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债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的区别课件上说，问别人要自己的东西是物权请求权，要别人的东西是债权请求权，
东西本来是你的，被人拿走或者侵犯了权利了，因此产生的请求权，是物权请求权，
东西不是你的，但你花钱买了，但卖方不给你东西，或者东西不合格，因此产生的请求权是债权请求权
2. 考华政的民商法，书要怎么看有的说民法只看高富平的，有的说高的只看孙维飞编的，还有说民总物权梁慧星
建议你买历年真题，先了解下试卷水平 松江校区图书馆法律书店有买的 估计长宁校区 淘宝也有的
今年考研的官方参考书目：
专业课：
《民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彭万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或《民法学》高富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婚姻家庭继承法学》许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近两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商法学》（高等政法院校教材）覃有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或《商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法综
▲802法学综合我校提供法学综合课考试大纲。
法理学部分：《法理学导论》徐永康主编、顾亚璐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四、六、九、十四、十五、十六章。
法律史部分：《中国法制史》王立民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第一、二 、三节，第七章第二、三、四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外国法制史》（第四版）何勤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第十章。
宪法学部分：《宪法学》童之伟 殷啸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
刑法学部分：《刑法学》刘宪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五节，第十三章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二十五章第二节，第二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
民法学部分：郑云瑞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第七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二节。
诉讼法学部分：《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叶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五章；《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章、第十二章。
经济法学部分：《经济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商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六章第二、三、四节，第九章第一、二、四节，第十四章第一、二节，第十六章第一、二、三节。
每年大致差不多 除了有时候有新版书 要更改
PS：法综有买别人总结好的 一本大开A4 横过来的 一般华政的复印店会有卖的
3. 物权法有没有好一点的资料
有。比如：
1、学者的专著及教材。如梁慧星的、王利明的等。
2、物权法立法资料及条文理解与适用。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法律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 黄松有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等等
3、还可以自己从网上收集些物权法方面的论文。
4. 大陆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那大陆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观点
这是当初寝抄室讨论主题之一，从本袭科到研究生。
好像讨论到研二的时候终于得出的结论是，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观点，人大法工委的众人好像还不理解这个理论，或者他们怕人们误会“物权行为无因性”。
其实，我也见过有德国学者在听自己中国留学生介绍后，认为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承认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参见：[德]M·沃尔夫 著，吴越 李大雪 译：《物权法（2004年第20版）》中文版导言第4页~第6页，法律出版社 2004年7月第2版。
本科时看的书，当时对于此说法深信不疑。
5. 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主要有几个观点
1、为什么要缓抄和，因为物权法定有局限性，因为立法是有滞后性的
2、怎么缓和，解释上，将法定中的法扩张解释为包括习惯法在内
3、在实际裁判中，将新创设的物权通过解释包含在物权法的规定范围内
4、让与担保就是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就是法官在判例中创设，在最开始创设时，可以说让与担保物权不是担保物权，而是所有权加担保合同的新型担保形式，让与担保制度发展这么多年后，又可以说习惯法已经承认了让与担保物权的存在
6. “物权观念化”到底是什么概念呀
一、从放任主义到法定主义
关于物权的创设，历史上曾有放任主义与法定主义两种主张。在日耳曼法中，认为有占有的权利就是物权，所以占有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不动产依据伴随的登记要件就有成为物权的可能。1974年的普鲁士民法典认为特定物的债权依据标的物的交付或者在抵押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即可物权化，即所谓的“取得权源和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不存在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为前提的。而在罗马法上，物权与债权有着严格的区分。物权概念被理解为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并使它所有的排它的、绝对的性质与债权相比有着强有力的效力，这即是物权限定的理由的起因。但是由于当时罗马物权公示制度还不发达，所以罗马法中必须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基础也仅在于“自由保护”和“简明化的社会”的要求。[①]后来，罗马法因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影响日大，以致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物权法定主义，例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以法律明文规定，瑞士、奥地利、德国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解释上也都认为有此原则。[②]
二、物权法定主义的理由和长处
罗马法最初采物权法定主义虽仅因出于“自由保护”和“简化社会”的目的，然而该原则历经若干世纪的发展，其意义已远不止此。许多学者都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存在理由及长处进行了探索。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因为：[③]（1）物权之绝对性；（2）物权其用之经济效用；（3）交易安全之便捷；（4）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为：[④]（1）确保物权之特性，建立物权体系；（2）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之复活；（3）便于物权之公示，确保交易安全与迅速。梁慧星教授认为，之所以采物权法定主义，主要立法理由为：[⑤]（1）保障完全的合同自由；（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综合各家学说及现实情况，笔者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及利处主要为以下方面。
（1）维护物权之绝对性。物权的绝对性表现为权利主体对特定物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这种权利只需权利主体意愿就可自由行使，不需他人之义务协助。反过来说，也即权利主体以外的人，对权利主体就特定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权负有容忍义务，不得干涉，否则即为侵犯权利主体的物权。若物权不法定，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则同一物上可能会同时并存若干相冲突的物权，这样，每一物权人就不能独立自由地支配标的物，而需得其他物权人的许可。如此物权的绝对性就不复存在。
（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保护第三人利益。学者多认为，若得由当事人自主创设物权，则在特定物的流转过程中，可能会因多次流转，而被不同的人先后设定不同的物权，以致流转到后来，不知物上已设定了多少物权，每一物权的具体内容为何。若某一买受人不知情形而购买一已设定有不同物权之特定物，则其必然不能自由支配该物。各物权人必争先对同一物主张自己的物权，由此，在社会商品交易中，就会产生障碍。要么买受人先查清物上到底有多少物权，具体内容又为何；要么干脆不进行交易。前者显然不经济，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后者，则有违经济发展之理念。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离不开丰富的商品交换。因此，为了鼓励商品交易，免除买受人的后顾之忧，确保买受人交易目的的有效实现，法律有必要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定，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进行适当限制。然而法律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存粹或绝对的个人自由必然导致权利主体之间的不自由，自由永远不能绝对化，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绝对化的。自由只是一定限度范围内的，也只有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现实的自由。所以“私法自治之成为可能，物权法定为其前提。”[⑥]
（3）便于物权之公示。为便于交易安全、便捷地进行，必须得使市场主体能充分的了解交易信息，增强物权的透明度。而物权的透明，依赖于物权的有效公示，若非物权法定，纷繁复杂的物权种类与内容显然令人力、财力有限的公示部门无暇应接。并且允许种种繁杂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登记，势必会造成登记的混乱。因此有效的公示，有赖于物权的简化。这点与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沿革理由一起是今天论及给予物权法定主义一个妥当界限的两个侧面。[⑦]
（4）整理旧物权，构建新的物权体系，防止封建复辟。封建时期物权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因此极为复杂、混乱。因而严重影响了经济之发展。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权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实行多重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有上下级之分，上级所有权人往往挟身份特权之威势，使物权变成对人之支配。[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促进经济之发展，维护人格之独立，拯待对封建旧物权进行清算，为防止物权放任主义可能导致的人身依附之弊端，彻底消灭封建因素，于是物权法定便突显出来。
三、物权法定之反思
（一）物权法定的内涵剖析
所谓物权法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即物权的种类和每种物权的具体内容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法无明文规定的物权种类，也不得约定与法律不相符的物权内容。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不但包括种类与内容的法定，还应包括效力和公示方法都由法律规定。[⑨]笔者认为，物权的效力，是物权之所以区别债权而为物权的根本原因。物权的效力，通说包括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及物上请求权。[⑩]正是这些效力的聚合才形成了特殊的权利——物权，而非物权产生了这些效力。尽管为了确保物权的有效实施，物权的效力也最好应法定，但这种法定只是法律的确认，而不是创设。所以不应为基于创设目的的物权法定主义所当然包括。而公示只是确保物权有效实现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物权的构成部分。对物权的公示只是便于当事人了解交易信息和方便国家对特定物进行管理的目的，所以尽管处于简化和方便的考虑，有必要用法律规定若干公示方法，但是这也不能为物权法定所当然涵摄。况且公示方法也不能严格拘泥于法律规定的公示方法。例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公示，若当事人并没有交付，而是进行了登记，难道能认为所有权没有转移？[11]
（二）物权由何“法”定
“物权法定”所言之“法”为何，民法学界有所争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台湾学者多认为依其文义、立法理由及规范目的，系指成文法而言，并不包括习惯法在内，“其他法律”指独立于民法典的单行法。[12]我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的根本宗旨，在于使物权种类极其内容尽可能规范化和统一化，以便公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对“法”作广义解释，这一宗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物权法定”之“法”只能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极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不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习惯法。[13]而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民法典》中的“其他法律”应包括习惯法。[14]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尽管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但应当看到，这一原则在适用中不应过于僵化，以致于认为只有法律确认，对任何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都不予承认，这就不利于规范和调整新型物权法律关系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15]笔者认为，习惯法之形成，本身就是对民事主体意志之尊重，若是否认习惯法的效力，实乃对人们权利感情的伤害，有违善良风俗，而且在现实中通过修订法律吸收习惯法的做法实为不妥。因为成文法要求稳定性，所以法律的修改往往非常缓慢，成本相当之大，难以应付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适当从宽解释物权法定的方法，将一些既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趣旨，又有一定公示方法的习惯物权，进行有限的承认，以弥补物权法定之不足，促进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16]至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笔者认为，鉴于二者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可以有限地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但必须在法律的扩张解释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而其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由于其效力范围有限，则不应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以免干扰社会经济生活。
（三）物权与债权界定的模糊化——物权法定的妥当性问题
在现代社会，物权与对人权（债权）的区别越来越具有相对性，这表现为两点：一是一项权利有可能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物权或对人权，而是被认为“更具有物权性质”或“更具有对人权性质”。二是权利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即对人权有可能转变为物权。[17]如债权让与，就是债权人对其债权进行的处分，故从本质上而言，债权人对其债权的权利也是一种支配权，债权人对债权的享有也是对债权的所有权，故在处分其债权时，债权人的地位与所有权人的地位本无区别，这在德国法上称为“类似所有权之地位”。类似还有有价证券，虽是债权的凭证，但其本质应当是物权。这些都体现了物权与债权的融合。[18]另外，最初关于物权法定的一些理由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动摇，例如，关于防止封建复辟的理由，也许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的确是物权法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然而，社会发展至今，封建复辟的实力早已荡然无存，所以物权法定防止封建复辟的功能也已闲置。其次，利用物权法定来构建物权体系，难免使人有“法学家强人所难”的感觉。物权体系的构建，是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然而，并不能以此作为限制社会经济生活的理由。所以这些都使人质疑，基于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而为的物权法定主义，到底还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是否仅是概念法学的形式游戏而已？“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9]法律要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功能，就必须贴近社会生活，反映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已出现了许多具有物权特征的债权，如租赁权等。若我们还是沉迷于概念法学上物权与债权的形式划分，过分强调物权与债权的法定主义，那么势必会对一些权利失之保护，有碍社会经济之发展。
7. 有师姐告诉我考华政研究生最好看一看梁慧星的《民法总论》和《物权法》，请问有必要吗
我是华政的大四学生，刚参加了本校今年的研究生考试。
首先是时间上的问题，现在回准备考答研，时间还很充裕。看一些基础性的书籍不会影响考研的备考进度。
其次是考试以及学科的性质。考研不像司法考试，考研很注重理论素养。同时，民法也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不像刑法有很多学说，民法除了一些个别问题，基本上都有通说，一些法学大家对这些通说有着很深的见解，如王泽鉴的天龙八部和梁慧星的《民法总论》以及《物权法》。但是王的书太艰涩，本科生理论不扎实，很难读懂。梁慧星的书相对而言就易于理解的多。读了这些大家的书，再去看参考书目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理论功底，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参考书目。我是从去年司考结束，也就是10月初开始看的。
8. 物权法为什么根据宪法制定梁慧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
物权法的性质是私法：私法性质是基于民法的性质产生的；物权法所调整的基本内容仍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物权法是财产法；物权法是强行法；物权法是普通法；物权法是固有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一部法律始终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在中国的立法和学理上，有确定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的习惯：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公示公信原则。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9.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四版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民法总论》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这已在法学界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源自于120多年前德国伟大的民法学家耶林同名著述《为权利而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不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耶林如是说。然而耶林似乎已经遥远，我们仅仅嗅到的是那种诗歌式的论述，斗争式的激情，自信的国民感情。但梁先生却是亲近的，梁先生的《民法总论》中处处都体现着作为一名学者的使命——“为权利而斗争”。自己真正理解“为权利而斗争”的精髓是在三读梁慧星先生《民法总论》之后的，确切说，我已记不清咀嚼《民法总论》多少遍了，但却可以肯定的是每每读过此著，思想上依然可以时时翻新，而这些翻新与提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于是成为了“三读”。众所周知的王国维在论治学之道时谈到的著名三个境界，窃以为，研读梁先生的书亦不外如此：一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自己拿着三百多业的小薄册子，避开喧嚣的人群，独处一室，着实品尝一番，于是走进了民法的殿堂；二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突然发现，文绉的语言，细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知识和教材的约定，便不得释手、带着激动的心情反复研读了；三读，“众里寻他千网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知不觉，带着问题读了学多民法著述，重新翻阅梁先生的《民法总论》，读到的却是作为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为中国民法而斗争的决心和气魄。
一 、布道者说：什么是民法、什么是权利
九州之民法进程，缓慢而艰难，经数次编纂，观目前，渐成体系。然仍需进一步完善，应采民商合一，权利本位，繁荣市民生活。[2]梁先生在这本著述里犹如一名布道者，告诉人们民法虽然是个舶来品，就连它的名称也取自东瀛[3]，但是关于市民生活的法是世界各国都规定，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不论是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只要存在市民生活，存在理性的人就应该存在民法。梁先生没有直接告诉人们民法是什么，没有像其他教科书似的注释法条的规定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他先给人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告诉人们这幅图画的由来，这幅图画的布景，这幅图画采用的手法，用的材料，所体现的意义，带领人们去欣赏她，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地陶醉中领略了民法的要义。就是这样，丝毫没有强权的灌输，没有权威的厉色，使读者们更多的是法学的爱好者们俨然是漫步在民法花园之中，循着民法的语源、外延、民法的发展、构造、编纂、法源的足迹追溯，来到一栋奇妙楼阁面前，带着好奇心想进去。于是，梁先生如武林高手稍加论理似的点拨，民法的本质赫然在读者的面前。
首先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按照黑格尔所说的市民，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因此，把它所说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人社会，亦无不可”，（页31）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社会中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政治国家的成员。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页32）然后民法又是私法。这是相对于公法的划分，“易于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应采用何种救济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应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受审，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广告法中，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虽然没违反广告审查的义务和核实义务，对消费者的损失依然承担责任，除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但绝对不能以没违反广告法上的义务为抗辩事由，因为违反广告法的义务应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不能用公法上责任的承担代替私法上责任的承担。而非“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怎能不使读者们联想到我国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是一个多大的歪曲和疏漏呀。书中强调，要提倡私法自治，“即在民事生活、经济生活领域，由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国家不直接干预，只在当事人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出面进行‘第二次性的干预’，亦即由司法机关以仲裁者身份对当事人间的纠纷作出裁判。”（页36）最后，书中指出民法为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民法为实体法。于是乎，人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民法这一奇妙楼阁的韵味。寻求民法发展的历史，梁先生自然而然的道出我们现在民法应坚持以权利为本位，辅之以社会本位。
在梁先生的这本著述里，权利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不论是民法的构造，还是民法的本质；不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不论是权利的客体——物，还是权利的变动——行为等等，都与权利休戚相关。那么，权利是什么？梁先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所谓权利，指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页76）进而用比较的方法解构权利的本质，从切实的眼光透视给我们权利必须结合“法律之力”才能保护“特定的利益”，绝非引用自然法上的权利抑或应然上的权利。解构的目的是进行组合，于是阐释了民法中权利最重要的两大权利，“物权为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的权利。其中‘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即所谓的特定利益，而‘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即法律上之力。再如，债权为请求特定认为特定行为之权利。其中‘特定人为特定行为’，即特定利益，而‘请求’及法律上之力。各种权利，莫不如此。”（页78）财产法就是从这两大权利演绎开来，形成了物权法体系和债权法体系，他们与亲属继承法一起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可以说，权利是民法的精髓，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要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页46）在著述中，梁先生阐释了民法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认为民法应倡导私法自治，强调当事人平等，在市场经济中遵循合同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然决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倡导民事生活的诚实信用，醇化社会道德、经济道德，禁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从而达到个人、社会、国家协调的发展。（页46－53）游刃在这奇妙的花园中，使我们忘却了民法、权利教科书式的概念，但却把民法的精神、权利的精神铭记在心，园子中的芬芳、楼阁的美丽已经不可磨灭的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这时，又有谁会去不适时宜的宣扬民法、权利教科书似的概念，它们在你的心中，在每个读过这本著作的人们的心中就足够了。
然而布道者并没就此嘎然而止，或循序善诱或醍醐灌顶。我们初拿这本书都会有天生的爱好，区区的三百二十页，只要花些许时间就能走过一遍。这未尝不是布道者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用资料的堆砌来换得别人送来的博学多识，更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理解、最后产生动力去自我更新。因此这本著述成为了经典，经典是因为字字珠玑。这是毫不夸张的，梁先生每抛出一种观点或一段说理都背后都蕴含着大量的理论支持。比如在谈到诚实信用时先生著有《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4]一文，在谈到近现代民法时先生有《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5]一文，在谈到物、物权行为及区分原则、取得实效时先生有《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6]和《物权法的立法思考》[7]两文，同时还有合著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8]，在谈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及所采用的体系时有《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9]、《制定民法典的设想》[10]等文。在本著最后一章谈到民法的解释时已著有《民法解释学》[11]。同时梁先生不遗余力的担任《民商法论丛》的主编，《法学研究》杂志主编，潜心著述了《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12]、《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一二卷[13]、《中国物权法研究（上、下）》[14]（合著）。而这些学术活动及论著使得梁先生的这本《民法总论》得以提升和概括，每一句话与都是经过充分的学术论证和讨论的结果，每一部分都考虑到当代最先进的民法学成果。就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东家之子的相貌时说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梁先生此著篇章恰当好处，文字经典，不可不谓“一字千金”。
布道继续着。梁先生在此著中专设一节谈民法学及其学习方法[15]，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犹如大海里的灯塔，指引航行的方向。这便是著者与读者最为贴近的交流，这便是布道者与受道者深情的对话。梁先生把民法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者对民法规则（民法立法、习惯、判例）进行整理并依一定的逻辑顺序所构成的体系。”学习这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民法，民法的性质、人物、作用，特别是掌握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第二部分是，“关于解释适用民法的方法和规则的理论，叫做方法论”，“无论是从是民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从民法裁判和诉讼实务的法官、律师，其民法素养和民法实务能力的高低，载具有了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基础上，关键就看他（她）是否熟练掌握了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亦即看他（她）是否掌握了现代民法方法论”，第三部分是，“学者运用民法方法针对假设的或者实有的案例，所提出的具体解释意见”。这三部分分别被称作法源论、方法论、解释论。在梁先生受读者以“鱼”时，又授给读者以“渔”，已经超越了布道。他提倡交替采用 “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学习方法”和“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学习方法”，“为了掌握民法的基本结构和整个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须采第一种学习方法，精读一、二中较好的法学教材或者体系书。在此基础上再采用第二种方法，阅读一些民法实例演习著作”，“然后再读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题研究著作和专题研究论文”，“并且，在具有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的基础上，应阅读民法方法论著作和民法判例研究论文”。这已经超脱了教材和论述，我们读到的是作为中国民法大家对后来者的谆谆教导，甚至他在你的耳边告诉你，在学习时要注意“循序渐进”、“学而时习之”。我们更读到的是作为学者的那种使命感，要让读者真正领会它的精神，真正在读书，用心良苦。
这一读，如春暖花开，又如醍醐灌顶。摩西带着它的子民穿越了神的恩典，把追来的敌兵留在合拢的滔滔海水之中，走出了埃及。民法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无须去解释了。读者眼前是无穷的希望，他们已经走出了对民法无知的沙漠。
二、善待理性、自由和权利
中国的民法体系与德国式的体系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从清末以来中国公布的民法典均为德国式的，或由于学习日本，而日本又仿效德国，或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而苏联又参照德国法典。在德国，他们崇尚结构主义、理性主义，相信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便会得出正确的东西。然而理性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可信的，人类社会的很多事情并不能够用理性说得清。民法最极端的形式是它假设了两个前提：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既合理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即每个人对个人的利益进行最佳的判断。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些正确观点的忽视，比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市场社会中的合同自由已经造成生活中的强制性程式化的增加，在不可避免的完全冷酷的形式中，必须融入到市场斗争的纯经济“规律”之中；凯尔森认为的，“保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即法律主体作为主观权利的载体而存在，换言之，主观权利应为私人所有权，其系客观的即实证的、经由人类创造并可变更的权利，此中存在应是一个先验范畴、应是一项制度，在该项制度中，法律制度的内容具有不可逾越的框架”。[16]诚如现代民法要求的修正那样，完全的依赖人类理性塑造成的民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抽象出来的人格让位于具体的人格，“其典型的例子，是在劳动法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为了阻止大企业垄断的弊害，经济法和反垄断法，成为着眼于企业的规模、业种的独立的法域。此外，在消费者保护法及环境保护法上，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成为独特的法人格类型。”因此，似乎应当善待理性。不要赋予“理性”太大的使命，使得“理性”不堪重负。
论著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梁先生是要求人们善待理性的，那就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无因行为与有因行为的阐述。物权行为一直被德国的民法学界称之为一个创举，这是纯粹理论抽象的产物，它可以很好的对应债权法和物权法的划分，对法律行为的概念进行了很大的支撑。并且把意思表示分析得淋漓尽致，用公示代替表示行为，这完全是严密逻辑的推导。然而梁先生并没有完全继受这种理性，提出了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区分的原则，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合同，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效力。”（页183）我们姑且不问物权行为这一目前讨论十分热烈且又不能定论的理论能否写进我们的民法典，我们也姑且不论物权行为到底能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什么，单是从善待理性的角度出发，物权行为在中国是否有适用的余地、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法感情、是否有替代的原则加以弥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缺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这本专著提出的问题。不可置否，梁先生虽然不承认物权行为应采纳与国家立法之中，但是他没有放弃私法自治的理念，“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以其意思尔夫与法律效果；以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以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当事人行为之规范。”（页176） 这给物权行为成立创造了空间，并没有完全的否认它，仅仅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留给读者广阔的空间去加以思考，留给后来人去填补。
这本著作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用专节来讲法律行为的解释。“法律行为的解释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即对于意思表示内容含义所作解释”，（页211）然而“人们倾向于话语制度观点。依据此种观点：话语处在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学的基础在登记的关系之中。根据话语理论，不受控制的交互行为作为一种机会，其保障的是那些在合同谈判中甚至在法庭上亦可展开的内容。”[17]有时候语言决定了行为的后果，很多时候不是个人的理性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说一个人的理性想要达到的结果却因为语言的歪曲、对方的误解、传输的失误而大相径庭。比如，一个北方人在福建买地瓜（在北方一般指红薯），然而福建人却给了他一个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在福建许多地方称作地瓜），显然这是双方当事人理性不能够达到结果，因为向各地方的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再如，传说三国的诸葛亮为了祭泸水的鬼神，又不想劳民伤财，于是创造了满头（即用面包住肉馅做成头的形状）祭奠，最后平息了泸水汹涛。但是，按照很多北方的语言文化，馒头是指那种实心的没有馅的面食，然而至今那方很多城市仍沿用诸葛氏的那个定义，结果避免不了误解。此著继续阐述，“解释法律行为之目的，在探求当事人于意思表示中所表示的真意。惟需注意，此所谓当事人之真意，非指当事人内心之效果意思，而是指表示上的意思表示。……在解释方法上一方面规定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可拘泥于所使用之词句。”（页211）这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情况下由于语言的问题使得理性受到限制，而法律确切说是人们对理性认知决不能达到绝对真实的境界，于是就要设定义中规则，这就是对人们理性所谓的法律行为进行一定的解释，最终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效果。于是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善待人们的理性，解释法律行为。首先需要文义解释，即通过对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法律行为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然后是整体解释，指对合同各个条款作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还不行的话，目的解释就浮出了水面，如果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法律行为目的的解释。还有习惯解释，即法律行为如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参照当事人的习惯解释；公平解释，以法律行为所使用文字词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时，若是无偿法律行为，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反之若是有偿法律行为,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如是格式条款应按对决定条款一方不利的含义解释；诚信解释，解释法律行为时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页212－216）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了下去，也许或者是一定没有穷尽绝对的真意，无法完全依靠理性，那么，法律只能做到这些了，法学要求我们做到这些就足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承认不可绝对探知法律行为的真意，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或者法学认可的方法（如上面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来最大限度的达到或者达到法律认可、当事人心服口服的程度，这完全是对理性的善待，这决不同于空喊尊重理性却不去探知它。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把自由和权利“混为一谈”，就是在法学中的自由和权利两个概念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可以把权利理解为自由，即法律允许的自由——有限制、但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包括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主体在行使权利是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体做或不做一定行为不受他人的强使。”[18]德国罗马法学者温特夏德认为，权利的本质为意思之自由，或意思之支配。即权利为个人意思所能自由活动或所能自由支配的范围。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学专家看来，这种权利和自由都是分不开的。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自由是“价值”上的东西。[19]而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被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具有自由的属性。
我们从梁先生这本专著中可以见微知著地看出，真正理解民法是需要树立善待自由与善待权利的理念。首先，现代民法的发展出现了合同自由的限制和所有权绝对的限制。自由竞争，为近代社会之活力源泉，但也带来社会的许多弊害。所谓“私法的公法化”，即为了防止和纠正这些弊害而对交易进行公法的规制，造成了契约制度衰退的印象。而对土地所有权的公法规制，即对某些生活物资的统制，使所有权具有社会性。即所谓所有权附有义务。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之发达，也突显出所有权的社会性。（页5）而在阐释合同自由原则是立于平等原则之后的第二个原则，可谓平等是民法中的最高原则，而合同自由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并非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允许滥用合同自由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页50）善待自由和权利要求每个人决不能放纵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因而这三个原则成为了民法中具有裁判性的原则，这类原则不仅表明了宪法的态度，如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同时，它还告诉人们自由和权利是有一定限度的而非恣意妄为的。没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遵守这些原则的自由和权利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权利，才是民法得以倡导和维护的自由和权利，否则必会得到放纵的代价（自己责任、过错责任就从此来）。同时这种善待的自由和权利将成为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公序良俗原则，性质上为授权型规定。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法院可直接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页229）而诚实信用具有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义务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如果适用诚信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相反的结论，则应适用诚信原则，而不适用判例。此种情形，应依法定程序变更原有的判例。（页293－295）权力禁止滥用原则具有这样的功能：第一，作为侵权行为的判断基准，第二，使民事权力的范围明确化，第三，据以缩小民事权利的范围，第四，强制调停权利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权利滥用之效果，以承认权利存在而否认其行使为原则，而以权利丧失为例外。[20]
在此著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要善待自由和权利，否则将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将受到民法否定性的评价。在介绍目前炙手可热的名誉权时，论著提到创作自由与名誉侵害的问题，认为“作家的创作自由和人民的人格权均受法律保护。法律也不仅指作家以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作为创作素材，甚至不禁止所谓纪实小说，但法律要求作家在将这些真人真事写入小说时，应尽合理的主意义务以尽可能地避免给所涉及的人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益造成损害。……保护人民的人格权不受损害，不仅是作者在行使创作自由时应负的义务，也是出版社在行使出版自由时应负的义务，”否则，承担侵权的责任。[21]“我以这样的角度讨论和主张言论自由，并非完全免除了言论者的责任；相反，这种分析恰恰提出了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权有势的知识界和职业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更应当注意职业的道德自律。……他们必须理解到，社会之所以将初始权利配置给了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有什么天然的优越，而是社会为了避免一种更大的伤害；他们应珍惜这种自由和理解自身的责任，应当格外注重职业道德和道德自律，这并不是要限制他们的权利，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这种自由权。”[22]
这一读，为读者懵懂的眼睛照亮了画面的色彩。开始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焕发出无穷的兴趣，才发现原来看到的条条框框的概念以及自认为公理性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怀疑，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理性，善待自由和权利，退一步真的是豁然开朗、海阔天空。
三、为权利而斗争便是为法律而斗争（代结语）
我国古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一直被人们广为引用的并经常作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喊出了知识分子的豪情壮语，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德国的大哲学家费希特还在耶拿大学对学者的使命做了专门演讲，并著有旷世之名著《论学者的使命》，他提出，“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梁先生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坚信“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在论著中他借用了耶林这一“名言”并论述了如何为权利而斗争，借他人之语来抒发自我的感情。“无论是个人的权利，民族的权利，或一切权利，无论是私法，公法或国际法，都需要用斗争去抵抗对权力的侵害，都需要用斗争去使纸上的法变成获的法、具有生命的法。”（页89）张载似乎柔和一些，作为末儒仅仅是一种内心独白。而费希特似乎更直白一些，“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当作这样的目标。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 [23]梁先生却选择了“斗争”，他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学者的使命，他告诉人们“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权力这对自己的义务……权利主张，是人的精神的存在条件！不敢于主张权利，等于自贬其人格！权利的完全放弃，等于精神的自杀！”“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他已不再是为一己之利而斗争，而是为法律的实现而斗争！为法律的生命而斗争！为国家的法律秩序而斗争！”梁先生语重心长有道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立法高峰时期，在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重视人民发感情与法意思的培育，充分重视法律的实现问题，无疑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切切不可以纸上的法律之完善为追求目标！”（页89－90）
这个不知道是第几版的
10. 求《我国物权法立法中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梁慧星讲座视频下载地址
现在比较多了,估计你也有了:
http://www.gy16.net/soft/10/22/2006/200606243374.html
http://kaoshi.etgood.com/bencandy.php?id=92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