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版权保护机制

A. 著作权与版权的联系与区别分别是什么

版权与著作权有什么区别
在我国，版权就是著作权，没有区别。版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在中国，按照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完成就自动有版权。所谓完成，是相对而言的，只要创作的对象已经满足法定的作品构成条件，既可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在学理上，根据性质不同，版权可以分为著作权及邻接权，简单来说，著作权是针对原创相关精神产品的人而言的，而邻接权的概念，是针对表演或者协助传播作品载体的有关产业的参加者而言的，比如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等。
《著作权法》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B.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为何要将出版者权与邻接权制度规定在一起

邻接权制度
一、邻接权制度的产生及与著作权制度的关系
1.邻接权的定义：neighbouringrights， related rights， 是指与著作权相关联、相邻近的权利。
2.邻接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保护作品传播者的利益。
3.有的国家以版权制度来包容邻接权，如英国；有的则单独设立邻接权制度，如俄罗斯著作权与邻接权法。
二、邻接权与相关权利的区别
三、邻接权的内容
（一）表演者权：表演者对其表演所享有的权利。
1.表演者的含义：表演作品的人。
2.表演者权的内容：
（1）表明表演者身份；
（2）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表演形象是表演者通过表演活动所塑造出来的形象，与其自身的肖像不同。
（3）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
（4）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
（5）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
（6）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二）音像制作者权：音像制作者对于其制作的音像制品所享有的权利。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三）广播组织者权：广播组织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所享有的专有性权利。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
四、其他相关权利
图书出版者的权利：
1.根据合同产生的专有出版权；
2.版式设计权：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12月31日。

C. 在我国,著作权与版权的关系是（ ）。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著作权与版权系同义语”。知识产权界也有人将版权和著作权等同看待。

版权与著作权的区别

基于上文笔者对著作权概念的界定，立足社会实践，笔者认为版权与著作权有五点明显区别：

其一：主体不同。

从狭义上看，版权是指出版者权，其主体是出版者。在中国，出版业被当作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地长 期为国家专营，由国有的出版机构(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具体运作。所以，在我国版权的主体只能是国有出版机构，自然人不能成为版权的主体。而著作权的主体是 作品的作者。客观上，只有自然人是作品的唯一事实作者，自然人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和民事主体；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被视为“法定作者”。

其二，客体不同。

出版者权的客体为书刊及音像出版物。而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只是作品，而非作品的载体，因为作品载体可以有许多种，而作品本身只能是一个。

第三，形成机制不同。

版权是一种从属于著作权的派生权利，出版者版权只能由著作权人授予而产生。而著作权是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产生的权利。在我国，作品一经创作产生，只要具备了作品的属性，即自动依法产生著作权。

第四，内容不同。

以我国为例，出版者对其出版作品享有的版权，包括专有出版权、版本权、出版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的修改权、删除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出版权、 发行权、复制权、演绎权、翻译权、演绎权)、传播权(表演权、播放权、展示权、朗诵权)等权利。

第五，期限不同。

在我国，出版者对作者授权出版的作品享有一定时限的专有出版权。时限长短由出版人与著作权人 协商签约产生，并规定合同有效期限不超过10年。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一般不受限制，其中某些内容具有一身专属性的权利理应受到永久的保护。对于著作财产权， 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时间界限，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50年，截止于作者去世后第50年的12 月31日止。

D. 正版DVD目前有哪些版权保护机制如何从中复制视频文件

保护机制就是著作权法，你问的应该是防复制办法，这多了去了。具体要看哪种办法。总之一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破解不了的。

E. 著作权与版权的关系是怎样的

著作权和版权有什么区别
“版权”英文原词翻译是right，属于英法美法律体系。从其英文原词直接翻译为复制权利，就可以看出，刚开始“版权”是为了禁止别人在没有得到去权利人的许可就复制其作品，从而对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而建立的权利。在法律体系里，是不属于“自然权利”的，当然“天赋人权”也并不适用，而是一种用来刺激作家等进行艺术创作的政策之一。
侧重点在维护权利人的经济权益
所以看出其侧重点就是在维护权利人的经济权益，也就是作品只是财产的存在方式之一，和作者的价值观、精神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可以随便转让。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个买家雇佣一个作家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那么这部作品是属于这个买家的，而不是作家本人，在有的使用英法美体系的国家甚至认为这个买家才是作者。
“著作权”是大陆法律体系的概念之一
而“著作权”则是大陆法律体系的概念之一，原文翻译为author'sright，作者权利。这就可以看出，将作品是看作作者的人格以及精神世界的展示，而不是直接物化为作者的财产之一。所以在“著作权”的法律中，想要转让作品有很多限制的。因为这已经属于人身权利的范畴，而人身权利一般是不能进行转让的。而同样的一个买家雇佣一个作家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无特殊情况，著作权还是属于作者的，而买家只能通过作者的授权才可以使用作品。
但是由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不断发展，两大法律体系的国家也都加入，这两者的概念不断融合，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虽然规定版权和著作权是同义，但是详细表述的使用过的大陆法系。

F. 著作权的由来

著作权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著作权制度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自著作权制度产生后，它依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对著作权制度不断提出挑战，而著作权制度也在应战之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受保护客体，著作权制度逐渐将它们纳入了受保护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对于作品的利用方式，著作权制度逐渐将这些新的利用方式纳入了著作权的范围之内。谈及起源，因其与“印刷”、“出版”的密切，我们首先称其为版权（著作权）。在其权利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版权由实物到权利的过渡，由载体到权利的强化，由特权到私权的演化。
1. 中国。至于版权的起源，东西方知识产权法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应用而产生的。早先，正如对印刷术的发明的认识一样，大多数西方的知识产权学者认为，15世纪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欧洲对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是版权保护的开始；直到20世纪中后期，西方版权法相关的著述中，才渐渐对于版权起源于欧洲发生了疑问。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在该组织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有人把版权的起因与15世纪欧洲印刷术的发明联系在一起。但是，印刷术在更早的很多世纪之前就已在中国和朝鲜存在，只不过欧洲人还不知道而已。”综观版权的历史，更多地体现在物质性产品的特权与私权上，并非简单起于一种民事权利，更不是起源于财产权，而是更多是一种“行政特权”，而类似于15世纪威尼斯、法国、英国颁布的禁止他人随便翻印的特许令，在中国的宋代就已出现。晚清的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在他的代表作《书林清话》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书籍翻板，宋以来即有禁例。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书中还记录了一项宋代国子监禁止翻板的“公据”。宋国子监属礼部，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系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所以，国子监有官办出版社的职能。在古代出版史上，无论官刻、坊刻、私刻，均有牌记表明刻书、藏版之所外，有的还有禁止原刻印出版者之外的其他人翻板的内容。类似的禁例，已经或多或少反映出版权保护中对经济权利为以保护的因素，虽我国古代并没有对版权形成制度化的保护机制，但这种低层次的非法律制度规范性的权利状却是客观存在的。
2．欧洲。在欧洲，有人考证，第一个对印刷商无偿地占有并使用作者的精神创作成果谋利提出抗议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他在152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印刷商的警告》的小册子，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盗用他的手稿，指责这些印刷商的行为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毫无二致，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仍旧把盗印他人作品的图书版本称为“海盗版”，这可能也是与我们把盗印的书称为“盗版书”的暗合吧。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为鼓励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经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内享有权利的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由于名字太长，为了方便记忆，就用当时在位的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为《安娜法》。该法注重作者享有的财产权利及出版商对于作品利用的相关权利，这对美国版权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废除了原有的各种特许权，包括出版者的特许权后，在新的著作权制度中突出了作者和作者的权利。在18世纪的德国，以康德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作品不仅能给作者带来经济利益，而且反映了作者的人格，是作者精神的外延的观点，导致了作者精神权利的产生和发展，把版权保护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随后，强调作者的精神权利就成了大陆法系著作权制度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与强调版权的作者财产权利且兼顾出版者利益的英美法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美国。美国版权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承接了英国的传统。这可以从美国表述法律的语言、获得版权的机制，以及美国法庭在定义版权时所做的法律决定中看到。除了特拉华州，美国其他12个州在1783年至1786年之间通过了版权法。这些法案均是以《安娜法》为基础的。
这些法案立法目的依次为：
（1）保护作者的权利；
（2）促进学习的研究；
（3）为图书贸易提供秩序；
（4）防止垄断。所有这些法案都需要作者和出版商在当地的登记处进行版权注册，其实际并无法成功的实行。1790年5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联邦版权法，此法案依然遵从着英国的先例。在该法案通过后的19世纪初，作者的自然权利渐渐失去了它的潜在意义，从而使得出版商从作者的版权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美国现行的版权法是1976年通过197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随经数十次修改，却依然承袭了注意版权的“商业性”和“登记注册”制度的传统。
虽然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在20世纪中后期将“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两项精神权利，增加为版权法的两项重要内容，但作为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的美国的联邦版权法中，仍没有保护精神权利的内容。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也没有对作者的精神权利予以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是知识产权中的经济权利便不足为怪了。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权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权进入商品贸易中，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也已成为某个或某些经济大国保护本国利益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意义的突破和发展。就著作权而言，我国现行的著作权起草于1979年，由于牵涉面较为广泛，起草时间长达11年之久。直到1990年9月7日，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于1991年6月1日起实施。著作权法实施之前，又颁布了由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随着我国加入了陆续《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缔结Trips协议，我国先后于2001年及2010年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工作，体现了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也表明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态度更加明确、意识更加强化。

G. 对我国著作权现象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与时俱进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制度面临新挑战。今天，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由传统的产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信息的网络化传输特性，在为人们的信息获得提供充足便利的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信息在新传播途径下的使用和保护问题。其中，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信息的个人利用产生爆炸性增长的21世纪，权利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不受其控制的利用在不断增长。以这种不受控制的利用为前提，著作权法必须重新构建。”

中国的著作权制度，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为信息时代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保障。由于计算机软件是一种典型的知识产品，其价值由知识产权来体现；计算机软件企业则是以知识产权作为其核心资产。因此，著作权制度与时俱进的特点，率先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计算机软件产业的著作权制度，体现了因时而动、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199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著作权法》，即规定计算机软件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一类作品；1991年6月，国务院专门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形势，我国又对《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相继进行了修改。2006年5月，针对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传播手段的革新，国务院又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从著作权制度逐步完善的进程来看，我国的著作权制度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反之也为信息时代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著作权保护，对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总体上有着“利大于弊”的推动作用。

著作权保护，激励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创新。侵犯软件知识产权的主要行为是未经许可的复制，即所谓盗版，而著作权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禁止未经许可的复制。盗版，无论制作、销售还是使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省”了一笔钱，但由于没有任何的“创新”，事实上直接扼杀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创新热情”。因此，我国软件企业，特别是致力于创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软件企业普遍认为，他们比国外软件企业更迫切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知识产权长期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不但我们为使用国外软件而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还将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

著作权保护，由于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权利，因此对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晚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是比较有利的。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是保护作品的表达，并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包括软件中的构思、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换言之，著作权法禁止随意复制他人软件，但允许在学习研究他人软件中内含的先进技术、思想的基础上，自主开发新的软件，鼓励进一步创新。为此，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我国软件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合理合法的借鉴、学习，开发出自己的软件，参与竞争。

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应对不正当竞争的“有效武器”。随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诉讼与竞争，特别是当我们的产品和技术逐步占领市场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尽快适应这一形势，充分掌握和利用法律，积极应对。特别对任何滥用版权的不正当竞争和企图垄断的行为，应予以坚决回击。由于著作权法对于保护的客体、专有权利的界定及合理使用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现行著作权法，对滥用版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抵制

H. 版权保护的我国古代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案例
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界和知识产权界来说，1999年是倍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有关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型案例。由于调整中国版权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订于1991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该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未作规定，因此对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审理实践而言，1991年的著作权法显属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目前中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之中，这几例网络版权官司的审理，也将为新著作权法的出台奠定基础。
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权案。该案是国内首例网上作品版权案。案件涉及的是做为传统信息媒介的报纸擅自转载因特网个人主页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经审理判决《电脑商情报》侵权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称为“中国网络侵权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诉四川宜宾东方信息公司主页侵权案。法院判决复制主页的被告侵权，这意味着网上主页享有版权；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权案。该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网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被告世纪互通通讯技术公司败诉，从而表明作品上网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三个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特网版权纠纷的范围，其中既包括网上作品（包括网上主页）的版权被传统媒介侵犯，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版权被新兴信息媒介工具——网站所侵犯，当然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商业网站对新闻媒体网站的侵权。这些新型案件的审理表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但是判例在中国并没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因特网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I. 新修改的著作权法明年6月1日起施行

是的，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自明年6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完善了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和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等，为创作者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一步“撑腰”。引发社会关注。

新修改的著作权法还对“作品”的定义作出了调整，将现行法律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这意味着著作权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网络短视频等新类型作品将获得有力的法律保护。

(9)我国现行版权保护机制扩展阅读：

修改著作权法的必要性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我国著作权保护领域的基本制度，于1991年施行，经2001年、2010年两次修改，对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保护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等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著作权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通过修改完善著作权法予以解决：一是随着以网络化、数字化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一些现有规定已经无法适应实践需要。

二是著作权维权成本高、侵权赔偿数额低，执法手段不足，著作权侵权行为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保护的实际效果与权利人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三是现行著作权法部分规定有必要与我国近年来加入的国际条约以及出台的民法总则等法律进一步做好衔接。

J. 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权人实现权利，进一步与国际著作权制度接轨

著作权归著作权人，著作权应由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修改后，在这方面增加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由此条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权利人实现著作权或权利人著作权受侵犯后代行救济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众多的作者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西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时，就有专家提出将集体管理组织写进，鉴于当时许多人对这个组织不够了解，且我国又缺少相关实践经验，故未写入。但在实践领域，相继出现一些对某一方面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组织，如1992年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体系完善的著作权，体现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些权利中，有些由著作权人自己行使，如发行权、改编权、展览权等；但有些权利著作权人无法或很难控制，如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围内被多次转载，其作者获得稿酬权利是很难得以有效保护的；再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电台、电视台，其相应的财产权也难以实现，等等。对此，在知识产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作者往往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作者去履行义务许可、收取费用，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权利的手段。在这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通过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可节约权利实现或救济的成本，使权利得到充分的维护；对国家而言，也便于实施著作权管理，同时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接轨；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激发创造性，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二、扩大行政处罚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度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2〕。有人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强化司法保护，淡化行政保护，以防止行政力量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3〕。但是，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也承认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故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行政保护，并且予以强化，在著作权法修改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与原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新增了以下行政处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也可给予行政处罚，并且这种传播方式不限于复制、发行，还包括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2）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经录音录像者同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3）未经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或者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于美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在著作权领域所涉程度和广度均得以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权客体范围的发展变化，新的权利客体需要行政救济；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盗版活动猖獗，虽经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滥势头，且这越来越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交流，需要发挥行政机关主动、迅速的执法作用。

2、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原著作权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修改后，新增了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即除侵权所得外，侵权制品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料也予以没收，这一方面增强了处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权人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较好的打击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法定赔偿制度

1、 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保存有可能的证据，为认定侵权打下基础，WTO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成员国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如临时禁令、证据保全措施等，这也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侵权构成应具备“有损害后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侵权的司法救济，也不存在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临时禁令措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措施只有在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侵权证据灭失，侵务人得不到应有处罚、权利人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后果，削弱了司法保护力度。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诉前禁止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突破了传统侵权构成理论，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进步，这样可避免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便于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按此规定，在著作权领域，如果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权利人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著作权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侵权行为数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来越专业化，领域涉及也越来越广，这给被侵权人举证带来相当大困难。如著作权人要诉数年来久治不除的盗版行为，就要举证证明成立盗版行为。但事实上，盗版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后，盗版行为人往往不提供盗版制品的来源，以各种借口来掩盖盗版制品的非法性，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举出有力反证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侵权事实认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也易使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时存在畏难情绪，怕无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这种对权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权法修改后得以扭转。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条采用了倒置的举证责任，要求复制品或其他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制品时，必须履行注意义务，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细化赔偿规定，增加法定赔偿数额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赔偿问题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修改后予以细化。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出了几种赔偿数额确定方法：（1）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2）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赔偿；（3）按法定赔偿数额赔偿。法定赔偿数额确立后，即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侵权情节、侵权范围等，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判令侵权人予以判赔，避免了过去那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将对权利人的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同时，该制度的确立，也丰富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随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改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无论是在立法内容亦或是在立法技术上均达到了国际水平，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面对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完善，相信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时代要求，能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