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汉律学家京房发明的律制是什么

Ⅰ 中国古代史，六十律，是什么

京房六十律。汉代律学家京房(公元前77-公元前37)因见古代三分损益十二律最后一律仲吕版(F)依原法回不到黄钟(C)，京房又继续损权益生至六十律，不仅使第五十三律色育接近黄钟，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周而复始”的旋宫转调理论。京房还认为用管长计算音律不精密，故另作十三弦的准（形如古琴），在中央一弦下有六十律的标记。

Ⅱ 汉代焦延寿的老师和弟子分别是谁

焦延寿（生卒年不详），名“赣”或“贡”，西汉中期著名哲学家。
汉昭帝时，焦延寿出来作官，政绩很好。后来又专心读书，尤其下工夫研究《易经》，一边讲授，一边著书，著有《焦氏易林》。代表徒弟有京房。
焦延寿于《周易》自称学于孟喜，其学生京房也认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而孟喜正传弟子“瞿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其实，“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 这些思想后来被其弟子汉代著名易学大师京房继承和发展。

焦氏的易学著作有《易林》、《易林变占》。《隋书·经籍志》载有焦氏撰《易林》十六卷，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变占》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载有焦氏《易林》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今存焦氏著作有《易林》。
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他受学于梁人焦延寿，焦延寿自称学《易》于孟喜，京房以为焦氏《易》即孟氏之学，而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都不承认。焦延寿常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房说《易》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举孝廉为郎，后任魏郡太守。多次上疏论说灾异，引《春秋》、《易》为说，得罪宦官石显，又与治《易》的权贵五鹿充宗学说相非，以“非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被弃市。 [1] 其后京房三弟子殷嘉、姚平、乘弘皆为经学博士，于是《易》有京氏学。京房著有《易传》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委化》四卷，《周易逆刺灾异》十二卷，《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一卷。
在科学史上，京房的地位还得益于他的音律学造诣。《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并非夸张之辞。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汉书·京房传》），遂以京为姓。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对音律的迷恋。
在音律理论方面，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们采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用这种方法，当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对此，京房采用了扩展十二律的解决办法。根据传统的三分损益法，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这样依次相生，最后是无射生中吕，就得到了十二律。京房则从中吕起继续往下生，直到六十律为止。其实，六十律并非京房的发明，《后汉书·律历志》明确记载汉元帝派人向京房问律，“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法”。由此，六十律是焦延寿之所为，京房的作用在于把这一方法介绍给了社会。
采用六十律相生法，当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时，已与出发律极为相似，可以周而复始了。可是，焦延寿、京房为使律与历相结合，一定要凑成六十这一整数，使得“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后汉书·律历志》）这当然是牵强附会。而且这种定律法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因而无实用价值。这种定律法的价值在于理论上给人们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极微小的音差来变换音律。

Ⅲ 古代乐律学的发展历程

乐律学史的发展阶段分期问题，历来并无成说。由

于它和音乐艺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文化形态上密切相关，

由于中国乐律学史是随着音乐实践的需要而发展着的，

根据音乐史上发生过的重大变化,分别按照:酝酿期（远

古及夏商）、奠基期（西周）、经学期（秦、汉）、演

化期（魏晋隋唐）、整理期（宋元明清）,共5个阶段分

述如下：

酝酿期 上古至商周之际,为歌舞乐三者紧密相关的

“乐舞”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处在感性阶段。实

践中，夏、商古磬的实测音高反映出人们已有绝对音高

观念。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已根据自然听觉的需要，在

乐器制作中作倾向于纯律关系的调律。《虞书》“律和

声”的记载反映出先民对乐、律的关系已有初步理解。

进入西周的社会历史阶段前，商代五音孔陶埙已具备吹

奏出11个半音（包含某些半音关系）的可能性，已为周

代十二律理论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奠基期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间，为王侯宫廷钟磬乐

得到高度发展的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进入了对概

念进行规范,对度量关系进行计算,形成理论的阶段。这

一时期的律制，被后世称为“钟律”。钟律具有两个历

史来源：①上古以来的纯律音系的传统。②西周始见的

十二律名及其所代表的三分损益法。

钟律在先秦宫廷音乐中的应用，已由当时的乐师总

结为系统理论：①音阶理论。五声与七声的关系，七音

阶名和变化音名的确立等。②乐学理论的均、宫、调体

系，术语与概念。③乐、律关系的理论及计量标准问题。

④正律器、生律法及其运算方式（名为“均钟”的弦准

及律管的应用，记载于《管子·地员》的三分损益法，

《曾侯乙钟铭》的□、曾三度音系）。⑤由黄钟、大吕

等十二正律及其同位各变律组成的非平均律十二律位旋

宫体系（见宫调）。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代表人物是伶州鸠。乐律学的重

要文献除《国语》中的“郑语”、“周语”及《曾侯乙

钟铭》外，还有散见于经、史及子书中的一些片段材料。

经学期 秦汉间,钟磬乐衰微,为丝竹、相和与鼓吹

乐兴起的时期。先秦乐律学在官府失传,附庸于“经学”，

成为经生副业。经师墨守伶伦制律与《吕氏春秋》的片

面记载，使律学理论沿着单一律制的三分损益管律而发

展；阴阳五行家与图谶家使乐、律的解释走上神秘难解

的途径；而民间传承的乐调又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控制之下失载；其中，透过经师

的“传”、“注”、纂集整理工作，透过文学、诗、赋

与诸家杂著遗留给后世的乐律学材料，是两汉学者在音

乐史料严重散佚的情况下仅能作出的重大贡献。

两汉限用三分损益法与拘守管律的直接后果，是在

旋宫问题上出现了乐与律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宫廷

中的旋宫实践,屡作屡辍,被后世看作“唯奏黄钟一宫”

（《隋书·音乐志》）。俗乐中的乐调理论已经无从根

据经籍所载的宫调体系作为命名规范。相和歌的清、平、

瑟三调，楚声中的楚、侧二调，基本上是从属于乐器的

调弦经验的系统。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家独能摆脱偏见并有创造的代表

人物是京房，重要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

书》中的乐律材料及《淮南子》等诸家杂著。

演化期 魏晋至隋唐间，为清商乐和燕乐歌舞在贵

族社会中盛行的时期。乐律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经

学的统治，宫廷音乐的俗乐化和各民族直至疆域内外的

音乐文化交流，发展了乐、律的实践，推进了乐律学的

新的进展；贵族士大夫直至个别帝王亲身参与乐律学研

究也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创造提供了客观条件。

这一时期的创造主要是围绕着俗乐调的旋宫性能与

乐器调律问题而进行的：①蔡邕的学说打破了单一律制

的束缚，开始了度量衡方面计量问题的进一步的精密考

据与研究。②京房六十律结合乐器调律与俗乐调的应用，

发展为荀□的十二笛律；又在另一条线路上衍化为钱乐

之、沈重的三百六十律。③何承天开创了由正、变各律

复归于十二律的、力图接近平均等程关系的新律的探索；

承先启后，恢复与推行了京房、陈仲儒、梁武帝等重视

弦律的传统。④范阳祖氏之学，经祖莹、祖□、万宝常、

祖孝孙等精研,化繁为简,复归于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原则，

从实践上解决了宫廷雅、俗乐的旋宫与乐器调律问题。

⑤俗乐调的理论体系在唐代得到系统整理，出现了《乐

书要录》等专著及有关“二十八调”的系统论述。⑥荀

□解决了“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属于本阶段音乐声

学方面的重大成就。

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除有关史籍中的乐志、律历志

外，今存《古今乐录》佚文、《乐书要录》残卷、徐景

安《乐书》佚文及段安节《乐府杂录》等。

整理期 五代战乱以后,至宋、元、明、清间,为音

乐生活繁荣于市井，歌舞伎乐的地位渐被戏曲音乐代替

的时期。唐代的乐律学知识已在战乱中多所散失，加上

祖孝孙之学不传律数，俗乐调的理论体系虽曾略见于晚

唐史料,但已不得确解。因此,北宋间虽已进入传统学术

的大整理，乐律学的整理工作初被重视，已称“绝学”。

但宋人毕竟在乐律学的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拓展了

研究规模，也使之渐成系统。自此以后，明人不绝如缕，

至朱载□而集传统乐律学之大成。

中国传统乐律学以十二律位统八十四调的学说，始

终贯串着旋宫实践问题的主线，为解决乐、律矛盾而发

展着。自先秦钟律起，至朱载□创新法密率终，囊括了

古代乐律学史的全部发展过程而达到顶峰。音乐文化史

上的律学实践，在律制问题上当然并不以朱载□的平均

律为其终结，但乐律学的发展在清代虽有江永等人僻求

精奥，实已无补于乐律实践。此外，歌曲音乐中的词调，

琴曲中的琴调，至明清以来已无重大发展，清代戏曲宫

调理论徒托“二十八调”空名，已无实际意义；乐律学

史在清代的发展已不再是根据音乐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

而追求进一步的探索，转而走上乾嘉学派的途径，通过

文献学的研讨，博求训诂、注疏、考证；新起诸家的意

义所在，主要是就乐律学史中留下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新

的论辩。

Ⅳ 什么叫音乐

就是用音符和旋律组成的，就是人们听了会放松，会喜欢，会想再听一遍

Ⅳ 先秦时期乐律学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1、钟律铭文。

体现了先秦时期乐律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编钟上的2800个铭文，对中国的乐律学史和音阶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三分损益法

春秋战国时期乐律学上突出的成就，是理论与实践上均获得证明的三分损益法的产生及应用。这种生律方法的记载，虽然晚见于《管子·地员篇》及《吕氏春秋·音律篇》，但是其实践上的应用却要远早于文献的记载。

“三分损益”是指把一个音管分为三份，“损减益加”，以此延续就产生了十二律。十二律吕是指 在十二律中，六个单数的伴音“律”和六个双数的伴音“吕” 的总称。 “旋宫”是指十二律中的每一律轮流作为宫音。

(5)由西汉律学家京房发明的律制是什么扩展阅读：

我国乐律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内容：

1、春秋时期产生了以弦长为计算基础的乐律学理论——三分损益法。

2、汉代律学家京房因见古代三分损益十二律最后一律仲吕（F）依原法回不到黄钟（C），提出六十律的理论。即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律与第十二律之间存在的音差，继续损益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后世称之为“京房六十律”。

3、南宋的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是宋代律学的重要成就。所谓十八律，就是用三分损益法生成十二正律之后，继续往下生六律而构成的一种律制。这六律蔡元定称之为变律，即“变黄钟”、“变林钟”、“变太簇”、“变南吕”、“变姑冼”、“变应钟”，加上原有的十二律，共十八律。

4、明清时期的推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是音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理论。朱载堉用八十一档的打算盘，开平方，开立方，在 2 和1 之间，求出十一个数，形成了十三个数的等比数列。

Ⅵ 纯五度是谁发现的

楼上说的不对。复

五度相制生律远比朱载堉要早得多，朱载堉的最大贡献是十二平均律和管口校正值。纯五度在五度相生律中早已经使用，如果到了朱载堉时才有纯五度，那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就没有了。

而且，纯五度在五度相生律的时代，比平均律当中的五度略宽，两个都叫线五度，但并不是相等的。

五度相生律是现在有记载的中国古代应用最早的律制，它是由“三分损益法”得来的，即在相同张力下，截去定长度弦的三分之一，则获得原长度弦音的上方纯五度音。

对五度相生律的记录，目前始见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记录此律制的著作相传为管仲所作《管子·地员篇》，但提出，并不等于是管子所发明，一来可能后世讹传为管仲所作，二来可能只是管仲对当时生律方法的记录，并不一定是他创立的。

所以，纯五度的发现，具体到人，就目前史料，似乎不可能了。只能说，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篇》。

Ⅶ 概括中国古代律学家群体的特点并分析其社会作用

我国古代律学家与律学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因为一些名词、名称看起来非常生涩。如：律吕、弦律、管律、琴律、三分损益法、新法密率、宫调、犯调、旋官、四宫、清商调、工尺七调、燕乐十八调等等。但是，当你认真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些名词、名称离我们也很近。弹钢琴的人都弹过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十二平均律就是我们平时弹过的“半音阶”，它源于朱载堉先生的“新法密率”。这些都是我国古人的智慧的体现。
律学是一门研究律制构成与应用的学科，律学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在乐器制造和音乐表演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了解一些律学知识，特别是知道我国古代律学家对律学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
律学家京房
京房（公元前 77 ～前 37 ），我国汉代著名律学家，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东君顿丘（河南省清丰西南）人。京房在律学史上是一个上承先秦、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推演三分损益法而成的扩大应用变律的“六十律”学说，同时他提出了否定管律采用弦律的理论与方法。这对于秦汉以来独尊三分损益十二正律，独尊管律的传统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著有《京氏易传》三卷。
东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马融，在他的著名《长笛赋》中记述了京房改进西北民族乐器“羌笛”的诗句：“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律学家荀勖
荀勖，我国魏晋间著名律学家，颖阳（今河南省许昌）人。荀勖在律学上的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尺度的考古研究，以此制定律尺；二是在笛律的创制上，解决了“笛口校正”的问题，成为古代声学史上的一个突破性的创举。
荀勖先是掌管宫廷乐事 , 曾研制笛律 12 支，以校正音律。泰始十年 (274) 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等依刘向《别录》 ( 见《别录》、《七略》 ) 整理宫内藏书。由于工作繁重，他上书辞去乐事，专心致力于图书的校勘编次，用了大约 6 年时间 , 对 10 万余卷图书进行整理复校 , 以黄绢抄写，青白丝绸包裹，仿魏秘书郎郑默所编的宫廷藏书目录《中经》 ( 又称《魏中经簿》 ) 编成《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据阮孝绪《古今书最》所记载，该书共 16 卷，著录图书 1885 部， 20935 卷 ( 《隋书·经籍志》记为 29945 卷 ) 。目录共分甲、乙、丙、丁四部，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其甲部记六艺及小学 ( 相当于《七略》的六艺略，收录经部书 ) ；乙部记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 ( 相当于《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收录子部书 ) ；丙部记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 将《七略》中春秋类目以外的史书，收录于此 ) ；丁部记诗赋、图赞、汲冢书 ( 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收录集部书 ) 。其中汲冢书乃指荀勖等所整理的咸宁五年 (279) 在汲郡 ( 今河南汲县 ) 古墓中发现的古文简牍文献。此外，又集佛经目录，附于四部之后。
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 , 《中经新簿》虽然只记书名、卷数，对撰写人略作释语 , 并无提要，著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根据《七略》以后 300 年中的学术变迁 , 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庋藏的方便，因袭郑默的《 中经 》，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构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律学家何承天
何承天 (370-447) ，南朝宋大臣、著名天文学家、无神论思想家，东海郯（今郯城 ）人。五岁丧父，赖母徐氏抚孤成人。自幼聪明好学，诸子百家，莫不博览，幼年从学于当时的学者徐广。历官街阳内史，御史中丞等，世称何衡阳。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卒。承天通览儒史百家，经史子集，知识渊博。精天文律历和计算，对天文律历造诣颇深。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订正旧历所订的冬至时刻和冬至时日所在位置，一直通行于宋、齐及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论周天度数和两极距离相当于给出圆周率的近似值约为 3.1429 ，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
何承天兼通音律，能弹筝，复擅弈棋，著作有《达性论》、《与宗居士书》、《答颜光禄》、《报应问》等。何承天在律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解决了从仲吕还生黄钟不能回到本律的问题，他曾提出了一种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这种新律已完全能够回到黄钟本律上，而且缩小了古律大、小半音之间的差距，基本上达到了十二平均律的要求，这是律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
另外，何承天还运用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水平，进行反佛的理论斗争，在形神问题上批判“神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反对因果报应说，宣扬无神论，《报应问》、《达性论》等这些著作记录了他和佛教徒宗炳、颜延之等的辩论，见于《弘明集》与《广弘明集》。《宋书》、《南史》均有传。他还熟知历代朝典，曾奉命撰修《宋书》，书未成而卒。
律学家蔡元定
蔡元定（ 1135 ～ 1198 ），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律学家、堪舆学家，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禄，潜心著书立说。为学长于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之说，精识博闻。著有《大学说》、《大衍详说》、《律吕本源》、《律吕新书》、《燕乐原辨》、《蒸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解》、《家引经引义》、《地理发微论》、《阴符经注解》、《 < 玉髓真经 > 发挥》、《气运节略》、《脉书》以及《翁季录》等十七部著作，并协助朱熹撰成《近思录》、《易学启蒙》、《太极图说解》、《资治通鉴纲目》、《周易参同契考异》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分别收录于《宋史》、《四库全书》和《续编四库全书》、《潭阳蔡氏九儒书》、《（建阳）庐峯蔡氏族谱》、《朱子全书》或其他专门类书。殊为可惜者，其中有的著作因时代久远而湮没无稽。
蔡元定是一位著述全面丰硕、思想深邃卓越的著名学者，其生平学问，《宋史》有传，《辞海》、《哲学大辞典》及各种中国哲学史、音乐史、中医史著作均有介绍，惜均语焉不详。为重现先祖之生平，发扬先贤之精粹，特参考《宋史·蔡元定传》、《潭阳蔡氏九儒书》、《建阳蔡氏九儒研究文选》、《朱子全书》、《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庐峯蔡氏族谱》、《湖南蔡氏家志》、明《嘉靖建阳县志》、《建阳县志》、《莒口镇志》、《道县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旁搜远取，细加考订，爬梳充实，撰成此大事年表，以供学界研究之用。
蔡元定在律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十八律”的重要理论。蔡元定的学术生平高，著作颇丰，有《律吕新书》两卷；卷一是《律吕本原》共十三篇；卷二《律吕辩正》共十篇。重要著作有《燕乐原辨》，但是已经轶失。还有《宋史·乐志》，录存数百字，称《燕乐书》。
律学家朱载堉
朱载堉（ 1536 — 1611 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的第六代孙，郑藩王族嫡世，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有“律圣”之称）、历学家、数学家。其父郑恭王朱厚烷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朱载堉自幼深受影响，喜欢音乐、数学，聪明过人。嘉靖二十四年（ 1545 年），年仅 10 岁的朱载堉就攻读《尚书盘庚》等史书，并封为世子，成为郑王的继承人。
朱载堉虽然贵为王子，但生活道路并不平坦，这与他父亲朱厚烷的经历有关。朱厚烷曾被囚禁，朱载堉当时刚十五岁，他“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明史·诸王列传》）在这期间，朱载堉布衣蔬食，发奋攻读，致力于乐律、历算之学的研究，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
隆庆元年，朱厚烷冤案平反，次年，朱载堉结束了“席藁独处”的生活，重回宫中。万历十九年（ 1591 年），朱厚烷病逝，朱载堉为世子，本可承继王位，但他上书皇帝，甘愿放弃。有司认为，“载堉虽深执让节，然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宜以载堉子翊锡嗣”（《明史·诸王列传》）。即使如此，载堉也不答应，他“累疏恳辞”，执意让爵，从他父亲卒年起，直到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年），经十五年七疏之后，神宗皇帝才予以允准，“以祐橏之孙载玺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让爵之后，他自称道人，迁居怀庆府，潜心著书，过着纯粹学者生活。
朱载堉自幼喜欢音律、数学，《明史》本传说他“笃学有至性”。在“席藁独处”期间，他潜心著述。在恢复了王子身份以后，他仍然以学问为主，务益著书，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嘉靖二十九年（ 1560 年），他著《瑟谱》，万历九年（ 1581 年），他完成《律历融通》等书；万历十二年（ 1584 年），又完成《律学新说》。万历二十三年，朱载堉“上历算岁差之法，及所著乐律书，考辨详确，识者称之”。（《明史·诸王列传》）这里提到的“乐律书”，即《律学新说》，而“历算岁差之法”则包括《律历融通》四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音义》一卷。万历二十四年（ 1596 年），朱载堉献其新近完成的《律吕精义》一书（包括内篇、外篇）。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著成《算学新书》；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年），上《操缦古乐谱》等著作。此外，尚有不明撰述年月的《乐学新说》、《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嘉量算经》、《圆方句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上述著作，大部分都收入他的《乐律全书》中。
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在中国古代音律学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够实现乐曲演奏中的旋宫转调，历代都有学者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但是迄朱载堉时无人登上成功的峰顶，只有朱载堉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在总结前人乐律理论基础上，通过精密计算和科学实验，成功地发现十二平均律的等比数列规律，称其为密率，在其《律学新说》卷一中，他概述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率除之，凡十二遍”。
在《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中，他对十二平均律做了描述：“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是故各律皆以黄钟……为实，皆以应钟倍数 1.059463 ……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也”。
为了阅读方便，引文中用阿拉伯数字代替了原文中的汉字数字。用这种方法确定的各律相应弦长，其音程相等，完全可以满足音乐演奏中旋宫转调的要求。这也正是现代国际音乐中通用的十二平均律。朱载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创建十二律的过程中，朱载堉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朱厚烷精通音律学，他对儿子说：“仲吕顺生黄钟，返本还元；黄钟逆生仲吕，循环无端。实无往而不返之理。笙琴互证，则知三分损益之法非精义也”。（《律吕精义·序》）朱厚烷坚信旋宫转调能够实现，同时又明确指出传统三分损益法不可取，这对朱载堉有很大启发。正是在他父亲及前人工作基础上，朱载堉最终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发明。
围绕着十二平均律的创建，朱载堉成功地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例如，为了解决十二平均律的计算问题，他讨论了等比数列，找到了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求解十二平均律。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运算，他最早运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并提出了一套珠算开方口诀，这是富有创见之举。他还解决了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作出了有关计算法则的总结。在数学史上，这些都是很引人注目的成就。
在中国古代，音律学与度量衡分不开。朱载堉在研究音律学的同时，对计量学和度量衡的演变也做了考察。他亲自做了累黍实验以确定古人所说的尺长。为了确定量制标准，他测定了水银密度，测量结果相当精确。他从理论上辩证说明了“同律度量衡”之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载堉注重实践、实验和实测，他特别注意把自己的理论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例如他提出的名为“异径管律”的管口校正法，就是从数学中推导出来以后，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证明了它的确有其效。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就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方法。
朱载堉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是明代科学和艺术史上的一颗巨星，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Ⅷ 西汉实行什么是政治制度

三公九卿制。

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回指司马、答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相，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

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和太尉被称为三公。西汉时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先秦文献中有三公九卿之说，但秦并没有这种制度，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汉武帝以后由于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人们就以秩为中二千石一类的高官附会成古代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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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三公和九卿以及列卿等，都各有自己的府寺，以处理日常事务。大事总汇于丞相，或最后请皇帝裁决。

1、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

2、分工明确，行政效率高。

3、丞相位高权重

4、新的较完备的官僚制度。

Ⅸ 键盘乐器使用的是什么律制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吧！！~~

钢琴的起源，最早可追随到古埃及与古希腊的弦音计（一弦琴）。将弦音计增加弦数，发展成多弦的乐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手拨式多弦乐器，<SPAN lang=EN-US>13世纪时是欧洲民间广为流传的拨弦扬琴，至14世纪与键盘结合而形成哈普西科德；另一种是槌击式多弦乐器，除演变成样式繁多的击弦扬琴外，又直接与键盘结合，于15世纪初形成克拉维科德。这两种乐器是现代钢琴的前身。同时，现代钢琴的形成，还受到竖琴与管风琴的影响。
18世纪以前，欧洲在室内用的键盘乐器皆为这两种乐器。1709年<U>克里斯托福里</U>创制出一种兼有两者优点的键盘乐器，称为“可奏弱音与强音的哈普西科德”。18世纪中叶，德国琴师多都致力于克拉维科德的改革，主要在于增进其音量。早期，德国琴击弦机较为简单，直到1770年才有相同于<U>克里斯托福里</U>机件的德国式现代击弦机，但指触较轻而浅，便于表现<U>贝多芬</U>以前的华丽性音乐。称为维也纳琴（德国琴），此为制造钢琴的一大流派。
另一派是包括法国琴在内的英国琴。它采用<U>克里斯托福里</U><SPAN lang=EN-US>1708年发明的击弦机，至1821年又经法国著名的制琴师<U>S·埃拉尔</U>的改进而日趋完善。英国琴指触重，琴槌大，音色厚实，富于歌唱性。<U>埃拉尔</U>改进的“复式进退机构”，是对击弦机的杠杆机械装置的重大改革，使琴键在弹奏快速的重复音时，即使轻弹也能灵活自如。1825年，<U>A·巴布科克</U>创造了整块浇制的金属框架及斜向交叉重叠装置的琴弦设计，近代钢琴的各个关键部件到此就告定型了。

Ⅹ 十二平均律是谁发明的

十二平均律发明者朱载堉。

十二平均律，亦称“十二等程律”,世界上通用的把一组音（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音程的律制，各相邻两律之间的振动数之比完全相等。十二平均律是指将八度的音程（一倍频程）按频率等比例地分成十二等份，每一等份称为一个半音即小二度。

一个大二度则是两等份。 将一个八度分成12等份有着惊人的一些凑巧。它的纯五度音程的两个音的频率比（即2 的7/12 次方）与1.5 非常接近，人耳基 本上听不出“五度相生律”和“十二平均律”的五度音程的差别。

十二平均律在交响乐队和键盘乐器中得到广泛使用，现在的钢琴即是根据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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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平均律应用：

十二平均律在交响乐队和键盘乐器中得到广泛使用，钢琴即是根据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因为只有“十二平均律”才能方便地进行移调。曲调由音阶组成，音阶由音组成。

音有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声音是靠振动（声带、琴弦等）发出的，而振动的频率（每秒振动的次数），就决定了的音的绝对高度。不同的音有不同的振动频率。人们选取一定频率的音来形成音乐体系所需要的音高。

十二平均律简而言之，就是把半根琴弦按照等比数列平均分成十二份。一根琴弦的长度设为1，可以表示为(1/2)^(0/12)，第一品的位置是(1/2)^(1/12)，第二品的位置是(1/2)^(2/12)，依此类推，第n品的位置是(1/2)^(n/12)。

因为这样的一组音是等比关系，所以无论从哪个位置开始弹起旋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