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传统理论价值创造的四要素
艺术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和记者.文学的必备要素,体现人与客体的以象专性,体现人的本质力属量。 文学四要素和文学活动，波兰现象学派美学家英加登提出作为作品存在的层次论,认为作品的构成是四个层面,即语言层、意义层、图式化外观层
2. 运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的理论,谈谈如何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1）人生抄价值的内容：人生袭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外在尺度）即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社会价值（内在根据）即个体的人生活动对社会、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说，衡量人生社会价值的标准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 （2）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生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构成了个体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另一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3）结合实际谈谈。
3. 怎样理解科学技术和管理在商品价值中创造的作用（马克思政治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急急急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4. 如何践行"以价值创造为本"的理论
“价值的创造来与实现自”原理（通俗讲就是“怎样实现人生价值”原理）.内容包括三条,其中第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劳动和奉献中体现和创造价值.原因就是 “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只有在劳动和奉献中才能实现和证明自己的价值.引申开来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5. 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怎样评价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 =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作为附带因素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它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劳工利益和知识产权日益得到保护的现代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创造性劳动成为创造剩余的主要来源，而且它也难以被无偿占有。同时，当创造性劳动创造成果成为共享的知识后，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此外，这种“剩余”，也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积累也主要是使用价值的积累，本质上则是知识（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新的剩余价值论和积累规律。
关键词：剩余价值 创造性劳动 剩余 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 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 V）或=∑m/∑（C 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 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在传统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慢，“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比较接近于现实，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加快，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还没有被推广到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前，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往往就出现了，这决定了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为常态，也可以说，市场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生产不存在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基轴，或者说，价值的标准模糊化和虚拟化了，具有更多的认识和预测的成份，所以，我提出“预期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也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来认识和预测其“个别价值”，同样具有“预期价值”的性质。相应地，预期价值也可分为有“社会预期价值”和“个别预期价值”。
当个别预期价值低于社会预期价值时，企业将获得预期剩余价值。于是，我们说现代商品生产是预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主要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6、阶级剥削还是个别剥削。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么，从宏观上，从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而是利润的零化。其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就是，工人可能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不受他所属的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不受全体资本家的剥削。也说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对立，而不存在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如前所述，这是假定是以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为前提的。严格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之下，包括反垄断、对劳工的保护和工会加强等因素，使得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特别是劳动力的供求均衡）接近于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剥削是弱化的。其实，这个结论从直观上来说也是好理解的：人们劳动的时间、强度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增加，但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却越来越高，怎么好简单地说受到剥削呢？这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真正来源是创造性劳动所推动的知识或技术的积累。这意味着，即使有剥削，也主要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下面将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知识的积累
这个矛盾与剩余价值中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1、关于价值积累与知识积累。如果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但是，在资本周转中对固定资本的分析时，又隐含着一种即使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积累情况下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一部分价值一次一次转入W′中去，随W′的流通转化为G′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独特的流通的进行，一笔笔货币要以折旧基金的形式贮存起来，一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全部损耗需要更新的时候，才重新投入流通，购买（新的）劳动资料。在这里，固定资本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两种。有形磨损又称实物磨损；无形磨损又称精神磨损，包括：a．技术进步，机器的价值下降；b．技术进步，相同的机器效率提高。这就是说，与无形磨损相对应，应该有一个无形的积累存在，这被称之为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知识的积累。
2、真正的矛盾。当然，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说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指的只是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并非实物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在实物形态上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个别企业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矛盾是，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是符合现实的吗？初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的，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世界的商品量和价值量似乎都是迅速增加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不变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由这个命题实际上可得到一个推论：不同时代人类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多少仅与人类所花的总的劳动时间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如技术水平、劳动强度等无关。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等如何不同，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当下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基础上来衡量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以，只要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相同，那么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商品量等不相同）。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劳动者的日益严格的保护（限制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甚至更短，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等），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那么，社会劳动的总量是不断减小的，因此，价值形态上的资本积累并非我们直观的那样是越来越大，很可能是不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一件精制的石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生产一台现代机器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两者所包含的价值量也就差别不大，但如果按所谓“不变价”来计算，则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习惯讲的“资本积累或价值积累”实际上是不变价的扩大。从石器到现代机器所发生的积累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这个积累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
对于知识的积累来说，再生产的条件就不一定表现在总价值的增加上，而主要是内涵意义的。如简单再生产，就不是表现为Ⅰ（V m）=ⅡC ，而是ⅠΔC=ⅡΔC。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第一部类使用同样多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其中，只需要价值量更少的ⅠC1就能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多出的ⅠΔC则用来与第二部类相交换。即有ⅠC=Ⅰ（C1 ΔC）。同样，第二部门也有ⅡC=Ⅱ（C2 ΔC）。实际上，两大部类用来交换的部分ΔC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折旧，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增加的。当然，我们可能是以不变价格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存在“价格膨胀”。
4、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对于个别资本来说，可能存在剩余价值，它可能来源于剩余劳动，即传统的剥削，这实际上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价值积累），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等引起的；也可能来源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它同时还形成知识（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后一点更突出，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力数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劳动时间也在减少，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快，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日益突出。第二，创造性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无偿占有的情况日益难以发生，即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是困难的。此外，当知识为社会所共享时，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创造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已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结果，也即前面的提到的预期价值，这种预期价值也可以说是“计量价值”。在这里，价值由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成了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对于整个社会资本来说，则可能不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而仅存在知识的积累。如前所述，当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得以实现，或者虽未实现但已过期，知识也就为社会所共享，这种知识（包括相应的技术、设备）的再生产成为一种重复劳动，而知识本身则成为社会财富，这就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有一大堆价值，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劳动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没有知识的积累，那么它们就会变成一堆废物，甚至是一文不值。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中隐含“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因素，不过，由于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创造性劳动不占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个因素，相反，他注重的是重复劳动和价值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价值的积累，将剩余看作是价值的多余部分，他没有能够直接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对以知识为本质的使用价值的积累估计不足，并使得他的价值论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内在不协调。所以，我们明确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这个命题，这样一来，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就消除了，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劳动价值论，使之能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到此，我们也回答了第一部分第4节提出的问题。
6. (1)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性 (2)当前如何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性
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通过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种经济现象的深入剖析、研究，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多经济现象的本质。列宁在新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经济现象，特别是对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分析，使劳动价值理论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根据新情况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新的经济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当今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环境下，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必须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
一、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源
由于我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1]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2]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我们知道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应该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3]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有人认为，既然生产要素包括劳动，那么按劳分配应该包含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因而认为我国应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混为一谈，混同了按劳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事实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是指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劳动，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买卖的劳动力。按劳分配包含了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中应该享有的那一部分，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仅仅是必要劳动价值（如果真的是劳资双方“等价交换”的话）。
其次，应该正确认识按生产要素分配不等于要素价值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资本家对资本、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基于这种法律上的财产权，他们享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与此相反，要素价值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是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现在还有人提出企业家作为第四大生产要素，把前三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他们提倡按贡献分配，他们认为，资本、土地也要参与分配正是因为它们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要素价值论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的增殖过程混为一谈。
为什么有不少学者信奉要素价值论？看似合理的要素价值论真的合理吗？这就要求我们弄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价值。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要求我们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
二、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而现在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无人工厂”、“生产自动化”，体力劳动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忽略了。对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提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6]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生产率的发展将使得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会逐渐被脑力劳动所替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详细地阐述这一现象），但是这并不代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论断不再适用，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到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归根到底机器也是由劳动者劳动创造的；科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也是科技工作者大量脑力劳动的结晶。此外，如果不通过劳动将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科技的发展也不会对生产做出太大的贡献。再者，前文引述的自动化生产方式所创造出的大量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已经对劳动生产力与价值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论证。因此，产品的剧增并无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高能性和高质性等新的特点。
其次，应该搞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价值，正确认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 [7]和“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8]马克思强调 “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9]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准确地说应该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0]虽然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劳动不再仅仅是指体力劳动还应该包括脑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正逐渐取代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因此上述的抽象劳动应该包括更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即技术创新、知识应用、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等类型的脑力劳动。“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
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物化劳动是已经凝结、物化的活劳动，是商品的价值。现代化生产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活劳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物化劳动（机器、设备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物化劳动并不创造商品的价值。这是因为：首先，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由活劳动创造；其次，这些生产资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此来增加劳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而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
基于以上认识，在脑力劳动占据主体地位、信息技术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认识企业经营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他们该以何种形式参与分配？
三、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
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得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此，《建议》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领导人能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价值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做过论述：“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11]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也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从而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由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创造出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创造社会财富中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在评价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来衡量，还要看到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
关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劳动的价值，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经营管理者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不过，经营管理者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于一般工人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们对于企业的作用也不同于一般工人。一般劳动者只是生产商品，不用承担其他的压力，但是经营管理者不仅要管理生产过程，还要决定该生产何种产品、该如何定价等问题。一个好的经营管理者可以挽救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与此相反，一个没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使一个原本盈利的企业变为亏损。企业经营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还包括了对社会的影响（外部效应）。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创造价值，还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们从事的是更为复杂脑力劳动，是更多的自乘的简单劳动，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比一般劳动者更高的报酬，这使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此外，为了防止“58”、“59”现象，为了调动经营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应该使他们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报酬，对经营管理者采取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相结合的分配方法，以此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对科技工作者实行科技入股制和年薪制相结合。
随着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价值不断被人们认识和肯定，有不少学者提出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全部是他们的劳动收入，没有剥削的性质，从而得出“资本家养活工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等等荒谬的结论。这不禁引起了对私营企业主收入问题的再思考。
首先应该肯定私营企业主的收入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到：“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 [12]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企业主管理企业的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因而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没有剥削的成分，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要大于一般的国企企业经营者，他们的收入中除了自己劳动应得那一部分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与资本投入相应的利润收入。如前所述，资本（代表机器等其他生产资料）这种物化了的劳动本身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因此这种利润收入是资本增值的结果，是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得来的。
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既有他自己劳动所得，也有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部分。
7. 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出自哪里
克拉克洪和思乔贝克认为，人类共同面对六大问题，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这六大问题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就能体现这些群体的文化特征。这六大问题是：
1. 对人性的看法；
2. 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
3. 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关系的看法；
4. 人的活动导向；
5. 人的空间观念；
6. 人的时间观念。
下面就这六个问题进行解读。
首先是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就我们中国来说，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也有性恶论。这反映在管理方面就是，我们国家制度建设倾向于假设人不会做坏事，因此制度不够健全，漏洞百出，到事故出现了才修补漏洞。美国人对人性的看法较中国人复杂，他们认为人性可善可恶，人是善恶混合体。这反映在管理上，就是美国的制度比较健全，设计制度时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可能会带来的坏行为。
对于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作为农业大国，我们的先人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情感，既敬又畏。而我国人的行为也尽量与自然相融，这多表现在建筑方面。美国文化中，自然灾害是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减轻危害的，他们认为，人类需要通过科技来抵御灾害。
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不同文化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我们倾向于把人放入群体里，而不是个体，我们更注重作为群体的人而忽略掉个体的人。美国文化则刚好相反，他们强调个体的作用，突出个性，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
人的活动取向指一个文化中的个体是否倾向于不断行动。在我国，人们倾向于“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不会问题一出现就马上解决，而是静观其变，找准时机解决问题。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行动，遇到问题会迅速反应。
关于空间的理念，不同文化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决定了我们把空间看成公共的，个人的隐私是很少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把空间看成个人的，特别注重个人隐私。在中国，父母可以随便拆看孩子的信件，这在西方国家是违法的。而且西方家庭中，每个房间都有锁，有些孩子还在门上贴上“STOP”。
最后，不同文化中的人对时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对时间的看法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另一层面是针对时间的利用，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的线性还是同时做多件事的非线性。
总的来说，这六个问题可以很好的帮我们理解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
8. 为什么说维塞尔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归属理论”和“成本理论”
维塞尔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归属理论”和“成本理版论”，它们把效用价权值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在如何确定每种合作参与生产的财物的价值问题上，维塞尔主张采用归属法，就是以每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来确定各自的价值。他认为，每一项生产要素如要发挥效果，就必须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并把它的作用加入到其他要素的作用里去。但同它结合在一起的要素又可以变换，这使我们有可能辨别各项要素的特有效果。这个可以变换就是说每种要素可以有多种组合，用以生产不同的产品，而每种情况下也有不同的价值，这样就可能以许多方程式的形式准确地弄清楚哪些成果分别归因于哪种生产要素。
9.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还是理解的问题。“价值决定价格”并不是机械的一种价值对应一种价格，而是说价值是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举例来说，比如商品房，在很稀少的时候，需要的人很多，而商品房供应少，但是无论如何稀少，房价还是有个上限，不至于偏离其价值太远。事实上以前商品房比较少，其价格比现在还低呢。
影响价格的因素是很多的，因此实际的价格带有随机特征，这一点在股价上体现比较明显。当然，主要因素有其价值和货币量，但不限于这两个因素。事实上所谓价值和价格都是无法精确描述的，但现实不需要很精确，也并不影响投资和消费生活。
个人理解价值是这样一个量，即交易双方的盈亏平衡点。如果是投资品，似乎更好理解。即使是消费品，也在于生产成本和消费后形成的人力资源价值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一种长期整体的均衡，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准确衡量，但最终还是会体现出来。即价格偏离后一定会形成支付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发展波动。正是这种波动来体现均衡或者价值：一种统计均值。除此以外能有更好的办法吗？无法预先确定，价格不可预测，这是真理。
实际的价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当然带有浓重的主观特性。依靠多种报价，而且不排除极少数完全离谱的价格。如果交易频繁，报价很多，可能更准确；越是稀有的商品，报价更可能离谱。即便是很稀有，随着时间流逝，过高或者过低的价格，随着亏损的人增加也会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