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妨碍知识产权

㈠ 举证妨碍的表现形态

由于当事人利益的对立性，在现实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妨碍另一方当事人举证的现象时有发生，形态也多种多样，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有证据而拒不提交。比如，宋某曾借给A公司2万元，A公司给宋某出具了欠条。之后，宋某将欠条交其妻姚某收管，不料姚某急病去世，宋某因其妻突然去世而无法找到欠条，到A公司索要欠款，A公司对该款予以否认，宋某逐将A公司诉至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A公司当时经手的会计证明宋某确曾借给公司2万元且已记入A公司账目，A公司对会计的证明予以否认且拒不提交公司账目，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 。
2、毁灭证据。张三欠李四10万元并出具一张欠条，言明三日后偿还。三日后，张三找到李四索要欠款，李四以看欠条为借口拿过欠条就当场撕毁，扔进河中，李四见情便到附近派出所报告情况。派出所对张三进行调查，张三承认欠条是他所撕，但否认其内容，只承认欠李四5万元，李四根据派出所的证明向法院起诉，要求张三偿还10万元借款。
3、不配合对方的举证活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于2001年4月19日播出一个案例，一未成年女孩状告父亲要求给付抚奍费，该女孩是非婚生子女，其生母指认被告是其亲生父亲，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要求进行亲子鉴定，被告不予配合。
4、毁损证据。不负举证责任的人，故意对证据实施某种破坏行为，使之毁损且丧失证据功能，不能在本案中使用，致使讼争事实无法查明。比如，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原告提供的某一文书证据故意涂划，使证据不能使用。
5、过失遗失证据。例如，原告起诉被告欠款14万元，并出示被告所书借条为证，被告到法院查阅卷宗，经法院同意，将该借条借出复印，复印部人多排队，被告便将欠条交复印员要其复印三份，自己到旁边门市部买包烟，碰熟人闲谈一阵，回到复印部，复印件与原件已不知去向，被告的这种过失行为也是举证妨碍行为 。
在现实生活中，举证妨碍行为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上述四种只是其典型形态，并不能涵盖所有，在辨别某种行为是否构成举证妨碍行为时，应当以举证妨碍的五个构成要件对照具体行为进行考量。

㈡ 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

举证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攻防平衡的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相对方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诉讼秩序，危及私法秩序，带来了诉讼迟延及诉讼成本的增加，有违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理念。因此，诸多国家对举证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
（一）公法上的制裁。
由于举证妨碍危害诉讼秩序的正常进行，破坏民事诉讼设定的结构平衡，有背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一些国家将某些妨碍行为归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其违法性被界定在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妨害这一层面，正是因为将这些行为作为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一种 ，因此，其在法律产生一种公法上的效果，受到公法的否定评价。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对不服从相关文书提出命令的人员，法院可以裁定处以罚款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规定，对于任何不遵守证据开示命令的行为，法院可以发布代替上述命令或附加命令，该命令将不遵守命令的行为作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对待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举证妨碍行为人被课以罚款、拘留等在公法层面设置的各种强制措施，以此惩罚和教育制止该类行为的发生，维护民事诉讼秩序正常进行。
（二）对当事人利益的补救
公法上的惩戒，是对诉讼秩序的维护，只能对举证妨碍行为起到一般性预防的作用，无法修复和补救因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对方当事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利益损害。而当事人最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如果对举证妨碍行为人的处罚不能使受到损害的相对方利益得到私法上充分有效的救济，不能消除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利影响，就无法体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因此，在公法领域之外，各国往往通过某些程序制度给予被妨碍人以私法利益上的救济，让举证妨碍行为人弥补被妨碍人的利益损失，使实体正义得以实现。
1、 举证责任的转换
对于举证妨碍，不少学者主张通过举证责任转换的方式予以调整，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对于法律另有规定障碍该法律效果产生的事实，主张权利的一方不负担该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而由对权利主张异议的对方负担举证责任” 。“只要权利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表明佐证其权利主张的重要证据被对方控制，则应由相对方承担举证责任，若其不举证，则应认定权利主张成立” 。在较为成熟的学说支持下，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也在诉讼实务中采取了举证责任转换的作法 。 但从转移证明责任（举证责任）中划一性地寻求制裁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如此一来的缺点是，无法依据证明妨碍方式及程度的差异来灵活地作出不同的处置 。因为妨碍行为多种多样，妨碍程度有轻有重，被妨碍提出的证据之证明对象也有主要事实、辅助事实、间接事实之分，如果一律适用举证责任转换，某些场合下也有失公允。因此，有的国家在适用举证责任转换的同时，授于法官采取其他救济方式的自由裁量权，以弥补前者之不足，充分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并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法律整体正义的实现程度。
2、降低证明标准
如前所述，如果举证妨碍一律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有时会造成不公，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降低证明标准的学说，在发生举证妨碍的情形下，法院在心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妨碍的方式，可归责的程度以及被妨碍证据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据自由裁量对事实作出认定 。前说认为：之所以造成事实不明的状态，如果是因为证明标准的问题，那麽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可能就不会产生诉争事实不明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法官可以根据心证对事实作出评价，使当事人在即便被举证妨碍行为影响的情况下，仍然能证明有关事实或其主张。 既然只有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构成举证妨碍，现在反过来降低证明标准使事实可以查明，前述行为还能被认为是举证妨碍就值得推敲，似乎在逻辑上有冲突之处。况且证明标准本身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如何衡量法官内心的确信程度本来就不好把握，更不用说从一个证明标准降低为另一个证明标准了。在实际操作中，证明的每一步都要借助于法官的内心活动来实现，高度盖然性、中度盖然性等证明标准的差异并不清晰，缺乏量化指标，受法官主观影响很大，因此，与其降低证明标准，不如直接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
3、推定主张成立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的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但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真的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以及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因此，这个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举证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不大。 从推定的法律特征来观察举证妨碍，可以发现我国的这个规定是不符合推定法理的。推定是以推测性判断为桥梁的间接认定，它是根据两个事实之间的一般联系规律或者“常态联系”，当一个事实存在的时候，便可以认定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 。那么，举证妨碍行为与对方主张成立存在什么样的一般联系规律或者“常态联系”呢？从理论上看，还是本文前述经验法则的问题，前面已经论述的举证妨碍与这个经验法则是不相契合的，即便忽略此说，根据推定法则，也只能得出该证据对妨碍人不利的事实，不能必然得出对相对方有利的结论，更不用说主张的成立了。
4、补偿受害当事人因侵害而产生的支出和费用
当事人的妨碍行为一般都会影响诉讼的顺利进展，致使当事人诉讼的成本增加，增加的诉讼成本实际上也是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当事人的损失，如果由被妨碍人自己承担，则无法体现程序的公平性和正当性。因此，被妨碍人因受到妨碍而多支出的相关费用理应由妨碍方承担。因此，各国一般都规定由举证妨碍人承担受害当事人因受侵害而产生的支出和费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对于不合作的滥用证据开示程序的当事人，法官有权发布命令，要求诉讼人向他方支付为回应不正当行为而产生的开支 。

㈢ 举证妨碍的法理基础

在通常情形下，举证妨碍是指狭义上的含义，只有因一方当事人的举证妨碍行为，致使关键证据灭失或不能使用，当事人之间的诉争事实因而无证可查，无据可用，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才会运用举证妨碍制度，达到公平解决案件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对“妨碍举证的推定”作出规定。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的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一规定的实质就是：根据已被证明的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拒不向对方当事人和法庭出示的事实，推定其持有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主张。
尽管在重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证明责任规范可以指引法官作出判决，即对不确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判决 。但是，如果造成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原因，不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没有证据可提供，而是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对方当事人，通过实施证明妨碍行为，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陷于证据缺失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法院通过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作出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败诉的判决，不免会产生不当且不公平之感。于是，就应当考虑以举证妨碍（证明妨碍）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实定法上都设置了有关举证妨碍制度的规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第2款（2）项（A）规定，对不服从法院证据开示命令的，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而不必经过法官和陪审团面前的证明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从提出文书命令时，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关于该文书的记载为真实；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提出义务的文书或以其它方法使之不能使用时，法院可以认为相对方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 。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疑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证据之事实为真实。
然而，从诉讼的本质看，当事者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必须就该主张负担举证责任，这是证明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罗森贝克才主张当事人若不能就有利于自己的要件提供证据的话将接受不利的结果 ，相对方当事人本没有义务在行为上去分担他方的举证责任，何以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呢？且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既具有处分实体权利的自由，也具有处分诉讼权利的自由，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人拥有的自由处分并无两样 ，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何以就构成对他方的妨碍而要被课以不利后果呢？从逻辑上讲，纵无妨碍行为，案件事实不明的状态亦常发生，且在被妨碍的证据提出之前，也不能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全归于妨碍行为，因为即便当事人提出被妨碍的证据，案件事实也未必就真伪立现。因此，规定举证妨碍的法理依据何在，就成为了构筑举证妨碍制度必须解决的首要理论课题。对此，学界认识颇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
1、违反实体法上的证据保存义务。依法律规定、契约约定或习惯，当事人就特定证据负有作成、保存之义务时，即使此项义务未必与诉讼有关，而属诉讼前之实体法上义务，但如因其可归责事由而未作成或保存证据方法，致他造在诉讼上碍难使用之情形，就该义务违反行为所致不能事实之诉讼状态，其于诉讼上仍应负责 。比如德民民事诉讼法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在习惯上，病人的病历由医院保存等。理论上若当事人无法律上义务制作、保管文书，其要求不负举证责任人须无限制地负提出义务及受不利效果之正当性，似较有制作及保管者为低。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属私法秩序所为权利义务分配与调整，应注意成本负担与危险分配观念，以免颠覆举证责任法则之危险分配意义 。
2、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此说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其根据，或认为当事人不得自因其恶意而引起的事实之发生或不发生，引导出任何权利，或认为当事人必须以公平的方法进行诉讼，如有违反，则属权利滥用之诉讼实施，而违背诚信原则 ，因该行为所导致事实证明不能或困难诉讼状态，不能使妨碍者得到该利益。
3、违反诉讼上的协作义务。因为就事实而言，当事人本人通常为最知悉纷争事实之人，故最有可能提供案情资料，以协助法院发现真实及促进诉讼，进而达成审理集中化的目的，在所有诉讼案件中，法院认为必要时，均得讯问当事人，以其陈述作为证据，当事人即有开示其就案情所具资讯之证据上协力义务 。因此，举证妨碍行为并不仅限于对事实发现造成妨碍，其对促进诉讼亦造成不利，即使妨碍行为最终对事实发现无影响，如因此导致诉讼迟延，该行为亦属不当。
4、经验法则说 。此说认为，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如非真实，则他方当事人不至于妨碍证明，当事人既然实施妨碍行为，通常可以想象的原因是证据对其不利。基于此经验法则，对举证妨碍人课以不利的后果，是等同或最接近于事实得以证明之后的法律效果。
以上诸学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构筑举证妨碍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法理依据，笔者认为，除经验法则说外，其余学说均能说明构筑举证妨碍理论存在必要，而经验法则说并不具备这种功能，原因有两点：一是当事人妨碍他方使用证据，动机可能有多种，而并不必然局限于该证据对其不利；二是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经验法则，那么法官可以依心证直接采用该法则作出判断，没有必要另外寻求举证妨碍的法理适用。但是，其余三种学说各自的自身缺陷和统领范围的局限决定了任何一种都不能独自承担起构筑举证妨碍法理基础的重任。实体法上的证据保存义务只是涉及到当事人之间实体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调整与救济，其效力难以涉及到诉讼程序，无法恢复、平衡诉讼程序以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因举证妨碍行为所受的不利影响。同样，诚信原则和协作义务只是将视野局限于诉讼程序的推进，而未给予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关注。其实，人们从事活动或建立制度，其依据并不仅限于一个，单一理论基础也往往不能涵盖全部的诉讼活动，举证妨碍行为具有各种形态，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也不尽相同，其后果亦会涉及到不同的范围和层面。因此，举证妨碍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多元的，既有实体法的证据保存义务，也有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上的协作义务，要求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诉讼，在协力促进诉讼进程的同时，应当考虑他方当事人正当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依衡平、公平方式进行诉讼，这既是当事人为诉讼上行为之指针，亦是法院评判诉讼上当事人行为之基准 。

㈣ 举证妨碍的参考文献

[1] 江伟：《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2]该定义参考了骆永家的观点，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并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
[3] [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庒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 [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5] 参见白绿铉著：《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6] 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7]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8] [德]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9] 以下前三种观点参见[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10] 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1] 姜世明：《二00二年德国民事诉讼法改革》，载《月旦法学教室》创刊号。 [12]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
[13]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4]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
[15]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6] 本文对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设置，参考了民法中侵权责任要件构成中的一些观点和作法。
[17] 参见胡雪梅：《“过错”的死亡――中英侵权法宏观比较研究及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30页。
[18]于敏著：《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9] 参见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20] 陈界融著：《民事证据法：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1]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22] 高志强：《举证责任倒置实务研究》，人民法院报网上文章，2001年8月24日。
[23]陈界融著：《民事证据法：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4] 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58页。
[25]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0页。
[26] [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7]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8]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9页。
[29]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63页。
[30][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31][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32] 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33] 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34] [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35]江伟：《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36] 罗筱琦、陈界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若干问题评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1巻。
[37] 详见2001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38]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58页。
[39]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㈤ 如何运用区块链技术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浙江高院召开“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推动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合力促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大对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区块链、核心算法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着力解决“举证难”问题。充分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及转移、举证妨碍推定、文书提供命令等规则，合理降低权利人举证难度。加大证据保全、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积极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依法制裁不予配合调查取证的违法行为。完善第三方电子存证证据等电子证据认定规则，引导当事人广泛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获取、固定、提存证据。
互联网时代，区块链因其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储存、加密可溯源等特点，天然适用于知识产权，可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易复制、难固证、难追责等问题，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并被司法所认可。在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能够证明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并被法院采信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易保全旗下品牌微版权，是国家网信办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企业，首创“区块链+司法+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提供作品确权、侵权监测、网络取证、验证举证等一站式服务。通过SHA-512哈希算法、时间戳服务、PBFT共识算法，对原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把存证主体、存证时间、存证过程和存证内容等生成唯一对应的数字指纹，加密存储到区块链上，有效保障存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原始性。用户可在线通过公证处、仲裁委、首都知产协会等官网在线进行区块链溯源查验，还可直接扫描证书上的二维码，直接当庭向法官展示区块链存证证据，就算侵权方早已删除侵权内容，也无可抵赖。目前，微版权提供的区块链存取证证据，已被全国多地法院官宣采信，并多次被列入区块链典型案例，

㈥ 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

举证妨碍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但形形色色的形态都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基本要素就是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主要有 ：
1、妨碍行为。这是构成举证妨碍的客观要件。妨碍行为最基本的要素是行为，如同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一样，不具有行为这一基本要素，就无法成立妨碍行为，同样也不能构成犯罪、不能构成行政违法行为 。妨碍行为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行为的妨碍性，必须是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举证行为造成客观上的妨碍，如果不存在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实际妨碍，无论讼争事实最终能否有证据证实，能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均与妨碍行为无关。行为，通常是人的积极的举动，但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妨碍，这种场合是以作为义务为逻辑前提加以解释。作为义务有基于具体法规发生的场合和基于先行行为发生的场合 。
2、过错。这是构成举证妨碍的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是举证不能，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举证妨碍构成要件，当事人必须具备保管证据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或具有程序前义务，如法院将某物诉前证据保全查封等，如果没有此项义务，即使有妨碍行为，也不认为是举证妨碍行为。举证妨碍中的过失，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不负举证负担的当事人一方，必须能够认识到，他对该证据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或具有程序前义务，即对此义务须有认识；其二，该证据对于将来发生的诉讼，可能具有的意义，也为该当事人认识 。
3、诉讼中实施的行为。这是构成举证妨碍的时间要素。一般来说，只有诉讼系属形成之后，为证明某种事实，才会产生举证的现实要求，妨碍行为才会有现实的指向对象，因而，举证妨碍行为常见于诉讼过程之中。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妨碍行为也有可能发生在诉讼系属之前，比如当事人在诉前申请证据保全，就可以利用法院所调查的证据及所采集的事证资料，了解事物或物体的现状，进而把握纷争的实际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应负证据上协力的义务，基于此种当事人间的特殊关系，当事人于诉讼系属前亦有证据作成、保存义务，如妨碍他方使用，亦可构成举证妨碍 。
4、诉争事实真伪不明。这是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素。举证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举证妨碍行为而致诉争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诉争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举证妨碍规则的必要。诉争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具有客观性，诉争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能是想象的、捏造的、捕风捉影的。（2）不可补救性，诉争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已经固定，诉争事实已无证据可以证明，也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查清当事人之间的诉争事实，也就是说发现案件事实已不可能。
5、诉争事实真伪不明与妨碍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反映了诉争事实真伪不明与妨碍行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构成举证妨碍的关键因素。它要求诉争事实不明与妨碍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妨碍行为是因，诉争事实真伪不明是果。如果诉争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不是因为先前的妨碍行为，而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就不能构成举证妨碍。同时，妨碍行为必须是造成诉争事实真伪不明的充分必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妨碍行为有致使诉争事实真伪不明的充分的客观可能性，而诉争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妨碍行为合乎逻辑的最为可能的结果。

㈦ 最高法院举证法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五条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㈧ 什么叫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们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提供证据等方面，双方当事人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担相等的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②结果又称举证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判谁败诉的问题。

在古罗马时代，举证责任有两条分配原则：一条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另一条是，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后者便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公式的渊源。③近现代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都可以溯及到古罗马时代的上述两条原则。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三大学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和法规分类说。法规分类说认为，任何实体法的条文都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则性的规定；一部分是例外规定。凡要求适用原则性规定的人，应就原则性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凡要求适用例外规定的人，应就例外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④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依据罗森贝格的法律要件说而确立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举证责任应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第二，凡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变更或者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

二、举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义基础上的，而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弱者、追求实质正义，因而，在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其分配规范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时，法官有权在个案依自由裁量权对实体法分配了的举证责任规定进行修正。这就产生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原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⑤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 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惟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儿子张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车祸受伤，于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医院住院治疗。2002年4月16日晨，张某被发现倒在被告病工内的花园旁，经被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对于张某的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查明事实后认为：（1）张某因车祸入院后，经治疗，病情好转，行动也恢复了正常。后来张某的死亡在于其腹腔脏器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与入院时的病状明显不同，因此可认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对张某的医疗措施是正确有效的，与张某的死没有因果关系。（2）4月16日意外发生后，被告采取了相应的抢救措施，原告也没有异议，也排除了抢救行为与被告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3）医院走廊围栏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围栏的。现有证据表明张某系从高处坠落，这排除医院设施产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张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在病区内行动的自由，原告仅以其离开病房发生意外事件来认定被告护理上负有责任，过分夸大了被告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5）对于张某死亡的原因是否为坠楼或其他意外的愿意，由于原告在事发后反对报警尸检，导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责任在于原告。原告事后要求被告承担该方面的举证义务（证明张某死亡的真正原因），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被告要获取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死者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协助，如果仍然以《证据规定》第四条为依据要求被告继续举证，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对原告来说，他们不同意报警进行必要的尸检，现在又认为是被告的损害，显然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说，对原告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对被告的举证行为予以配合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举证妨碍，让其承担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换：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惟一证据灭失。

㈨ 举证妨碍的中国应用

（一）我国对举证妨碍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务
长期以来，我国否认当事人之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因此，将当事人的举证妨碍行为仅仅看作是对诉讼秩序的破坏，而未认为有损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也只是体现在公法层面上，在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了对妨碍人的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由于司法强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程序严格，因而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威慑力不足。同时，由于妨碍行为并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具体诉讼中的私法不利后果，有的当事人在权衡利弊之后，为在具体个案诉讼中获取更大利益，甘愿冒着司法强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的风险，通过不正当手段实施举证妨碍行为。困此，这种仅从公法上予以救济的作法是不完善的，有人甚至不将其称之为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而认为我国的举证妨碍法则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第一次出现 。但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中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只不过是对前述规定的进一步重申而已。对举证妨碍行为的私法效果作出明确规定，相比以前有明显进步。但是这条规定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它没有区分不同的妨碍行为对查明待证事实的不同影响，一律规定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过于武断，有失公正，也不符合诉讼原理。根据诉讼原理，拒绝提出的后果，只有因为有提出义务的当事人拒绝提出，导致证明对象无法获得证明时，才可以推定该证据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成立，而非该条所言的只要有拒不提出的情形，即可推定该主张成立，如果在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的情形下，还是应当依其它证据证明 。
事实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前，我国司法实务中，已有过运用举证妨碍制度原理，通过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对妨碍人课以私法不利后果的判例。在陈梅金等诉三菱公司一案中 ，林某因其乘坐的三菱吉普车的挡风玻璃突然爆破而死亡，林某单位多次要求三菱权司将该玻璃交质检部门鉴定是否有质量问题，但三菱公司却将玻璃运回日本，法院认为三菱公司擅自将玻璃运回日本，玻璃是否有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已转移由三菱公司承担，“由于玻璃运回日本，后又运回北京，除已无法证明是原物外，亦相当破碎，致使质检中心无法进行强度试验和爆破原因分析”，三菱公司举证不能，理应由其承担法律责任。虽然这种处理方法，顺利解决了由于三菱公司随意处理物证而致案件争点无法查明的困境，也符合举证妨碍的一般原理，但由于我国并没有承认判例法，而且一般认为，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不能够任意进行分配或倒置，所以这一作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
（二）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已开始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谁主张，谁举证”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当事人为了寻求对己有利的诉讼地位，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在证明的角逐中，往往会采取一些不当手段，妨碍正当举证，损害他方利益，迟延诉讼进程。我国举证妨碍规定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设立举证妨碍的总则性条款
设立举证妨碍的总则性条款，规定适用举证妨碍的一般法理是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适用举证妨碍法理的前提是当事人负有提出证据的义务，如果妨碍人对证据无提出义务，则不能因其行为对其课以不利后果。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明确当事人负有对证据方法提出的一般义务，各方均有义务协同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展开。在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当加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所有诉讼行为和诉讼活动的总原则，同时，也是处理举证妨碍行为的原则，在宏观上为构筑具体举证妨碍规则提供指导，也可以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以弥补各个具体制度的不足和漏洞。
2、科学界定举证妨碍行为
在宏观上，应当明确规定举证妨碍行为的五个构成要件，从总体上科学界定和把握举证妨碍行为的一般性特征，以保证立法能统摄所有的举证妨碍行为，避免出现漏洞。同时，在微观上，通过列举的方式详细规定举证妨碍行为的各种典型形态，使立法重点突出，生动形象，易于操作。
3、区分不同情况，对不同的举证妨碍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
在公法层面上对举证妨碍行为予以惩戒以维护诉讼秩序的同时，应当在私法层面也予以适当的救济。但是，由于我国在私法层面的救济仅限于对于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所采用的推定方式，存在的缺陷较大，因此，我国应当采用通行的作法，原则性规定举证妨碍应当通过举证责任转换的方法予以平衡。法官在发生举证妨碍的情形下，应当认为被妨碍方的相关事实或相关主张为真，由妨碍者承担该事实不存在或该主张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则由其承担败诉结果。对于妨碍者是对事实不成立还是对主张不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可以从其违背的是实体法上的义务还是诉讼法上的义务来区分，如果违背的是实体法义务，即，依法律规定、契约约定或习惯，妨碍人就特定证据负有作成、保存之义务，则妨碍人承担主张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如果违背的是诉讼法上的义务中，则承担事实不成立的举证责任。 同时，应当赋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一般情况下，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是举证责任的转换，但法官依据实际情况，认为当事人的主张或事实不成立时，仍应依其心证作出判断。因为，妨碍行为只是使一些本该进入法官视野、成为法官心证基础的证据材料未进入法官视野，缩小了形成心证的材料范围，如果法官能在不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形成内心确信，那就应当尊重这种确信。当然，如有其它证据存在，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并根据调进结果和辩论意见，形成心证。同时，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因对方的举证妨碍行为而多支出的相关费用应当由实施妨碍行为的当事人承担，这既在某种程度上惩罚了妨碍人，又补偿了被妨碍方遭受的损失。
4、给予当事人适当的程序保障 为保障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发生裁判突袭，在法官对妨碍有课以不利后果之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适当的申辩机会。这要求法官在诉讼指挥上应采取合理措施，使当事人事先知悉举证责任之分配及法院欲认可一主张为真实，使当事人尽其攻击防御之能事 ，以保障当事人在程序上的权利。

㈩ 举证妨碍的含义及法律后果

举证妨碍，又称证明妨碍，广义上讲，是指诉讼当事人以某种原由，拒绝提出或由于自己的原因不能提出证据的行为后果。狭义上讲，是指没有举证负担的诉讼当事人一方，因故意或过失行为，将诉讼中的证据灭失（含以灭失为由而拒绝提出的情形），致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待证事实，无据可查，无证可用，因而形成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该方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若干规定》第75条即是证明妨碍法则在我国法律中的首次体现，必将对我国的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1、占有证据的当事人，虽然不承担举证负担，经有举证负 担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并经释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该不承担举证负担的当事人，立即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自己所占有的证据。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蔑视法庭行为处罚，并依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该拒不提交的证据是原件或者原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该证据的复印件、节录本、复制件，以及根据原件或者原物制作的视听资料视为原件或者原物。对此项认定，实施妨碍行为的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但可以举证证明。
（2）该拒不提交证据的行为，导致有举证负担的当事人对该证据提出不能的，由实施证明妨碍行为的当事人，对该拒不提交的证据方法的性质和内容，承担举证负担，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他方当事人所主张的该证据方法的性质和内容真实。
（3）该拒不提交的证据，是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唯一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证据方法与内容真实，并据此认定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已获证明。
2、人民法院为证明文书形式真实与否，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核对该文书制作人的笔迹，有关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提供据以核对的笔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认定该文书形式是否真实。再无其他证据的，应当根据当事人拒绝提供据以核对笔迹的行为事实，推定该文书形式事实。
3、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传唤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对方当事人表示拒绝询问，或者对于人民法院的要求不作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要考虑当事人拒绝的理由，依自由心证，判断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能否视为已经得到证明。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界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确立，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范应归入实体法领域，是依附于实体法的一种规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范属于诉讼法领域，是一种裁判规范；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观点的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