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张爱玲创造的人物

A. 下面哪个人物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南开大语

胡兰诚，来中国现代作自家，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浙江绍兴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年轻时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擅长写作，后追随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因其为汪精卫执笔而被列为著名汉奸。1940年发表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洗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胡兰成借道香港逃亡日本，晚年旅居台湾开课教书，其文学才能曾影响部分台湾文人，1976年因其汉奸背景被迫离开台湾，1981年7月25日因心脏衰竭死于日本东京。代表作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

B.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红楼梦魇》、《不幸的她》等等。列举五个如下：

1、《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中华民国时期女作家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作品，于1943年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后被收录于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

小说讲述叙述的是上海的女中学生葛薇龙“八一三事变”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后因物价飞涨，家人离港返沪，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投靠了一个断绝亲戚关系多年的、拥有巨额财产寡居的亲姑母。

在姑母那豪华、精巧的豪宅里，葛薇龙开始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在“假做真来假亦真，真作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成为姑母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

在姑母指导下，葛薇龙最终和华侨花花公子乔琪结了婚。她整天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为姑母弄人，变成了家庭里的高级交际花，甚至自嘲为娼妓。

2、《茉莉香片》

《茉莉香片》是张爱玲的一篇中篇小说。它主要描述了从小都没有得到父爱的聂传庆，在碰到本能成为他父亲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聂传庆从小是个怯懦，变态的男孩，有三分像女孩子。言丹朱想帮助聂传庆。聂传庆是个仇恨的人，待一切都是悲观的角色。

3、《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4、《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诸多作品中一部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 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 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

该书收录张爱玲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包括《年轻的时候》《花凋》等十余部作品。

5、《红楼梦魇》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 1966年张爱玲定居美国，至1995年离世，期间以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此书正是其晚年多年研究的结晶。

书中共收入其七篇研究文章，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初详〈红楼梦〉》，《二详〈红楼梦〉》，《三详〈红楼梦〉》，《四详〈红楼梦〉》，《五详〈红楼梦〉》。

《红楼梦魇》像迷宫，像拼图游戏，又像推理侦探小说。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罗生门》的情趣。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收在这集子里的，除了《三详》通篇改写过，此外一路写下去，有些今是昨非的地方也没去改正前文，因为视作长途探险，读者有兴致的话可以从头起同走一遭。

作者不过是用最基本的逻辑，但是一层套一层，有时候也会把人绕糊涂了。作者自己是头昏为度，可以一搁一两年之久。

C. 张爱玲《小团圆》的人物关系表是什么

1、九莉大学同学：

比比（九莉闺蜜），赛梨，茹璧(汪精卫侄女)，剑妮及魏先生，安姬，柔丝，柔丝哥哥林医生，严明升；

2、九莉大学的教职员：

特瑞丝嬷嬷，亨利嬷嬷，教务长密斯程，安竹斯（曾资助九莉800元奖学金，后死于战争中），雷克，唐纳生小姐，章小姐；

3、盛家（九莉家）：

（1）九莉，弟弟九林，父亲乃德（书中称二叔），母亲蕊秋（书中称二婶），父妾爱月楼老三(简称爱老三)，爱老三姐妹小老七，爱老三父亲，继母耿翠华（耿十一小姐）；

（2）大爷（九莉实际上的伯父），大妈（九莉伯母），女佣来喜(大爷妾)；

（3）姑姑楚娣，楚娣同办公室同事焦利（与楚娣办公室调情），楚娣情人德国人夏赫特，帮佣老秦妈

4、盛家仆人：

蕊秋陪嫁丫头碧桃，陪嫁男仆毓恒，陪房余妈；女佣韩妈，韩妈儿子进宝，韩妈女儿大姐，女佣李妈，男仆邓升；

5、卞家（蕊秋娘家）：

外婆，二姨太（蕊秋生母)，舅舅云志，舅母，姨奶奶，二表姐，三表姐，四表姐，小圆，女佣凌嫂子，女佣老二姑娘出家到西湖修行的二师父

6、竺家（九莉奶奶娘家）：

（1）表大爷（九莉奶奶的侄子），填房表大妈（竺大太太），三姨奶奶，素姐姐，纯姐姐，蕴姐姐，绪哥哥，绪哥哥妻三小姐，寄哥儿，女佣朱妈；

（2）竺家二房：竺二太太，维哥哥，维嫂嫂；

（七）蕊秋朋友和情人：

项八小姐，毕大使，南西夫妇）南西与查理)，劳以德，简炜，菲力，马寿，布丹大佐，诚大侄侄，范斯坦医生

(3)不属于张爱玲创造的人物扩展阅读

故事背景及人物关系：

《小团圆》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遗作，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二十年间几易其稿，2009年2月在港台被皇冠出版社首次出版，当时颇受争议，同年4月十月文艺出版社出大陆简体版，2012年又出修订版本。它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的一段爱情故事，可看作是张爱玲的自述性小说。

这部《小团圆》描写出身传统家族的女主角，与有妇之夫、汉奸邵之雍热恋的故事，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对性事描写相当直白大胆。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南方朔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白小说”。

D. 张爱玲《小团圆》中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

一、故事背景及人物关系：
《小团圆》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遗作，创作于世纪70年代，二十年间几易其稿，2009年2月在港台被皇冠出版社首次出版，当时颇受争议，同年4月十月文艺出版社出大陆简体版，2012年又出修订版本。它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的一段爱情故事，可看作是张爱玲的自述性小说。
这部《小团圆》描写出身传统家族的女主角，与有妇之夫、汉奸邵之雍热恋的故事，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对性事描写相当直白大胆。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南方朔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白小说”。书中九莉有三段恋情作家九莉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惊人的记忆，幼年传统家族在新旧时代冲击中的争斗、观念对立的父母笼罩的阴影，到读书时女中千面百样的同学、战时人与人剑拔弩张的紧绷感，无一不在她生命刻下印记，并开出繁盛的文字。这种特殊的文采吸引了邵之雍天天来拜访九莉，22岁、还没谈过恋爱的九莉就这样不顾一切爱上了有妇之夫邵之雍。 作家九莉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惊人的记忆。从幼年传统家族在新旧时代冲击中的争斗、观念对立的父母笼罩的阴影，到读书时女子高中千面百样的同学、战时人与人剑拔弩张的紧绷感，无一不在她的生命中刻下印记，并开出繁盛的文字。
这种特殊的文采，在吸引了邵之雍的同时，也让22岁的九莉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个被说成汉奸的有妇之夫。
二、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
1922年迁居天津。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1930年改名张爱玲，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并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和胡兰成。1944与胡兰成结婚，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1947年与胡兰成离婚，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1967年赖雅去世，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九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E.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和缺陷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体现出超人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敏感细腻，感悟深刻。因为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穿衣待人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分析她的小说特色和她独特的人生观，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以下三点表现尤为明显。

一、 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

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由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时间，这几年里面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起的哀乐都经历过了。”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地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本来认为，世钧和蔓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蔓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蔓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变了。蔓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会安排这样的悲剧情节。

曼桢不是绝世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旧象牙色的肌肤，鹅蛋脸，永远沉住一洼微笑的黑的眼。将来嫁了人也许会发胖，渐渐变得开了后门与弄堂菜贩扯着喉咙争青菜茭白价钱。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再爱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琐事，温和如一锅煤炉上炖着的细白小米粥，好莱坞的浓情电影模式不属于他们。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那样平凡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会有赏鉴的价值。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后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终于重逢，曼桢把两人分开后她的遭遇，掺着无限的苦痛，讲给他听：

“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世钧默默地听着。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 关注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空间及生存方式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表现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她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难以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笔下女性形象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像这样为了生计的女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手就可拈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连环套》中的霓喜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
她们的身份——一为社会底层的小家庭女儿，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如曼璐、流苏，称其为“女结婚员”，鄙视她们对婚姻的主动性。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的批评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或沦为娼妓，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动乱、女子身份低下的情况，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可就连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女子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三、 表现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

张爱玲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被广泛流传，她的生平被看作另一个“传奇”。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吸引人的就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 当时的女性更是被时代抛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边缘。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曼桢的家里。难道她不爱他吗？

第一次：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 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而曼桢不原意把世钧“拖进去”，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第二次：曼桢去南京看望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曼桢穿着世钧的“狗套头”，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曼桢。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那还有什么前途？”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这里尽管有她对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在张爱玲的散文《谈女人》中，这样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可见，张爱玲是谴责男权社会的。书中处处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如果当初曼桢没有自力更生的想法，只是想到结婚后就可以靠男人生活，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故事可能就不会如此的以悲剧情节发展，也正是自尊自强的曼桢在表现自己生存价值取向在男权社会发生悲剧的缘由。悲剧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张爱玲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丁丁的一粒粒笑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曼璐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曼桢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特别的典型。

实质上，读张爱玲的作品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情绪，作品中表现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她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不论是《半生缘》、《金锁计》、《倾城之恋》、《沉香屑》，还是《传奇》、《流言》任何一部作品，张爱玲都仿佛站在人世的云霄间用她淡淡的眼神藐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让后人永远的去想念她的容颜、咀嚼她的思想。

F. 张爱玲作品主人公的名字

1、《倾城之恋》：白流苏、范柳原

《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2、《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保、王娇蕊、孟烟鹂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诸多作品中一部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 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 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

3、《怨女》：柴银娣

《怨女》首次发表于1966年。该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柴银娣坎坷的一生，从而呼唤了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在小说中，作者刻意省略了许多叙述场景，比如对情节结构的省略、人物心理变化的省略、审美层次上的省略等，从而使小说更加接近平凡化的叙述。

4、《半生缘》：顾曼璐、顾曼桢、沈世钧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该小说通过年轻人的婚姻的悲欢离合，揭示了社会和人性的方方面面。

5、《小团圆》盛九莉、邵之雍、蕊秋

《小团圆》是作家张爱玲创作于1975年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9年2月。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的一段爱情故事，是张爱玲的自述性小说。《小团圆》力图将小说中有关女性情欲书写、堕胎叙事并主题意旨等问题，与相关的传记资料联系起来“重组表述”。

G. 张爱玲人物简介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H. 张爱玲《小团圆》的人物关系表是什么

实在是不能接受《小团圆》，觉得简直毁了张.这样一个真实的张爱玲,让张迷觉得好难以接受....《小团圆》人物对照表

盛九莉：出身沪上大家庭的女作家。疑似原型：张爱玲

邵之雍：风流文人，盛九莉前夫。疑似原型：胡兰成

蕊秋：九莉生母，因九莉被过继给大伯，故称母亲为“二婶”。疑似原型：张爱玲之母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

楚娣：九莉的三姑。疑似原型：张爱玲姑姑张茂渊

荀桦：上海某杂志男编辑，改编过叫座的话剧，熟稔文坛掌故。疑似原型：柯灵

文姬：上海某杂志女编辑。疑似原型：苏青

九林：九莉弟弟。疑似原型：张爱玲弟弟张子静

燕山：九莉情人，电影演员。疑似原型：上海导演桑弧

汝狄：九莉的第二任丈夫，美国作家。疑似原型：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赖雅

比比：九莉好友。疑似原型：炎樱

乃德：九莉父亲。疑似原型：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云志：蕊秋弟弟，九莉的舅舅。疑似原型：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

绪哥哥：楚娣侄子，也是她初恋情人

韩妈：九莉家用人。疑似原型：张爱玲用人何干

小康：邵之雍情妇。疑似原型：胡兰成情妇小周

辛巧玉：邵之雍情妇。疑似原型：胡兰成情妇范秀美

荒木：日军顾问。疑似原型：胡兰成朋友池田

虞克潜：名作家的大弟子。疑似原型：沈启无

向璟：文人。疑似原型：邵洵美

汤孤鹜：上世纪20年代走红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疑似原型：周瘦鹃

I. 张爱玲小说中女人物的名字

《金锁记》曹七巧 ；《倾城之恋》白流苏 ；《半生缘》曼桢、 曼璐 ； 《沉香屑 第一炉香》葛薇龙；《红玫瑰与白玫瑰》王娇蕊；《色戒》易太太 ；《花凋》郑川嫦；

J. 长安是张爱玲创造的人物吗

长安是西安的古称，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回的城市。周文王答时就定都于此，筑设丰京，武王即位后再建镐京，合称丰镐，西安简称“镐”（hào）即源于此。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置长安县，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兴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200年）营建未央宫，同年国都由栎阳迁移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名长安城，取意“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