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急求关于版权贸易的英文文献两篇
1、三月、黄鹤楼、广陵（即扬州）。
2、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3、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4、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5、李白送老朋友孟浩然去扬州时的离别诗。
6、送元二使安西、芙蓉楼送辛渐
王维 王昌龄
渭城朝雨浥轻尘， 寒雨连江夜入吴，
客舍青青柳色新。 平明送客楚山孤。
劝君更尽一杯酒， 洛阳亲友如相问，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片冰心在玉壶。
⑵ 请问谁有成都市十一五和四川省十一五规划的全文么
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成都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为全面推动我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贯彻落实“科教兴市”战略，深入推进高科技成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特制定本规划纲要。
一、我市知识产权发展面临的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知识产权为主要手段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产权制度在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和保持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当今世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国务院已决定制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自主创新中的作用，以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
“十五”期间，我市知识产权工作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成为国家专利试点城市，2004年底成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2005年4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3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之一。2005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7241件，比2000年增长了2.69倍；授权量为3079件，比2000年增长了2.05倍；申请量和授权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全市现有注册商标42000余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3件，省著名商标233件，市著名商标153件；全市共有文字、美术等作品著作权自愿登记870余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800余件。但面对目前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我市知识产权工作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较弱，企事业单位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较低；二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明专利和涉外专利比例低，专利技术转化实施比例低；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还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要求，行政执法能力和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和维权组织发展滞后；四是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和社会中介服务功能不完善，不能满足我市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五是对成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品等从知识产权角度发掘和利用不够。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建设，推进高科技成都建设，提升成都对外开放形象，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主要目标：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将知识产权工作全面融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大幅度提高全市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综合水平，到2010年，将成都建设成为创新活力强劲，转化渠道顺畅，知识产权保护有力，领先中西部、全国一流的知识产权强市。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市和区（市）县知识产权管理机构100%建立健全。
——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0年，年专利申请量达到1.2万件，授权量达到6000件，其中发明专利比例达30%以上，涉外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全市商标注册量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10年突破6万件，其中省、市著名商标数量达500件以上，中国驰名商标明显增多；以计算机软件为主的各类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著作权自愿登记数量大幅增长；在技术标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工作，扶持和培育100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单位。
——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地方法规和政策措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年结案率达90％。
——全市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到30家，建立2-3家知识产权专业化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专业服务从业人员达到300人以上；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政府服务和专业服务信息平台，推进企业（行业）知识产权动态分析预警系统建设。
——建立“成都市知识产权人才信息库”和“成都市知识产权专家服务团”，形成超过1000人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人才队伍，拥有一支50人左右从事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以及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高级专家队伍。
三、工作任务和措施
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计划”、“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升计划”、“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提升计划”、“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计划”和“知识产权宣传培训计划”，促进我市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一）实施“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
1.建立健全政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完善市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加强全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机构建设，探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职能整合；县级知识产权管理机构100％建立健全，明确工作机构和职能，落实专职人员和工作经费。
2.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代理、评估、咨询、检索、交易、诉讼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功能化、国际化发展。鼓励专业机构、行业组织提供分门别类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整合资源，建立和完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政府服务信息平台、知识产权转化交易平台和知识产权社会服务专业数据平台。全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展到30家，从业人员达到300人以上。
3.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深化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要对象，分类指导，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落实专职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完善知识产权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相关知识产权的产权管理、利益分配、信息利用等制度。
（二）实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升计划”，大幅提高自主知识产权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1.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创新评价机制。在技术创新中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产权为判据”的方针，政府科技（产业）计划项目的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科研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要求，将知识产权贯穿于计划管理全过程，在重大项目立项、验收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项目）认定等工作中，增加知识产权评价指标，明确项目管理和实施过程中知识产权审查的作业流程。企业新产品研发要明确知识产权的产出目标。
2.建立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形成的激励机制。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激励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加大对专利、驰名（著名）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标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的资金扶持和奖励力度。鼓励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奖励制度。鼓励企业积极申请国内外专利，优化专利结构，重点向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涉外专利倾斜，使全市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均增长15%以上；全市商标注册量年均增长10%以上，形成一批知名品牌；鼓励作品著作权登记，推动计算机软件、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支持企业、院所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修订）；积极鼓励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和认证。
3.实现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的突破。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加快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加强前瞻性、共性和关键性技术的研究和攻关。鼓励企业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争取在电子信息、机械、医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实现关键技术创新及知识产权的重点突破，形成产业知识产权群，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三）实施“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提升计划”，大力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
1.明确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政策导向。相关部门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技术成果实施等项目立项时，应明确知识产权导向，专项资金的使用重点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倾斜，促进专利技术转化实施。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培育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品牌。以文学艺术、广播影视、计算机软件、网络游戏、创意设计等为重点，努力拓展版权领域，充分挖掘民间工艺的版权资源，逐步形成一批能有效运用版权资源的企业。
2.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市场转化机制。依托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成都西部商标服务交易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发明协会、企业家协会等协会组织，探索建立顺畅的知识产权交易机制，促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的市场转化。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制度，研究和探索以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作价入股、质押、信托、拍卖等转化机制。发挥政府引导型科技风险投资机构的作用，积极引导银行、社会风险等资本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鼓励企业充分运用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联盟等方式，充分挖掘和实现知识产权价值。
3.着力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的综合运用。制定企事业单位综合运用知识产权的鼓励政策，增强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意识。深化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扶持和培育100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单位，发挥优势企业的示范和骨干作用，形成知识产权产出的集群效应。鼓励企业制定、实施结合自身特点的知识产权（专利）战略，加大产品技术研发及知识产权投入，将知识产权纳入企业产品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市场拓展、资产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培育核心知识产权，增加知识产权储备，提高知识产权综合运用水平。
（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计划”，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1.完善知识产权地方政策法规。研究制定《成都市专利保护与促进条例》等地方法规或规章，修改和完善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措施，明确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完善《成都市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年度定期发布制度，提高国际、国内对成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2.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全面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以及诉讼代理人员素质，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手段，加大对专利、商标、版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和水平。行政执法案件年结案率超过90％。
3.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协作机制。适时成立“成都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大专利、商标、版权、公安、文化、质监等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协作力度，密切与法院、检察院和成都海关的信息沟通，逐步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以商标权、著作权和专利权为重点内容，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和打击各类侵权行为。探索建立行政执法、行业自律、企业维权相结合的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全市推行商标使用许可公示制。
4.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围绕生产、科研、商品流通、技术贸易、大型展会、作品创作与传播、历史文化资源、城市重要标志等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加强服务和执法检查。以电子信息、医药、机械、食品等主导产业为重点，推动企业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专利）战略，建立以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动态分析数据系统，灵活运用联合研发、并购、引进等策略，创造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科研、生产、进出口贸易等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警性。
5.加强商业秘密保护。企业要制定并实施商业秘密特别是技术秘密保护制度，对不适宜采用专利等手段进行公开保护的高新技术领域和传统优势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要采取较为严密的保护措施，防止商业秘密泄露造成巨大损失。
6.加强开放型经济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中，做好相关产品或技术国内外的知识产权状况分析，处理好出口与引进，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建立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积极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提高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五）实施“知识产权宣传培训计划”，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1.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舆论环境。动员全社会关注和积极支持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坚持经常性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宣传；利用城市公共资源以及设立品牌一条街、品牌立体公园等形式，开展对成都品牌的宣传，树立品牌意识。
2.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将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纳入各级科技、知识产权、经济、人事、教育等部门工作计划，推动知识产权教育和人才培养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建立各类“知识产权人才信息库”和“成都市知识产权专家服务团”，坚持知识产权普及与专门培训相结合，重点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党政领导干部开展知识产权专门培训；把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列入全民普法教育内容；推动知识产权进学校，在市属高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开设知识产权课程；在领导干部培训、公务员培训、科技人员再教育等方面增加知识产权内容。
3.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合作。积极与国内外知识产权机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合作交流。积极争取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会议或讲座。坚持国内人才培养与国外引进人才相结合，加快培养一支高层次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在实施中，本纲要可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及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相应调整。
⑶ 谁来讲一下版权法的问题
摘 要:认定版权侵权行为的极大困难是如何确定作品的原创性。通过版权法与专利法、商标法立法目的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比,可以明确原创性的内涵;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对比进行比较更易于把握作品的原创性。对于版权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罪过形式,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两大弊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国际趋势。我国版权转让无须登记是著作法上一个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权转让登记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版权;侵权行为;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简介:李进一(1964—),男,四川省渠县人,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在版权法中最为复杂。其原因在于:作品原创性(独创性)认定的困难、作品版权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审批手续、举证不易等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就版权行为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国法院和中国法院便分别在阿尔泰案和李淑贤与王庆祥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诉贾英华案中开创了对涉嫌版权侵权行为的“三段论侵权认定法”。[1](P482)“三段论”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作品思想表达的原创性的注解和诠释。其第一步为抽象法,指将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是版权法原理的基本要求。尽管各国版权法对作品的创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思想纳入版权法的保护领域。《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和《WTO版权条约》第2条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字概念本身。”我国版权局于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下称草案)第5条也增设了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现和过程的条款。这种立法体制为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条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的标准,从宏观的角度给版权法实务指明了方向。应当说,从理论讲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是明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保护范围以后,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在实务中出现了越来越模糊的趋势。1986年,美国的威兰诉杰斯罗一案便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指向了思想。[2](P53)不过尽管存在着实务中这样的困难,“三段论”的第一步抽象法的运作还是有效的,它试图在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之间划一条线,以将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混淆。“三段论”的第二步是过滤法,指将虽属思想的表达但又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过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公有领域的东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种表达的作品,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种作品,只有一种惟一的表达形式,则版权法不予保护,因为这与版权法促进一国文化繁荣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版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毫无差错地反映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不出差错的话),也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3](P28)可见,虽属作品的表达,但属惟一的一种表达,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只能采用该惟一的表达时,则该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表明国家把繁荣本国文化与对著作权的权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权人与社会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保护期的长短无非说明了谁在这场交易中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而已。对著作权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得足够长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会需求者则希望把这种保护期规定得足够短以期能无偿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护期届满便是社会需求者无偿使用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著作权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论”的过滤法这一过程表明,版权法把版权看作一种私权,版权法上保护私有领域的东西,而不将公有领域的东西纳入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许多程序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多属于公有领域,这一部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纵观“三段论侵权认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笔者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思想也罢,外部事实也罢,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其实都是把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公有领域的东西划在版权保护的界限之外。“三段论”的第三步是“对比法”,指经过“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实质相同的部分,这涉及到对作品表达原创性的认定。
2 作品原创性的英文涵义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应当注意的是,原创性仅适用于对作者权的保护,而不适用于邻接权。例如播放是对已有作品的重复,版权法尽管对其保护,但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英国律师PeterGrover认为要求原创性便破坏了播放组织权的整个基础。Novelty译为新颖性,是专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项发明若要取得专利权,享受专利法的保护,新颖性是其必要条件。原创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的,而新颖性要求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颖的,可见新颖性比原创性的要求为高。原创性与新颖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版权法与专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设计的不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它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与已有的作品在表达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着差异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个更先进、更优秀。版权法关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达的。而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的发展,它要求某一项发明必须在原有技术上更进一步,对处于原有技术水平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同时,专利法为了节约技术开发成本,以利于把有限的精力用于更新技术的开发,它赋予专利法以垄断权,即使是同样先进的独立开发的两个发明也只授予一个专利权①。既然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法便开创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审查和登记公告制度,规定一项发明者获此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为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新颖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认定新颖性,其参考系便是专利公报上登记的“已有技术”,这个“已有技术”是确定的。而版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制度,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受版权法保护,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创性包含有新颖性的内容,那么作为参考系的已有作品则浩如烟海,这在实务上是行不通的。同样商标法要求的识别性(Remarkab1e)也不同于作品的原创性,其理由与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区别相似。然而,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与重叠,《草案》第11条暗设了这种交叉地带的存在。Uniqueness可译为惟一性,或独一无二,这离作品的原创性就更远了,因为作品的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在公有领域材料的基础上吸收他人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权法之保护,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惟一性不仅不是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反而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这种作品在美国多半列为与“艺术作品”相对的“事实作品”,在德国多被列为与“社会科学”相对的“自然科学”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国都在相应的版权法中规定了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但都没有解释何为原创性。英国的Denning认为,“原创性”一词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技巧、知识、创造性劳动和判断。作品权是一个人劳动、技巧、投资的产品,这些不能为他人盗用。作品的原创性并非指其构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实。作品的构成元素、事实等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区别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的差异在于基于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体现了作者的技巧、知识、投资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单纯地依靠作者的知识、技巧、投资、判断来认定作品的原创性,实际操作意义不大。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作品繁多,为认定而认定作品的原创性所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版权法推行的是自动取得保护原则,实行不审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比较来认定或许更有价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处于公有领域就推定其有原创性,然后通过对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与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确定被诉作品是否有原创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尽管不处于公有领域,但系抄袭别人的作品,被告的举证并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只能发生诉讼法上的主体变更,而被告的实体责任并不能免除,当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权利人参加诉讼。
在侵权诉讼中,确认被诉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权,直接证据较难获得,一般采用间接方法即“实质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触”的方法,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创作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为,只有行为人本人知道,权利人若要证明侵害者的模仿行为,除了行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通常不去证明模仿行为本身,而是以对他人作品的接触加以结果的类似性来证明。如果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创作过程,成功地证明了未进行模仿而是独立创作的,侵权也不成立。不过,这里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即由被诉作品的作者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否则就可以推定存在着接触。[4](P144)然而“实质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有人认为,就作品而言,其质量而非数量是关键性的。如果一首诗中的几个关键措词被运用,即使这首诗有一百个音节,也构成了实质部分。如果你因为一个关键的音节的质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释这属于实质性部分。也有人认为,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并把那种试图解释实质性部分内涵的作法视为一种通过概念解释把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误导。[2](P54)所谓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观点,提高了版权法对作品创作性要求的高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抄袭的多为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这与德国版权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并没有对作品作这一要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指出,由于作品是人的个性表露,其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设定价值标准,等于划分人格优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评价作品的高低便带来了技术性的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载了其他价值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这应构成了一个悖论。可见,划分作品的创作高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笔者感到,通过比较,进行区别,或许对实质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例如:两首主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构成了实质性部分。
3 作为一种民事的侵权行为,侵犯版权行为要求侵权者主观上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多数外国版权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权法上存在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6条至22条所列举的行为皆属直接侵权行为,而第22条至26条所列举的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之所以作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要求不一,对他们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原则。对于直接侵权行为,英国版权法暗含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者的犯意不是认定侵权性质的实质条件,尽管无辜可能会减少赔偿,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97条1款的内容便规定了犯意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法律要求侵权者主观上有过错。亦即在英国版权法上,把侵害版权法的行为分成了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德国版权法第97条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由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日本1989年版权法第117条1款规定了直接侵权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第2款规定了间接侵权应承担过错责任,Trips第45条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Trips第45条对侵权人主观上的状态作了区分,并规定了有过错的侵权人应给予受害人以赔偿费的范围,对于无过错的侵权方在适当的场合也应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就是说过错,也构成了侵权,只是一般不支付赔偿费。可见,在国际上,至少是对直接侵权行为让侵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通例。在我国版权法上,没有区别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而且也没有明确侵害版权行为的责任原则。由于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按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害版权的行为属于过错责任。这样的规定存在的弊端在于:其一,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力不从心,因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般只有侵权人自己知悉,这对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版行为极为不利。其二,对于侵权行为不作划分,一律规定适用过错责任,未免武断,因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危害和直接侵权相比毕竟要小。我国最近的版权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51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即侵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应承担推定过错责任,并在第50条2款增设了法定赔偿金的规定,法定赔偿金适用考虑到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尽管版权法的修改草案向国际规则迈进了一步,然而该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基于此,有人提出对于一般情况下的直接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网络上的个别特殊情况让侵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的折衷方案。[6]
事实上,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责任原则),都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发展的趋势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是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①,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对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恢复WTO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我们国内的版权法达不到Trips的要求,这将会阻碍我国WTO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各国的统一化进程却在加快,其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大国把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进行了勾连,而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这便造成了知识权法虽属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走着与其他法相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向国际规则迈进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考虑。
4 前已叙及,在版权法上采用自动取得原则,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享受版权法之保护。然而,版权被视为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对社会影响较大,而且版权法又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法上的那种公示制度,这就增大了版权侵权的系数。特别是对于后继作品,作品的转让在我国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有可能使原权利人受利益之驱动再许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后继版权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对版权的发生与变动应借用物权变动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权不同于动产,因为它的无形,所以它的占有或交付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应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对版权的取得采用选择登记制,对版权的转让采用登记制。版权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种权利,在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如果他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到登记机关登记,在发生诉讼时,他的举证就要比已经进行了登记困难得多。然而,多数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体现了对权利人权利的尊重,因为权利人可以放弃其权利。我国自1995初年开始,对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采用了选择登记制。而对于版权转让,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个不足。其理由在于:第一,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都有版权转让进行登记的要求。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版权登记尽管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能在以后的诉讼中节约相当大的诉讼成本,而且也便于国家对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权转让登记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关作品,可以到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去查询,以便寻找真正的权利人。其二是对抗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转让登记以后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权利人先把其版权转让给甲,但没有进行登记,后又转让给乙,并且双方到登记机关履行了登记手续,尽管甲受让在先,该版权仍转属于乙。其三是证明功能,在发生纠纷时,转让登记可以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我国1995年《担保法》第79条明确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并且,我国已于1996年9月23日通过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著作权的质押并不涉及权利的转移,法律都明确要求登记,而版权的转让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登记呢?
[参 考 文 献]
[1]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闻侵权与赔偿[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M].张玉瑞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1997.
[6] 李军.计算机时代的相应版权制度探究[J].现代法学,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