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书籍版权现状

1. 图书出版的行业现状

1.图书选题
编辑通过市场调研提出出版内容选题，经过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或出版社选题论证委员会）的三级论证，最终由出版社选题审核委员会审批通过，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批准。
2.选题报批
省一级新闻出版局依据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对出版图书选题内容进行审批，确保有关选题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新闻出版署[1997] 860 号）等法律法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题，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即出版单位须向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同意后方可出版。
3.组稿、编辑
选题经批准后，出版业务进入编辑环节。编辑组织稿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直接与作者签约组织稿件，或委托作者（多为知名学者）代理组织稿件。每一种图书，都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和保护作者和出版社双方的合作条件和权利。出版社拥有的是著作权人（作者）许可使用的专有出版权。出版合同通常包括著作权人允许出版社对其著作的使用范围、许可使用年限、出版社向作者支付报酬标准、付酬方式等。合同期限一般为10 年。
4.审稿、申报书号
审稿：审稿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稿实行三审制，对稿件进行三个级别的审查，即责编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社长（总编辑）终审。三审后的书稿按齐、清、定的原则，发送出版社的出版生产部门，进入生产流程。
申报书号：出版社总编室负责向出版业务部申请分配书号、条码并向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申请CIP数据，即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规定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内容、选取规则及印刷格式，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本、印张等。
每年12月，出版社将有关书号申请的各项材料，经由省新闻出版局报送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核定下一年度发给出版社的书号数量。新闻出版总署将书号按核定数量经由省新闻出版局发给出版社。出版社按照所得书号数量，填写ISBN 条码制作申请单，报送国家图书条码中心制作相应条码。出版社也可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或随时向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所需数量的书号。
5.确定印数和定价
在书号获批后，图书定价和印数由各出版社营销部连同责任编辑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分析确定。定价主要参考因素为成本、图书印数、同类书市场价格及该书目标读者群的消费能力。印刷数量的确定主要参考成本、定价及对该书销量的预测。
6.申报CIP和实名制
编辑人员填写《CIP 数据申请表》并填写《实名制申请表》，实名制申请表包括书名、作者、版本、印张、印数、页数、印厂、定价等相关内容，此内容必须详实，再由出版社总编室将《CIP数据申请表》和《实名制申请表》报送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将编制完毕的CIP 数据返给出版社（申报后十五个工作日左右），以备印载在图书上，做为版权保护的重要手段。
7.设计，排版和印刷
有关书稿经社长（或总编辑）终审签发后，由相关出版社之业务部门完成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出版社将达到印制标准的书稿发送到印刷厂，进行制作清样，图书清样完成后，送出版社出版部进行校对，出版社将校对完的清样退回印刷厂，印刷厂按出版社所做的改动进行改版，这样反复三次，行业内称为“三校”。涉及到以图片为主体的图书，印刷厂还应根据图片的特点进行图色的调整，然后进行制作彩样，最后经该书责任核对、责任编辑和出版部主任审定签字，交社长（或总编辑）签批，返回印刷企业进行印制、装订。最后将成品出版物按照国家规定交有关部门样书备案后，进入市场发行。

2. 你怎样看待现在图书行业的现状分析

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图书出版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图书出版业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832.3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4.3亿元，较2015年分别增长1.19%和7.18%。在零售市场端，根据数据， 2016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为701亿，2017年零售市场码洋803亿，2017年市场同比增长14.55%。图书零售市场的增速相较于整体图书市场表现更好。

2012—2017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意义

铯元素具有优良的光电特性和强烈的化学活动性，因此铯金属及其化合物具有独特的性能，故在多种技术领域，特别是军事等高科技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黄万抚等，2003)。自然界中独立的铯矿物主要有铯沸石、南平石、Rhodizite、铯锰星叶石和铯蛋白石(A、CT与C3种)等(郑绵平等，1995)。已知的铯矿床有:①含铯伟晶岩矿床，代表性矿床为新疆阿尔泰与四川康定等地的铯矿床(董普等，2005);②碱性花岗岩型铌钽伴生铯矿，代表性矿床为湖南郴州、衡阳及江西宜春等地的铯矿床(董普等，2005);③碱性岩石风化沉积型铌钽伴生铯矿，代表性矿床为广东增城等地的铯矿床(董普等，2005);④盐湖型铯矿床，代表性矿床为西藏扎布耶盐湖;⑤含铯温泉水、热卤水及其硅华矿床，以西藏的色米及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搭格架、谷露的铯矿床为代表。

海底热水活动所形成的矿床具有规模大、品位高等特征，因而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并且该类型矿床的研究程度也较高。同样，也有较多的陆相热水成因矿床被发现，例如美国的Mclauglin、ParadisePeak、Sleeper、Borealis、JaimesRidge、CerroDuro、EastRidge、Buckhoem、Hasbrouck、Sulfur、FlordaCanyon和HogRanch等金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Lihir、Wau和Ken-necott金矿，日本的Akeshi、Iwato和Kasuga等金矿，新西兰的GreatBarrier岛金矿(戴杰敏，2000)。此外，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与近代热泉活动有关的Sb矿化，在意大利的阿米亚特热天边缘发现有Hg矿等诸多矿床或矿化(朱炳球等，1992)。我国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该成因类型的矿床或金矿化，例如黑龙江虎林市四平山金矿(孙荣祥等，2000)，云南腾冲热海与硝塘等地的金矿化(刘宝珺等，1998)，西藏羊八井的硫矿床(张锡根，1998)及西藏搭格架、谷露与色米的铯矿床(郑绵平等，1995)，广东长坑金银矿床(孙晓明等，1995)，福建太华山金矿(黄亚南，1999)和四川西部的金矿化(王登红等，2003)等。但总体来看，该类型矿床与矿化的研究程度相对较低，尽管初步总结了包括区域构造、矿石结构构造、地球化学及矿床分带等的陆相热水沉积矿床的综合判别标志，但缺乏系统的研究(王江海等，1998)。

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领域。晚新生代以来，因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向移动碰撞，使青藏高原隆升除了引起全球气候变化(施雅风等，1998)外，同时也引起了高原内部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地壳的双倍加厚、碰撞带东西两端出现大型构造结(Yinetal.，2000)及碰撞后伸展引起的一系列横切IYS和BNS的近SN向正断层系统(Tapponier et al.，1977;Molnar et al.，1978;Ni et al.，1978;侯增谦等，2004;李振清等，2005)。这些SN向正断层系统诱发了强烈的第四纪泉水活动，构成了著名的喜马拉雅大型地热带(廖志杰等，1981)。因此，西藏泉水活动是高原碰撞造山过程中的产物，泉水活动强度和时空变化真实地记录着高原隆升的过程(赵平等，2002)。该地热带的部分泉水中锂铷铯硼等元素含量较高，这些泉水也是特种盐湖主要的成矿物质来源之一，同时也形成了部分硅华型与盐湖铯矿床。与这种陆陆碰撞背景下的西藏硅华型铯矿床不同，北美科迪勒拉热水矿床属于大陆边缘构造成矿(潘捷耶夫，1987);而海底热水矿床和硫化物“黑矿”为洋脊扩张作用下成矿(侯增谦等，2003)。西藏泉水中的铯含量高达4.45×10^－6，为Galapagos扩张中心热卤水铯含量0.27×10^－6(Zheng Mianping，1999)的16.5倍。现今已知的铯矿床除了含铯伟晶岩矿床等(董普等，2005)外，还有含铯盐湖矿床，例如我国西藏扎布耶盐湖，其卤水中铯含量达50mg/L(工业品位要求为10mg/L)，液体矿的铯资源量达1558.96t(曹文虎等，2004)。含铯泉水、热卤水及其硅华矿床，以西藏的搭格架、谷露的铯矿床为代表，该类矿床中以硅华的铯含量最高，迄今发现含铯最高者为西藏搭格架的硅华，其铯含量最高为11632×10^－6。总之，西藏的硅华型铯矿床的铯含量在泉水与硅华中均显示奇特的高值。

关于西藏泉华的形成时代，国内对现代泉水沉积物的年龄测定多基于ESR、U系和¹⁴C方法。陈以健等(1992)与郑绵平等(1995)测定了西藏搭格架、谷露与色米3处硅华的ESR年龄，并且郑绵平等(1995)在15个ESR年龄的基础上，认为泉华形成于3个时期:第一期69±1.1～＞30±6.7万年，第二期30±6.7～2±0.5万年，第三期＞1.5±0.54万年(还在继续中)。李振清(2002)根据西藏9处泉华(包括搭格架)的26个ESR年龄，提出了西藏泉华形成于4个时期:50～47万年、40～35万年、27～20万年和15万年以来。而侯增谦等(2001)则根据西藏7处泉华的ESR年龄，也给出了西藏泉华形成于4个时期的看法:0.5～0.47MaBP、0.4～0.35MaBP、0.27～0.2MaBP和＜0.1MaBP。在综合冈底斯热泉华热水活动基础上，侯增谦等(2001)曾定性地指出，0.5Ma以来，青藏高原有两次(0.37±0.05Ma和0.1Ma以来)较大规模的快速隆升，该认识得到青藏高原相关地区沉积的响应。朱梅湘等(1993)给出了西藏羊八井地热田水热蚀变岩石的U系和¹⁴C年龄，该年龄可分为1.93～2.1万年、10.2～14.2万年、30.7～36.85万年3个阶段，并认为基本涵盖冈底斯重要热水时间的年龄(李振清，2002)。吴中海等(2004、2005)在研究唐古拉山北温泉地区西缘的晚新生代正断层作用时测定了5件钙华的年龄，其中1件为ESR年龄，4件为U系法年龄。但详细分析上述所有有关泉华形成时代的看法，可以发现它们仅是ESR、U系和¹⁴C年龄数据的统计结果，而缺乏这些测年样品所在地质体的系统的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学证据，因而对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无法做出判断。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时代与分期的可靠性值得探讨。同时泉华的年龄测定是零星的，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应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赵平等，2002)。

总之，目前获得的西藏泉华的年代学数据主要为ESR与U系法两种方法的测年结果。本书使用的主要是U系法，其测年原理是，在地质作用过程中，U元素无处不在，只是在不同的地质体中其含量高低不同而已。在碳酸盐样品中，U与碳酸根形成铀铣络阴离子UO₂(CO₃)₃^4－和UO₂(CO₃)₃^3－，它们易溶于水并随水而迁移;由于Th易于水解、沉淀或被吸附在其他物质上，因而纯碳酸盐中的Th含量甚微而可忽略不计。除碳酸盐外，铀酰与硅酸盐离子等也形成可溶性络合物(Gascoyne，1992)。对于泉华样品，由于形成后较为坚硬，U沉积于泉华中后几乎没有被迁出的可能，导致其可能处于封闭体系。但在样品形成初期引进了²³²Th，这样，在计算样品年龄时就必须对碎屑Th的污染进行校正。据此，笔者等尝试把这类样品看做为由两种成分组成，即自生相的泉华物质和碎屑相的泥质物质，并假定自生相代表泉华形成的年代，且保持了封闭体系(赵元艺等，2006a、2006c)。也就是说，在该相中不存在²³²Th，全部²³²Th均应来自碎屑相。那么从理论和从数学关系上可以导出，所有数据点应在²³⁰Th/²³²Th对²³⁴U/²³²Th和²³⁴U/²³²Th对²³⁸U/²³²Th等时线图中落在一条直线上。直线的斜率(²³⁰Th/²³⁴U和²³⁴U/²³⁸U)代表了去掉碎屑污染的泉华的同位素比值，或者说是年龄值。由于部分泉华的U含量低，用稀酸淋取时难于获得可测量的U、Th同位素比值，但样品全溶后的²³⁰Th/²³²Th比值变化在3.72～14.50之间。因此，这些样品的年龄是假定被测试对象在久期平衡时的Th/U=3.8进行了校正之后所获得的(Szabo et al.，1996;Shen et al.，2004)。Szabo et al.采用稀酸淋滤法对美国内华达州Pyramid湖含碎屑泉华的U系年龄做了详细研究，经等时线校正后得到了与其他方法所获得的年龄数据及地质背景相吻合的结果。在被分析的数十个样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样品的²³⁰Th相对²³⁴U过剩，一些样品的Th含量极其高，达到(1140～3700)×10^－6，²³⁰Th/²³⁴U比值最高达到47。类似结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DeathValley也存在(Kuetal.，1998)。而在坦桑尼亚Natron盆地湖中泉华的²³⁰Th超过母体²³⁴U，达到1200℅(Hillaire-Marcel et al.，1986;Casanova ＆ Hillaire-Marcel，1992)。

矿物形成之后的变化是普遍存在的，变化的方向是由不稳定态向稳定态转变。蛋白石类矿物形成之后的变化路径为结构不稳定的无定型壳体(opal-A)→方石英为主的opal-CT→结晶度高的石英(Herdianita et al.，2000;UmedaM.，2003;Hinman et al.，2005;王汝建等，2001;周永章等，2006)。尽管这种转变是非常缓慢的，水温、pH值以及杂质的多寡都会影响转变的速率(Umeda M.，2003)，但这些转变是不容怀疑的。与这种矿物结构变化而导致的矿物种类变化相对应，矿石的组构也呈现规律性的变化(Herdianitaet al.，2000;周永章等，2006;赵元艺等，2008)。

对于常量元素，由于不同成因硅质岩有着不同的SiO₂等物质来源(杨建明等，1999;曾普胜等，2004)，因此元素含量及其有关参数是判别硅质岩成因类型和沉积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广泛使用的有Fe-Mn-Al、U-Th、Zr-Cr、Si-Mg、Fe/Ti-Al/(Al+Fe+Mn)等图解(周永章等，1994;董维全等，1994、吕志成等，2004)。一般的，纯硅质岩的SiO₂含量的变化范围为91%～98.8%(Murray etal.，1992)。但多数硅质岩样品比纯硅质岩的SiO₂含量为低。Si/Al比值较低反映出硅华中有相对较高比例的成分相当于页岩的富含Al₂O₃的陆源沉积物的混入(吕志成等，2004)。Al/Fe比值［Al/Fe=Al₂O₃/(Al₂O₃+Fe₂O₃)］常被用来确定硅质岩的形成环境，例如大陆边缘硅质岩Al/Fe为0.5～0.9、大洋中脊硅质岩＜0.4(Murray et al.，1991、1994)。MnO/TiO₂常被用来探讨硅质岩的形成环境(Bostrom et al.，1973;Adachi，1986)，例如大陆斜坡和边缘海沉积的硅质岩MnO/TiO₂＜0.5，而大洋沉积的硅质岩MnO/TiO₂＞0.5。一般的，硅质岩中的Fe、Mn的富集主要与热水的参与有关，而Al的相对富集则多与陆源物质的介入相关(吕志成等，2004)，并且Al/(Fe+Mn+Al)值由纯水的0.01到纯远海生物成因的0.60，据此Adachi(1986)和Yamamoto(1987)等系统地给出了热水沉积物和非热水沉积物在Fe-Mn-Al图中的位置。

对于微量元素，一般的，Cr与U主要富集在还原性的热水沉积物中，而Zr与Th则主要富集在碎屑成因的颗粒物中。因此，在Cr-Zr与U-Th图解中，现代热水沉积物与其他成因沉积物应有不同的位置(RonaP.A.，1984;吕志成等，2004)。对海相成因硅质岩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的研究比较深入，一般来说硅质岩的稀土元素主要来源于海水，因此硅质岩中稀土元素含量多少受控于其沉积速度，若沉积速度大，则从海水中吸收的稀土元素就少，反之亦然。并且硅质岩与海水有较为近似的稀土元素特征，因而硅质岩中的稀土元素及有关参数常被用来判别其形成当时的古环境(丁林等，1995;Murray et al.，1991、1992;Mur-ray，1994;吕志成等，2004)。但对陆-陆碰撞条件下的硅华稀土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研究较为薄弱，对一些参数的地球化学解释也较为初步(李振清，2002)。由于硅质岩中的稀土元素主要来源于围岩，因此∑REE的大小直接反映了围岩所起作用的大小。La_shale/Ce_shale比值可较为准确地判别硅质岩的形成环境(Murray et al.，1991;丁林等，1995)，洋中脊附近的硅质岩该比值为3.5左右，大洋盆地硅质岩的为1～2.5，大陆边缘硅质岩的为0.5～1.5。Eu/Eu^*为稀土元素主要的参数之一，在硅质岩的形成环境判别中广为应用。在大洋中，随海水的加深，负Eu异常明显加大，若其中有热液活动时则出现明显的正异常(Mudhard，1989;Douville et al.，1999)，但笔者认为该结论不完全正确(赵元艺等，2007)，例如张家界柑子样的热水成因硅质岩Eu/Eu^*=0.70～1.04(李胜荣等，1996)。秦岭泥盆系热水成因铁白云石硅质岩和似碧玉岩的Eu具明显的负异常(炎金才，1996)，北大巴山下寒武统黄柏树湾、松树湾、王家山等地以热水成因为主的硅质岩的Eu多呈负异常(吕志成等，2004)。西藏当雄、谷露、羊八井热水成因泉华Eu/Eu^*有正有负，三地18个Eu/Eu^*数据中，有11个负异常，7个正异常(李振清，2002)。因此，对Eu/Eu^*的正负异常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Ce常出现+3、+4两种价态，其中Ce³⁺的溶解度较大;而Ce⁴⁺的溶解度较小，并易与Mn⁴⁺呈类质同象，而易被从液体相中沉淀析出，造成沉积物Ce的负异常。由于不同沉积环境的铁锰氧化物的丰度不同，由此而引起的Ce亏损程度也不相同(吕志成等，2004)。丁林等(1995)、Murray等(1991)均给出了不同沉积环境的Ce/Ce^*变化范围和平均值。另据Shimizu(1977)的研究结果，热水成因硅质岩的Ce/Ce^*为负异常，而非热水成因硅质岩的Ce/Ce^*为正异常。例如，湖南石门雄黄矿区(熊先孝等，1997)和江西金山金矿区(刘志远等，2005)热水成因硅质岩。V/Y比值对海相成因硅质岩形成环境判别的应用不多见，但近年来也有人试图利用此比值进行研究(Murray et al.，1991;吕志成等，2004)，指出V/Y值从洋中脊(V/Y≈4.3)和大洋盆地(V/Y≈5.8)比大陆边缘(V/Y≈1.34)的明显偏高。U/Th比值反映了热水物质与陆源水成物质相对贡献的大小(吕志成等，2004)。

泉水沉积硅质岩的硅同位素组成可以用来探讨其成因和沉积环境，其中低温水体中自生沉积的石英δ³⁰Si为1.1‰～1.4‰，热水沉积硅质岩的δ³⁰Si为－1.5‰～0.8‰，成岩过程中次生石英的δ³⁰Si为2.4‰～3.48‰，生物成因硅质岩的δ³⁰Si变化较大，并与沉积环境关系密切(吕志成等，2004)。Sr、Nd同位素在火山岩、岩浆岩与变质岩的物质来源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海相硅质岩的研究中已有较多的数据发表(吕志成等，2004;黄思静等，1999);但在热水成因泉华的研究在本书相关工作之前未见报道。关于硅华的形成环境，由于海底为还原环境，故与海相热水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多为还原条件;而陆相泉水活动多形成于氧化条件(王江海等，1998)。

总之，西藏泉水沉积物较为准确地记录了印度-亚洲大陆碰撞的历史，而泉水富铯并在部分沉积物中富集成矿，这种矿床在西藏乃至全球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矿床类型。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西藏第四纪泉水的成矿效应有重要的意义。

4. 中国读书现状怎么样

对于读书这件事的看，每个人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对于孩子多读书这一点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可是说到孩子读书，反过来想作为大人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读点书呢？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现在的中国读书现状很不好，虽然国家一再的提倡，但是效果却很了了。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教师阅读的情况比中学生还要糟糕。虽然为了讲课备课会努力地去阅读，但这只是职业性阅读，什么叫职业性阅读呢？就是明天、后天就要上课了，或者下个月要评职称了，为了实现这些很实际的目标，现在赶紧阅读。除此之外，要有一种自由的阅读，枕头边上放一本书，随便翻一翻，这样的阅读很少。

杂志读的比较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是《读者》，还算不错的。至少《读者》能够给语文教师提供素材。还有一本就是《知音》，首先不是说《知音》不好，可是细分一下，《知音》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就是一个阅读口味的问题。

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家长几乎不阅读。智能手机的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上面可以加载各种媒体，时尚杂志、名人趣事、时事新闻、视频购物。所有的这些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深深的捆绑住了很多人。上班时间累，下班就是休闲的时间。很多家长回到家里，只会简单的过问一下孩子的学习，于是就又开始抱起了手机。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在玩手机。这样对孩子读书兴趣的培养是非常有害的。

作为老师，当你在课堂上讲到某一书中的人物，如果你阅读过理解过，定会讲的龙飞凤舞，精彩万分，这样也在变相的告诉学生阅读的益处。作为家长回到家里，手捧一本书，和孩子一起畅谈书中的风土人情，孩子还会舍得放下吗？所以，作为现在的教师家长，请捧起书，和孩子们一起进行阅读。不然你拿什么去指点孩子？

5.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

6. 图书版权什么情况下可以共享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

征得作者同意即可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谅解

希望能够帮到你

7. 我国出版行业的现状

4月20日刚刚公布的新闻出版产业的十二五规划 网上应该很好查，各媒体也列举的很多点，你要求的字数才2500，我觉得你就选一个点说清楚即可，面面俱到反而没有重点，可选择的有数字电子出版，这个现在热，报道的 你的参考资料也多，还有就是版权，因为这次版权也刚推出了一个规划，有针对性又很详细。
一般大众媒体都是总结性观点，你要找全文内容就去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或者新闻出版报的中国新闻出版网都会有。

8. 图书馆数字版权现状

数字图书馆一般通过购买或自建数字资源、网络采集等途径对读者提供网站服务、数字版资源在线权服务、虚拟参考、文献传递、网络资源导航、在线展览等多种服务。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责的公益性图书馆享有广播台、电视台、报刊社等机构所不享有的复制权、发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豁免权”，能够在特定情形下未经授权地使用著作权而不被追究责任。因此在模拟技术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很少陷入著作权纠纷，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开展，很多的公益性图书馆开始面临着例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共享、文献传递的著作权危机。

版权不仅是对于作者个人基于作品权利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对于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需求。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利益平衡、推动数字化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