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公示制度

㈠ 简述我国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公示原则是指物权变动行为须以法定公示方法进行才能生效的原回则。公示原则要答求当事人依法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物权变动，以明确何人取得物权，何人丧失物权，否则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之所以要确立物权的公示制度，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物权是排他性财产权，即一物之上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物权。例如一物之上若已经成立一所有权，则不能再成立另一所有权(多人共同对一物享有一个所有权不属此列)。正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倘若外界无法知悉物权变动情况，则容易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二是因为物权是对世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物权的变动不仅仅是权利人个人的事，对于广大的社会公众来说，也都发生权利义务变动的后果。物权人只有以公开的方式将变动事实告知社会公众，才能使物权变动产生效力。物权公示的功能在于给社会公众一个判断标准，即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此判定物权归属，以维护交易安全。

㈡ 物权公示五统一是哪五个

1、“一个统一抄”：机关事业单袭位与企业等城镇从业人员统一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都实行与缴费相挂钩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 在此基础上，形成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行的两大制度平台，并可相互衔接，从而构建起完整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2、“五个同步”： 一是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避免单独对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引起不平衡。 二是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在优化保障体系结构的同时保持待遇水平总体不降低。 三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实行个人缴费。 四是待遇确定机制与调整机制同步完善，退休待遇计发办法突出体现多缴多得，今后待遇调整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工资增长等因素，并与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统筹安排，体现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五是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防止地区之间出现先改与后改的矛盾

㈢ 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有哪些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第十条 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
第十二条 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
第十三条 登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
（二）以年检等名义进行重复登记；
（三）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十五条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
第十七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第十八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
第十九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十条 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第二十二条 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节 动产交付
第二十三条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六条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第二十七条 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八条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九条 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条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一条 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由此可见，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公示。原则上，动产以交付为公示，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
同时，物权法还规定，无需登记的不动产的转移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说，物权的公示原则可以总结为：不动产以登记为原则，不登记为例外；动产以必须交付为原则。

㈣ 物权公示的不同学说

中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定义尚不统一，有“物权变动说”、 “物权状态说” 、“物权状态与变动说”等。这些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示的对象或者内容到底是什么。“物权变动说”认为，物权公示即对于物权变动的公示。“物权状态说”认为，物权公示即是物权的权利状态的公示。“物权状态与变动说”主张物权公示的是物权的现实状态及其物权变动的情况。 而按照“物权状态与变动说”，物权公示的客体包括两个，一是标的物上的物权状态；二是标的物上的物权变动。这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因为物权为具有绝对排他性效力的权利，若某一物上已经成立物权，则与之不能两立的、有着同一内容的物权便不得再行成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常常产生排他效果，若不能由外界查悉其变动的征象，则难免致第三人于不测的损害。因此要发挥物权的排他作用，防止人对物的争夺、对他人财产的侵犯，物权公示制度使当事人及第三人能够直接从外部认识物权的存在及现象，物权法律关系据此得以透明。反之，若无此项制度，则于交易旺盛、物权变动频繁的市场交易中，不仅物权交易的安全将受到损害，且也必然害及第三人利益，从而最终使财产交易秩序陷于紊乱境地。足见物权的公示制度具有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双重作用。
其实，各种观点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例如，在形式主义（无论是物权形式主义还是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的结果依赖于公示本身，公示生效即彰显公示标的物上的物权状况；不过在“物权形式主义”的模式下，由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与公示本身不可分离，因此，公示自然包含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的公示。从物权公示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交易安全这一点来看，即使是“物权变动说”，其目的也主要在于公示物权变动的结果状态，使第三人在进行交易时知晓标的物上的物权权属状况，换言之，第三人仅需知道物权变动的结果（通过对动产占有的辨认确认动产上的物权权属，通过对登记的辨认确认不动产上的物权权属），而对于该物权变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似无知晓的必要。单就这点看，“物权状态说”似更为可取。
实际上，透过上述种种学说分歧的表面，笔者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共同性。无论是物权状态说，还是物权变动说，抑或是物权状态和物权变动说，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向世人公开特定标的物上的物权状况，以使人们了解该物之上的物权变动。综上所述，所谓物权公示，是指物权的变动应依法律规定的能够为公众所知晓的形式向社会公开。

㈤ 物权公示的效力我们老师说包括对抗效力和生效效力，对抗效力和生效效力是什么意思

公司登记制度是众多公示方式的一种，我国公司法之所以采行登记制度，主要内是因为登记制度具有明容确且查证方便的优点，对于复杂的公司组织法律关系有一定的厘清作用。公司登记具有公信力，故公司登记具有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质性效果。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登记的效力可以分为“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两类。前者如公司法第六条、第三十条（与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相一致），即创设效力；后者如公司法第七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这些登记事项的有效存在，并不以登记为其生效条件，公司设立后，有应登记的事项而不登记或已登记的事项有变更而不变更登记或虚假登记的，不能产生对抗效力。在实务中，一般认为未经合法程序决议的事项，申请除设立登记外的其他登记的，虽然登载于登记簿上，也不意味这些事项是生效的。

㈥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中物权公示原则为什么能提高物的利用效率

依照“物权变动说”，物权公示对象为物权变动的行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或者物权变动这一法律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物权公示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物权变动即物权权属的变动，往往涉及物权变动之外的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如果没有公示，则物权权属纯粹为一种物权变动当事人的观念，第三人当然无从知晓，也就没有一种可以信赖的表征，其与他人的物权交易就可能不是与真正的权利人交易，因而就可能遭受损害。为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必要将原本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物权变动过程，外化为一定物态形式为公众所知，以维护交易过程的安全。“物权既然是排他权利，所以物权发生变动时，必然排斥第三人利益，因此为保护以第三人代表的社会秩序，法律要求物权的变动必须向社会展示，以期获得保护第三人的功效。”“物权所具有的对抗第三人的排他性，使得物权的变动会对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产生限制作用。为避免第三人遭受不虞之害，要求物权的变动应当与一定的技术手段结合起来。这一技术手段就是公示制度。”
在“物权状态说”看来，物权公示的对象为标的物上的物权状态，从而间接地公示物权的变动。论者认为，物权公示的目的首先在于透明物权关系，宣示物权归属状况，以维护标的物的静的安全。“物权公示使物上权属之状况公之于众，明确权利的归属，起着定分止争的作用，不论对所有权还是对他物权而言，都使义务人负不侵犯物权的义务。”“其作用在于使潜在的较以当事人能对标的物上的权利内容获得一清晰的认识，公示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制度，故而，物权的现状无疑是公示的本体。”物权的绝对对世效力不仅要求对物权种类进行界定，同时也要求物权的具体种类具有可识别性。为了实现物权的可识别性，公示原则发挥了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作为公示方法之效力的公信力的问题。而公信力所要解决的正是被公示的物权现状与真实的权利状态的不一致。物权的变动则透过对前后两个不同的物权存在状态而获得认识。其实，物权人的相对人并不关注物权变动的过程，关注的是物上的权利。就物权人而言，他向外界表明的是他对何物拥有何种物权，使相对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并不需要向外界表明这一物权得失变更的行为。
而按照“物权状态与变动说”，物权公示的客体包括两个，一是标的物上的物权状态；二是标的物上的物权变动。这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因为物权为具有绝对排他性效力的权利，若某一物上已经成立物权，则与之不能两立的、有着同一内容的物权便不得再行成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常常产生排他效果，若不能由外界查悉其变动的征象，则难免致第三人于不测的损害。因此要发挥物权的排他作用，防止人对物的争夺、对他人财产的侵犯，物权公示制度使当事人及第三人能够直接从外部认识物权的存在及现象，物权法律关系据此得以透明。反之，若无此项制度，则于交易旺盛、物权变动频繁的市场交易中，不仅物权交易的安全将受到损害，且也必然害及第三人利益，从而最终使财产交易秩序陷于紊乱境地。足见物权的公示制度具有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双重作用。
其实，各种观点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例如，在形式主义（无论是物权形式主义还是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的结果依赖于公示本身，公示生效即彰显公示标的物上的物权状况；不过在“物权形式主义”的模式下，由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与公示本身不可分离，因此，公示自然包含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的公示。从物权公示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交易安全这一点来看，即使是“物权变动说”，其目的也主要在于公示物权变动的结果状态，使第三人在进行交易时知晓标的物上的物权权属状况，换言之，第三人仅需知道物权变动的结果(通过对动产占有的辨认确认动产上的物权权属，通过对登记的辨认确认不动产上的物权权属)，而对于该物权变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似无知晓的必要。单就这点看，“物权状态说”似更为可取。

㈦ 物权公示的法律思考

最新《物权法》（草案）的思考
最新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条规定 物权应当公示。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法律规定不经登记即可取得物权的，依照其规定。对此条规定，本人与部分人的意见一致，认为这里规定的“物权应当公示”不妥。确立物权公示原则的目的在于保障交易安全，对于没有交易要求的物，不应当适用物权公示原则。建议修改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公示。对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本人认为草案的规定基本上有利于明确不动产物权的归属，防止并减少纠纷。但十九规定异议登记须经权利人书面同意，本人认为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还有，第十九条中“以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异议登记”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上没有立法依据，法院不好操作。觉得应该修改十九条。
有关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几点结论
总结上述分析，对于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结论性意见
⑴物权公示为权利公示，不动产登记则为不动产物权之得失变更的登记行为，其或者为对已经取得的物权以及物权的不复存在进行“宣示”，或者为对依法应当取得的物权进行“确认”，但其并非一种权利创设行为。
⑵不动产物权登记与不动产（尤其是土地）的行政管理性质上非属同一，两者必须分开。
⑶登记机关的职能，主要在于对依法已经取得或者依法应当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予以公示，故对于当事人据以取得物权的法定根据（法律行为、行政命令以及
审批文件、法院判决等）可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有关文书是否真实、完备）而无实质上的审查义务（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行政审批和
法院判决是否合法等）。
⑷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之有无以及强弱，应当取决于登记制度完备之程度。以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现状和预期，不宜赋予不动产登记以绝对的公信力。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⑴登记价值的冲突和平衡
便民是第一价值取向：登记除所具有的物权公示 功能外，虽然还有行政监督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是从属的、外在的，而不是本原的、固有的，行政机关完全可利用法院登记的信息实施其行政监管的职能。效率是第二价值取向，必须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多头登记”已成为众矢之的，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登记状况十分混乱的主要原因。成本是第三价值取向。
⑵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考虑
登记机构定位的考虑主要是针对不动产物权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设置统一登记机关的成本和可行性也是必须考虑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克服掉当前登记体制下容易滋生腐败低、效率和不专业的最为根本的弊端。这是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其中不动产登记的技术性问题不是最为艰难的问题，不应成为取舍各种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⑶不动产机构设置的方案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就不动产机构设置的方案归纳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种，认为仍然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行政主管机关管辖，但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适当地非实质性改变的统一性整合；
第三种，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公证部门的实质审查和登记机关形式审查的分离；
第四种，成立独立于现有不动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本方案也细分为两种，或是由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向不动产主管部门派出登记人员进行登记或者统一纳入独立的登记体系；
第五种，认为应创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介性质的登记机构体系；
当前各种方案的比较学分析
第一种方案分析：登记制度的设计首先必须符合国情，中国司法机关本身受行政权力影响及大，在法院本身还在极力寻求独立的过程中由法院负责登记会增加法院负担，有可能要牺牲法院的中立性 再者牵涉到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的艰巨长期问题。
第二种方案分析：在中国目前，登记机关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使登记权，即使采用形式审查原则，也不够超脱。换而言之，由行政机关行使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权，不利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由行政机关作为登记部门，难以消除政出多门、分散林立的弊端，也就是难以确保登记部门的统一性，容易造成登记效率的低下以及登记出错的弊端。
第三种方案分析：中国的《物权法（草案）》对不动产登记实行了实质审查原则。《物权法（草案）》排除了公证部门仅介入不动产实质审查，由专门的不动产登记负责形式审查后登记模式的可能。
第四种方案分析：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目前看来不现实，专门重新设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关负责登记，必要性不大，而且也不符合行政机构精简的原则和发展方向，不确定因素也较多。
第五种方案分析：建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介机构进行登记，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不动产登记的民事行为性质，通过将不动产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的职能剥离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行政机关的干扰的。应该是一种可以试点的模式。
统筹折中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出于中国机构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考虑，可以实行过度性和试点性及试验性模式相结合方案，以迎接不动产法或者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出台，恐怕这个过程不会很短。
令以及审批文件、法院判决等）可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有关文书是否真实、完备）而无实质上的审查义务（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行政审批和法院判决是否合法等）。

㈧ 如何理解物权法的公示信用原则

物权的公示原则是指物的权利人通过某种手段向特定或不特定人公开显示其权利的法律事实，物权的公示表现为登记和占有两种表征。对于信赖该表征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该表征的人也不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物权的公信原则。物权的公示原则因物区分为不动产和动产而表现为两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可见，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变更登记作为物权取得和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取得的公示方法，以交付作为权利变更的公示方法。物权是对世权，是绝对权，物权一旦经公示即告成立，即使某所有物是被无处分权的人“合法地”转移到第三人的手中，如果第三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信处分物的人为所有权人并善意地取得了该物，那么物的真正主人也无权追回该物，而只能向处分该物的人主张债权。
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从事与物权相关的法律行为时，将产生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不动产物权变动后要及时到登记机关登记。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确立的是实质主义的登记原则，即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的设立、转移、变更和消灭等事项非经登记不得生效。这就是说，关于物权的一切法律行为，都必须在具备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条件之外，还必须将该意思表示予以登记，并自登记时起该法律行为方可生效。(二)取得他人的不动产前，要充分审查该不动产的产权登记簿，以确认对方是否对该不动产有处分权。只有不动产产权登记薄人记载的权利人对该不动产才有完全的处分权，如果在取得他人的不动产前未经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即使出于善意，也不会产生物权的变更。(三)不动产转让协议达成后要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以防止转让人对该不动产的再次处分。不动产预告登记是指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后，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防止现在的出卖人在不动产未登记前将该不动产再次处分而采取的一项约定措施。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行为不产生物权变更的效力。(四)利害关系人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应当及时申请异议登记。异议登记是指不动产权利人以及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的事项有错误而登记薄记载的权利人又不同意更正的情况下，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请求登记机关根据事实情况予以更正的一项法律制度。该制度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异议人必须在提出异议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物权法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及时地保护物的真正权利人，防止登记的权利人对不动产恶意处分。(五)动产变更要及时交付。交付是让与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一。交付与登记不同，登记可以作为不动产物权一切变更形式的公示手段，而交付不能作为动产物权一切变动形式的公示手段，只有在以民事法律行为让与动产所有权及设定质权时，交付才是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法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在原则上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要件的同时，也允许例外。(六)需登记的动产物权的产权产生与变动也要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的不知情的第三人。在现代法制下，以登记为公示的方法并不以不动产物权为限。例如，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也实行登记制度，未经登记，物权变动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即登记并非这些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只是不能登记，对外不能产生对抗效力。

㈨ 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公示方法

试论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摘要：在现代物权交易频繁的情形下，物权变动不但涉及一国财产的流涌，而且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及其重要。本文对物权公示制度进行评析，从多重视角看待物权公示价值，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物权公示 原则 制度 方法 价值
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公示，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形式。公示的对象是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事实，公示的目的是让不特定的第三人得以知道。据此，公示制度，当事人与第三人可以直接从外部获知物权的存在与变动状态，使物权法律关系得以透明；否则，讲有害于交易安全、交易秩序与第三人利益。
一、物权公示制度的内容
我国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第23条对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作了规定；《物权法》第9条及《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和《土地登记规则》等，对我国土地、房屋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登记作了规定。我国现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权公示制度[1]。
（一）物权公示的方法
按照现代各国物权法，物权公示的方法，因不动产物权或动产物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的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动的公示方法，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的享有的公示方法，以占有的转移、交付作为权利变动公示方法。法律通过赋予登记和登记变更以及占有与交付以公信力，社会公众也就可以通过登记、登记变更、占有和交付等知悉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情况[2]，从而达到公示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目的。
1、动产物权的公示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一动产的占有是作为静态权利表征的占有，是对物的事实上的管理与控制，占有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但不论何种占有均是动产物权的外部表征手段，此时就是以占有的事实状态被“推定”为正确的权利占有并获得法律的保护；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二就是交付，即动产占有的交付、动产实际控制的交付，比如在设定物权、转移物权的情况下，交付发挥着表示权利有效取得的作用。
占有和公示这两种公示方法不能涵盖全部动产物权的存在和变动，留下了公示空白，造成公示不周延。同时，动产所有权和动产定限物权、某些物权和某些债权，都以占有来公示其存在和变动。占有和这些权利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容易造成不同种类的动产物权之间的混淆，以及动产物权与其它权利的混淆，难以起到准确公示权利的作用。由此看来，占有和公示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下面试作具体阐述。
第一，某些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和存在没有公示方式。动产抵押权是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抵押动产依法享有的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某些动产抵押权的设定不必登记，也就是说，它采取意思主义的立法主义为生效要件，只要当事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订立动产抵押合同，即可创设动产抵押权，不需要附加交付等公示方式。在这种动产抵押权存续期间内，抵押物由抵押人等继续占有，抵押权人并不占有，他不能以占有来公示其抵押权的存在。显而易见，这种动产抵押权缺乏“权利的外衣”，没有公示方式。
第二，在观念交付中，动产物权的变动没有公示方式。观念交付是相对于现实交付而言的，包括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三种形式。在这三种方式中，都只有物标的转移，而没有直接占有的转移，即没有现实交付。观念交付作为拟制交付，系于当事人的意思，没有公之于众的外部表现形式，不足以为公众所知，显然与公示的本质不符。按照各国法律规定和通行学说，作为动产物权公示方式的交付是对动产的直接占有的转移，观念交付不能成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
第三，占有常常不能公示动产物权的具体种类。动产所有权固然以占有来公示。动产质权、动产留置权、动产用益权也是以占有来公示的。如果这些他主占有人心怀叵测，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动产并将其出卖给善意第三人，那么动产所有人将确定地失支所有权，因为善意第三人从公示方式来判断，足以信赖他主占有人为所有权人，他所得利益应受公信力的保护。由此看来，占有公示的是动产物权群中的某一物权，而不是自始确定无可选择的一个具体物权。这种公示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模糊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成其为公示了。
第四，某些非物权类型的权利也可通过占有和交付来体现。在一些合同关系中，如租赁、保管、运输和加工承揽中，出租人、存货人、托运人和委托人要交付动产，承租人、承运人、保管人和承揽人要占有动产。这些外部表现形式与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一致。在这些场合，如果动产占有人声称是货物所有人而将其出卖给善意第三人，该第三人所得利益会因对公示的信赖而受到公信力的保护。由此看来，占有和交付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普遍存在，并不是动产物权存在和变动特有的外部表现形式。以这样普遍的事实来公示特殊的动产物权，就如同说能发亮的东西都是灯一样，混淆事物之间的区别，还谈什么公示！
2、不动产物权的公示
不动产登记就是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记载于国家专门设立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过程或者事实。其目的在于明确各种不动产的归属，以保护不动产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目前的不动产物权公示采实质主义登记的方法，即登记有决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和消灭能否有效的作用，不动产物权的各项变动都必须登记，不登记者不生效。在应然状态，按照既定的不动产物权方法制度能够获得如下法律效力：
①决定因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能否生效的效力;②权利上确定性推定的效力，即以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并依法予以保护的效力;③善意保护的效力，即对信任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为正确权利而取得该项权利的第三人，法律认可其权利取得有效而予以保护，禁止原权利人予以追夺的效力;④风险警示的效力，即对各种物权变动均应纳入登记，将各种物权的排他效力通过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予以明确宣示，以达到告诫物权相对人存在不动产交易风险的效力。事实上，由于我国目前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制度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统一的登记机关、统一的登记效力、统一的登记程序、统一的权属证书而使其自身的效力还没有达到应然的层次。由于前文中已论及法律依据和登记效力的问题，并且登记程序可纳入法律依据之中，权属证书的统一也是法律依据统一后的应有之义，笔者将着重论证一下统一的登记相关的缺乏对现有制度效力的影响。
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对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制度的实施享有职权的行政机关有国土管理机关、房产管理机关、矿产管理机关、水行政机关、渔政管理机关、林业管理机关等，他们分别对基于土地、房屋、矿产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森林资源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的公示行使管理权，登记机关的不统一及所进行的登记缺乏全面的、及时的公示性最终会损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权机关的职权范围发生交叉或重叠时，通常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它们会积极的争权，发生权力抢滩的现象，导致民事主体人力、物力、财力的不必要大量耗费，并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甚至为行政腐败提供温床。更不用说充分发挥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制度的积极作用了，更谈不上协调社会、国家、集体、第三人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合法利益关系了。
我国不动产物权公示登记应归于统一的行政机关。由于国家政治强力在社会舞台上呼风唤雨绝非一日，我国立法权在配置各关系主体之利益时，受各种政治因素影响颇大，以致法律在走投无路时，别无选择地选择了中国古来有之的“中庸”之道-但求保持“利益均沾”的现状。笔者认为，对不动产物权公示登记机关之统一势在必行，但法院难担此任。我国诉讼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规定，要求无论审级与地域，法院一律对其管辖之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他任何个人和团体不得干涉。法院的独立性及其司法的中立性和消极性，加之登记责任的利益性，亦易滋生各法院之间的权力抢滩。某一特定统一的行政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刚好回避了这一缺陷。我们讲不动产物权登记宜归于统一的机关是从横向而言，归于行政机关是从纵向而言，二者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们应基于公益性目标而非其它来配置不动产物权登记之权责
（二）物权公示的效力
目前世界各国都将物权公示制度置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则存有分歧。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公示要件主义，即法律不仅赋予物权公示方法以公信力，而且公示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换言之，当事人之间仅有物权变动的合意但无物权变动的公示，那么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仅无公信力，而且也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即物权变动无效。此种方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第二，公示对抗主义，即法律只赋予物权公示方法以公信力，公示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只是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也即当事人一旦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只是在未进行公示前，不产生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法国和日本是采取此种主义的代表；第三，折衷主义即兼采公示要件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但各有侧重的一种立法例。[5]就我国而言，从《民法通则》、《城市房管法》、《担保法》、《海商法》等规定来看，我国采取的是折衷主义，即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公示对抗主义为例外，我国现行的制度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方面完全采纳了登记要件主义，抵押权的设立也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海商法》上的船舶抵押权登记仅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担保法》第43条规定的抵押权登记也是登记对抗主义。
二、物权公示原则的价值
（一）物尽其用价值
物尽其用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物上尽可能多的设置物权类型，在不违背一物一权原则的情况下使得多个物权在同一个物上并存。由于多个物权在同一个物上并存，在物权实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效力上的冲突，导致有些物权效力难以得到实现。因此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某一物上既设的物权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公示于外，以使欲在该物上再设物权者能明晰该物上既存的物权状态，从而依其意思自治进行欲设物权实现风险的评判以决定是否在该物上再设定物权；其二，后设定物权的人进行其欲设物权实现风险的评判时，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必须是法定的，具体来讲就是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而这种物权相互间优先效力确定的根据之一就是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法明确规定了一些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由于物权立法的有限性决定了对之不可能予以穷尽，那么就必须寻求作为优先效力根据之一的物权公示原则加以解决。[3]
（二）主体性伦理价值
物权变动的动态安全有着促进和保障契约自由和所有权自由的特殊功能。没有这种动态安全的保护，人们就会陷入一种不自由状态。因为契约自由是有成本的，尤其是信息成本，动态安全得不到保护就意味着交易的成本会急剧增大，其结果是放弃交易和契约的实质上的不自由。所有权的自由实际上是权利已经获得之后的自由，而作为其前提的权利获得过程直接决定了这种自由的享有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动态安全保护，因契约自由被阻滞当事人放弃交易，当事人拥有某物所有权的梦想就会落空，所有权自由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洞的口号。物权公示原则通过保护交易第三人的信赖，从而使交易人超越信息成本的局限而做出决定进行交易，使私法自治的主体性伦理得以充分地实践和张扬。
（三）证据证明价值
物权公示原则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其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即将纳入公示的物权作为正确权利的假定。如以登记的不动产权利人为正确的权利人，以动产占有人作为正确的权利人等。物权公示原则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是一种法律推定，即“法律从已知事实推论未知事实所得出的结果。”[4]法律推定实质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虽然这种“假定”的性质本身就表明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和不绝对可靠性，但其所具有的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把证明不存在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的功能，却能够实现诉讼经济、公正分配证明责任、缓解某些事实证明上的困难以及贯彻实施实体法规范宗旨等目的，同时这种假定决不是随意而定，而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认定，正是法律推定所具有的这种正面功能和生活经验基础决定了它既能被法律所认可和容纳，也能被民众所承认和接受。物权公示原则从占有(动产)和登记(不动产)推定权利的正确性，在物权实体法规范中进行了一次证明责任的分配。物权公示原则通过权利正确性推定而进行证明责任配置，并在当事人纠纷或诉讼中发挥对于实体权利的保护作用。
三、对物权法有关物权公示规定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可见，物权法确立了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交付，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我们从物权法第9条来看，不动产采用了登记要件主义作为一般原则，由于不动产的变动影响当事人的利益甚巨，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因此，这里以分析不动产的公示方法登记为重点。
物权法第22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从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登记的收费情况来看，当事人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抵押登记时，由于标的物价值不菲，所交纳的相关费用也不低。为了防止登记机构乱收费，主管部门曾发文要求登记应当按件收费，不能按标的物价值收费；[5]物权法第22条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只要掌握合适的比例，按价值收费可能也有一定道理:第一，登记机关因交易的复杂程度而投入的审查、核实交易文件的资源有区别，登记首先又是为了满足当事人使其权利发生对抗与排他效力的需要，在有的登记花费较少，而有的花费较多的情况下，后者自然不能要求前者，甚至国家为其分担；第二，根据物权法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登记机关要承担因其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这里的他人既包括当事人，又包括信赖登记的第三人。虽然物权法第19条规定了更正登记制度和异议登记，以发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确保登记的正确性，但是仍然不能确保登记的完全正确。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财产价值越大，其潜在的责任就越大，那么靠什么来承担责任呢？登记费用造成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是否选择登记的意愿。不登记仍然可以满足当事人需要的，强令其进行登记确实不符合效率原则。什么样的财产不需要登记，应当根据交易实践确定。从理论上说，流通范围较小的财产就不一定有登记的必要，这方面的例子，一是原有法律实践中已经通行的汽车、船舶、航空器，物权法第24条再次确认下来；二是在人员与财产的流动性较低的农村社区，哪座房子、土地是谁家所有或者承包，大家都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登记，而且强制登记将增加农民负担。不过，一旦农村宅基地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流转，登记的要求可能就会凸显出来。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对抗”规则，与公示的决定力相比，这种规则所产生的效力是对抗力。从理论上说，公示对抗力模式可能会鼓励“一物数卖”，降低物权交易的安全性，因为任何受让人在完成公示手续之前，都不能排除不够诚信的转让人再将财产转让给其他人，并完成公示手续以移转物权，使自己落个财货两空。但是，这种模式毕竟仍然给当事人提供了公示的可能性，当事人在由此保留的自治空间里，可以根据自己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成本的衡量选择是否进行登记。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政策选择。而且，随着公示技术的发达，进行公示以及通过公示体系查询物上权利会越来越便利，自然会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公示。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24条仅仅针对船舶、航空器与机动车明确规定了公示对抗力规则，范围非常狭隘。同时，根据我国的行政与司法实践，该条中用意或许在于放眼将来的“等”字，实际上难以包容扩张解释的想像空间。
我们再看物权法第158条，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物权法采登记对抗主义。做出此种规定的主要理由在于：地役权是在相邻关系之外所设定的利用他人不动产并提高自己不动产权能的用益物权。地役权主要发生在两个权利人之间，一般不涉及第三人，在发生第三人侵害土地权利的情况下，主要是对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不涉及地役权的侵害，即使不登记，也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属，尤其是地役权本身不能单独转让，必须随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它是依附于供役地和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更符合法理。在当事人之间就相互的不动产的利用达成协议而未登记的情况下，实际上创设了以乙方不作为或者说容忍义务为标的债权债务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债的关系，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其内容也是给付而非对他人之物的支配。这显然不同于作为用益物权的地役权。如采登记对抗，就显然混淆了不作为之债与地役权的关系。故采登记要件主义似更合理。

参考文献：
[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9.
[2]李开国：《民法学》（专题讲座），第367页
[3]洪学军：《物尽其用于物权公示》，载《人民法院报》2005/05/30。
[4]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5]常鹏翱，李富成：《物权公示的决定力》，载《人民法院报》2005/05/30]。

㈩ 物权公示的决定力

公示推定力使得具有特定权利外观的物权被推定为真实的权利，从而免除权利人证明权利的负担，也向社会提供了确定的权利信息。正是基于公示推定力，抽象的物权得以向世人表征其具体的存在状态，为物权人的利益与物权交易奠定了安全性的基础。不过，公示推定力固然重要，但它主要指向静态物权，只有辅之以公示决定力，才能保障物权交易的动态安全。
物权变动是指特定的物权关系发生变化，典型形态是物权进入交易市场，实现物之价值。虽然法律行为是物权变动的通常原因，但其成立生效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进行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这就是物权公示决定力的表现，简言之，就是“未公示者不得生效”。这种规则早在古罗马就已存在，在罗马法中，“要式物”买卖，需采用“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复杂形式，比如，当事人要在若干证人面前，由买方一手持象征物，一手持铜块，声称他用铜块和称购买物品，随后司称用铜块击称，将铜块交给卖方，表示移转物品所有权。这种形式决定物权变动的规则在日尔曼以降的德意志民族法律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形式甚至是各个时期德国不动产法所普遍具有的本质标志，它产生于地方习俗和特定发展情境之中，作为与“公示”概念紧密关联的特质，增补了德国不动产法和物权法。《德国民法典》在物权变动的问题上就要求当事人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要有进行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二是要有公示的形式，不过，这些形式已经不再固守那些原始的公示技术，而是演化成为相对简便的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的核心在于使抽象的物权交易具体有形，以为世人所认识和把握，它之所以能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进行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能为其外的第三人知悉，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却要产生物权的绝对性效力，这就涉及到以特定物权交易当事人为代表的私人利益和以不特定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法律选取的平衡点，就是通过公示决定力为物权交易包裹上连续的、不间断的权利外观，使得交易变得明晰可见，以增加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对权利交易的安全感。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对该规则也有所体现，比如《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办理权属登记。
公示决定力固然能保障交易安全，但相应地也提高了交易费用，这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贯彻登记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决定力，国家必须设置专门的登记机构，其正常运作必然要花费大量成本，如审查、核实交易正当性的成本，在登记错误时承担因其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成本等；同时，至少为了体现形式上的利益对等性，当事人也要支出一定的登记、查询费用和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在形式主义模式下，这些成本是物权交易所必然产生的交易成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效率。换言之，形式主义规则的弱项，就是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刚性十足，但对交易效率却不能给予足够的照料。
不过，在通常情形，这个弱项是制度选择和设计必须支付的代价，但在某些特定物或者特定物权变动场合，仍然坚守该规则，反倒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如，中国登记机关的设置以及作业规程没有完全的统一法定化，很容易给当事人的抵押登记带来制度性障碍，如果因为登记机关原因导致抵押登记不能，但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或者当事人向登记机关递交了登记申请，此时，轻易否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就与当事人本意不符，在相当程度上会减弱交易效率，司法实务的对策是认定债权人已经享有抵押权，但它没有法定的登记外观，不能对抗第三人。
这种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规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对抗”规则，与公示决定力相比，这种规则中的公示形式产生了对抗力。从理论上说，公示对抗力模式可能会鼓励“一物数卖”，降低物权交易的安全性，因为任何受让人在完成公示形式之前，都不能排除不够诚信的转让人再将财产转让给其他人，并完成公示形式以移转物权，自己最终财货两空。但是，它毕竟给当事人提供了公示的可能性，当事人在由此保留的自治空间里，可以根据自己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成本的衡量选择是否进行登记。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政策选择。而且，随着公示技术的发达，进行公示以及通过公示体系查询物上权利会越来越便利，会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公示。
以上所说的决定力和对抗力均适用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如继承、事实行为等）的物权变动，公示既无决定力也无对抗力。在这类物权变动中，只要物权变动的原因出现或者完成，就会产生物权变动的实际效果。不过，由此变动形成的物权要进行流转，仍需完成相应的公示形式，否则，在形式主义模式下，法律不允许权利人进行处分，而且，即使在登记对抗力模式下，在客观上也不易处分。比如，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即成为遗产房屋的所有权人，由于其在登记簿中并未登记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变更权利人之前，其很难转手出让该房屋。这种规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处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交易效率的考虑，不公示的处分并非当然无效，在该处分结果经过登记机关的认定并为登记后，应认定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用统一的权利外观来归整不动产物权变动交易，其深层的意义在于用代表国家意志的登记替代习惯中产生的权利形式，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实现更有效的国家治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交易习惯中产生的“另类”物权形式仅仅止步于推定力，如此物权要想进入流通机制，首要的前提就是获得登记外观，否则，它们是不能产生决定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