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纠纷案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合同标的为不动产，属于不动产纠纷。
②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三十八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容】版采取招标、拍权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
（二）土地界址、面积等；
（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
（四）土地用途；
（五）使用期限；
（六）出让金等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七）解决争议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解析及延伸：如果允许口头订立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国家多次出台了该合同的范本，附在此，仅供参考。
③ 土地使用权争议
土地使用权是外延比较大的概念，这里的土地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使用权即占有、利用、收益土地的权利。土地使用权的客体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
农用地使用权指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土地建设用地指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用于建住宅，称宅基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争议是因土地使用权属归哪一方即权属不清而发生的争议。无论土地性质和用途如何，只要因占有、利用、收益土地的权属归属存在争议，就是土地使用权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是权利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农用地占有、利用、收益权利遭受他人非法的侵犯而发生的纠纷。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的前提是：对占有、利用、收益土地的权属归属不存在争议即权属归属明确。即使权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曾经被有关机关通过登记发证等程序确认，但利害关系人对权属归属提出异议，这类纠纷仍应认定为土地使用权纠纷，由政府处理。归属经处理、复议、诉讼等程序确认。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人民政府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接到决定书30日内，可以乡法院起诉。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可以申请仲裁或直接起诉。
认定是否侵权，前提是确认权利主体既确权。因此，被告只要对诉争土地权属提出异议，应认定土地使用权纠纷，先由政府确权处理。处理程序不是认定和区分案件性质的理由。因为先确定案件性质，再考虑处理程序。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规定，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过程中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作为证据之一，这说明政府已经颁发证书的土地也可能发生权属争议。
因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土地使用权确认在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文件中，被称为土地确权。不论称为如何，实质上都是对土地使用权归属的确认。
土地使用权确认是指在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不明或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请求有关权利机关 确认土地使用权归属，从而解决土地使用权争议的行为。土地使用权确认请求权由对特定的土地有利害关系人行使，利害关系人不一定是土地使用权人，在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不清或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是任何与特定的土地就土地使用权归属有土地使用权法律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他们都可以向有关机关或机构提出土地使用权确认的请求。
土地使用权确认是土地使用权保护的前提，只有通过确认土地使用权，才能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只有在土地使用权归属明确的情形下，土地使用权受到侵害或妨害，土地使用权人既可以直接行使土地使用权请求权，以土地使用权方法进行保护，也可以行使债权请求权，以债权方法进行保护。在土地使用权归属不明或发生归属争议的情况下，首先应通过土地使用权确认，明确土地使用权归属之后，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土地使用权人，才能确定请求权行使的主体。
土地使用权确认的确权主体是行政机关合人民法院 行政机关拥有行政裁决权，对有关土地权属等争议，依法行使裁决权。对行政机关确权决定不服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
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土地使用权归属的确认，二是对土地使用权内容的确认。
确认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就是确认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即确认对特定的土地享有直接占有和排他权利的权利人，所要确认的权利主体，包括使用权和担保权的权利人。行使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请求权，都是以土地使用权归属确定为前提，如若权利归属不清，行使土地使用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将没有依据。
④ 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
2012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便于审判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批复》的有关内容，现就《批复》的起草背景及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批复》的起草背景和过程
对国有的荒地进行开垦利用，对于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开垦利用国有荒地的情形时有发生，由此形成的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有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现行法律对上述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导致理论和实践对此存有较大争议，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高法[2010]84号)《关于对国有土地经营权转让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针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请示》对此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因案涉土地为国有耕地，不适用与建设用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应参照适用该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此属于新类型涉农案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08]36号)的精神，应当认定该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为有效。此为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后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不仅与相关当事人利益攸关，而且会影响当事人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土地效益的充分发挥。鉴于《请示》所涉及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为统一裁判标准，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正式立项后，研究室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先后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农业部、部分专家学者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意见，起草了《批复》，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予以发布施行。
二、《批复》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一致意见认为，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我们赞成此意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鉴于《请示》所涉及的土地为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农村土地，故不能适用该法调整。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适用合同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这一问题是《批复》的核心内容。对此，在调研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不能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对于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并没有设定行政审批等限定条件，其流转无需履行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证书或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只是土地使用缺乏合法性，并不影响合同本身效力，故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另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其第9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可以直接适用此规定，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起诉前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该认定为无效。我们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对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该根据案情进行具体判断，对于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支持。
1.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但是本条规定仅是对国有荒地出让或划拨的限定，并非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禁止性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也不是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不能以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或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认定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2.结合具体案情的考量。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请示》所涉及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土地转让契约中明确约定：“待徐某某将所有土地手续办齐全和土地双方验收后付第二次的40万元。徐某某要尽快办理土地使用的一切手续,待办好后交苟某某收存保管。”可见，办理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属于合同约定的徐某某应当承担的义务。徐某某未按约定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不能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
3.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办案目标考量。作为一种新的涉农案件类型，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尽量维持合同效力，不以未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履行批准手续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符合合同法、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精神，有利于维持合同关系稳定，促进土地开发和利用，推动农业生产和发展。
关于在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贯彻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的问题。
区分原则是物权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其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在物权法施行后，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效力要与物权变动本身予以区分，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影响的是土地使用权是否变动本身，并不能就此认定合同无效。肯定合同效力，至少可以通过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对守约方予以救济，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但是若简单地认定合同有效，在实践操作上容易与土地使用权转让本身相混淆，影响国家的土地管理秩序。从维护合同诚信、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及鼓励交易的理念出发，按照区分原则的要求，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作以下理解：
1.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直接涉及当事人对该土地是否为合法有权使用，当然也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但这应该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相区分，该合同的效力仍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从合同本身进行判断。对于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支持。
2.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不同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如上所述，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这可以影响该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效力，但不能影响该合同项下关于当事人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义务条款的效力。在此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有关当事人负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的义务。而在其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义务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该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条款当然也就具备了合法有效的基础。因此，对于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有关土地使用权本身转让的条款理解为未生效更为科学合理。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能够有效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更是倡导了诚实守信、鼓励交易的合同法基本价值取向。
⑤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
您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纠纷要根据合同双方的当事人确定纠纷的性版质。
如果双方权是个人或企业间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则属于民事纠纷。
如果合同一方是代表国家的如土地局，市政动迁等，则属于行政纠纷。
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出让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十五条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签订书面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第十六条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⑥ 什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依据《物权法》，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权利人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但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支付出让金的合同。依据《物权法》第137条的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划拨等方式。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可以采用拍卖、招标或协议等方式，但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竟价的方式出让、采取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土地界址、面积;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土地用途;使用期限;出让金等费用及其支付方式;解决争议的方法。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指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将出售、交换和赠与等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方式都统称为“转让”，而《物权法》则将“转让”与互换、出资、赠与等并列，单指买卖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使用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⑦ 土地使用权纠纷有哪些
土地纠纷的实质是土地权属纠纷，即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它包括农地、山地、草原、水域等因所有权、使用权受到侵害而引起的争执。权属纠纷发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地界不清、土地权属紊乱、政策和体制的变更，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等。
(一)土改、合作化时留下来的土地权属未定，地界无明显的标志或土地证上规定得不够明确。
(二)公社化时期体制调整，新划地界不清或调整不合理，协议书订得不明确。
(三)因过去无偿占有或平调而变动的土地。
(四)因历年集体搞水利建设、平整土地造成地界变更，土地原有状况或新队之间归并，原有田界铲除，无原始记载，现在恢复乡村原建制无历史依据可查考的土地。
(五)因行政区划变更，原社队之间、社队与国有土地之间因插花地互越地界以致地界不清的土地。
(六)因移民开荒，侵占他队的荒山、荒坡、荒地和原权属不清的公共土地。
(七)因其他各种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土地瓜葛问题。
(八)因土地的征用、承包等引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变更而产生的权属争议等。
(九)乡镇集体企业建设用地，由于过去没有具体规定，需要重新给予核定。
(十)乡村公共事业或公益事业占有的土地，过去没有给过补偿，群众后来提出要补偿等问题。
(十一)1950年无偿划拨的荒山、荒坡、荒地等，当时未计算面积，并无规定地界，几经变迁，从而引起地权、地界的争议。
(十二)有的单位征用土地的证据遗失，无据可查，从而引起的土地争议。
(十三)农民使用的宅基地，因地界不清，从而引起的土地争议及城镇个人因地界不清引起的土地权属争议。
(十四)企业与企业之间因土地权属不清引起的土地属争议。
⑧ 违法使用土地建设案例
土地违法典型案件公开案例 一、原曲江县（现曲江区）政府违法违规征收占用土地建设曲江工业城案 2004年土地治理整顿期间，曲江县政府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未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情况下，非法批准使用原国有农用地进行园区建设，造成978亩国有农用地被占用。韶关市国土资源局在未认真审核的情况下，批准曲江县补办征地手续14宗，造成实际占用农村集体土地474亩，构成了非法批准征地行为。有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曲江区委书记谭章明、区长阙定胜、原县长练建秋等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曲江区主管副市长朱福昭行政记大过处分；原韶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德军行政警告处分；曲江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杨国富行政降级处分的决定。 二、茂名市省道S283线高州路段改建工程违法用地及不依法进行征地补偿案 2003年4月至6月，茂名市公路局和省道S283线高州段工程指挥部在没有办理任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实施征地。共非法征收土地面积1836亩，其中水田754亩，旱地853亩，山地229亩。2004年2月S283线开始动工建设。造成未批先用的违法用地事实。省政府决定，茂名市纪委分别给予当时茂名市公路局副局长王广行政警告处分；高州市委副书记卢昌华、高州市委常委陈兴权党内警告处分；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卢子朝行政记过处分。 三、东莞市虎门镇陈村经济联合社非法出让耕地使用权案 2002年8月，东莞市虎门镇陈村经济联合社在未经有关部门同意并审批的情况下，由时任东莞市虎门镇陈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陈连安主持召开村委和村党委会议，决定将本村土名为“老草塘”及“出巷口”两幅农用耕地的使用权10万平方米以每平方米60元出让给周福辉使用。200年10月到2004年10月，周福辉在未办理有关用地手续和建设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地建厂房并出租牟利。在建设过程中，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对此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但周福辉仍授意工程队继续施工，致使21.3亩农用耕地遭到毁坏，不能恢复农用性质。2005年6月，将此案移送东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05年11月，东莞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陈村经济联合社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追缴陈村经济合作社违法所得人民币240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陈连安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周福辉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我是非常用心回答的，请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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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关于开发商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抵押后的债务纠纷
1、起诉是必须的，而且要快！对方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做了抵押登记，回一般问题不大，问题答是要衡量以后实现债权时土地拍卖款是否能足额偿还债务，如果不能，则必须申请查封房屋。
2、可以查封没办手续的房子，因为房子是一种事实状态存续着，且我国是“房地一体”的制度政策，查封这种“违章建筑”是没有问题的。
3、你们最好做诉前查封，保证对方不会耍手段。诉前是必须提供担保的。
4、一般律所都是以一般代理做这些案子，很少以风险代理做的。或者你能找到熟人，也许可以。
⑩ 一场由集体土地自由转让引来的官司——从一宗案例看集体土地所有权如何处分
□王利明
阅读提示：稻香湖公司受稻香湖村委托，与京北公司签订《合作合同》。该合作合同名义上规定的是投资关系，实质上是变相转让土地，属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宣告为无效。
［案情］
稻香湖公司受稻香湖村委托，与京北公司于1998年6月1日签定一份《合作合同》。合同规定稻香湖公司在以某幅土地作价投入后只获取利润，但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及亏损。该合同第4条规定：“合作的性质：甲方投资，拥有该物业的产权，分享合作项目所获得的利润及分担风险和亏损，乙方以土地作价，分享合作项目所获得的利润，不承担风险及亏损。”该合同第12条确认：“乙方分享合作项目的30%的利润，但不拥有合作项目的产权。”合同第11条规定了“投入偿还”问题。合同还规定乙方土地作价600万元，在经营中分6期逐步返还。但4个月后，该幅土地经某市国土局征用转为国有土地。京北公司在稻香湖公司的协助下，于1999年9月与某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取得了该幅土地的合法使用权，该土地的出让金为700万元。京北公司向被用地单位稻香湖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费50万元，由稻香湖公司从京北公司交付的首期土地“投入偿还”费用50万元中支付。京北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证以后，便正式通知稻香湖村，其已取得了土地使用证，原投资合同宣告作废。
稻香湖村认为京北公司的行为出尔反尔，因此以违约为由在法院提起诉讼。而稻香湖村村民因为在投资合同签订以后村领导曾向村民许诺每家可分得人民币2.5万至3万元，因未能获得该笔钱款，也在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京北公司履行投资合同。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投资合同名为共同投资，实际上是出卖集体的土地，因此属违法合同，应当宣告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京北公司既然已经同意投资，不应当出尔反尔，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于村民应当分得的钱款，应当予以支付。
［分析］
《合作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无效合同。
笔者认为，稻香湖公司受稻香湖村委托，与京北公司于1998年6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无效合同。该合作合同名义上规定的是投资关系，但实质上是变相转让土地，属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宣告为无效。因为：第一，合同规定稻香湖公司在以土地作价投入后只获利润，但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及亏损。该合同第4条规定：“合作的性质：甲方投资，拥有该物业的产权，分享合作项目所获得的利润及分担风险和亏损，乙方以土地作价，分享合作项目所获得的利润，不承担风险及亏损。”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保底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应当被宣告无效。第二，合同规定稻香湖公司不拥有合作项目的产权。该合同第12条确认：“乙方分享合作项目的30%的利润，但不拥有合作项目的产权。”从这一规定的性质来看，实际上是出售产权。第三，合同中规定的所谓的“投入偿还”费用，实际上是地价款。合同第11条规定了“投入偿还”问题。其中规定乙方土地作价600万元，在经营中分6期逐步返还，更明确地表明双方的目的在于不经过征用程序而转让土地使用权，其目的显然是违法的。我国法律为了加强对土地的宏观管理，防止耕地的流失，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自由转让，必须先行征用，转为国有土地以后才能转让。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该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违反该规定的合同应当是无效的。
该争议土地经某市国土局征用已转为国有土地。
京北公司在稻香湖公司的协助下，于1999年9月与某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取得了该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我们认为，从该块争议的土地被征用后，土地所有权主体已发生变更，即由原来稻香湖村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土地征用是国家依法运用公权力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其性质属于原始取得，该土地上以前一切权利归于消灭。故稻香湖村就该土地已不享有任何权利，原来的合作合同即使未被宣告无效，也因为政府行为而失去效力。按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履行不能，负有义务一方得以免责，另一方得以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溯及既往的不生效力。
稻香湖村认为，其已按照《合作合同》的约定以京北公司名义办妥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由京北公司实际开发使用，京北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地价款和补偿费构成违约。
我们认为，该说法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理由是：
第一，由于《合作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无效合同，因此即使稻香湖村曾经协助京北公司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但不能以无效的合同为依据请求履行合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合同具有不得履行性。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以后，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该合同的内容违法，如不知合同标的物为法律禁止流转的标的物，当事人也不得履行无效合同。
第二，由于原土地所有权主体已发生变更，稻香湖村已不再享有对争议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不能再以所谓的土地“投入偿还”费用主张权利。
第三，在土地被征用并发生土地出让以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京北公司与稻香湖村委员会另行签订了《建设用地协议书》，就该土地征用的补偿费作出了明确规定。稻香湖村委会如果认为协议书中规定的补偿费过低，可以就该协议书的有关内容另外提出请求，但不能以无效的《合作合同》为依据请求履行合同。
本案在法律上涉及到集体土地所有权转让问题。集体土地是否允许由集体经济组织自由转让，尽管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允许集体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如1992年11月23日《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集体所有土地，必须先行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采用入股方式，与外商联办企业或内联兴办乡镇企业，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可见，集体土地所有者对于集体土地用途的改变和权属的移转是受限制的。我认为，作出这种限制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的城市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或者说更大范围的房地产市场还不很发达和完善，国家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与适当的行政干预，也就是说国家在房地产一级市场中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居于垄断地位，集体组织不能作为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否则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尤其是考虑到如果我国允许集体可以自由处分土地，有可能导致耕地的大量流失，因此法律严格禁止非法转让集体土地。
但应当看到，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规制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最主要表现在某些国有土地管理部门将集体的土地征用以后，补偿的价格过低，而将该地出让给一些公司和企业时，又收取较高的出让费用，这不利于对农村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保护。本案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土局征用稻香湖村的该块土地时，支付的补偿费仅为50万元，但将该块土地出让给京北公司时，出让金为700万元，而稻香湖村与京北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双方协商的价格是600万元。显然，这种征用补偿费用过低，严重背离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我认为，在征用集体土地过程中，应区分是为公共利益征用还是为商业用途征用。为公共利益征用集体的土地，补偿费用不应该过高，但为了商业用途而征用集体的土地时，补偿费用应根据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费用可以合理低于市场价格但不能过低，以较好地平衡与协调农民、政府和用地单位三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