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创造

1. 文学作家是根据什么创造出作品的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

2. 大概是说 一个好的作家，一旦创造出来笔下的人物就会被人物牵着走，故事的结局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

仵埂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吧，我也是无意中找到的，叫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以下是原话：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

以下是整篇文章的原文：
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
仵 埂
写小说离不开人物。即使那些表面上描狗写狼，说狐道鬼的故事，也无不与人物有关，寄寓着人自身情感心理和命运遭遇的感喟，暗含着人的生存活动和意向。那么，小说依什么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无疑，小说叙述着人物的命运，是人物命运运行的历史。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需要进一步知道，人物的命运，从哪儿开始了对常规轨道的偏离而走向其终点？我们关注这个点，也即是关注人物自身命运。它的原始动力是什么？这为什么能够使人物不顾一切，冲破原有的宁静秩序和既定规范，在一种动荡状态中走完自己的命运之历程？是人物自我性格逻辑的必然推演，还是作家在写作中派定给人物的命运归宿？
归结为一点：作家和他笔下人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使我们首先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盛赞，说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在恩格斯看来，出现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贵族阶层——在资产阶级步步紧逼下而失败的落魄者，他们自我命运的逻辑必然性决定了他们的落魄命运，尽管作者同情他们，但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而只好唱“一曲无尽的挽歌。”恩格斯把这归结为老巴尔扎克的特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托翁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开始构想的安娜是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而在写作过程中，人物自身的性格具有了自为的意向，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安娜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让人深切同情的形象。那么，人物命运的轨迹到底是由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还是由作者对人物的干预安排而成？
假如人物的行为轨迹仅仅是作者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勾勒描绘出来，这个人物将会丧失活力缺乏生机，成为僵硬的木偶式人物,人物的命运便无法打动人。为什么主观臆造的小说会失去读者？创作者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描摹对象，同时，又要具有生活的生命的能力。但是，实在没有哪怕是一个例外——人物的命运完全是由自身的逻辑决定，而没有一丁点儿作家操纵制约的痕迹，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福楼拜那里，也实在不能够做到不渗入他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因素，但这种渗入却是上帝式的非介入。他说：“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他还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中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 <见《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为了公正地写出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使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作家应深深地隐藏自己，也即是藏起自己简单的好恶倾向，而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倾注感情。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才有自己的意志，才获得一种以自己意志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这是作家对人的大同情大悲悯，它并不含有偏狭主观倾向。托尔斯泰发起议论虽然精辟，但却总是有损于人物形象。这是作者的非法介入。作者忍不住站出来评判人物，代替了人物按自身逻辑运行的严整性。
作家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使他能够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欧里庇得斯并不同情美狄亚，曹雪芹并不同情王熙凤，莎士比亚也不同情麦克白夫人，然而他们使我们能理解这些人物，他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与动机。
“他们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卡西尔《人论）239页）作家是他笔下人物的上帝，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愈要超拔于这个世界之上去审视人生世界，同时也便愈要扎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体察他们。作家和他的人物构成一种关系，一种深度的理解，他能够洞析人物内心的一切要求和愿望。作家本人就是一个世界，是他笔下世界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但上帝并非道德的化身，他无视善恶，大道无善恶。他知道他的人物会怎么做，他知道他的人物的命运结局，但他又不能随意改变。王安忆这样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见《光明日报》85.8.15）假如仅是我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将渗透着我主观评判的色彩，艺术家只写发生，发生就是一切。他力图使故事以一种自在的状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无可奈何地将人物的命运叙述给读者。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无可奈何源自于他对自我的无可奈何，其实这正是他对自我命运的深度体察感悟所致，深度地洞析了自己，同时便也洞析了所有的人，洞析了这一个世界。圣·奥古斯汀说，世界是由无数部分组成，我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任何部分的痛苦也使我痛苦，任何部分的快乐我也能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柏拉图的一段话：“神对于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西方文论选》上册9页）这儿，我们把柏拉图的“神”理解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地暗喻和印记的话，那么，作家正是为这种神“作代言人”。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作家对人物的影响，是在他诞生人物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家必然诞生出什么样的人物。福楼拜于爱玛，托尔斯泰于安娜，她们同属于因爱的狂热激动铤而走险，偏离常见轨道，但爱玛与安娜，又是多么不同。司汤达于于连，巴尔扎克于拉斯蒂涅，两位同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反抗社会，发誓要踏进上流社会的青年，其相距又有多远。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物的命运轨迹是人物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给予他以这样或那样内在推动的是作家。作家诞生出他的人物，有时也想干予人物的命运进程，但其内在的命运已定，他有时也就只好哀叹同情他的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或者把他憎恶的敌人不得不描写成英雄。所以说，作家影响于人物的，仅仅是在确定人物形成自身之前。人物自身形成，任何迫使人物改变命运的作法，无不是在扭曲损害人物，使人物变得虚假，失掉其鲜活的生命。我们把人物自为意志的产生之时，看作人物命运的触点，在人物触点之前，人物的生命处于被抑制的沉静状态中，运行在常规轨道上，触点唤醒了人物内在的热情和奔突的生命感，被抑制状态结束了，人类社会的束缚失落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不平常的命运的历程。
我们仔细研究那些作家们，就会发现，他们笔下的人物各不相同，异彩纷呈，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有那么相象的一点，不管是鞭挞的人物还是赞颂的人物。同时，愈是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我们愈能领略到其丰富复杂又繁多的人物形象。从他的人物画廊里，我们可以知悉这位作家，知悉他的博大精深的心灵，他对世界超凡的领悟能力和对自身的内省能力。作家愈能洞析各种各样的人，他便愈接近事物的本体，愈能深入到人类生命的深处。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说：“主呀，原谅他们吧！”他让主原谅的“他们”是谁呢？是正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他接着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耶稣知道了人的局限，他为人自身的局限而悲哀。这便是人的至高至极的大悲悯。大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就构成这种关系，因为他悟彻了人类自身一切行为发生的动因，他通过自身了解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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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吗

我们所知的一些名人作家，他们的人生阅历往往是非常深厚的，对人生的专感悟思考也是十属分独到，所以才能产出独一无二的作品。那么，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吗？个人认为是可以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生产，但它不受公式、原则等的约束。然而，作为理论上的讨论，我们可以通过不停的探索，从而更加接近高峰，甚至超越原来的高峰。

4. 创造社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的作家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5. 前苏联作家诺索夫创造了哪三部与‘’小无知‘’有关的童话

尼古拉·诺索夫创作了著名的小无知童话三部曲《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小无知漫游太阳城》《小无知漫游月亮城》

6. 文学创造的主体是诗人和作家，文学创造的客体是什么

诗人和作家是主体，他们笔下的文字就是客体

7. 现代著名作家夏衍创造了两个什么字。

“搞”和“垮”,但只是有这么一说，不见得正确.
你看这篇文章：
近年来不止一次，不止一处见人撰文，说“搞”字为夏衍所造。今年上半年至少见过两次：韩士奇《现代文人的自创字》（《书屋》2007年第3期第79页）、李霁宇《搞——汉字趣谈》（2007年5月13日《今晚报》副刊）均持此说。李文说：“搞字在《说文解字》中无，是后人发明的。发明人是夏衍。在1939年至1941年间，他在桂林主编《救亡日报》时发明的。”二人文章俱引夏衍《懒寻旧梦录》为证，书中说：“我承认，这是我根据实际情况而试用的，但不久，这两个（另一个是“垮”字）一般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就被其他报刊接受了。”事是趣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个不少；情非实情，“搞”字演变自有轨迹可寻，不能说是夏衍搞出来。

其实，同一家《今晚报》，同一块副刊版面，9年前（1998年2月24日）已登过孟昭连的文章《“搞”字的来源》，对此做了澄清。

孟昭连的文章以鲍延毅教授《金瓶梅语词溯源》为依据，指出“搞”字在《过秦论》“执搞（义同‘敲’）朴而鞭天下”、《金瓶梅》“刚才把毛搞（义同‘薅’）净了他才好”、《醒世因缘传》（借用为“铐”）中皆曾登场，不过都是借字，与“搞”字今义无涉。但足可证明“搞”字古已有之，谈不上由后人来“造”。至于“搞”字今义，也不是始于抗战时期，至少可追溯到清代。证据是光绪年间出版刘省三公案小说集《跻春台》中，已多次使用“搞”字，如“门和窗都搞去卖了”，“搞的满地是水”，“胆子越搞越大”……其音、义、用法与今日毫无二致。由是可知，“搞”之为“搞”，非夏（衍）搞。

至于夏衍造“搞”字说所以会以讹传讹，流布不息，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名人效应，夏公称“搞”字出己手，众人深信不疑，作为佳话津津乐道。而“搞”字今义产生并使用，要比夏公早几十年，夏公用“搞”字，只是发扬光大，不是另起炉灶。二是鲍延毅教授研究成果未能在工具书中得到反映，从而使“搞”字音义演变出现断层。一旦权威辞书增添上述《跻春台》例句，夏衍造“搞”字说当不攻自破。可惜现行《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搞”字词条，释今义皆引当代作家作品为例，看不出“搞”字演变过程，无助于恢复本来面目，纠正讹传，令人遗憾。

8. 大作家萧伯纳创造过哪些书的书名

他共完成了51个剧本。前期主要有《不愉快戏剧集》，包括《鳏夫的房产》（1892）、版《荡子权》（1893）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等；《愉快的戏剧集》由《武器与人》（1894）、《康蒂妲》（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组成。第三个戏剧集名为《为清教徒写的戏剧》，其中有《魔鬼的门徒》（1897）、《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
进入 20世纪之后，萧伯纳的创作进入高峰，发表了著名的剧本《人与超人》（1903）、《芭芭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和《真相毕露》（1932）、《突然出现的岛上愚人》（1936）等。

9. 文学写作仅仅是作家的个人精神创造吗

从个人角度讲，写出作品需要个人体验和生活智慧。
从文学角度讲，写作都是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包括对前代作家作品的继承和翻新。

10. 郭沫若是什么作家他创造了什么作品

郭沫若(1892～）,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 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大事年表

1892年 11月16日 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 春 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 春 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 三名。

1907年 春 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 秋 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 秋 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 春 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 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 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 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 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 秋 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 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 夏 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 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 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 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 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 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 《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 春 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 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 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 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 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 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 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 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27年 3月 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 石政府通缉。8月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竟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市， 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 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 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 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 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 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 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 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 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 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 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 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 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 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 《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 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 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 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 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 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