会有所敬畏，就知道人是胜不了天的，就会更自觉地用理性来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

两千四百多年以来，文明的不断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破坏了带给人类生活意义的精神价值”。

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里缺失理性，就缺失自省精神基础，又会怎样呢？这个群体的文化和传统会有缺失——正如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民主最后成为实际上的反民主一样，这样一个将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群体也一定会在其文化中因缺失理性而缺失人性，因为这样的群体只能相信人治，而人治的结果必然是否定理性、遏制思想自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被扭曲，成为野心家用来愚民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民众往往也会自觉地把一个处于最高位置的人神化，创造一个适应人治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始终如一的价值和道德观，只有一朝天子一朝臣民的投机乡愿心理温床。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忠臣的就义也就只是一种变相的殉葬，悲壮惨烈，然只是为一昏君或暴君尽忠而已，就如当年日本战败时，那些剖腹自杀的日本文武官员一样。

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没有一个恒定的、有理性的信念，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怀着盲目的崇拜和忠心将所有希望和最高价值都交托给一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那又会是怎样的呢？

苏格拉底的哲人生涯可以概括为对理性的信念和追求，而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从容赴死体现了他的学说：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对着大多数也决不盲从苟且。也通过他的死，他唤醒人们：人是多么狂妄虚骄，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觉用理性来指导自己，人就会误用自己的热情，滥用自己的权力，把美好的理念变成闹剧甚至悲剧，公平正义资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人们为建立合理民主制度不断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雅典民主通过苏格拉底的死而成为后世的教训，唤起人们对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断的完善和改进，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哪一种民主制度是最完善合理的，但至少人们已意识到：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主宰一切，不是粗暴的铲除异己；对民主的热情不能取代对民主的理性执行，理想的民主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包容多元为其内涵。

今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成为知识精英和草根民众的共同呼声，国际社会对一些极端行动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民主又往往是相对立的各派所用的盾牌和武器。因此，重温苏格拉底的死也仍然有现实意义。

⑧ 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诗歌创作浪潮

建国初期诗歌的总体特色 ：

诗歌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政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
1.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派，个性化严重衰退。
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极端推崇民歌体,把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
3.诗美内涵的贫乏单一。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

原因：建国初期,在翻身解放的兴奋与自豪中,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导向下,在文艺为工农兵的规范下,上海的诗歌、散文创作呈现出以颂歌为主的形式和基调:讴歌人民领袖、讴歌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建设,颂扬工农兵英雄的形象,咏唱大跃进、人民公社.诗歌缺少含蓄深邃的意境,成为被时代扭曲的记录.散文常与通讯特写等接近,常缺乏艺术的精心推敲与营构.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与特定时代的文艺政策、与作家们是否对个性的追求与把握、与是否注重文学本体性的特征、与是否提倡文学多元化等密切关联.

建国初期诗歌创作概述 ：
一、1949——1955年建国初期的颂歌浪潮
二、50年代中期的干预生活的诗歌
三、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民歌运动。
四、60年代前期的政治抒情诗浪潮

A、 50年代初期，诗人处于思维调整期，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不多，主要是颂歌

1.祖国颂：
著名的“七月派”诗人胡风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就发表了长诗《时间开始了》，开创了当代文学歌颂诗潮的先河。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王莘的《歌唱祖国》

2.英雄颂
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弛过燃烧的村庄》和《枪给我吧》；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 》

3.建设新生活之歌
 “石油诗人”李季的《玉门诗抄》和《生活之歌》；  “森林诗人”傅仇《森林之歌》和《伐木者》；  “煤炭诗人”孙友田的《煤海短歌》。

颂歌浪潮的局限性
 1.文学观念比较狭窄，使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 2.颂歌注重形象写实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诗人的激情，诗歌艺术创作手法缺乏。  3.从思想内容内涵角度来看，由于解放初期诗人的思想认识比较粗浅，从而使得诗
歌热情有余，深刻不足。

B、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诗坛出现短暂的生气，出现一些触及时弊，干预现实的作品。
如流沙河《草木篇》、郭小川《望星空》、《一个和八个》、艾青《养花人的梦》、公刘的《禽兽篇》、公木的《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等。

 它的成绩表现为：
 1.对诗歌的创作领域做出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写出了建国以来新的内容，丰富了十
七年诗歌创作。
 2.干预生活的诗歌客观上揭露了我们建设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新中国建设提
供了借鉴。
 不足
 1.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干预生活的诗歌更注重其内容的批判性，在艺术表现的手
法上又所忽视，从而使得这些诗歌在美感和意境等传统诗歌审美内容上有所欠缺。
 2.干预生活的诗歌虽然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它未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法，因此，在实践性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C、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是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提倡“人人写诗歌，村村出诗人”，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规律，作品数量多但成就低。

 1.大跃进民歌全面发展了五十年代颂歌的基本主题，并将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是五十年代颂歌在民间的大普及。如《主席走遍全国》

 2.大跃进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雄心壮
志。如《我来了》；但是受到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同时由于，诗歌创作就象组织生产一样，使得诗歌在数量上面狂热的浮夸也影响到它的质量。 《小篷船 》

3.从艺术上看，有些民歌尤其情歌，保留了我国传统民歌朴素清新的风格，具有诗情画意。
但是大跃进民歌在艺术上更追求革命浪漫主义，注重诗歌的夸张和想象，使大量作品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极度的夸张，进而作品显得滑稽可笑。

D、60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政治抒情诗主导了诗坛潮流，诗歌变了“战歌”，标语化、口号化、政治化，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
政治抒情诗的特点：
（1）诗人以„阶级”或“人民”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在诗体形态上，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相结合。即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概念。
（3）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渲染、铺陈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情绪，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4）经常使用“楼梯体”，并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

⑨ 想了解民国时鲁迅所称的"御用文人"的言论

关于鲁迅骂人计谈梁实秋、王平陵、章士钊、成仿吾、周扬、徐懋庸、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
不是鲁迅对创造社的人都有偏见，但他不喜欢成仿吾确是事实。新文学社团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齐全的班子：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批评家。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时候，成仿吾就是充当了那个评论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写了一篇《诗之防御战》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黑马"）。他还写过一篇批评《呐喊》的文章，说鲁迅的小说集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现"的艺术，后半部分是"表现"的艺术。创造社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和浪漫主义，很鄙薄自然主义式的写实方法。在创造社的词典里，"再现"即自然主义，就是没有想象力，鲁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全属于这一类；而"表现"才能体现主体性对创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艺术，以此推理，《呐喊》里真正能"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惟有神话小说《不周山》。还有，作为批评家的成仿吾思路相当奇怪，比如他称赞《端午节》这篇小说，却要特地说明："他（指鲁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鲁迅是受创造社的影响才有了进入"艺术之宫"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批评虽然荒唐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还不至于会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虽然鲁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纯艺术"的观点，并在《呐喊》再版时半是赌气半是恶作剧地删去了《不周山》；也虽然据郭沫若说周作人曾经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周作人早期在小诗与散文里确实都写过苍蝇，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说，却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艺术宫廷"。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当他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资料排列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

(三)、周扬

如果仔细追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者以及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实在是很小，倒不是说双方的理论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双方都没有具备多少深刻的理论。早期的"革命文学"论者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苏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纳普"一派，从今天的立场看都是充满了左倾幼稚病的狂热与宗派主义；而鲁迅等人，则是从苏俄早期的文艺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其实两派理论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纠缠在如何从事文艺运动的政策和路线--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思路来取代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基础的建设。而且，这些有关政策也是别人的政策，只要别人的态度一改变，他们马上就陷入窘况，自己来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纳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国左联清算钱杏邨就是这类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联成员的胡秋原不识其中三昧，仗着自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也去凑热闹帮着清算钱杏邨，结果反而惹来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别人想插一手当然是咎由自取。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分歧，如果说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盘的，多半纠缠在人事的感情与宗派上。--这个问题说起来枝蔓太复杂，还是暂且不提也罢。

不过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鲁迅在左联时期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谓左联内部的周扬派和鲁迅派（注意：这是我杜撰的名称，当时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风派"）你死我活地恶斗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实在是不足以与外人道。从史料看，周扬从未公开说过鲁迅的坏话，但他是以清君侧的态度，与冯雪峰和胡风不共戴天，而冯、胡虽然后来都败在周扬的手下，但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对周鲁的矛盾也都语焉不详。鲁迅在私下和公开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扬为"奴隶总管"，还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但具体的原因也说得不多。冯雪峰回忆他在1936年从陕北去上海与鲁迅见面，鲁迅第一句话就说："这几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尽管冯雪峰特别强调了鲁迅这句话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怀疑--至少，鲁迅是绍兴人，用绍兴方言的结构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补语结构不合南方人的用语习惯。但是鲁迅话里的这层意思是不会错的，鲁迅说的"摆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上海人的口头禅"白相我"。鲁迅性格多疑，与青年人合作总是警惕被人利用来当招牌或当枪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营垒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汉化名绍伯写《调和》一文攻击鲁迅，理由是鲁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鲁迅骂过的杨邨人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上，便攻击鲁迅搞"调和"，"为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这似乎毫无道理，经鲁迅诘问，田汉解释说他是故意冤枉鲁迅的，为的是想刺激鲁迅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假如田汉的自我辩解是真诚的，那么难怪鲁迅要怀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谓"做玩具"，也就是"摆布"的意思，看来这样的事件不止一次。据说"绍伯"事件发生后，另一个左联领导人夏衍哈哈大笑，说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且"老"，牢骚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态度，使鲁迅感到又窝囊又沮丧。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鲁迅如此在意别人对他的利用，那么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以后建立起来的左联，本来就含有把鲁迅作为一面旗帜（也就是另一种招牌）的意思，阅世如此老辣的鲁迅难道还会不明白么？徐懋庸后来说，他本来是佩服鲁迅的，但"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左联直接受到中共的领导，在鲁迅以外还有具体领导班子。鲁迅不是党员，只是在单线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他创建左联时提出把老朋友郁达夫团结进来，但郁达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这个会议的正是创造社的元老郑伯奇。这种摆摆样子的事情都不给鲁迅一点面子，还在乎其他事关大局的决策吗？我不知道鲁迅总共参加过几次具体的左联会议和活动，如果不是后来瞿秋白隐居上海期间与鲁迅亲密交往，共同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话，鲁迅在左联里的实际作用实在令人怀疑。我想这也是鲁迅对瞿秋白满心感激、称之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扬是后来居上成为左联领导的，但他不是创造社旧人，与鲁迅没有宿怨。他在左联工作中的潜在对手是冯雪峰，而冯雪峰因为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好，以致把鲁迅也卷到纠纷里面去了。现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纠纷起因是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骂人诗《汉奸的自供》，诗是骂"自由人"胡秋原，里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这样的流氓语言。冯雪峰觉得太过分，就请鲁迅出面写文章纠正一下，鲁迅后来说是"从公意做过文章"，大约就是指他奉了冯雪峰的意思去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评周扬的文章。按理说鲁迅是左联的领导，批评左联成员的某些不好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扬非但不接受鲁迅的批评，反而发表了首甲（祝秀侠）等四人的反驳文章，指名攻击鲁迅的文章是"带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等等。鲁迅本来对成仿吾式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骂和恐吓"又在左联中阴魂重现，自然感到寒心。后来他对朋友说："我真好像见鬼，怕了。"这里"见鬼"是南方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骚扰的祸害。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冯雪峰身为左联领导，自己不直接批评周扬，却要把鲁迅扯进去呢？而周扬又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认错，偏要与鲁迅对着干呢？显然，在周扬的眼里，鲁迅作为左联领导的地位是虚的，而是冯雪峰的后台才是实在的。由此也能猜测出冯周之间的隔阂之深。鲁迅无意间成了冯雪峰的屋上"鸟"，爱之恨之都是间接的，无辜的。

鲁迅经常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水浒传》里那个气量狭小的头领，后来被林冲火并掉了。鲁迅一定是在什么场合领教过周扬睚眦必报的小动作。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周扬与鲁迅的正面冲突是一次也没有过。但周扬作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他对鲁迅不尊重甚至潜在敌意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周围的人，包括田汉、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鲁迅发生过冲突的人。周扬一直把他与鲁迅的隔阂归咎于第三者的挑拨离间，这是不真诚的，他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失去鲁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较冯雪峰与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不同：冯雪峰对鲁迅的利用远甚于周扬，但他是有意识地接近鲁迅，并以学生、邻居的身份一边学习鲁迅，一边诱导鲁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笔。鲁迅不会不明白冯雪峰利用他来掩护做宣传，但鲁迅似乎是乐意的，即使勉为其难也努力去做。而周扬却相反，他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领袖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甚至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有些隔阂与误会就不容易消除，这恐怕不是谁能轻易挑拨出来的。

回顾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后。把鲁迅当作严师诤友，亲密地并肩作战；接下来是冯雪峰做着中共党与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学生的身份；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元帅"作派不能不让鲁迅反感。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一是"元帅"--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几乎都事出有因，击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周扬的警觉和悔改，他一味指责别人挑拨离间，自己仍一如既往沿着这三个标记做下去，与鲁迅的隔阂自然也越来越大。左联成员真正被鲁迅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先是柔石、冯雪峰，后来是胡风，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个徐懋庸了。徐为人骄横，仗着与鲁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写信，阐述了周扬的意见。终于，矛盾总爆发了。鲁迅根本没有把徐懋庸当作对手，他一再说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扬"一群"的意见，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责的也是周扬"一群"，在那封信里，鲁迅痛斥"四条汉子"，点名周起应，确实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始终都在暗室里操作，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鲁迅所指出的："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样的传统至今不绝，但决不会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总是另外一套话语。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鲁迅的病中火气，使这场积压了多年的矛盾总爆发了，也使以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文坛纠纷此起彼伏，成王败寇轮流转。徐懋庸在鲁迅去世后撰一副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后几十年文坛斗争的谶言。

周扬等人在事后总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释成是他个人的行为，但鲁迅决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老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还傲然地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语气上是十分认真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作鲁迅以徐懋庸的信为由头，正式宣布与周扬等人的决裂。其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联盟已经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鲁迅作为这个团体名誉上的领袖，在无人理睬的状态下理所当然要表一个态：从"革命文学"论争以来他与左联的结盟关系也已经划上了句号。

围绕着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就有纠缠不清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之争等等，已经有许多回忆录和研究文章讨论，本文不再挑起这方面的话题。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历史的可能。在我所读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鲁迅的晚年写得颇为凄凉，似乎鲁迅晚年与周扬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时代的绝望境地。鲁迅的一生，始终被一种斯巴达之魂的精神所笼罩，带有狂热的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生都在寻求中国社会最激进的力量结成联盟，去从事知识分子实际的广场斗争。早年的光复会，中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都可作如是观。但反之，热烈之切，也常常伴随着失望之果，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断地与最激进的力量结盟，又不断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总是处于精神上的"荷戢独彷徨"的境界。这样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我觉得鲁迅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还没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鲁迅始终在独立地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间生存方式。在他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关系恶化以来，他一直寻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他没有像有的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绝望，而是在充分认识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尝试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所讲的，当鲁迅拒绝了地狱天堂和黄金世界以后，他没有陷入消沉和孤独，而是对生根于现实土壤的知识分子岗位的重新发现与界定。我们已经注意到，1935年萧军萧红来到上海，鲁迅明确不希望他们加入左联，认为还是在外围的人能做出些成绩，一到里面就"酱"在纠纷里了。事实上当时在鲁迅身边已经团结起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风、聂绀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还有一批民间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编辑，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吴朗西，编辑《译文》的黄源，编辑《文季月刊》的靳以，编辑《中流》的黎烈文，编辑《作家》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年轻的作家和编辑周围，又团结了一大批文学新生代。这批青年人对现实环境抱着强烈的批判和抗争态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写作、翻译、编辑、出版等为岗位，来履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社会责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与鲁迅也有亲疏的差别，但这个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文学阵营在上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

这个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鲁迅拒绝参加周扬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以后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领衔签名，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巴金黎烈文等人来说并没有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签名发表宣言以后就分散了，没有进一步组成新的团体，但这个信息被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冯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对茅盾说，胡风他们要搞一个文艺工作者协会，要茅盾多动员些人参加进去，以冲淡它与周扬的"文艺家协会"之间的对立。看来，冯雪峰是希望把这股真正以鲁迅为灵魂的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体发动起来，为他所用的。只是鲁迅的过早逝世使这股力量迅速涣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干力量在抗战的实践中各自发扬了鲁迅的精神。事实上，周扬也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尤其是这个群体直接妨碍了他在解散左联后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计划，他把所有的怒气都转移到鲁迅周围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谓"胡风之诈，黄源之谄"，巴金无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之"反动"栽到他头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击的话，显然是受到了周扬他们观点的影响。因为别人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关于徐懋庸与巴金的关系，原先应该是并无恶交的。徐在劳动大学读书时，另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吴克刚是他的法语老师，因此他对安那其主义是有所了解的。这封信被鲁迅公布以后，他唯一感到遗憾并表示歉意的，就是对"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可见他给鲁迅信中的话并不全是他的意见。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等都批评徐"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徐很不服气，他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写的，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说，这封信正是传达了周扬清君侧的基本思想。

当然，徐懋庸在这个事件中栽了跟斗，虽然客观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归咎于他的青年人的蛮横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扬的重视，不仅让他当左联的执行书记，而且在左联解散后他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最年轻的理事，主编《文学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不算什么官衔，但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来说，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名誉。他在乎它，才会对鲁迅拒绝参加协会而使工作陷于瘫痪耿耿于怀，才会迁怒于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击。这里很难说没有个人野心与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华和勤奋，缺的是一种中国文人所宝贵的"德"，也就是所谓"贵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为"的对己对人之道。他与鲁迅稍微建立了一点信任，就急于用尽用足，甚至于想去解决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结果适得其反，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为了效忠周扬，不惜用教训的口气来刺激鲁迅，更有甚者，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后，他不顾旁人劝阻，还进一步发表答复，公开谩骂与攻击鲁迅，这就违反了"君子有所不为"的道德。徐懋庸留给后人的教训，远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意义。

⑩ 封建社会为什么推崇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正统思想是因为，他对当时巩固国家统一，有积极的作用，既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又能打击地方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