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数量趋势

Ⅰ 如何看待在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

在中国市场，知识产权领域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侵权假冒还是比较严重，侵犯知识内产权的行为比较多。容二是知识产权的拥有人，通过滥用知识产权来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况也比较多，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经常上网可能会有感受，每次点开一个页面或者使用一个软件，里面会有很多的条款，几十条甚至上百条，里面很多条款有一些限制性的说法。比如不能使用别的什么或是相同功能的不同软件之间系统不能兼容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企业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况。对一些特别大的企业来讲，应该有社会责任和担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要注意到知识产权也要有利于便捷的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侵权盗版的问题还比较多，还有一些不法的盗版分子从事未经许可的商业性活动。

Ⅱ 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侵权成果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2014年4月22日介绍中国知识产权发展主要情况时表示，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5.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万名，涉案价值406亿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介绍2013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并答记者问。申长雨在介绍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时指出，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13年底，所有地市级和县级政府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任务。年内，多部门加强配合，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行动、打击“傍名牌”专项执法行动等，取得明显成效。申长雨介绍，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8583件，新收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886件；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272件5081人，提起公诉4975件8232人。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5.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万名，涉案价值406亿元。全国海关共扣留侵权货物1.9万批，涉及货物6000余万件，新核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4932件。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16227件，同比增长79.8%，其中专利纠纷办案量5056件，同比增长101.5%。全国工商系统共立案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83141件，涉案金额11.2亿元。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77件、涉案金额2.8亿元。全国版权系统立案查处侵权盗版案件3567件。

Ⅲ 知识产权最新的趋势是什么

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兴起于发达国家的一种新型的资产证券化类别，其发展之快，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知识产权已成为现代企业重要的生产经营要素，企业经营形态也从强调传统的土地、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转而强调专利、品牌、顾客关系、服务等无形资产。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作为知识产权开发与知识产权融资的创新模式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知识产权（称为“基础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基础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流通证券在国际上，有的理论家提出以"淡化"、"弱化"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来缓解专有性 与公开、公用的矛盾。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法学家中山信弘。 而更多学者，乃至国际公约，则主张以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专有性来解决这一矛盾。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两个新的版权条约。其中增加了一大批受保护的客体，增列了一大批过去不属于专有权的受保护权利。而 美国、欧盟国家均已准备在1998年到1999年，即进入21世纪之前，修订知识产权法，使之符合新条约的要求。此外，在商标保护方面，强化专有性的趋势则表现为 将驰名商标脱离商品以及服务而加以保护。

这种强化知识产权专有性的趋势，应当说对发展中国家未必有利。但目前尚没有发展中国家表示出"坚决抵制"。主要原因是：在知识经济中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是抵制不了的，发展中国家应及早研究它们的对策。上述第二对矛盾，引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中最新的程序法问题，亦即在涉外知识产权 纠纷中，如何选择诉讼地及适用法律的问题。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诉讼地，并适用诉讼地(法院所在地)法律。但网络上的侵权人，往往难以确认其在何处；在实践中，侵权复制品只要一上了网，全世界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发生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网络的 无国界性决定的。曾有人提议采取技术措施，限制网络传输的无国界性，以解决上述矛盾。但在实践中困难极大，或根本做不到。于是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国家及 地区，实际上正通过加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进程，即通过弱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一矛盾。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就要有个共同的标准。多少年来，已确认的专有权，一般不可能再被撤销。于是，保护面广，强度高的发达国 家法律，在大多数国际谈判场合，实际被当成了"一体化"的标准。发展中国家虽然并不情愿，却又阻止不住。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就是违背发展中国家意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又不得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典型一例的过程

Ⅳ 知识产权法的就业形势

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商法相比较，自然有其特点。

1、国家越来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因此这个专业大有可为。

2、不论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越来越热衷于发明创造，拥有自己知识产权，所以做专利代理的工作现阶段比较吃香。

3、随着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越发严重，人们也学会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呈上升趋势，做这方面的律师很不错。

当然，这本身需要学习知识产权专业学生的一些特殊能力，才能在这个领域立足……

1、复合型人才吃香。如果只有法学背景，而没有理工科背景，对你今后的发展有很大限制。

2、专门的考试。除了通过司法考试以外，如果要从事由关于专利代理的职业，还需要通过专利代理考试。这个考试并不容易。

一句话，如果你有本事，这个领域前景非常好！

Ⅳ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Ⅵ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案件来源有哪些

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上了解到，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七大特点：

一、案件总量上升,涉案金额增大。2002年至2004年上半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数量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个案造成的损失却越来越大。

二、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最为突出。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此类案件近5000起，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80%，涉案金额超过12亿元，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总额的64%。其中通过假冒驰名商标获取暴利成为一个显著特点。

三、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增长较快。有些企业人员将自己掌握的原单位商业秘密提供给新单位；有些企业不惜以重金收买有关人员，将他人商业秘密据为己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以应聘方式窃取核心商业秘密后，另起炉灶。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侵犯商业秘密案超过500起，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9%，涉案金额6亿元，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总额的32%。
四、部分地区犯罪情况较为严重。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从局部地区来看，也是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

关键词：广州知识产权调查,深圳知识产权调查,佛山知识产权调查保护,中山知识产权调查保护,珠海知识产权调查保护

五、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及面广，专业化、科技化趋势日渐明显。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面广，并正在向电信、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领域渗透。现已出现利用网络侵犯商业秘密、侵犯新型科技产品、假冒液晶屏、仿冒激光全息标志等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案例，表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正在向专业化明显、科技含量高的犯罪形态发展。

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隐蔽、狡猾。作案很少是在“小作坊”中进行，而是成员等级分明、分工明确并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化整为零、流动生产、遥控指挥、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

七、跨国（境）犯罪突出。一些境外不法分子通过向境内不法分子下定单或者自己在内地开办工厂的方式，生产假冒商品后，再运送至境外销售。

Ⅶ 有人知道我国去年受理的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吗

2004年全国法院审理来知识自产权案件情况
2005-6-1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收案（件） 结案 （件）
专利权纠纷 2549 2387
商标权纠纷 1325 1144
著作权纠纷 4264 3608
技术合同纠纷 630 673
其它知识产权民事纠纷 555 520
合计 9323 8332
比上年增长： 33.51% 21.45%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审结385件，653人被判刑。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供)

Ⅷ 中国版权保护卓有成效

在第七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之21世纪版权促进文化创意国际论坛上，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介绍了近年来我国版权保护工作的新进展。首先，我国版权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版权法律体系，整体版权保护水平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版权保护其次，版权司法保护强度不断提高。一方面，知识产权审判体系不断健全，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2017年以来，南京、苏州、武汉、成都、合肥、济南、青岛、深圳、天津等16个城市先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2017年、2018年分别设立了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另一方面，著作权的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2017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新收著作权案件数量为13余万件，同比上升57.8%，占2017全国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总数的68%。再次，版权行政执法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持续加强版权监管工作。2005年至2016年，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9.35万起，收缴各类侵权盗版制品5亿多件。国家版权局联合其他4个部门已经连续14年开展剑网行动，针对数字技术和网络商业模式不断调整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为。剑网2017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版权监管部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共检查网站6.3万个，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554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71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276万件，立案调查网络侵权盗版案件543件，会同公安部门查办刑事案件57起，涉案金额1亿多元。目前剑网2018正在进行中，将集中整治网络转载、短视频、网络动漫等领域侵权盗版多发态势，重点规范网络直播、知识分享、有声读物等平台的版权传播秩序，先后巩固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电子商务平台、网络云存储空间等领域的专项整治成果。另外，版权保护和社会服务体系初具规模。一方面，不断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进一步提升著作权登记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2017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到了274万余件；另一方面，加强版权交易体系建设，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了16家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和版权贸易基地，推动成立了全国版权交易中心联盟，同时以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推动社会公众版权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最后，版权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我国与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版权合作关系，积极参与版权对话与合作。特别是2012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承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推动并成功缔结《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彰显了国际社会对近年来我国版权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

Ⅸ 为什么2019年全国法院专利侵权判决这么少

2019的判决有一些还没审理完成，有一些还未生效还在上诉中。

Ⅹ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如何运用比例原则

一种抄侵权产品同时侵犯多项袭知识产权权利时，可以根据权利类型对产品整体价值的贡献度，通过比例原则分别确定侵权的赔偿数额。
1.侵害聚合型知识产权权利的责任承担
由于商品本身往往兼具品牌性、功能性或美观性的多种特点，一种产品可能存在多项知识产权权利的聚合。常见的如商标与专利的聚合，商标与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权利的聚合等。一种侵权产品就可能构成对多项知识产权权利的侵害。权利人自然可依据相应权利类型的实体法对被告同时或者分别提起侵权之诉。
2.聚合型知识产权权利受侵害时如何确定赔偿额
考虑到不同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对产品的价值贡献度问题，在赔偿上体现了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的提法，一般出现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即对于一项商标权利的保护强度应与该项商标的知名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