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知识产权要立法

⑴ 知识产权立法推动技术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知识产权保护是浇在发明创造之火上的利益之油

⑵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起源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以及在确认、保护与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称。

⑶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

分析如下：

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保护国内外自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就不能参与世界贸易活动。

(3)为何知识产权要立法扩展阅读：

特点

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面临挑战，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如在专利领域中，美国已对含有计算机程序的计算机可读载体、基因工程、网络上的经营模式等发明给予了专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扼制。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专利保护的范围，已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研究课题。世界银行在1998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益强化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面临着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差距的危险。”

二是某些发达国家近年来极力推行专利审查的国际化，提出打破专利审查的地域限制，建立“世界专利”，即少数几个国家负责专利审查，并授予专利权，其它国家承认其审查结果。所谓“世界专利”，实质上是世界各国的专利审查工作，由美、日、欧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局来进行。

三是知识产权已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范围。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并且将货物贸易的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世贸组织任何成员将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遭到贸易方面的交叉报复。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前沿阵地，随着关税的逐步减让直至取消，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四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和制定其面向新世纪的知识产权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之中。

⑷ 为什么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摘 要：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结合型三种。从现实选择上，我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未来走向上，尽管各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但分散型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大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因为，“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行政犯以及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等特征都决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来的恰当选择。

关键词：调查公司 知识产权 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商业秘密 商业调查公司 商务调查

知识产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它造福于人类，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还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拟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略作探讨。

一、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纵观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则没有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当今世界较为普遍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均采用这种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权的刑法立法中，英国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在《著作权法》第107条中；美国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规定在《版权法》第506条中；德国则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集中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刑法典没有设置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任何刑事处罚条款；意大利则由《版权法》第171条至第174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并进行了数次修订的《著作权法》第l19条至第124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规定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多以此类立法方式为主。例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87条、188条分别规定，没有经专利所有权人或让与人的许可而生产属于专利的产品，利用属于专利产品的程序与方法，进口、出口、出卖、推销或者以出卖为目的隐藏、接受侵犯专利的产品，并把非专利权作为自己的专利权而进行工业生产的，分别处以拘役或罚金。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则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中，显然也属于这种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结合型立法模式

结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识产权法中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例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第34条中，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条和第423条的规定。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现实考察

（一）立法演进：立法模式从分散到集中

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

从1949年到1979 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期间，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模式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这种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反杰出人物论”（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识资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因此，当时我国基本没有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空缺版权制度。替代知识产权法的是事实上运行无效的奖励制度。1979年我国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此后，我国改革开放日渐全面深入，为了保证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可能性，我国需要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但同时面临来自技术先进国家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压力，为了顾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在内外压力下，我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体系。

1．以单行刑法模式保护商标权和著作权

1982年，我国通过了保护商标的专门法律——《商标法》，该法第40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并处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订后的《商标法》第40条关于商标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了两种具体行为方式：一是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二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商标法》修订的同时，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单行刑法，即《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权法》都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盗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能以投机倒把罪加以处理。如1987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117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118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1）项的规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弥补了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属刑法模式保护专利权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专利权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该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用附属刑法的方式明确了假冒专利行为的刑事责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但并没有对侵犯专利权的刑事条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定相当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除了刑法典之外，还包括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这导致1979年刑法典分则中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已被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由于此次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刑法实施十七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侵犯知识产权罪被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之中。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发展成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优孰劣：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优点：第一，我国现行刑法将许多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的内容，纳入刑法典中并设立专章，这有利于增强刑法的科学性、统一性和体系性，有利于增加刑法的威慑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渊源集中统一，有利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化、集中化，有利于充分揭示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便于综合比较分析各种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协调个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增强个罪之间的协调性，从形式上有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当然，采用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产生立法滞后，不能及时有效适应司法实际需要。由于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会复杂多变，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和永恒使用的法典，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飞速变化的情况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如果及时修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内容，则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稳定性；但如果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定因不能及时进行调整而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与皮分离的现象。[②]

相对于集中型单轨制的立法模式，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个利弊共存的选择。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具有适时性、灵活性的优点，立法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及时予以制定颁布，因此，这种立法模式最能适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因此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比如，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分别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1983年制定颁布的《商标法》则在1993年和2002年进行修订。其次，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规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种法律责任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构建完整的法律制裁体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立法内在体系的科学性。最后，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状的描述可以细致化，便于司法实践和操作。同时也使知识产权法规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紧密地与权利、义务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地强化了知识产权法规的社会效果。[③]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体系性，容易让一个国家的刑法渊源四处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理论之争

由于知识产权的两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因此，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集中型模式说认为，在我国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为合理，因为随着现行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完备、统一的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者现实的价值追求并已客观物化。因此，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立法和立法传统，采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为合理。[④]

主张结合型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采用德国、法国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能够兼顾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从而合理地组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无疑更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值得我国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认为，我国当前采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议“将有关刑事规范分散规定在单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时完善对罪状和犯罪行为的表述，科学设立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即采用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来规定知识产权犯罪。[⑥]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选择集中型立法模式，还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结合型立法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点来选择适用。因此，我国刑事立法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过附属刑法规范规定知识产权犯罪。其理由是：

1．“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由于知识产权犯罪都以违反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为前提，因此，相应的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往往会导致知识产权犯罪内容的变化。如果采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中都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结合型立法模式，则不仅可能导致立法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在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罪状与法定刑，这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修改后，需要按照犯罪处理的情形可能会因为刑法典没有及时修订而得不到及时处罚。于是，任何知识产权法的修改都会导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时，也必须修改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中的规定；否则，就容易导致各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理解上的歧义。

据上所述，结合型立法模式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和刑法的修订必须“同进同出”，特别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现在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立法修订特别频繁，采用结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规定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共进退”，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刑法典的稳定性价值，而且也会浪费立法资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

由于1997年修订现行刑法典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将刑法（1979年刑法——笔者注）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⑦]从此开始，我国刑事立法基本上朝着集中性、统一性方向发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体表现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类型与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属刑法，除了一个单行刑法外[⑧],没有再制定单行刑法。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立法方向选择的既定现实，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十多年的适用情况来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应当是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方向[⑨]。

第一，“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立法者之所以会雄心勃勃要通过一部法典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为一网打尽，可能一方面在于我们过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价值，以为制定内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劳永逸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所有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于我们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为发挥大陆法系国家对生活经验进行归纳抽象的特长，就可以穷尽生活的全部。但从现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来的情况看，目前为止已经有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或者增加，这充分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犯罪的类型会越来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实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稳定性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价值。相对于实现刑法典完备价值的难度，稳定性更应当是刑法典追求的价值，因为“刑法典是规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属于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稳定性。对刑法典的频繁增删，虽然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却影响国民的基本生活，妨碍国民的行动自由。因此，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价值，真正让刑法典“垂范久远”，今后刑法立法的方向应当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将属于行政刑法或经济刑法的内容，如知识产权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否则“将本应由行政刑法、经济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中，会造成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矛盾：要么因为频繁修改，导致刑法典丧失稳定性；要么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而不能及时规制知识产权犯罪。

3．知识产权犯罪是行政犯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种类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对于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单轨制）立法模式无疑是更佳的选择，因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有利于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但由于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胁的法益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因此分散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稳定性。

从犯罪种类而言，知识产权犯罪毫无争议地属于行政犯。这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犯罪没有明显违背伦理道德，而且还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授予性特点。传统的物质财产权的设定或取得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不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认可或核准。但是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取得，在一般情况下，却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经由主管机关的认可。例如发明人完成发明后并不能自动获得对发明的专利权，而必须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向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由国家主管机关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发明人才能取得该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又如商标权的获得，也是只有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标权。知识产权这种授予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典型的行政犯，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以违反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行政犯具有变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在立法模式上应该更适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特征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订。因此，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而且新技术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说，知识产权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也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11]相应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范围，在短时间内也会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规定知识产权的法规变异性大，如果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则容易出现刑法规定严重滞后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5．完善附属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适合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过附属刑法规定知识产权犯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对某种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附属刑法的重点不在“刑法”上，而是体现在对刑法典的“附属”特征上。这种“附属”刑法被证明有诸多缺陷[12]，因此，必须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变现行的依附性规定为独立性的罪刑规范。具体而言，就是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中，具体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可以描述得详尽具体，法定刑也与之贴切，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则，附属刑法规范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就不能独立，就可能因为立法修订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分歧。以著作权为例，中国现行刑法中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有四种[13]，但是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却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方式扩充为八种[14]。由于刑法典没有及时随着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而《著作权法》中又没有独立的法定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出现了许多争议疑难问题，最终只能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也属于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15]。但是，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通过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中与知识产权犯罪有关的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规定具体的罪状和独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发挥附属刑法规范的作用，提高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创新性和及时性，确保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代化的实现。来源：http://www.szcid.com

⑸ 为什么知识产权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⑴为智力成果完成人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调动了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内术作品创作的积容极性和创造性。
⑵为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传播提供了法律机制，为智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运用到生产建设上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⑶为国际经济技术贸易和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法律准则，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
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现代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中国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⑹ 为什么要立法保护知识产权

http://www.jmnews.com.cn/c/2005/06/28/13/c_640355.shtml
另一个观点
国家信息产业部、版权局、商务部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要求所有电脑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对这个做法，很多人叫好，觉得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迈出了有力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头想想，信息产业部、版权局、商务部的做法到底妥不。

首先，保护知识产权是对的，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呢？一方面，保护拥有知识产权的一方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这样看来，三个部委的做法大快人心啊，那我这个吃了豹子胆的80后批评家为什么还要骂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呢？

大家想想，这个可是“先发制人”的行为啊？因为这样的规定，好象信息产业部、版权局、商务部已经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的电脑都在用盗版软件，所以现在我要求你们不装正版软件，就不能上市销售。这样的思维，经销商和消费者能接受吗？

再者，我消费者购买电脑，如果我买品牌机，你预装好可以，但是我买的是组装机呢？难道说我买的单个硬盘里必须得提前给我装了一个可能不想要的操作系统吗？这样是不是和卖螃蟹的时候，把捆螃蟹的绳子一起卖呢？我卖电脑，居然没有选择软件的权利，这样对消费者的肆无忌惮的侵犯，说的过去吗？

还有，保护知识产权，不是这样保护法的，是通过更加严厉的立法和有效的执法来杜绝盗版行为。为什么盗版行为在中国禁止不了，很简单啊，一处罚力度不够大，二有靠山庇护。

国家这三个部门，好象做了缩头乌龟，怕了盗版的，只要拿经销商和消费者出气，弄了蛮横无理的东西，强卖强买，实属荒谬。

⑺ 知识产权立法主要有哪些

我国目前有关知识抄产权的立法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⑻ 为什么在中国知识产权难以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自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了保障知识产品私有的法律问题。资产阶级要求法律确认对知识的私人占有权，使知识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与传统财产制度相区别的新的财产方式——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历史不长，它的兴起至今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但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品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及不足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产品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意义的突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着的商品经济作出了正确的说明，而且明确地承认技术已经成为独立存在的知识形态的商品。这些科学论断正是我们建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几年间，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先后颁布了《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年），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1985年）《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5年），发布了《合理化建设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2年）。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在第五章针对知识产权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为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指导性原则。

⑼ 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首先，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版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最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

⑽ 知识产权体系为什么需要领导重视

第一个，经济上有价值，成本低，来钱快。从1998到2000年，我们追踪美国调整经济结构以后的数据看出来，它由于调整压缩制造业的规模，因此每年会减少500亿美金的制造业收入，但是同时知识产权意识的加强和服务贸易比重的提高，却使美国每年增加了900亿美金的收入。还有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侵权盗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仅是中关村的一个抱着租来的小孩、卖盗版盘的中年妇女跟着你屁股后面推销，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区区小可，跟大家说一个数字，据2000年美国统计，仅是2000年美国版权交易收入一项，已经占到美国全国GDP的12%到13%，光版权的交易，就是通过建立和保护知识产权并促进其交易之后的经营额，总和已经超过了食品、纺织、飞机、烟草、石油、煤炭等产业的总和，区区小可的一个东西，价值在哪里，价值有多大，为什么国外在经济上重视这个？值钱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在欧美发达国家，版权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般是3-5%，最多可达6%。例如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发布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1999年度报告》，提供了美国版权产业在 1997 年的数据。据报告，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所创造的价值达348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版权产业中就业的人数达380万，占总就业人数的2.9%；美国版权产业在1996年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达601.8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汽车业、农业和飞机制造业等部类，成为美国出品份额最大的经济部类。到2002年，美国版权相关产业的产值总计12540亿美元，占GDP的12％，创造就业机会1147万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41％，出口总额超过892.6亿美元，超过了食品、纺织、飞机、烟草、石油、煤炭等产业的总和。在英国，2002年以版权为基础的产业产值已超过530亿英镑，占GDP的8％，提供岗位超过180万个。在新西兰，版权相关产业占GDP的3.1％，总就业人数的3.6％。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告戒全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却是连对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都没有起码的感觉，都抓不着，更甭提什么预防风险及对抗国际压力的问题了。

第二，法律上可以达到它独断专行、称雄世界的目的。外国已经通过200年左右的时候建立了一整套逐渐越来越完善和丰富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这些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规则，使之几乎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处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中国至今没有知识产权法，我们的法律缺失造成我们广大企业在这个问题的意识低下。我曾经跟全国人大法工委领导同志提过多次，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同志也表态为知识产权立法确实很重要，但是在新的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依然仿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颁布的《民法通则》，将知识产权作为与债权、物权、婚姻权、继承权等并列的五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之一。现在中央十分强调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至今归并于《民法通则》之中，而没有象有的国家那样将知识产权问题单独立法与民法典平起平坐，从而在企业和全社会中总是找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日本在2006年初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讲的内容中心就是中国由于没有大批自己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只能尾随日本蹒跚前行。这样的论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确实是极大的侮辱，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也确实说出了我国市场和企业的某些实际情况。中国某家电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结束时，日本方面送给团员的礼品竟然是一张通过调查记录着中国市场中侵犯日本商标的大量案例。

这样，由于没有在法律一级的规范中将知识产权问题突出地单独摆出来，也是造成我国民众、特别是广大企业不能重视知识产权问题的原因之一，我国整体上建立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与工作跟国外的情况差距比较大。比如美国最著名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337条款，底下有空咱们再具体说一说，还有像日本小泉在担任首相时，曾于2002年宣布全国是知识产权建日本，知识产权建国，这已经成为日本的国策。而纵观我国各地，用“什么什么立省”，定“什么什么立市”，就是没有一家提出过“以知识产权立省立市”的口号。据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命名武汉市、成都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但我担心，这种行政行为能否真正转化为当地政府、企业和群众发自内心的需求和行动。

第三个，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使得西方大国家在政治上始终成为制订国际社会规则尤其是国际市场规则领军的龙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看到，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前进，他们在生产制造业方面已经钳制不住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怎么办？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建设的投入，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大量的成果。又由于国际法律界和经济界已经取得了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利的范畴的基本共识，因此，知识产权对于它们来说绝对是个钳制点，就是能捏治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命门要害。何为私权利？直白了说就是知识产权不是水都可以随便拿来就用的东西，它是一种新的商品，属于知识产权权利人自己的私有物，其他人其他企业想发财，就必须向他买这个可以快速扩大市场的东西。你中国发展得再快再好，核心的技术必须化大笔的钱买我的，这大笔的金钱也许买的仅是对它们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如果你不听它的，以创新精神自己研制出来，它就想当然地污蔑发展中国家“盗窃”、“剽窃”了它们的知识产权。我们中国企业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一些关键产品和技术，不都是被美国等国家扣上过、扣上了“侵权”的大帽子吗？！当然，对于一些真正由我们自己创造发明出来的知识产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办法，就是利用它们操纵国际市场规则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优势，象修改乒乓球、羽毛球规则一样，逐渐把国际市场的规则、把知识产权的规则修改得对它们有利。中国人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厉害，外国人打不过，就联合起来压中国改变这两个小球的比赛规则；他们擅长、或者说长期会占优势的体育项目的规则就总是不修改。这就是西方鼓吹经济所谓“一体化”的真实动机。最近听王世成会长介绍，我国轻工业中的液晶等核心部件的研制已经有重大突破，但从前些年像四通、联想最初起家的计算机芯片全部都是进口的情况看，西方一直捏着我们这个命门，它就可以不管别的了。还有一例，那年到河南开会，河南同志说：张司长你要早来几天就可以参加安阳刚刚建好的薄壳厂的剪彩了。你以市场司司长的身份一去，我们也蓬荜生辉，增加点光彩。我说如果当时我在河南，我也拒绝去。我问他们，知道为什么国外会把这个显象管厂给你吗？今天来开会的都是长期搞轻工业的，老部长都在，我们回想一下当年江青用“蜗牛事件”阻碍了中国彩电事业的发展，那个年代确实是需要偏转线圈、显象管、玻壳这些非常关键的技术和设备。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美国这些国家已经看到了，什么薄壳、偏转线圈、显象管，区区小可，都可以甩给中国，我只要捏住彩电的芯片，你中国将来怎么发展彩电就得听我的。因此安阳的玻壳厂实际上是人家甩包袱的“成果”。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钳制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不足的弱点，有意识地引诱我们拼命在搞制造、低着头搞生产，利用这个差期，它们在国际经济战略上已经形成了遥遥领先的势头。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化钱在《经济日报》上做了长篇有偿正面报道，但这根本不能改变基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