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创业者在创业活动的每一项举措都对什么产生影响
摘要:将认知机制引入到创业过程当中,从认知的视角分析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创业者通常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这里的认知机制主要有:反现实思考、情感注入、归因方式、计划谬误和承诺升级。分析这些认知机制对创业者创业活动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业过程,对以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认知机制;认知偏见;创业
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是一项激发人们主动性、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创新型活动,也是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出现了一股创业潮。截至22 年底,以私营和个体为主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99%以上,达到2 6 多万家。实践方面的发展,使得创业研究逐步升温。
目前对创业研究的目的多种多样,对创业的研究学科领域和研究视角各有不同。早期的创业理论主要针对创业者个性特质的研究,通过区别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个性特质上的差别,以试图从创业者性格的角度解决:为什么一些人具有创业意向而另外一些人没有创业意向;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创业成功而另外一些人失败。但是研究表明,创业者所具有的这些性格特征在非创业者身上也有体现,那些不具备这些性格特征的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创业者之间性格特征的区别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区别还要多。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认知过程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从发现、评价并利用市场机会的视角来界定的创业活动,并把创业看成是创业者与市场机会之间的扭结。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所有的人类行为者在推理能力上都存在着局限。任何人不论其专业熟练程度、所处地位与职务高低,都会存在着某种认知偏见。创业者通过创造性破坏市场均衡,推进经济发展,创业者的主要职责是挑战不确定的环境,因此他们更容易受认知偏见的影响。
二、认知机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这里的认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反现实思考、情感注入、归因方式、计划谬误和承诺升级。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认知机制对创业者创业活动的影响。
(一)反现实思考
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设想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换个做法结果会怎么样。心理学家称这个过程叫做反现实思考。研究表明,当人们设想他们可以过的比现在更好的话,他们就会表现出对当前状态的不满意;反之,他们则满足于现状。在研究反现实思维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反现实思维和后悔情绪的关系。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1.回顾你过去的生活,列举出三件最后悔的事。
2.回顾上周,列举出三件最后悔的事。
结果,对第一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列举出的是他们没有做的事,即错过的机会,很少人列出的是做过但结果不好的事。相反,对于问题二,很多人列出的是做了但结果不好的事。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后悔情绪与反现实思维联系紧密;第二,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起初我们后悔的是做了但产生不好的结果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后悔的是没有做的事(错过的机会)。Gilovich和Medvec(1994)发现人们更善于处理结果不好的行为而不是错过机会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有效的处理那些结果不好的行为而渐渐变得不那么后悔,反而对自己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错过机会)变得难以理解。
创业者尤其有做事失败或错过机会而感到后悔情绪的倾向。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会遇到许多障碍,他们对自己的想法、业务和产品非常重视,因此,当结果不好时,创业者更容易产生反现实思维和后悔情绪。
(二)情感注入
我们当前的情绪和感觉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开心时,我们对周围事物和人的评价通常会很好;而当我们心情不好或生气时,我们则会负面的评价周围的事物。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前情绪是如何影响认知过程的?
Forgas(1995)提出了一个情感注入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模型指出正面的情绪将引起快乐的想法和记忆,负面的情绪则产生不愉快的想法和记忆。情感状况启发式的影响决策和判断。当被问到去评价某个话题、论点或某一个人时,人们通常先会考虑自己当时的感受。该模型预示,当人们认真缜密的思考问题时,情感注入的可能性大些;而当人们用简单机械的方式思考问题时,这种情况就少些。例如,某人已经形成了“不喜欢吃奶油蛋糕”的判断之后,当他面前有若干种甜点供他选择时,他会很快做出排除奶油蛋糕的选择,而不需要受当前情感的影响。
创业者面临的环境通常是复杂多变的,创业者的行为也不是例行的,而是创造新事物或用独特的方式改变已存在的事物。这些行为通常需要一个认真严谨的思维模式。因此,情感注入模型则认为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更容易受当前情感的影响。另外,情感注入要得以发生,个人必须在给定的情况下经历某些情感。由于创业者对他们的想法和愿景有更深的承诺,那么他们就比其他人能感受到更强烈的情感。因此,他们有更强烈的情感注入到他们的思维和决策过程中去。
(三)归因方式
归因是人们对发生事件的内在原因的探求,代表人们怎样认识、理解、推测和解释周围事件。人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能预测、评价行为,进而对环境加以控制。归因方式指个体在过去经验和当前期望的基础上,对不同的事件或行为以一种相似的或习惯性的方式做出原因推理的倾向性。
事实上,现实中的个体对社会行为进行归因时不会那么理性,更可能“感情用事”,甚至会表现出对某种原因的系统偏好。在此,我们要注意四种归因偏差:
1.基本归因错误。尽管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我们总是倾向于低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
2.自我服务偏见。即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能力或努力,而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运气。
3.归因中的信息是不完善的。经验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经过多方面的观察、收集足够信息后进行归因,而往往是利用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某些固定的联系,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期望,凭借有限的信息,对行为结果经济、迅速的作出归因。
4.利己归因偏差。即当观察者与活动者本身发生利益冲突时,可能作出不同的归因。
创业者对行动结果更喜欢个人控制,换句话说,他们更倾向于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至少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另外,创业者感知到他们的能力与努力对成功至关重要,因此被问到他们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时,他们通常会高估这个几率。成功与失败的创业者之间的区别之一也在于成功的创业者受归因偏差的影响较小。
(四)计划谬误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工程、项目延期或经费超过预算的现象,Kahneman和Tversky最早把这一现象称为计划谬误,并提出对其解释的计划谬误理论。所谓的计划谬误理论,是指在估计过程中过于乐观而不考虑过去经验,从而导致低估。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估计完成一项认为的耗时时,总是过于关注完成当前认为计划和任务发生的情景而忽视过去经验,但被试所形成的任务计划往往过于简略和理想化,很多细节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都未考虑到,从而产生乐观倾向,导致乐观的时间估计偏差,甚至在意识到过去类似经历时仍会发生低估行为。
创业者较其他人更容易将精力聚焦在将来,毕竟,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怀有极大的热情。而且,他们更容易受自我服务偏见的影响,例如把过去的失败归结为外部的原因。另外,创业者面临的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唯一性,他们对任务作预测时很难有过去类似的经验作参考。因此,他们更容易将当前的任务和过去的经验分离开来,从而导致计划谬误的出现。 转贴于 看准网 http://www.kanzhun.com (五)承诺升级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经常在已逐步认识到是亏损的事物上继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这种现象被称为承诺升级。承诺升级是指决策者面对负面结果(或负面反馈)时仍然增加资源、人力的投入,使组织蒙受损失、陷入困境的现象。对其的解释有如下几种:(1)对先前决策的责任感;(2)对所作决策投入的努力;(3)重视丢脸,看重面子问题;(4)强烈的想证明自己先前选择是正确的愿望。
创业者对自己的理想有更深的承诺和责任感,他们计划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事业,因此,要让创业者否认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则非常困难。同时,让创业者承认之前的创业决定是错误的,会让他们觉得在周围朋友和同事面前非常丢脸。最后,由于创业者对自己新创的企业有着很深的承诺,他们会有强大的压力去证明自己先前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创业者较其他人更容易受承诺升级的影响。
三、总结
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1)创业者通常比其他人考虑的问题更复杂,他们更容易受认知偏见的影响。(2)认知方面的不同并不是来自于创业者和其他人的个性特征,而是由于创业者所处的情境和处理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更容易把这些偏见扩大。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增强了我们对人们行为尤其是创业者创业行为的理解。另外,学习认知机制的目的,还在于形成控制错误的方法,从而给人们特别是创业者提供认知依据,有利于帮助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在今后采取的创业战略上取得成功。
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作用及意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好搞活大中型企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实现政企职责分开。第二、有利于规范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第三、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第四、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第五、有利于同国际惯例接轨。

(2)什么是创造性破坏机制扩展阅读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1.产权清晰
(1)有具体的部门和机构代表国家对某些国有资产行使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权利。
(2)国有资产的边界要“清晰”。首先要搞清实物形态国有资产的边界,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其次要搞清国有资产的价值和权利边界,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价值量,国有资产的权利形态(股权或债权,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的分布等),总资产减去债务后净资产数量等。
2.权责明确
“权责明确”是指合理区分和确定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也是不同的。
3.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的基本含义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宏观和行业管理职能与企业经营职能分开。
(1)政企分开要求政府将原来与政府职能合一的企业经营职能分开后还给企业。
(2)政企分开还要求企业将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分离后交还给政府和社会,如住房、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
4.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要求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质量管理、生产管理、供应管理、销售管理、研究开发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科学化。管理致力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其核心是激励、约束机制。要使“管理科学”,当然要学习、创造,引入先进的管理方式,包括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式。
参考资料网络——现代企业制度
⑶ 为什么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摇篮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的哲学、数学、天文、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腊。
回顾人类历史,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实是一个特例,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常态。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都极不平等,少数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部分人遭受盘剥奴役,仅仅能维持温饱,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腊是另一个特例。
奥伯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个富裕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缔造一个富裕民主、经济发达、创造力旺盛的社会?古希腊文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数百年,说明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特别的外部因素。他的新书《古希腊的兴亡》(The 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古希腊的兴亡》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古希腊是不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社会?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经济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成就。在一个繁盛程度高的社会,较大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文化水平也较高。一个文明光有恢宏的宫殿、奇异的珍宝,并不足以称为繁盛,必须同时伴随着人口、福利与文化上的进步。在过去的研究中,古希腊是否繁盛并无定论,有不少人认为古希腊虽然文化先进,但经济却很落后。奥伯则绘制了一张古希腊发展指数图,以近代希腊为地域界限,计算在这个地域内,古希腊时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费总量。他发现,从古风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后期开始,发展指数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达到顶峰,在进入希腊化时代后,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古希腊的衰亡期,但是发展指数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古希腊灭亡后,这个地区的发展指数立刻急剧下跌,一蹶不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后才渐渐恢复到古希腊时期的水平。
另一个支持古希腊繁盛程度高的证据是其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判断社会是否平等的指标,在0和1之间,0为绝对平等,1为极为不平等。根据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数据,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30%的私有财产,最富有的10%拥有60%的私有财产,基尼系数为0.708,与1953-1954年间的美国相似,比1427年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0.788)低,比20世纪初的英格兰(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隶人口,生活水平超过了温饱线,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如果说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论证古希腊的繁盛程度还算比较直接了当,那么求证其背后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奥伯在《古希腊的兴亡》一书中,将焦点放在了古希腊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腊的特点是城邦自治,各自为政,从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城邦之间在经济文化实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三个城邦: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和叙拉古(Syracuse)规模巨大、影响力强。
例如雅典城邦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卢森堡。普通的城邦如普拉提亚(Plataea)面积约为170平方公里左右,而最小的城邦之一克里希亚(Koresia)仅为15平方公里。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例如历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卷入了三个最大的城邦。至于城邦之间的小冲突则更为频繁,弱小的城邦或被并吞、或结成联盟,有些成为临近强大城邦的附庸,关键是古希腊从未“统一”成为一个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获胜,雅典投降告终,但是斯巴达人无力统治雅典,很快就让雅典恢复自治,撤回军队保卫自己的根据地。
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古希腊鼎盛时期的50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不时有独裁暴君出现,但是大部分时期、大部分城邦都没有世袭制的君主,雅典创立了民主议事的制度,斯巴达采用强制性贫富均化的军事体制,其它城邦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高度的专业分工和社会成员对政治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奥伯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繁盛的根本原因。
他在《古希腊的兴亡》中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是古希腊城邦建立了较强的公共机构和文化规范,实现公平处事,鼓励学习深造和财富投资,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二是由于权力的分散,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化体系,鼓励竞争,刺激创新与理性合作,并通过相互学习和模仿将先进的知识传播出去。这两点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增加个人与社会的投资可以推动创新,高度专业化需要在交易成本较低的环境下才能显示其优越性。奥伯认为,20世纪市场经济研究中提出的先进技术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念,其实在古希腊城邦体系中就已经实现了,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知识积累、文化发展。
雅典大概是最好的例子,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面临着一场危机,由于人口增长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下降,财富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一小批拥有土地的精英家族手中。此时雅典面临的前景是可能出现一个暴君,以暴力夺取统治地位,或是整个雅典分崩离析,成为几个小型城邦。但是在这个时候,雅典的第一任执政官梭伦(Solon)通过政治改革将雅典带向了民主道路,他一次性地废除了雅典居民间的债务,通过法律禁止雅典居民成为奴隶,建立拥有监督惩罚政府官员实权的公民议会。这些改革措施让雅典变成一个有社会规范、处事公平的社会,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据奥伯的假说,为实现“创造性破坏”提供了条件。
当然,雅典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出现过多次反复,但总体上是向完善公共机构和公民参与方面发展。
《古希腊的兴亡》继而强调,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它成为海上强国提供了条件。建造海军战舰,提供划桨手和士兵,是一项资本和劳动密集的工程,但对雅典来说,一方面拥有受欢迎的产品(如陶罐)和繁荣的对外贸易,资金充足,另一方面因为公民积极参与,能够调动的兵员很多,两项条件都能满足。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Delian League)成立,由雅典出兵出技术,爱琴海沿岸各个城邦出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对抗波斯帝国的威胁,同时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贸易,成为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虽然后来古希腊城邦不敌周围军事实力强大的帝国而走向衰亡,但是取而代之的马其顿和罗马都算得上的古希腊的“学徒”,吸收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精华,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影响保持至今的原因。
奥伯的两个假说,对古希腊文明繁盛的内部推动力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为什么它在这一时期、这一地点出现,其实还有几个外部原因,《古希腊的兴亡》对此也有所提及。
首先是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这里不仅岛屿众多,而且陆地多山,交通不便;同时这里的微气候(microclimate)变化多端,临近地区的地理气候生态差异都比较大,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很难施行高效控制和统一管理。其次,古希腊周围有众多地区可以成为贸易对象,提洛联盟的职能之一就是保证海上贸易的畅通,虽然波斯帝国一直是一个威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伙伴。第三点涉及到为什么古希腊没有普遍建立君主制。其实在青铜器时代末期,希腊地区就有城寨式的王国,精英家族手中掌握着昂贵的兵器,但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便宜的铁制兵器改变了这一状况。更重要的是,此时尚未形成君主“天授神权”的概念,即使有暴君出现,也经常会被驱逐,让民主制度成为常态。
奥伯采用的研究手段,确实带来了对古希腊文明的全新理解,他的主要观点是以上的外部因素都不足以解释古希腊的繁盛,只有内部的公平和竞争机制,才是它的发展动力。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内在的动力恰好在古希腊时期全面发挥了作用,以及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在古希腊取得成功。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这必然是一个长久的研究课题。但是回顾古希腊的兴亡,至少能让我们得到一点警示,那就是多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是国家或是地区——通过相互竞争形成分工合作、相互学习促进,也许是经济文化发展、社会平等进步的最好形态。但是这样的生态环境也是相当脆弱的,看一看目前欧洲面临的种种危机就不难理解。古希腊文明在辉煌了几百年后,在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刀兵之下陷落。危机与灾难的发生往往难以预见,因此对今天的繁荣兴趣必须格外珍惜。
⑷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
一、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制度扩展信誉机制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促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而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信誉作为保障。信任和信誉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一方面,信誉可以保障市场的交易秩序,这是交易进行的前提。市场秩序的运行需要道德基础作为保障,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便是信誉或信任。
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规模的扩大往往伴随着分工的细化,而此时的企业规模也在同步扩大。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经济增长伴随着分工的演进和规模的扩展,而分工演进和规模扩展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有限责任推动创新行为
除了信誉水平和企业市场规模,创新同样被认为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他看来,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通常体现在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这五个方面。

(4)什么是创造性破坏机制扩展阅读
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种企业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企业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个字。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重申了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十六字”的总体要求。
参考资料
网络—现代企业制度
⑸ 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是什么
1、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抄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发展驱动战略,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2、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3、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5、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贯彻什么发展理念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大贡献和突出亮点,是确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一旦 “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用尽,一国进入到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创新能力不强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变迁,出现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本质。此次五中全会把创新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势必会引起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变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急需一次思想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同样,理论、制度、文化创新,也将是一场建立“中国叙事”的变革终结西方“元叙事”,打破西方价值体系垄断,使不同的制度、文化、文明互鉴共存。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实现辩证发展、系统发展、整体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在唯GDP时代,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背后,是软实力的相对不足,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协调发展,就是要改变单一发展偏好,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整体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中国发起一次生态革命,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无论是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足,还是人们环保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都要求国家调适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执政目标和努力方向,而生态美好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人们的崭新认知里,生态是否美好、能否尽享绿色,与幸福感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环境事件引起的“邻避效应”和群体抗争行为多次出现,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地方秩序。坚持绿色发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
坚持开放发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近些年,随着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外界纷纷猜疑中国是否依然实行30多年一直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开放发展”理念,就是告诉世界,中国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牵头设立亚投行,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增强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吕氏春秋》有曰:“治天下也,必先公。”马克思曾说“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目的本身”。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分配不公问题、阶层收入差距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无论是共享发展,还是全面深改,都是要破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实现全面小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才能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