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文学创造与科学、宗教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文学创造多是搞花架子，只会增长情执愚痴。科学应该本着谦虚的心态，爱惜生命，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科研，不要妄下判断，判断错了会害死人的。宗教是教育，宗教里有宇宙顶级的智慧，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要珍惜。
❷ 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
科学的信抄仰就是遵从人类道德规袭范，以科学真理为指导思想的源泉
宗教信仰是将人类的恐惧和敬畏寄托在自然界的某个物上（例如早期的图腾崇拜），寄托在内心幻想出来的神明上，从敬畏到崇拜，再到信仰，后来发展到神仙天宫等等，其实就是一种化解人类内心无法逃避和解决的心灵忧郁和无助，幻化出一层神圣的世界，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世界，寄托内心期望。
个人有个人的态度，有些人太过脆弱，是需要点宗教信仰的，养成了这样的潜意识，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如果足够坚强，思想足够独立，看开了遭遇的一切苦难和烦恼，就可以不再依托内心幻化出的保护神。
❸ 科学和宗教的区别是
宗教所构建的世界，虽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之中，但却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世界里，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宗教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人们的心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呢？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源于外界的信息，给人们传输特定的信息，就在人们的心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同时也是构建了一种人类逻辑思维的方式。所以，宗教所改变的，并不是外部真实的世界，而是人们心中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科学，与宗教恰恰相反，外界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构建了我们大脑对世界的印象，成为人类逻辑思维和判断的基础，但是，人类的行为最终要作用到真实的世界之中，接受真实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检验，宗教在人们心中编织的虚拟的世界，并不是外界真实的世界，逻辑思维的世界与行为作用的世界相互脱节，导致了人们的决策失误，为了减少决策失误，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去甄别那些进入自己大脑之中的信息，准确的在自己大脑中还原真实世界的样子，以减少人们的决策失误。于是，科学便诞生了。
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冲突，当年布鲁诺因为宣扬《日心说》而被烧死在了罗马鲜花广场，但现在，科学与宗教似乎又可以和平相处。其实，科学与宗教并不是对立的，世界上主流的几大宗教，都是在帮助人们正确处理自己心中的世界与外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他们采用的是善意的谎言而已，科学也是在帮助人们正确处理自己心中世界与外界真实的世界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科学与宗教的主旨是相同的。
但是，这个世界始终存在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散布信息，迷惑众人的人，从而形成个各种各样的邪教。当然。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在利用科学，谋取私利的同时，不顾及人民大众的利益，为祸社会。说到底，宗教与科学是人类处理自己内心世界与外界真实世界关系的工具。宝剑，在英雄手中是维护和平的使者，在恶霸手中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美与丑，善与恶，所有的答案只在人们的心中。
❹ 文学生产与宗教生产的本质区别
个人认为文学与宗教都对宇宙、世界、人生、精神进行思考，形成答案的叫宗教，只有空想的叫文学
❺ 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科回学在我们的眼答里，就是不可辩驳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眼里的基督。”问题就出在这里！科学并不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而是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有限真理。基督徒才认为基督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这正是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第一，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宗教则是人类在未知自然及其规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的认识态度和方式，它束缚了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而宗教在阶级社会中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它一般为统治阶级服务，成为各个朝代统治者统治的舆论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反动的宗教常常是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的。
❻ 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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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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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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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人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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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❼ 什么是科学科学与宗教有何区别
什么是科学？科学与宗教有何区别？
二者区别一，人为系统出自不同人品，不内同思维导向性脉冲模式，于是出现容了不同行为状态中的不同人群光驱度，但念头不同，人类的阈值通道也会在不同程度关闭与衰退着。
二者区别二，科学多人为区间在认知上追逐着认为，研究与推理或想象。而宗教则更多源于人精神，本质，以至于于本能的自信，但基因绝㣲观的物质动能也是脑电作用于“信仰”的关键。
所谓“科学”，一般以人耳目观见为准，不能真实反映自然宇宙载体的本质。
人在地球，空间注定，不必苛责，仅让我们好好做人，不必名词探底的猜竞，因为因果无为，炎黄龙种不需要仼何猜异与推测，我们本就是小宇宙最智慧的一群。
第一，我们懂得约束。
第二，我们深深内敛。
笫三，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因此无论科是什么，无论科与宗教有多么不同，我们会一惯延续方圆规矩的道法自然传统精神，精进，不屈不挠！
仅供参考。
谢谢。
❽ 科学与宗教迷信有何区别
简单的等说宗教和迷信不是同一级的。
宗教高级方面是哲学，低级方面是迷信，是分别针对不同人群的。科学则是严谨的逻辑，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
有三个区别：
一 态度的不同
迷信是狂妄的，它企图测透事物并控制其进程。
宗教是谦卑的，它旨在接受世界并敬畏其根基。
二 目地不同
迷信是功利的，它要“神力”服务于人的利益，使“圣洁者”世俗化。
宗教是道义的，它要人的利益符合“神益”使“世俗者”圣洁化。
三 关切不同
迷信关切的是世间的事物和自我安乐，是非终极者。
宗教关切的是世界之根和万有根源，是超乎此生此世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根基，是终级者。
迷信泛指对人或事物的盲目信仰或崇拜。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活动的卜筮、相术、风水、算命、拆字、召魂、圆梦等大多产生或流行于封建社会，习惯上称为封建迷信。宗教信仰与迷信从认识论上的确有共同之处，它们都相信和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但是迷信不属于宗教范畴，其区别在于：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宗教在适应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与此种信仰相适应的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严格的宗教仪式，有相对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有严密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而迷信既没有共同一致的崇拜物，也没有既定的宗旨、规定或仪式，也不会有共同的活动场所。迷信的对象可能是神仙鬼怪，也可能是山川树木。迷信一般是指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以巫术所进行的看相、算命、卜卦、抽签、拆字、圆梦、降仙、看风水等活动，群众去看相只是为了预卜前途命运，并不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迷信职业者不过是利用这些活动骗人钱财，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第二、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的各种思想文化，与政治、哲学、法律、文化包括文学、诗歌、建筑、艺术、绘画、雕塑、音乐、道德等意识形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成为世界丰富文化的成份，迷信不具有这些特点。
第三、宗教有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管理，开展规范的宗教活动。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宗教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都受到保护。国家宗教政策鼓励宗教发扬各自的优良传统和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迷信只是少数迷信职业者图财害命的骗术，某些迷信组织更是藏污纳垢、残害群众，甚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
国家在对待宗教信仰和迷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打击一切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对于一切以看相、算命、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员，应当教育、规劝和帮助他们劳动谋生、自食其力，不要从事这类利用迷信骗人的活动，如不遵守，也应当依法取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下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那些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违法犯罪的人，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印刷、传播看相算命、抽签卜卦一类书籍、印刷品的，要严肃查处。
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不能靠列举事实，二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必须从二者的本质，即从二者最根本的东西入手，进行理论分析，其他看似矛盾的现象，才好以此为据得到解释。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本质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目的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所用的手段。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以认识自然界为目的；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即包括以认识社会为目的的人类活动。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止于认识，而是还要用在科学活动中获得的认识为自己谋取福利，因此科学也必须变成技术、工程，人类才算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宗教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为人类谋取幸福。人类创造了宗教，决不是要危害自己。宗教首先和主要的要求，是实行，是做。就实行和做这一内容来说，它相当于认识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诸阶段。但是为了做，特别为了让信徒自觉地、心悦诚服地去做，宗教就必须对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理由作出说明，说明，就必须有所认识。因此，宗教也必须解决自己的认识问题。
原始的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混然一体，宗教和科学等文化现象也没有区分。神灵观念的产生，主要还是认识中的错误，因此也可以说是科学中的错误。当人类还无力揭破、或无力彻底揭破神灵观念错误的时候，神灵观念就因社会因素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从科学中、更准确地说，是从科学的错误中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自身的实际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人类的需要存在，科学就要发展；任何力量都消灭不了人类的需要，也就阻止不了科学的发展。国家权力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宗教，都只能适应这种需要，并且以适应的好坏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因而是影响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因。科学发展的程度，一面决定于前代的知识积累，一面决定于社会物质需要的强弱。从古至今，科学的加速度发展，根本原因是人类物质需要的加速度增长。
国家权力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基于自己的需求，也对科学的发展施加着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他们只能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使某一部分发展而使另一部分不发展，使一部分发展得快些而使另一部分发展得慢些，却不能根本影响科学发展的速度，更不能根本阻止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发展速度这个问题上，夸大文化因素、包括宗教因素的作用是不合事实的。
宗教是人类最早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是社会最高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会，也都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给科学留下一块能够自由发展的领地。领地的大小、位置，依具体情况而异。但都要留下这块领地，则没有例外。宗教自然也是如此。这不是宗教对科学的特殊加恩，而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迫使宗教作出的适应行为。
任何宗教，其目的都不是发展科学，不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原始宗教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界，它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它所用的方法，是“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马克思语），或者说，是借助神灵去征服自然力。巫术、祈祷，是它的一般手段。它不去促进科学的发展，也不会去促进科学的发展。而由于它把人类的精力引向巫术和祀神，也就把人类精力的一大部分引离了科学。从这一方面说，批评原始宗教阻碍科学的发展，原始宗教不应当感到冤枉。而且由于原始宗教是从科学的错误中产生的，并把科学中的错误作为教条，当科学继续发展、克服自己错误的时候，必然与原始宗教的教条发生冲突。
人为宗教面对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矛盾。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不是宗教自身要转变，而是社会需要自身在转变。人类的发展，使他们自己在面对自然界、要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必须首先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人为宗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人为宗教解决人与人矛盾的方法，也是要依赖或借助神灵的力量。不论各民族、各时代人们对神灵的观念有多么不同，但人为宗教的神灵、至少是至上神，作为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存在，则没有区别。人为宗教要解决的是社会的问题，而且又要依赖或借助神灵，它也不会去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且和原始宗教一样，把人类的精力引离自然科学、因而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但是同样正确的事实是，在宗教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科学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发展。而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技术，或者说高科技，正是前代科学的继续。在原始宗教时代，原始的人们也不是事事求神，至少是不能完全依赖神灵。他们也知道，要取得衣食，不能仅仅向神灵祈求，必须自己作出切实的努力。因而，原始的人类，不仅创造了原始宗教，也创造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发展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这类认识，不论今天看来多么幼稚、粗糙甚至充满错误，但这种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所得到的知识，属于科学的方面，而不属于宗教的方面，也是确凿无疑的。
❾ 科学与宗教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
科学注重用事实说话,行为验证思想;而宗教是用思想主宰行为.
❿ 文学与宗教的区别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