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能力

①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权处分能构成善意取得吗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让与人不法将他人财产让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由此可见，善意取得制度是牺牲了原物所有权人的利益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求达到交易安全、市场稳定的目的。 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善意取得制度，并且从其构成要件、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主体方面，转让人须为无权处分人，受让人为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有当转让人无权处分该物时，原物所有人的利益才会受到侵害，才会存在牺牲原物权人的利益而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才有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并且，受让人应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这样才能保证第三人的行为是有效的，一个被撤销或无效的行为就不存在对其利益的保护问题。 二、在客体方面，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规定善意取得的客体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动产以交付为其公示原则，不动产以登记为其公示原则。 三、就主观方面来说，受让人应当的善意的。所谓“善意”，主要指不知情，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认定这种“心理状态”，我认为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受让人是否有“知情”的义务，通过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对转让人的了解程度，受让人是否能够判断他的取得是善意的；其次，受让人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如果受让人明知其取得该物的价格与实际价值相差极大，则可以认定为其行为出于“非善意”；最后，应当考虑交易的场所是否符合常理。 四、在客观方面，善意取得必须依一定的法律行为而存在，这是善意取得的前提。受让人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而受让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支付合理对价”的法律行为。我国《物权法》中规定“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的性质必须的有偿的，受赠、继承等无偿方式取得的物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综上，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善意取得制度无疑是一项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社会财产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它虽然限制了原所有权人所有权的追及效力,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权人的利益，但是它保护了交易安全、促进了财货的流通，因此物权法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必然要求。

② 民事纠纷包括什么

第一类是婚姻家庭纠纷。包括离婚、离婚的财产纠纷、恋爱引起的财物纠纷、抚育纠纷、

赡养纠纷、抚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同居关系（起诉时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

定婚龄或不符合其他结婚条件）纠纷、析产纠纷、分割纠纷、赔偿金、补助金、保险金

纠纷。

第二类是房屋纠纷。包括房屋确权纠纷、房屋买卖纠纷、房屋使用权纠纷、房屋租赁纠

纷、房屋代管纠纷、房屋典当回赎纠纷、房屋拆迁纠纷、换房纠纷、退出强占公房纠纷、

拆除违章建筑纠纷、房屋附着（定着）纠纷等。

第三类是继承遗产纠纷。包括继承权纠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遗赠受领纠纷、分享遗

产纠纷、确认丧失继承权纠纷。

第四类是债务纠纷。包括借贷纠纷、买卖纠纷、抵押纠纷、承揽加工（个人与个人）纠

纷、代购代销（个人与个人）纠纷、拖欠贷款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追还不当得利

纠纷、追还定金纠纷、无因管理索赔纠纷、帐务纠纷等。

第五类是人身、财产权纠纷。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物损坏赔偿纠纷、追还财产纠

纷、违约金纠纷、要求消除危险纠纷、恢复财产原状纠纷、排除妨碍纠纷、医疗事故处

理纠纷等。

第六类是土地纠纷。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宅基地界址纠纷、宅基地附着（定着）物

纠纷。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

第七类是相邻关系纠纷。包括采光纠纷、通风纠纷、通道使用纠纷、排水纠纷、排队竹

木妨害纠纷、噪音纠纷等。

第八类是其他财物权纠纷。包括山林纠纷、水利纠纷、树林、竹园产权纠纷、财物权属

纠纷。

第九类是人身权纠纷。包括侵犯姓名权（名称权）、侵犯肖像权、侵犯名誉权、侵犯荣

誉权等引起的纠纷。

第十类是知识产权纠纷。包括著作权纠纷、发现权纠纷、发明权纠纷等。

第十一类属适用特别程序的事由。包括选民资格、宣告死亡、宣告失踪、撤销死亡宣告、

撤销失踪宣告、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无主财产、

不服指定监护、撤销监护人资格等。

第十二类是上述十一类不能包括进去的其他纠纷或事由。

(2)物权行为能力扩展阅读：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1、协商解决。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和解协议，进而解决纠纷。

2、调解解决。在有关组织(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或中间人的主持下，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自主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3、仲裁解决。纠纷当事人根据纠纷前或者后达成的仲裁协议或合同中仲裁条款向仲裁机构提出申请，由仲裁机构依法审理，作出裁决，并通过当事人对裁决的自觉履行或由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使纠纷得以解决。

4、诉讼解决。通过打官司解决，它指纠纷当事人一方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审理，作出判决或裁定，通过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自觉履行或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解决纠纷。

上述四种解决纠纷的途径中，仲裁和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协商、调解则不具有，因而当事人对协商和调解达成的协议可以反悔。当然，究意采用何种途径去解决一个具体的民事纠纷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③ 论述： 1论述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 2论述物权与债权的关系。

1，《民法通则》根据自然人的年龄和理智将其划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公民和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10周岁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2，物权和债权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财产权，构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在财产权体系中，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最为密切。物权规范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债权则规范财产的流转关系。而在财产关系的运作过程中，物权是债权的起点和最终归属，债权则是人们获得和实现物权的桥梁与手段。物权与债权为民法中的两大基本财产权，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要素。二者关系如下：
（一）物权与债权的区别：1）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2）物权具有排他性，债权具有相容性；物权具有优先性，债权具有平等性；物权具有追及性，债权没有追及性，债权只能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3）物权为对世权或绝对权，债权为对人权或相对权。4）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行为。5）物权法定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即从权利的发生上看，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原则，而在债权的发生上，既有法定之债也有约定之债，且多为约定之债。6）物权是静态财产权，债权是动态财产权。7）物权和债权在保护方法上也存在区别。在物权受到妨害的情况下，物权人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请求他人返还原物、排除障碍、恢复原状或者消除危险，以保障物权人对其物的支配权。而在债权受到侵害时，一般只宜采取损害赔偿的方式。
（二）物权与债权的联系：物权与债权虽有上述区别，但作为现代财产权的两大支柱，它们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协力，共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1）物权与债权关系的相对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A、债权物权化。即债权逐渐具有了物权的某些特征，如法定性、排他性等。其典型有二：一是租赁权的物权化使得“买卖不破租赁”；二是预告登记制度使得经预告登记的债权具有物权的效力。B、物权债权化。即物权逐渐具有了债权的某些特征，如意定性、相对性等，例如物权的证券化就使这些证券所代表的物权的绝对性淡化。2）债权法对物权关系的类推适用。如债权请求权尤其是债务不履行所生请求权原则上可类推适用于物权请求权。即当物权法没有规定时，有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等物权请求权的行使，可以类推适用同为救济权的债务不履行请求权。3）物权与债权具有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用、互换、互动。由于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对于那些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类型，常可以通过债权来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那些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创设的“物权”，虽不发生物权的效力，但可以转换为相应的债权，产生债权的效力；此外担保物权与债权的联系最为紧密，二者互相促进。

④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区别和联系

论权利能力的本质
李永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编者提按：学术上有两种境界可以相映成趣：罔顾左右和趋之若鹜。前者谓我思故我在，我在即我思;后者谓他思故我思，他在即我在。显然，前者是一种个性存在与发展，后者则是一种共性存在与衍生。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独立的个性存在才是事物发展的深层动因。所以，具有个性的学术思想乃至学术方法对于学术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近些年来，由于学术空间的物化与官化，使得对于学术空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似乎有了“话语权”就有了学术地盘与地位一样，而事实上这却是一种非常入世与入俗的弄学之术。当不少人为了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而喋喋不休地争论，更有人不容别人侵犯其话语权这种“人格权”时，“论权利能力的本质”一文却不动声色，心平气和地罔顾左右而言他，其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全无邀功请赏之迫切急躁。文章从权利能力的精神实质和制度设计层面阐释了其原理与功能，进而为理解和判断有关制度，包括人格权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文章不去人云亦云，但以别开生面云人之云，金鼓未鸣，剑未出鞘，既已从容班师回朝。只留下有悟性之“话语权”者对于其人格权的无名反思。

一、权利能力的概念

一般认为，权利能力是指一个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能力，也即作为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的能力(或称资格)。〔1〕用通俗的话来说，权利能力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归属资格。我认为，用“归属资格”来解释法人的权利能力更符合其创设的本意。权利能力的规范目的在于：一个人是否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权利能力是一个人能够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前提与基础，但不是具体的权利或者义务。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权利能力是从一个人能够享有权利的角度规定的，而不是从其是否能够主动取得权利的角度去规定的，故有人认为权利能力的规定是消极的，而有意义的应当是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2〕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法布里齐乌斯(Fabri cius)认为：权利能力是指人或者其他被认可为权利主体的社会组织能有效地为法律行为或者能够由其受托人、代理人或者机构为此行为的能力。〔3〕德国学者赫尔德甚至更激进地认为：私权的本质在于与权利人的愿望相结合，所以，这种权利的主体从法律上讲与那些其意志毫无意义的人是不同的。这些无行为能力人不是自身权利的主体，而是一种外在的法律力量的客体。〔4〕德国学者拉伦茨反对说：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味着将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事实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他们也是由其他人来行使其权利的。重要的是，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为谁的利益而为的。〔5〕因此，以此种方式来表达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6〕此种见解，颇值得赞同。

我认为，即使坚持权利能力的传统概念，也很难说这是一种消极的定义方式。这种所谓积极与消极的划分，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影响的体现，仍然是以“理性———主体———意志”图式来定义民事主体的表达方式，即一个主体只能是具有理性意志的人，并能够按照理性来支配自己的所有物、通过契约来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并可因过错而被归责;而不具有理性的东西只能是客体而非主体。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推理公式：凡民事主体均可以理性来设立权利义务。故从积极意义上来定义权利能力，即主体资格是合乎理性规则的。而按照这样的逻辑结构，不具有理性的刚刚出生的婴儿或者有精神障碍的人就会被排斥在主体之外，使其有可能沦为客体。为避免此种结果的发生，立法者创造出了“法定代理人制度”而将代理人的意志与理性归属于这些无理性的人，从而使他们有了理性的合法外衣，也就自然地被当作主体而非客体来对待。但问题恰恰是：代理人的意志何以被合乎逻辑地转移到被代理人身上?这也正是代理制度难以解释的问题。故人们只能用“拟制”的理性来解释之。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作为例外而为主体的，即他们之所以是主体而非客体，是因为伦理规则而非理性规则，仅仅是以假定的理性来赋予其合理的外衣。我们不能忘记，自然人在民法上的权利能力的规定是对基本法规定的人的地位在私法上的积极呼应。只要在基本法上被承认是人，那么，他在民法上就当然具有权利能力而成为主体。至于说他是否能够或者愿意亲自去取得或者行使权利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反过来否定其主体地位。没有主体地位权利能力将变得毫无意义，而行为能力却是主体是否具有理性的体现。因此，必须区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这不仅具有规范意义，也具有伦理说明意义。

二、自然人权利能力的特征

(一)平等性行为能力是理性的体现，而不平等恰恰是人被理性衡量的结果。与行为能力不同，权利能力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精神状况等因素而一律平等。这是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在私法上的具体化，也是民法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人的权利能力的平等是近代私法的重要进步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就如有的学者所言：人的权利能力平等在今日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在当时应该说是西欧历史中划时代的重要事件。〔7〕

当然，也有学者对权利能力的平等是否有意义以及具有何种意义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人不能行使权利，并就权利的客体实现自己的意愿，这样的人就不应当享有权利。〔8〕拉伦茨对此表示反对：给儿童和精神病人以权利能力的意义首先在于由此能够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此外，他们实际上也由此具有了人本身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受尊重的权利以及生命、健康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受实体法的处分，并可以通过代理人替代其取得权利及履行义务。〔9〕但是，拉伦茨同时也提出疑问：如果权利所有人无行为能力，即所有者在法律上不能行使权利，这个权利的“所有”究竟是指什么?〔10〕因此，他主张：这些人在法律上当然还是享有人的权利，并被认可在具有不完全或者受限制的法律行为能力的同时，具有狭义上的权利能力。〔11〕拉伦茨的所谓“狭义上的权利能力”也是从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联系的角度来讲的，即虽然未成年人可以享有权利能力，但毕竟是通过其代理人行使具体权利，而代理人行使的具体权利范围要比权利能力人本人行使的权利范围小。但是，拉伦茨的这种提法是否合适还有商榷的余地。

与上述德国学者的研究进路多少有些相似，我国学者更多从具体权利义务的享有角度来衡量与质疑权利能力的平等性。有人指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有学者更将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与特别权利能力。〔12〕有学者对此批评道：对权利能力作“一般”与“特别”之分，表面看来周到精致，然恰巧不能反映权利能力最重要的本质即权利能力对于人的法律地位之集中表现。质言之，权利能力作为享有权利的资格，其所指仅为享有法律允许享有的一切权利(权利之总和)的资格，正是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被视为等同。而享有某种特定的具体权利的资格之有无，则与人格之有无毫无关系。实质上，即便是“享有总和之权利的资格”，与直接表达和体现人之尊严、平等及自由的“人格”，仍有角度和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但是，鉴于权利能力之概念使用上的习惯，我们无必要另设概念来表达主体享有具体权利的资格。〔13〕

而有的学者正确地指出：对于平等原则应从其法律伦理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机械地理解。〔14〕这种思路对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非常适用，但难以说明法人的权利能力，因为法人的权利能力是技术产物而非伦理的产物。

应该说，上述学者对权利能力平等原则之不同视角的阐述颇有道理，但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权利能力的平等原则。首先，权利能力平等是一种抽象的平等而非具体平等，是一种资格或者说是一种取得权利的可能性的平等，而非具体权利的平等。也就是说，是一种起点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由于人的能力不同，因此即使作为平等的起点相同，在具体取得的权利方面肯定是不平等的，就如赛跑的人虽然起点相同而结果不同一样，这种不平等恰恰才是平等的。上述学者所认为的权利能力有大有小的观点，恰恰就是混淆了作为取得权利资格的平等与具体取得的权利的平等性之间的差异。其次，实践中许多对人之行为范围的限制，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或者国家政策对自然人行为的限制而非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也即由于考虑到某种行为的特殊性或者资源有限性，往往要附加一些条件，上述学者举出的所谓“结婚能力”就是著例。人人都有结婚的可能性，但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才能变为现实性，如没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达到一定年龄等。这应视为对具体行为设定的条件，而非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否则就难以解释下列矛盾：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一个人在出生时没有结婚这种权利能力而以后却具有了，在死亡前由于变为无行为能力又失去这种权利能力。这显然是荒谬的。另外，从《法国民法典》第144条、148条及156条的规定看，一个未成年人结婚(法国法规定年满18周岁为成年，但15周岁可以结婚)要征得监护人同意，由此可见，结婚等这种具体条件是决定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的，但不能据此认为是对权利能力的限制或者是特殊权利能力。因此，将这种具体权利义务取得或者享有中的限制条件作为衡量权利能力这种取得权利义务的资格是否平等的做法，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15〕另外，对于自然人来说，权利能力是宪法地位在私法上的体现，而实体法是无法处分这种地位的，故无限制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权利能力平等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会借助于所谓实质正义而消灭作为抽象意义上的平等。

(二)自然性

在今天，权利能力因出生的事实而当然取得，不需登记;因死亡的事实而当然消灭，不存在象物权、债权那样的转让与继承问题，其与人的自然生命同步而不得被剥夺，因此是一种自然权利。

权利能力不得被剥夺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权利能力能否被限制?对此有不同观点。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权利能力为人之尊严的表现，法律虽得加以限制(如矿业权等)，但须有正当理由。〔16〕也有人认为，权利能力不受剥夺与限制。〔17〕我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1)如果将权利能力理解为主体地位的标志，那么，权利能力就是不可限制的。主体地位如何限制?实际生活中对某人不能取得某种权利的限制，是对其行为的限制而非权利能力的限制。象王泽鉴教授列举的矿业权问题，我认为不是一个权利能力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以此为例来说明权利能力的限制，那么将导致不可理解的结果：有些权利只能由法人取得而不能由自然人取得，如电信经营权、建筑资质、银行经营权等，这是否意味着法人的主体地位高于个人?另外，对外国自然人权利的限制问题，在许多国家的民法上都存在，更不能用来作为说明限制自然人权利能力的证据，这恰恰是民法属地法的特征。(2)在《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这些常常被许多国家用来作为民法立法蓝本的法典中都没有提到权利能力可以被限制的问题，而德国著名的民法著作中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如卡尔·拉伦茨的《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的《德国民法总论》等)，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认为权利能力不得被限制是一个当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呢?虽然这样就作出结论说“是”显得有些武断，但我还是愿意说出这样一个肯定性的结论。(3)如果权利能力被允许按照实体法限制，一方面将动摇权利能力的宪法基础，而实体法也不能处分权利能力的宪法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对权利能力的任意限制会影响权利能力的伦理价值———平等与自由。

(三)不可转让性与不可放弃性

权利能力的不可转让与不可放弃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基于法律的伦理性及人文关怀，因为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人为主体而非客体的标志，因此，它与人须臾不可分离。基于此种对人的关怀，法律不允许转让与抛弃。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不存在有效地放弃权利能力的法律规定。〔1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6条也明确规定：权利能力不得抛弃。其二是不存在转让的市场，因为权利能力对一个人来说，一个足矣，多余的没有意义。

(四)抽象性

权利能力是一个抽象而非具体的东西，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有伟大的说明意义。在具体生活中，权利能力的真正意义往往被行为能力的具体差异所淡化。

三、权利能力的本质

权利能力是自然法上的概念还是实证法上的概念?是公法上的概念还是私法上的概念?是伦理的体现还是技术的产物?对此，学理上有诸多不同论述，但都缺乏系统的考察。我认为，要认清权利能力的这种本质属性，必须考察权利能力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

通说认为，“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是由奥地利民法典首先创造并使用的，〔19〕而在此之前，并无权利能力这一概念，仅有“人格”的称谓，那么，“人格”与“权利能力”是否同一涵义?

根据现有的文献及学者的论述，“人格”这一概念首先是罗马人在划分人的身份时使用的概念。在词源上，“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的“persona”，是指演员演出时扮演的各种角色。〔20〕根据我国著名罗马法学者周�教授的考证，在罗马法上有关人的三个用语中，“homo”是指生物意义上的人;“caupt”是指权利义务主体，“persona”是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21〕一个人必须同时具有自由人、家父与市民三种身份，才能拥有“caup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才能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否则就被视为奴隶或者从属者或者外邦人。〔22〕

这种考证结论大致是可信的，因为它基本上锲合了拉丁文“persona”所指称的“各种演员角色“的原义。另外，我们从英国学者的论述中也可以反证其可信性。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指出，在罗马法中，人的地位涉及三方面要素：自由权、市民权与家庭权。人的地位的变化可以根据这三项要素加以分析。罗马法上的人格还可以减等：最大的人格减等是丧失上述三种权利，即沦为奴隶;中人格减等是丧失市民权与家庭权;最小人格减等是丧失有关家庭的权利。〔23〕“caupt”用来指称人格。

但是，罗马法上的人格屡屡被用作制造不平等、把奴隶、外邦人排除在法律主体范围之外的工具，〔24〕以人格标记出法律舞台上的存在、标记出各种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并依据身份将这种角色与功能分配给现实中的人，同时，通过此种角色与功能将现实中的人与活着的物相区分。〔25〕也就是说，自罗马法开始，就将一项项象征身份与地位的Caupt(人格)加在个别人而非所有人头上，以显示其特殊性，人格平等即法律地位的平等也就无法实现。直到1794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还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地位而非平等人格，规定了贵族、市民与农民之不同的人格，有些东西仅仅贵族能够获得和拥有而其他人不得拥有，有些东西市民可以拥有而农民不能拥有。〔26〕在这种情况下，人格的意义就显得特别突出。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用平等替代了等级制，从而使人人平等成为现实，因此，人格的平等就作为一种当然的事实被接受，其意义与价值也就被逐渐忘却了。就如学者所分析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倡导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根本不需要制作任何表示某种身份或者地位的面具配发给每一个生而自由的人。因此，在《法国民法典》以及早期的各国民法理论中，不存在“人格”的概念。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人权的主体是人和市民，而非具有所谓“人格”的人。原因就是，当近代各国以其宪法、法律宣称人人平等之后，毫无必要运用一种徒增繁琐的法律技术再将“人格”赋予每一个人。置言之，作为身份区分工具的“法律人格”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应当毫无使用价值。这正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近代或者现代国家的宪法或者民法将“人格”明文赋予其国民的根本原因。〔27〕到此处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权利能力”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权利能力的功能被“人格”(即主体地位)所涵盖，罗马法与法国民法典的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是：法律上的主体都是个人而非团体，罗马法上没有团体人格，就如学者所言：在现代法中，一群人可以构成区别于并且平行于其成员个人的法人，但对于罗马法学家来说，这样一种群体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并且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只有自然人才拥有权利，法律上的人也必然是自然人。〔28〕而法国民法典上也无团体人格，即只有个人的法律地位而无团体的法律地位。

如果罗马法与法国民法典这种仅仅承认自然人为主体的状况持续下去而无团体人格出现的话，大概也就不会有发明“权利能力”这一概念的必要性。恰恰是因为法人等团体的出现，并想在私法上为团体谋求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地位，就不能依赖基本法，而必须有一个不同于基本法上所规定的人却又有在私法上拥有权利义务归属资格的概念出现。因为，宪法上的主体人格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团体。如果翻开包括我国宪法在内的各个主要国家的宪法，其中仅仅规定自然人的主体地位而无法人的主体地位，故团体要获得私法上的地位就不能依靠宪法的规定，而只能够在私法上解决。因此，必须构造出一个仅仅在私法上享有如同自然人那样能够取得财产权利并承担财产性义务的主体性资格。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人们创造了“权利能力”这一概念。对此，有学者分析说，《德国民法典》在创制团体人格时，以“权利能力”这一仅具“私法上的主体资格”的含义的概念替代了“人格”的表达，可以同时适用于自然人与法人，从技术上解决了自然人与法人在同一民事主体制度(即所谓“人法”)框架下的共存，满足了《德国民法典》形式结构的需要。〔29〕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权利能力源自自然法还是实证法?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指出：承认每一个自然人都享有权利能力，是否渊源于同样也凌驾于《基本法》之上的某种自然法?这是一个法律渊源学说或者法哲学上的问题。〔30〕如果将罗马法上的人格同德国民法典上的权利能力在相同部分的含义限度内对比的话，罗马法上的人格显然不是一个自然法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实证法上的概念，而其规定恰恰是违反自然法的。但是，当人格发展到法国民法典而实现了人格平等时，人格就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法上的概念。《奥地利民法典》第16条规定：“任何人生来就因理性而获得明确的天赋的权利，故得作为人格而被对待。”学者据此认为，人格是自然法上的权利，能够取得的权利意指实定法上的权利，所以，此处所承认的法律人格是建立在自然法上与生俱来的权利基础之上的。〔31〕《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人格，而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由此可见，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人格被认为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我认为，在今天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非实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神圣性，是人类认识论的巨大进步。自然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是自然法，任何实证法仅仅能够确认(或者说是体现)这种主体地位，而不能处分自然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以防止国家利用实证法来剥夺人的主体地位，从而制造人的不平等状态。

及至《德国民法典》创造了“权利能力”的概念，从而将团体也纳入到法律主体中之后，权利能力属于实证法(私法上)的概念当属无疑。所以，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人之成为人以及与此相适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证法规定的。〔32〕温德沙伊德认为：人是因为并只有通过法律授予方具有权利能力。对于所有人的权利能力不存在一个先于法律的、准人类学的论证，权利能力基于实证法。〔33〕而弗卢梅则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先于法律制度所规定的、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概念，试图通过自然法的基础避免成文法的改变。〔34〕罗尔夫·克尼佩尔对弗卢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依据天主教的法律只有被洗礼者才是完整的人;在法西斯时代只有人民同志才享有权利能力;年轻的苏维埃民法典只赋予那些在法律上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所有公民以权利能力，这表明规定权利能力并非那么理所当然。市民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自然的或者自古就有的，其在欧洲大约不到一百年前仅通过规范方才成立。〔35〕我认为，罗尔夫·克尼佩尔对弗卢梅的反驳缺乏说服力，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能力的规范规定与权利能力的基础。自然人具有主体地位，该主体地位源于自然法，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在私法上体现这种地位。而有些国家法律没有体现这种主体地位恰恰是反自然法的，恰恰是应当批判和纠正的。不能把一种错误的做法作为证据来使用，就比如说，法律对杀人者处以重罚，而有人杀人后没有被发现从而未受到刑罚，就能据此认为杀人合法吗?这种论证方式显然是错误的。我觉得，拉伦茨的话中有一部分，即“人之为人是由实证法规定的”这一论断是不能接受的，是反人文主义的体现。而他所说的“权利能力源于实证法”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法人之权利能力也包括其中。但不要忘记的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虽然可以说源于实证法，其基础却是自然法，即实证法必须赋予自然人权利能力。弗卢梅的话大概就是作这种提醒。

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权利能力是伦理性的产物还是技术性的产物?如果让我们回到《德国民法典》之前的时代，即权利能力前时代(人格涵盖权利能力功能的时代)，说人格具有伦理性，大概是没有争议的。日本学者星野英一分析说：persona一词具有哲学和神学上的意义，其来源于斯多噶学派，是为显示具备理性的独立实体即人而被使用的。在基督教神学上它是作为显示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中的每一位的共同词语使用的。persona一词被用于天使也被用于人。这种观念通用于中世纪，时至近代，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确立了伦理上自由的主体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人们认为，persona的思想是人文主义的表现。〔36〕奥地利民法典的起草者蔡勒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被称为人格。萨维尼坚定地说：所有权利皆因理性的内在于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体这种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现出来：每个人都是权利能力者。〔37〕萨维尼以法人的法律人格并非源于其本质，而坚持拟制理论。他虽然使用了“权利能力”一词，但他坚持的恰恰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源于其自身的本质(理性与伦理性)，而法人却无此特征。

当德国民法典适用了“权利能力”一词涵盖了自然人与法人作为同等主体时，权利能力一词还有伦理性吗?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与学者都坚称：权利能力具有伦理性。《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说明书认为：不论现实中的人的个性与意志，承认其权利能力是理性和伦理的一个戒律。〔38〕拉伦茨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能力，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39〕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说的“权利能力”的伦理性都是在“民法确认了每个自然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这一意义上来强调其伦理性的，都没有把法人的权利能力考虑进去，是在自然人法律人格这一德国民法典前的意义上适用的。但是，一般笼统地说涵盖法人主体性的权利能力具有伦理性，实难苟同。有学者正确地分析道：德国民法典在创设团体人格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人格”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伦理属性，以“权利能力”这一仅仅具有私法主体资格含义的概念替换了人格的表达，使权利能力明确地“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可以同时适用于自然人与法人。〔40〕法人法律人格是一种法律技术机制，是一种模式，一种方式，籍此开展各种法律关系，以达到某一集体目的。〔41〕我赞同这种分析，即对于自然人与法人通用的权利能力是一个技术性的表达而无伦理性。

四、权利能力的功能

有人试图对权利能力的具体功能进行界定，并指出了权利能力的四项功能：(1)享有和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能力;(2)进入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权利能力;(3)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能力;(4)请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体的法律保护的权利。〔42〕这种对权利能力的界定显然将权利能力看作是主体(而非仅仅是民事主体)。

对权利能力的具体功能的界定涉及逻辑可能性与价值必要性。首先，对权利能力的具体功能的界定在逻辑上是否可能?因为权利能力是一种抽象的、含义广阔的、开放性的框架，因此从逻辑上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穷尽，就比如我们熟悉的所有权的权能一样，所有权是权利主体以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而我们将它具体化为“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四项权能，是否已经是“全面支配”?这是有疑问的。故从逻辑上说，不可能用列举的方式将这种主体地位的具体功能穷尽。其次，从价值上说，权利能力既然是一种可以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那么任何民事权利都可以取得，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具体化。相反，如果将其具体化，就有可能限制了主体的权利能力。

五、法人的权利能力

(一)法人权利能力产生的必要性及理论依据

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产生远远晚于自然人，由于交易或者特殊使命的需要，法律需要给一个非人以人的私法地位，于是，团体人格产生的必要性由此发端。但是，法人不同于自然人，其无宪法或者自然法的主体地位，其不可能顺理成章地象自然人那样获得私法地位，故必须为其寻找理论依据

⑤ 《民法》中关于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案例题】

上一个答案实在不敢苟同。
1、小明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依照民法通则关于意思表示有效性的规定和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其缔结的合同是无效合同而不是效力待定合同。其次，按照当前物权法规定的动产物权转移规则，必须在合同有效且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动产物权才发生转移，此处合同无效，牛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2、如果牛对他人造成伤害，应该由动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此处牛的实际管理人为小明（因为虽然小明在买牛过程中不具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对于牛的管理他具有与自己年龄相称的辨认能力，在牵牛回家的过程中可以被视为牛的管理人，此处可以类比小孩拿钱买冰棍，并不能认为他的购买是无效的，以及类比少年牧童的存在是合法的），因此小明应当承担责任，而纵观整件事情，造成侵权结果的过错包括了卖牛人的缔约过失、小明的管理过失、小明的监护人的管教过失，这些过失对损害之形成均有贡献，，因此依照公平原则由卖牛人和小明的监护人共同分担损害（不连带）较为适宜。
3、牛自己掉下山谷或者心脏病死亡，则因为物权未转让，此等物的灭失由所有人自行承担后果。

⑥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处分行为，效力如何

如果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牛购买电视机的钱小孩的父母需要返还

⑦ 德国、台湾民法中规定了物权行为的概念，那么想问一下物权行为会因为欺诈、胁迫而可撤销吗

无因原则是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版立成立，权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因为物的履行根基于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于原因行为（如债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为是物的合意的结果。

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交付即有物权变动效果，为了限制这种绝对性，发展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学说，主要表现在：第一，瑕疵的同一性。是指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具有共同的瑕疵，同时无效或被撤销。如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有欺诈、胁迫、错误情节等，可导致物权行为无效。第二，处分行为附有条件。是指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债权行为的有效性作为物权行为生效的条件，债权行为有效存在，物权行为始能生效。第三，行为的一体性。是指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也无效。这三种做法都旨在限制无因性的效力。

⑧ 物权行为的中国不采用

中国物权法不应采用物权行为理论：
第一：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普通法时期的学说发展，与18、19世纪德国民法立法史的结合，是1783年《普鲁士一般抵押令》、1791年《普鲁士普通邦法》、1872年《普鲁士所有权取得法》的沿革，表现了德国物权立法史的继起性、连续性及不可分割性。它只属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德国试图建立物权行为理论，摆脱罗马法和普通法的所有权“回复主义”及“无论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于他人”古老原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金融及对物权交易安全的严重束缚。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一历史包袱。
第二：随着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可适用范围已几乎丧失，在“应于民法中建立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已在中国法学界形成普遍共识的前提下，已无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以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在善意取得制度与物权行为理论的利益较量中，物权行为理论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
第三：从比较法上看，中国物权立法也无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的必要，自德国民法确立无因性以来，百余年来真正在民法典中采纳该理论的只有德国。
第四：法律的通俗化、本土化、明了化是我们应追求的目标，物权行为理论作为一个逻辑严密、高度抽象的法律制度不适合中国现阶段普法的需要。 物权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原则：一是分离原则。德国法将权利主体承担的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前者为原因行为，后者为物权行为。二是无因原则。无因原则是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因为物的履行根基于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于原因行为（如债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为是物的合意的结果。三是物权
变动的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的合意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是记载这一物的合意，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德国民法典为贯彻这一原则，为动产选择了交付这一公示方式，为不动产选择了登记这一方式。
萨维尼将物权合意与当事人在买卖契约中所达成的其他合意区分开来，从而在基于买卖契约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区别开来，即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无因性，其效力不受债权行为影响，所以即使买卖合同从自始或嗣后不成立、被解除或因其他原因失效，只要买受人与出卖人达成“物权契约”的协议并获得出卖物的交付，他也能获得该物的所有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说明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在法律效力上的相互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也即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的评价。首先，是德国民法创立物权行为概念，肯定物权行为独立性后的必然逻辑结论，它使“基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物权行为无因性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对其前手们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从而维护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其次，如果原因行为有瑕疵，无因性原则意味着取得人虽无有效的原因行为也能保留其所取得权利，让与人可通过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取得人返还。因此，德国普通法学认为，无因性理论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理论有相当的整合性。最后，无因性原则有损于出卖人利益，因为如果一个买受人根据无效合同获得了交付给他的出卖物的所有权后沦为破产，出卖人不能将该物作为其所有物，从买受人破产财产中予以别除，而只有债法上的返还请求权。
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交付即有物权变动效果，为了限制这种绝对性，发展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学说，主要表现在：第一，瑕疵的同一性。是指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具有共同的瑕疵，同时无效或被撤销。如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有欺诈、胁迫、错误情节等，可导致物权行为无效。第二，处分行为附有条件。是指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债权行为的有效性作为物权行为生效的条件，债权行为有效存在，物权行为始能生效。第三，行为的一体性。是指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也无效。这三种做法都旨在限制无因性的效力。

⑨ 关于物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问题

1.我国07年颁布的《物权法》中有先占的相关规定；先占是事实行为，不以行为人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必要，就算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可以先占取得物的所有权。
2.因为张某才17岁，在我国自然人只有年满18周岁的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与起限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就是与起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例如买点学习用品等等，数额相对较小），题中的情况属于标的金额较大的合同（5000元），肯定超出张某行为能力的，属于民法理论中的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要得到法定代理人（一般是父母）的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即买卖才可以正式达成。
我是山东政法学院的大三学生，希望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