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通过对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分析提出几点建议
需要帮忙吗？
Ⅱ 图书馆数字版权现状
数字图书馆一般通过购买或自建数字资源、网络采集等途径对读者提供网站服务、数字版资源在线权服务、虚拟参考、文献传递、网络资源导航、在线展览等多种服务。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责的公益性图书馆享有广播台、电视台、报刊社等机构所不享有的复制权、发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豁免权”，能够在特定情形下未经授权地使用著作权而不被追究责任。因此在模拟技术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很少陷入著作权纠纷，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开展，很多的公益性图书馆开始面临着例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共享、文献传递的著作权危机。
版权不仅是对于作者个人基于作品权利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对于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需求。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利益平衡、推动数字化建设的需要。
Ⅲ 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论述
著作权法律制度是一种分配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各方权益的利益平衡机制,其中著作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立足点,其体现了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之精髓.在当代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著作权国际公约中,利益平衡始终是永恒的主题.作为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石,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对著作权法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著作权这一权利的授予具有独特性，这在于权利的赋予具有特定的政策目标，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政策目标通常被描述为在授予著作权人和公众权利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著作权法则是调整因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法调整的核心。著作权法实际上是一部分配作品权益的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被认为是一种平衡的设计，在限制获得保护作品的成本和对作品提供激励所产生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平衡问题。”著作权法是在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实现精妙平衡的法律机制，是协调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器”。
Ⅳ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阶段及对图书情报事业的影响....J急需
有学者认为，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20世纪60年代的操作自动化阶段，主要是单机对图书馆业务进行管理和控制，实现图书馆业务管理的自动化，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工作人员；
二是20世纪70年代集成化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建立阶段，主要原因是建立以大规模公共联机目录为基础和核心，实现业务管理功能的全面自动化和自动化功能的综合化；
三是20世纪80年代网络化的综合信息传递系统的形成阶段，主要是以网络化的信息服务结构为基础，面向网络用户，实现向用户提供多个信息源的多种检索与传递服务；
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用户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主要将以信息的数字化为核一tl,，以网络为技术环境，实现整个图书馆系统业务操作、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杨向明，2001)。
还有学者将前两个阶段合并称为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发行MARCII的机读目录为标志；而认为第二阶段(或称过渡阶段)为图书馆在网络上进行全球|生、整体化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在1985年左右，以C胪一RoM光盘和局域网开始在图书馆得到应用为主要标志，使人们可以在图书馆、办公室、实验室甚至家中访问图书馆的机读目录、光盘数据库和检索系统，使70年代出现的大型文献信息中心充分发挥了效益。特别是90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将图书馆网络上的电子文献信息推向了全球陛服务的新阶段。第三阶段是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数字图书馆阶段(杨宗英、郑巧英，2000)。
还有学者认为，第一代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是自动化建设，任务是基于MARC的书目管理，其不足在于只能针对纸本图书提供指引性信息，而不提供其他电子化的二次文献；第二代数字图书馆是以对大量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分布式电子文献资源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类型信息源的统一利用和基于内容的信息链功能，并且针对特殊的信息资源需求，实现了多种模式的信息数字化机制。第二代数字图书馆的不足是还无法充分满足读者在网络环境下对个性化和主动陛信息服务的需求，还缺乏对于庞大而混乱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整序的功能。而对于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尚处于研究和规划阶段(张成昱，2003)。
总之，学术界对数字图书馆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吻合，存在分歧。经过比较，笔者认为，韩毅、杨晓琼依据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技术与数字图书馆建设思想把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分成“基于自动化的管理信息系统时期”、“基于局域网和城域网的电子图书馆时期”与“基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数字图书馆时期”三个阶段比较合理，下面就这一划分理论作简单介绍(韩毅、杨晓琼，2005)……
Ⅳ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
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前，对版权保护对象：图书、音像制品等传统作品的保护基本上通过相关法律和一定的机构来实行。新的环境下，传统的版权保护方式已难以解决上述问题，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运而生。
1.数字版权管理
DRM是指采用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在内的系统解决方案，在保证合法的、具有权限的用户对数字媒体内容（如数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正常使用的同时，保护数字媒体创作者和拥有者的版权，并根据版权信息获得合法收益，而且在版权受到侵害时能够鉴别数字信息的版权归属及版权信息的真伪。
目前，市场上存在众多的DRM系统。根据保护的对象，可以分为针对软件的DRM系统和针对电子书、流媒体等一般数字内容的DRM系统；根据有无特殊的硬件，可以分为基于硬件的DRM系统和纯软件的DRM系统；根据采用的安全技术，可以分为基于密码技术的DRM系统、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DRM系统以及两者结合的DRM系统。
2.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1）密码技术。
密码技术旨在实现对数字内容的访问控制。具体做法是对需要进行版权保护的数字内容进行一定强度算法的加密，拥有密钥或权限的用户才能使用。
密码技术主要用于数字内容的保密性和可认证性的应用，主要为数字内容秘密性服务、身份认证、不可否认性认证、数据完整性认证等。
1）加密技术：加密技术应用于对数字内容进行保密。
2）数字摘要技术：内容提供者使用一定算法（如单向散列函数）对需要保护的内容生成一段数字摘要，并将这段内容安全存放。使用者在获取内容时首先使用相同的算法生成一段摘要，然后将其与获取的原摘要进行对比以验证数字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如果两段数字摘要相同则证明内容完整准确，如果不同则证明内容被篡改。
数字摘要技术应用于验证数字内容的准确完整性，用于验证购买的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3）数字签名技术：数字签名技术主要采用公钥密码体制，签名者利用自己的私钥对信息进行签名，验证者利用签名者的公钥进行验证。
采用数字签名的技术可以保护签名者对数字内容的版权，也可以保证签名者无法抵赖签署过的信息，同时也保证验证者也无法伪造他人的签名。
（2）数字水印。
基于密码技术的版权保护，权限、签名与受保护的数字内容通常相互分离，无法抵抗不良用户对数字内容版权的破坏，往往需要在用户端添加安全模块，如智能卡、DRM代理等，提高了用户成本，使得其实际安全性依赖于终端的安全性。而在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版权保护中，版权信息、权限、签名等都被作为水印嵌入到了数字内容中，与内容融为一体，如果要破坏他们的联系，就必须破坏内容的可用性，从而有效防止了不良用户对版权的破坏。
3.图书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用
（1）访问控制。
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构成数字图书馆中对内容和服务进行访问控制的主要原因。访问控制服务提供了一种将多个系统进行统一管理的机制。访问控制主要包括授权、认证、实施访问权限。认证的主要手段包括Password/ID，restricted IP和CA（Certifying Authority）三种。当主体对课题访问时必须考虑：访问是有限的，不宜在任何场合下永远保留主题对课题的访问权；遵循最小授权原则，不能进行额外的访问；访问方式应该予以检查，也就是说不仅要检查是否可以访问，还要检查允许何种访问。
（2）版权管理和计费。
第一代数字版权管理（DRM）主要通过安全和加密方法来解决未授权的非法拷贝，即锁定内容并限定它的发布权限于付过费用的用户。第二代DRM已经贯串了描述、识别、交易、保护、监测和跟踪的数字版权全部过程。在知识产权管理的三个重要模块中：产权创建、管理和使用，DRM定义了协作和交互操作模块的角色和行为规范，理想情况下这些模块将全部构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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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茹，杨榆，张啸.2008.数字版权管理[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张志勇，范科峰.2013.数字版权管理与安全技术[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Ⅵ 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网络传输版权问题，如种类，国内及国际的规定，最重要的版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内的电子图书如果没有过保护期，仍然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未经许可的回行为侵犯了著作答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图书馆存放电子图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也不符合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许可。
Ⅶ 什么是利益平衡机制
利益平衡原则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协调各方面的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回容的基础上达答到合理的优化状态”
利益冲突在一般情况下可依靠社会自发调整而解决。然而，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的无限化，使得利益冲突已超过社会自发调整的范畴。据此，法律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一项有效手段就产生了。法律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调整，对利益的先后顺序、上下位阶予以安排，并为各种利益评价问题提供答案，也即在人们追逐利益之前就提供了一系列的评价规范。法律依据稳定的评价规范对利益冲突进行化解，使法律成为一项兼具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利益冲突化解机制，使得冲突各方在利益关系中处于平衡状态。具体到专利法领域，则需要由法律对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与与专利权有关的利益关系人的正当利益，以及专利权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化解，使之处于利益平衡状态。
Ⅷ 图书馆数字版权风险规避
1.使用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
世界范围内，针对个人作品，国际公约规定的保护期一般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五十年；而以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国家目前其对文学艺术作品等的版权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七十年，特殊情形作品的版权保护期甚至更长。按照目前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在作者去世满一定期间后，公众就可以自由获得其智力作品成果，作者的版权至少是其财产权利就到期了。当一件作品不再受版权保护时，就称为进入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也称为公有领域，从广义上讲，凡法律未确立财产地位的作品，即使具有创造性，亦属于共有领域，公众可以自由使用，包括已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作者放弃权利的作品等。
2.利用版权的限制例外
为了有效平衡版权保护和作品利用之间的关系，版权在重视保护的同时还需要设立一些权利的限制和例外，这对于构建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意义重大。版权的限制与例外主要体现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方面。
合理使用，是指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以一定方式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向其支付报酬。合理使用是现代国家版权法中普遍采用的一项法律制度。版权公约中判断合理使用的规则是“三步检验法”，最初采用的是《伯尔尼公约》中关于复制权例外的监测标准。
法定许可，是指著作权法给予作品使用者的一种特别许可，即可以不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同意而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依据法定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时，应当按照规定，向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应当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
3.对终端用户尽到提醒义务
图书馆对外提供服务的数字资源，需要提供版权申明，即需要在网页中醒目的位置做出标志，让读者了解具体的使用方法与使用范围，并且严禁越权使用。
4.遵循合同中的“通知-删除”原则
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图书馆如果存在侵权作品，接到版权人的通知后，应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否则将构成侵权。
Ⅸ 在网上分享电子书资源会涉及到法律版权问题吗
无形的颠覆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6.18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45.8%。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直接带动了数字化出版的发展，2012年国内数字出版总产出达到1935.49亿元，比2011年整体增长40.47%，其中电子书(含数字化报纸)均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增长幅度均超过30%以上。传统的纸质图书正在逐渐演变为各种形式的电子书，阅读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包括kindle阅读器、iPad、iPhone或是其他形式的电子书，当当网也相继发布了“都看”阅读器。
电子书商们还在不断创新电子书的阅读体现，当用户看到好看的书籍，只需要用阅读器扫描书籍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载电子书，这一过程中甚至省略了电子商务中的“物流”环节。
在电子书产业持续升级的过程中，电子书的版权问题一直困扰着电子书商们。谷歌公司自2004年开始对图书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将全球尚存著作权的近千万种图书收入其数字图书馆。2005年，谷歌因涉嫌侵权被美国出版商和美国作家协会告上法庭，经过3年诉讼，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仍因涉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版权人的利益，遭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及欧洲出版商联盟等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反对，2011年美国纽约法院否决了谷歌的这份和解协议。在中国，2010年6月，中华书局和汉王科技因版权之争对簿公堂，中华书局指责汉王电纸书(国学版)预装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侵权。汉王科技则称，自己通过国学公司获得作品授权，并已经为这些内容支付了版权使用费。因此，如何有效解决电子书的版权问题，也成为电子书运营商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电子书产业的产生以及持续升级，颠覆了传统的“书籍”概念，信息在“无形”被阅读、传播。传统版权法的各种法律模型在电子书时代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塑造，“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互联网络传播权”这些对于普通公众相对生疏的版权法概念，一次又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留给我们思索的是，电子书产业升级给版权制度到底带来了什么?
版权授权现新模式
与传统纸质图书不同，电子书“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在著作权法上被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传统的版权法并没有这一项权利，它完全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催生的版权法内容。我国是在2001年10月修订版权法时才增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虽然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发行一般不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出版商在与作者的协议中往往会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出版社所有，之后出版商就可以合法对外销售“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也成为电子书商们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方式。
电子书商们总是试图提升电子书版权授权的效率，然而他们在与出版商或者与作者“一对一”的谈判中，总是感到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于是，他们在想尽办法试图提高授权的效率。“自助版权协议”模式、“授权要约”模式以及“稿酬通知”模式应运而生。
其中，“稿酬通知”模式最具争议，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未经作者授权对作品进行网络传播，即使事后向作者支付报酬也属于侵权。为了在版权法上为“稿酬通知”模式找到合法的依据，有学者支持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解释此种模式，即电子书运营商“先使用后付费”的行为，属于“法定许可”，即法律所规定的许可方式，而不属于侵权行为。然而，这种“法定许可”情形又纯属于学者们杜撰出来的一种情况，在各国著作权法找不到现成的规定。当然，未来社会著作权法是否会吸收这种观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受到来自作者方面的强烈反对，因为“法定许可”的补偿标准系法律强行规定，是“一刀切”的范式，这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作者与书商们讨价还价的自由。
“自助版权协议”模式是由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推出的，该种协议模式构造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数字版权授权模式，旨在为互联网版权保护和版权交易提供范本。其本质是将授权协议格式化，它的本质是“格式合同”，即事先制定规范版权，尽可能减少签约各方的谈判空间。事实上，格式合同只会在签约时减少谈判成本，但它仍需要“一对一”谈判环节，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升电子书授权效率的问题。
相比之下，“授权要约”模式更受推崇，著作权人在图书出版的同时，根据其意愿，随书刊发出一个“授权声明”，明确该书的著作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授权要约”本身就属于批量授权，但它需要出版者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对于普通作者，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很难在出版时独立设计出“授权要约”模式，因此就需要出版者的积极推动，问题在于“授权要约”模式下最终受益者又是作者或电子书运营商，如何让出版者也从中“分一杯羹”，这是推动“授权要约”模式走向成功的关键。
“发行权”将被重新诠释
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界定强调采用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原件”或“复制件”。然而，对于电子书而言，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的，完全不存在“有形载体”，何为原件，何为复制件，在电子书的世界里并没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又如何来诠释电子书的发行权呢?
之所以要讨论电子书的发行权问题，还主要是基于“发行权”所奉行的“一次用尽原则”，纸质图书在首次合法销售后，针对该书的发行权便已用尽，即针对该书的二次及再次销售行为均无需再征得作者的授权。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却奉行该原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还专门规定，“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了作品的复制件后，著作权人对该批作品复制件的出售权便一次用尽，不能再行使了。他人购买著作权人许可发行的作品复制件后再次出售的，不用经著作权人同意。”这里涉及到问题是，用户购买电子书后，是否有权依据“一次用尽原则”而将作品再次转发给其他用户呢?基于对利益的考量，针对这一问题，电子书运营商与用户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用户一方会坚决捍卫“一次用尽原则”，而争取转发的自由;然而，电子书商则会想尽办法阻止这种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转发。
纵观世界各国电子书“发行权”的立法，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例，扩大了发行权的解释，将电子书这样的无形载体也纳入发行权的范畴，但同时规定“如果将来出现一种控制技术，可以保证作品复制件的原始所有人在传输作品后无法保有复制件，而且接收方也无法擅自制作复制件时，那么发行权用尽原则也可以适用”。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例主张，发行权仅指“有形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发行，像电子书的发行则由其他版权内容来规范，不适应“一次用尽原则”。显然，各国立法大都站在电子书商的立场，不允许电子书的发行权“一次用尽”。
新业务模式重唤“出租权”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电子书的业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传统的书籍租赁业务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唤醒。亚马逊公司Ki″d1“电子书继在教科书领域推出租赁服务后又将这一服务扩展到一般书籍，如《有效思维的5个习惯》在Ki″d1“的销售价为9.99美元，而该书的Ki″d1“租书服务底价为5.5美元，每过一天就增加几美分，直至租价升至与销售价相同。
电子书让“租赁”变得更加容易而且“特别”。“租书”与“买书”不同，在租赁的情况下，用户只是根据其租赁的时间支付费用，而非永久阅读;电子书商也会通过技术手段在“租期”届满时收回电子书。这里要关注的是，电子租书服务与作者版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书籍租赁是否也属于作者版权范畴?如果说在“买书”的情况下，电子书商及作者收费的依据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在“租书”的情况下，电子书商及作者收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确认作者出租权的首个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第11条规定，对于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作品，成员应授予作者享有出租权。关于“出租权”的立法例，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立法例主张“出租权”仅适用于电影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等特定作品。美国1976年《版权法》及其1990年修正案规定的出租权只支持计算机软件和录音制品。法国1992年《知识产权法典》将计算软件、录音制品、录像制品、传播企业节目作为出租权客体。我国著作权法也奉行这一立法例。第二种立法例则主张“出租权”适用于所有作品，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采用此种立法例。
其实，采用哪一种立法例，完全是利益平衡的结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之所以关注电影、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的出租权，是由于上述作品出租产业大发展所导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租电影、音像制品一度成为电影、音像产业的主流形式。为充分保护电影、音像制品作者的利益，相关国家才在著作权法上特别针对电影、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规定了出租权。随着阅读器的推出，电子书籍的租赁业务势必成为一种新的业务形式，那么，电子书产业升级是否会重唤版权法上关于“出租权”的扩张呢?
而到底是采用“出租权”还是“互联网络传播权”来调整“电子出租”行为，核心还在于在作者与电子书运营商之间建立利益平衡机制。若是将“电子租赁”纳入“租赁权”的范畴，作者自然有权基于“租赁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即便是未将“电子租赁”纳入“租赁权”的范畴，作者同样也可以基于“互联网络传播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出租权”不适用于图书作品，作者只能基于“互联网络传播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至于未来社会是否专门针对图书的“电子租赁”设立专门的“出租权”，还完全取决于产业发展的需要。
不可回避的挑战
我国著作权法正面临第三次修订，电子书产业升级势必会对法律修订产生重要影响，与此相伴随的是作者、出版商、读者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电子书产业升级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出租权等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其实，还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