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法学包括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人身权，侵权责任法构成。各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页。
[10] 参见何孝元（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6月初版，第172页。
[11] 例如，拉德布鲁赫教授认为，劳动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为前提条件。但是，民法单单规定了具体的缔约人和具体的劳动契约，对企业的联合一致也毫无所知；劳动法不同于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体化为企业主、工人、雇员，不仅有个人，还有工会和企业，不只有自由订立的契约，还有构成所谓自由契约背景的重大经济上的权力斗争。因此，"劳动法的特征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实。"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页。
[12] 2002年10月28日9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同日，第77号主席令颁布。
[13] 这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研究专题组"未来20年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专题组组长为罗玉中教授；子课题报告人为国家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志强高级工程师。
[14] 该《框架》于2000年6月23日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2000年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发布。该《构想》分为4部分共11章，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或称"概念性的文件"）。《框架》虽然是基于发展本国信息产业和避免对国外计算机、电信技术装备以及软件的依赖，但实际也是在信息领域实现俄宪法中关于公民私生活、个人机密和书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规定。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一般也要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与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从1970年年代就以欧美为中心展开了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95年10月发布《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它就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思路。
[15]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总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页。
易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B. 为什么美国长期采取自由主义的公平贸易政策
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恢复，美同日、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有所上升，浮动汇率制度加大了贸易摩擦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日趋保守；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地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巨大的调整：
1．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美国认为它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平等的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这是不公平的。美国贸易政策由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1974年国会通过贸易改革法，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分水岭，该条款使得贸易代表能够针对其他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进行反击，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下的权利。1978年，卡特总统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从而使“公平贸易”成为贸易政策的基调之一。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以商务部长为首的贸易反击小组，以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1986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法案”，强调要对实施“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贸易政策向公平贸易转变的趋势。而1988年对外贸易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的出台则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国家贸易政策中公平贸易的原则立场。90年代初，克林顿上台，开始把“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作为贸易政策的基调，强调贸易伙伴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必须对等的向美国开放市场。布什上台以后，加大推行公平贸易的力度，继续推行经济全球化。
2．偏重双重标准。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风格的升华和产业的国际转移。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美国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军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着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国内法律，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贸易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在所难免。
3．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乌拉圭贸易谈判体制的形成，都是美国双轨战略的实际应用。
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对外贸易中，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主要问题。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国内数百万工人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另外，受进出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参选的官员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
C.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D.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
全球化其实是新自由主义里面的一种做法了。
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为商业尽可能开绿灯，期望商业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甚至不惜干预别国内政，反对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尽可能让商人多赚钱。不过一两句话不能完全概括，有兴趣可以网络其他资料。
说白了全球化有其一定的问题，比方说工厂、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原先的就业岗位就没有了，刚开始可能数十家转走没所谓，但是后面越转越多，造成了很多职位流失。其实说白了，随着工业技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商人发现一些操作不需要太高学历的人都能完成，好像汽车制造等工业，完全可以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做，再加上WTO等国际组织把关税调低，政策开绿灯，可以肆无忌惮的将工厂搬走，人力资源开销减少了，那么赚的就更多。而原先的，如美国人，你也不可能叫他们去第三世界国家去住，而且公司正是因为觉得他们工资高，所以才转走的，所以造成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职位流失，职位流失意味着税收减少，税收减少意味国力也会出现问题的。。。
还有正如前面所说，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手法，可能会干预到别国内政，举个例子，商人希望搬去的国家是符合他们经商条件的，可能对一些环保法案啊，希望当地能尽可能开绿灯，做一个有利他们经商的环保法，或者是对其他如贪腐、政治制度、法律等给出一定的要求，比方说TPP里面就有要保护知识产权啊，好像WTO里面也有要求加入的国家在多少年之内要开放某些市场给其他国家的人加入，当然也会给保护期，还有比方说对知识产权法律有要求等等。。。
还有有的商人赚了钱就胡来，如08年金融海啸，说白了就是一群资本家乱卖债权，搞房地产，结果出事了，影响了一般的美国国民，最后还要奥巴马先救他们（因为他们手握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旦倒闭就更严重），结果一般民众得勒紧裤头带过日子，他们继续奢华生活，导致矛盾产生，类似的事情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有的国家的民众对商人并不怀有好感，所以逆全球化他们不心疼，反而他们最关心还是就业岗位的问题。
国情不同，也不可能全给你满足吧，所以全球化有其好处也有弊端。。。。所以说发生逆转一点也不稀奇，不过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政策思维的进步，一定会解决的，大趋势是全球化，但是小逆转无可避免。。。。
E. 西欧，日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对外经济政策
西欧日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对外经济政策？]
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发生相应的若干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1．强调经济安全。对外战略从军事优先转为以经济为中心。
2．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并继续谋求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地位。强调知识产权和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适应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转变的需要。
3．组织区域性经济集团，在世界经济三元结构中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一元的经济实力，。
4．向其他区域性经济集团渗透，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
5．在双边经贸关系中，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交替实行。
6．采取措施防止美元继续下跌。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演变——从日美产业结构调整磋商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方面的模式转变：第一，在贸易摩擦的应对和处理方面，摆脱了以往重视双边磋商和达成妥协的作法，转向通过多边框架以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轨道；第二，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促进方面，从多边主义转向了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导致这一模式转变的原因、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促进势力和抵制势力以及抵制势力被克服的政策形成过程、两个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模式转变的稳定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日本今后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
从总的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采取的是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并刺激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调高出口退税率，也就是减税，有利于扩大出口，根据四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就可以看出，出口扩大了，国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也是变相的创造了货币，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也就降低了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国民收入。总之，我国现在采取的各种政
F. 我需要一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论文 不需要太长 1000字即可 文章通俗易懂
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在 21 世纪 ,中美两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示。中国从1979年开始对内搞活经济、 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法制建设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 ,用 20 多年时间走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 100 多年所走过的立法路程 ,而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美国依赖其政治、 经济、 军事实力、 甚至法律制度对世界施加影响 ,企图使当今时代成为美国时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对美国法律的接受就等于承认现在是美国时代。 ” 〔1〕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方面 ,美国依托其科技发达的优势 ,要求扩大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 ,甚至影响了一些国际公约的部分内容 ,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提出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责难 ,并通过贸易报复的威胁来使其知识产权产生域外效力 ,甚至提出了所谓的 “国际化标准” 问题。美国常常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以知识产权问题威胁或遏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 ,以所谓的观念自由来企图 “西化” 中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方面 ,中美在贸易上经常发生争端。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 经济结构、 法律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实力等方面的不同 ,知识产权的制度也必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两国经常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纠纷 ,人们希望对于中美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比较 ,以深层次了解两国之间纷争原因 ,通过比较而得出相应的启示。
1，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平等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历了 20 多年的敌对阶段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后 ,才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从 1989 年“六四” 以后 ,则出现了多次严重的问题。中美关系受到政治、 经济、 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中国的对美政策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对美关系上致力于发展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使得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有西方学者认为 ,在一个已成为多极的世界中 ,中国是一个大国 ,它将对美国目前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提出挑战 , “中国是亚洲惟一行动自由的国家 ,亦是该地区惟一能够真正与白宫主子和五角大楼的老板们平起平坐的国家。近年来 ,人们看到欧洲各国的商务代表及政治领导人不停地穿梭于北京。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争取合同;嘴上只挂着一个口号:不要得罪中国人。中国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意外收获呢 ? 现在该轮到他们将 ‘不平等合同’ 强加给其伙伴了。 ” 〔2〕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各项原则 ,在“增进了解 ,扩大共识 ,发展合作 ,共创未来” 的战略方针指导下 ,中国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眼里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国家。(二)美国的对华政策11美国政治阵营思潮影响下对华的敌对政策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共宣传 ,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 独裁等同起来 ,形成了某些美国人的中国观中 ,视中国为 “坏国”,甚至认为 “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 ,它的国名是中国” 。 〔3〕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和传统观念 ,促使美国应验这样一个预言:将中国当成一个不可避免地抱有敌意和危险的国家来加以对待。因此 ,美国希望通过和平演变 ,使中国成为其政治上的同盟。美国的 《纽约时报》 在1997年 1 月 30 日发表一篇题为 “柏林墙与中国” 的社论中说道: “克林顿总统本周预言 ,自由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就像当年自由使柏林墙倒塌一样。 ”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手段 ,使得中国成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员。甚至有自由主义者声称: “把中国与俄罗斯吸收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 ,是促进大国关系稳定、 世界繁荣与和平的最佳途径。 ” 〔4〕 出于政治阵营需要 ,美国对华的政策长期以来是 “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广泛的、 和平的演变” 。 〔5〕政治上的敌对态度 ,必然造成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敌视 ,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必然地产生不切合实际的指责情绪。21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对华遏制和利用政策1990 年以来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以所谓的人权、 贸易逆差、 敏感武器扩张、 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力、 中国产品倾销、 市场准入等问题为借口 ,多次提出议案试图取消或者有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西方其他国家政府都在积极主动地帮助本国工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才意识到 ,用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制裁中国最终会导致自己在中国市场中丧失希望所得到的利益。布什总统明确提出: “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 ” 〔6〕美国认为 ,通过寻求中国加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 ,不但可以使中国享受到 “公共财货” ( Publicgoods)所带来的好处 ,从而缓解其对既存秩序的 “不满”,而且可以借助多国的力量来束缚住中国这条正在腾飞的巨龙 ,使其 “融入国际社会” 。因此 , “遏止” 与 “利用”,有条件地同意中国加入世界组织和当今国际体系 ,并准予中国在其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 ,是美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对华的政策导向。31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美国以武力和 “良知” 为基础的霸权主义和德行并非自今日始 ,从这个民族诞生的那天起就与整个美国民族不可分离。美国相信的是 “上帝、 金钱和枪杆子”,军事上的强大导致了政治上的霸权 ,也必然导致在经济领域的蛮横无理。18 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传入 ,以及艰苦卓绝的反英独立斗争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以及先于欧洲创建的共和国体制 ,使美国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就是 “上帝的选民”,形成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美国的价值观纵深渗透 , “经济、 安全、 人权” 成为其未来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一处不关乎到美国的利益” 。 〔7〕美国所强调的 “市场民主” 和 “世界新秩序”,都是必须以符合美国利益为前提的 ,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渴望做包括政治、 军事、 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全球综合的主宰。在多极发展的世界中 ,面对着美国的霸权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它们越来越想把老卡顿的著名斥责 “见鬼去吧 ,美利坚 !” 变成自己的斥责。 〔8〕“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成威胁自己的对手” 。 〔9〕但是在美国人眼里 ,总认为中国需要美国的程度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克林顿 1998 年 6 月访华期间在北大发表演讲时说 ,中国在 21 世纪成为一个强国具有什么意义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经济上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文化方面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将能够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 或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能够以某种形式或方式主宰你们的邻国 ,而不管邻国是不是愿意 ? 这是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必须作出的决定。 〔 10〕美国害怕中国的强大 ,但矛盾的是美国又担心中 。
G. 人民日报：为什么说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低级的自由资本主义和高级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1.特征
在资本主义低级阶段，企业和资本规模普遍较小，市场潜力较大，商品生产比较分散，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运动，基本是以单个企业为核心展开的。自由资本主义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决定了其政治生活同样按照自由竞争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方式来展开和实行。所以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特征是资产阶级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统治国家，这实际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方式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自由资产阶级是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作为其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前提的。
2．体现
a在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方面，它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以所谓公民政治自由、政治权利和政治平等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
b在政府职能方面，它体现为“最低限度国家”和“消极国家”，即政府最低限度地敢于社会经济生活，政府的只能只限于国防、提供法律和秩序等必要的公共事务，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c在政府政策方面，它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政府鼓励和维护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活动。
d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是以自由主义方式为主，暴力方式既是自由主义统治方式的后盾，也是其实施统治的补充。
H. 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史急用！！
国际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这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国际化只是个别人的事情，与大多数企业无缘。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外国企业走进来，而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间，我们发现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踏上国际化征程，更有一批企业厉兵秣马磨刀霍霍。
一说到国际化，人们常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一边是大企业的老总们大谈国际化的理想和战略，一边是国际化专家学者谆谆告诫当心陷阱。这其实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对国际化的陌生。这其实也是正常的，毕竟，当我们的企业家面对“你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吗？”这样的追问时，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气。
的确，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信心。在大多数时候，不能在短时间内赢利，可能就意味着国际化中途夭折。对于整体实力不够强的中国企业来说，刚刚开始的国际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时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从国内市场赢利得来。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的赢利能力并不强。因此，能否对海外市场形成持久支持，是一个问题。以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海尔为例，其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走高端路线：从高端市场（如美国市场）做起，产品同样定位于高端。这样的定位，让海尔必须有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承担国际化带来的亏损。但是，我们看到海尔的国内赢利能力并不强，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对国际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实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不仅仅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的问题。就品牌而言，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两大品牌瓶颈，一是企业品牌瓶颈，一个是国家品牌瓶颈。所谓“企业品牌瓶颈”，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对国际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国品牌从全球来看，大多数属于“国内品牌”，还没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市场，对海外市场没有多大影响力。所谓“国家品牌形象瓶颈”，也不难理解。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国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强”。这个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国对世界技术创新贡献比较小有关。事实上，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产品结构更加强化了他国消费者对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国家品牌形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去，大家认为只要企业形象好就够了，现在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企业形象对市场的影响是直接的，国家品牌形象的影响是间接的。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产品都只能在美国低端市场销售？难道所有中国产品都没有人家的好吗？非也，是中国国家品牌形象不济，造成美国消费者普遍对中国产品存在偏见。企业品牌形象和国家品牌形象“双弱”，致使中国企业开发美国等高端市场十分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尔在美国苦苦奋斗了几年，仍然难以获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尔应该退出美国市场”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判断一个企业国际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标准，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只是这套标准中的一个，甚至一个都算不上。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国际化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第一，这个品牌必须建立稳定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其全球市场地位必须处于持续强势局面；第三，企业必须做到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持续赢利。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条件，这个企业才能称为国际化企业。当然，这三个指标是一个框架式指标，或者叫母指标，还有一些子指标也很重要，比如，企业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队伍，要实现从产品输出到资本的跨越等等。
中国人有时候特别不可思议，他们可以容忍一个企业的老板在经营国内市场时不把赢利当回事儿，却绝对不可以容忍老板经营海外市场时出现亏损。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如果企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市场的赢利，这个国际化就一定是失败的。这无疑是一个过去简单化的看法，是对国际化缺乏深刻认知的表现。这种情况类似于大多数人看跳水比赛，运动员的空中姿势是否到位他们不在意，只看这个运动员水花是否压得好。
事实上，同为亏损情况也不相同，一种是经营性亏损，即经营不善造成企业亏损；一种是战略性亏损，即亏损在预期之中，企业领导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为亏损准备了代价。对于战略性亏损，我认为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TCL。和汤姆逊彩电业务合并之后，许多媒体问李东生如何面对亏损，李的说法是争取“18个月实现赢利”。换言之，李东生已经做好2005年底之前亏损的准备了。但是，仍然有人对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报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国际化出现了什么大问题似的。但是，和人们疑虑重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TCL高层表现得很轻松，在他们看来，和汤姆逊、阿尔卡特合作，承担一定的亏损和上学要缴学费是一个道理。TCL高层关注的是，两个企业的合并重组，能否融合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顺利，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另一个例子是LG。这个企业执著于国际化罔顾能否赢利，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进入中国，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实现赢利。但是，亏损并没有让LG对中国的国际化望而却步，其对中国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反而越来越大。如果以我们通常的观念来衡量LG的话，应该说LG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失败者，11年的亏损不是任何企业都能接受的现实，但是，LG接受了。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对这个市场的任何投资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亏损而痴心不改，表现出这个企业的远见性。
如果以这个道理看海尔，我们同样认为海尔今天的亏损，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它国际化的理由。
概括看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赢利风险。目前，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家电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经走到资本国际化阶段的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化的资金补充如何保证？对于企业确实是一个问题，毕竟企业国际化必须建立在自我造血机制之上，靠输血生存的国际化不是长久之计。
二、品牌风险。品牌形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品牌支撑的国际化不可能长久。但是，在外国强势品牌已先期进入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情况下，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化的迟到者的发展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下生存发展？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三、策略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往往是“营销第一，产品第二”，对营销策略的重视明显大于对产品的重视。这样的策略与大多数国际巨头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这样的策略，能否保证企业国际化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旅途不会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对各种风险、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们正在建立这样的观念。
现在，人们习惯说这是“WTO时代”，那么，什么是“WTO时代”呢？我想，WTO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应该是全球市场一体化。过去，中国企业心中的最高目标往往是打下中国市场，但是，现在不同了，时代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全球视野，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来考虑，在谋划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想到未来的全球市场。也许大多数中国企业暂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却不能没有这个观念。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既不是红毯铺地，也不是处处陷阱。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企业战略是否得当。
国际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这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国际化只是个别人的事情，与大多数企业无缘。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外国企业走进来，而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间，我们发现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踏上国际化征程，更有一批企业厉兵秣马磨刀霍霍。
一说到国际化，人们常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一边是大企业的老总们大谈国际化的理想和战略，一边是国际化专家学者谆谆告诫当心陷阱。这其实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对国际化的陌生。这其实也是正常的，毕竟，当我们的企业家面对“你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吗？”这样的追问时，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气。
的确，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信心。在大多数时候，不能在短时间内赢利，可能就意味着国际化中途夭折。对于整体实力不够强的中国企业来说，刚刚开始的国际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时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从国内市场赢利得来。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的赢利能力并不强。因此，能否对海外市场形成持久支持，是一个问题。以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海尔为例，其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走高端路线：从高端市场（如美国市场）做起，产品同样定位于高端。这样的定位，让海尔必须有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承担国际化带来的亏损。但是，我们看到海尔的国内赢利能力并不强，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对国际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实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不仅仅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的问题。就品牌而言，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两大品牌瓶颈，一是企业品牌瓶颈，一个是国家品牌瓶颈。所谓“企业品牌瓶颈”，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对国际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国品牌从全球来看，大多数属于“国内品牌”，还没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市场，对海外市场没有多大影响力。所谓“国家品牌形象瓶颈”，也不难理解。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国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强”。这个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国对世界技术创新贡献比较小有关。事实上，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产品结构更加强化了他国消费者对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国家品牌形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去，大家认为只要企业形象好就够了，现在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企业形象对市场的影响是直接的，国家品牌形象的影响是间接的。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产品都只能在美国低端市场销售？难道所有中国产品都没有人家的好吗？非也，是中国国家品牌形象不济，造成美国消费者普遍对中国产品存在偏见。企业品牌形象和国家品牌形象“双弱”，致使中国企业开发美国等高端市场十分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尔在美国苦苦奋斗了几年，仍然难以获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尔应该退出美国市场”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判断一个企业国际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标准，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只是这套标准中的一个，甚至一个都算不上。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国际化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第一，这个品牌必须建立稳定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其全球市场地位必须处于持续强势局面；第三，企业必须做到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持续赢利。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条件，这个企业才能称为国际化企业。当然，这三个指标是一个框架式指标，或者叫母指标，还有一些子指标也很重要，比如，企业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队伍，要实现从产品输出到资本的跨越等等。
中国人有时候特别不可思议，他们可以容忍一个企业的老板在经营国内市场时不把赢利当回事儿，却绝对不可以容忍老板经营海外市场时出现亏损。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如果企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市场的赢利，这个国际化就一定是失败的。这无疑是一个过去简单化的看法，是对国际化缺乏深刻认知的表现。这种情况类似于大多数人看跳水比赛，运动员的空中姿势是否到位他们不在意，只看这个运动员水花是否压得好。
事实上，同为亏损情况也不相同，一种是经营性亏损，即经营不善造成企业亏损；一种是战略性亏损，即亏损在预期之中，企业领导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为亏损准备了代价。对于战略性亏损，我认为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TCL。和汤姆逊彩电业务合并之后，许多媒体问李东生如何面对亏损，李的说法是争取“18个月实现赢利”。换言之，李东生已经做好2005年底之前亏损的准备了。但是，仍然有人对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报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国际化出现了什么大问题似的。但是，和人们疑虑重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TCL高层表现得很轻松，在他们看来，和汤姆逊、阿尔卡特合作，承担一定的亏损和上学要缴学费是一个道理。TCL高层关注的是，两个企业的合并重组，能否融合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顺利，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另一个例子是LG。这个企业执著于国际化罔顾能否赢利，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进入中国，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实现赢利。但是，亏损并没有让LG对中国的国际化望而却步，其对中国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反而越来越大。如果以我们通常的观念来衡量LG的话，应该说LG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失败者，11年的亏损不是任何企业都能接受的现实，但是，LG接受了。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对这个市场的任何投资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亏损而痴心不改，表现出这个企业的远见性。
如果以这个道理看海尔，我们同样认为海尔今天的亏损，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它国际化的理由。
概括看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赢利风险。目前，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家电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经走到资本国际化阶段的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化的资金补充如何保证？对于企业确实是一个问题，毕竟企业国际化必须建立在自我造血机制之上，靠输血生存的国际化不是长久之计。
二、品牌风险。品牌形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品牌支撑的国际化不可能长久。但是，在外国强势品牌已先期进入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情况下，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化的迟到者的发展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下生存发展？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三、策略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往往是“营销第一，产品第二”，对营销策略的重视明显大于对产品的重视。这样的策略与大多数国际巨头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这样的策略，能否保证企业国际化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旅途不会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对各种风险、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们正在建立这样的观念。
现在，人们习惯说这是“WTO时代”，那么，什么是“WTO时代”呢？我想，WTO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应该是全球市场一体化。过去，中国企业心中的最高目标往往是打下中国市场，但是，现在不同了，时代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全球视野，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来考虑，在谋划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想到未来的全球市场。也许大多数中国企业暂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却不能没有这个观念。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既不是红毯铺地，也不是处处陷阱。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企业战略是否得当。
国际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这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国际化只是个别人的事情，与大多数企业无缘。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外国企业走进来，而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间，我们发现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踏上国际化征程，更有一批企业厉兵秣马磨刀霍霍。
一说到国际化，人们常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一边是大企业的老总们大谈国际化的理想和战略，一边是国际化专家学者谆谆告诫当心陷阱。这其实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对国际化的陌生。这其实也是正常的，毕竟，当我们的企业家面对“你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吗？”这样的追问时，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气。
的确，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信心。在大多数时候，不能在短时间内赢利，可能就意味着国际化中途夭折。对于整体实力不够强的中国企业来说，刚刚开始的国际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时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从国内市场赢利得来。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的赢利能力并不强。因此，能否对海外市场形成持久支持，是一个问题。以刚刚跻身世界500强的海尔为例，其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走高端路线：从高端市场（如美国市场）做起，产品同样定位于高端。这样的定位，让海尔必须有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承担国际化带来的亏损。但是，我们看到海尔的国内赢利能力并不强，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对国际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实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不仅仅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的问题。就品牌而言，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两大品牌瓶颈，一是企业品牌瓶颈，一个是国家品牌瓶颈。所谓“企业品牌瓶颈”，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对国际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国品牌从全球来看，大多数属于“国内品牌”，还没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市场，对海外市场没有多大影响力。所谓“国家品牌形象瓶颈”，也不难理解。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国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强”。这个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国对世界技术创新贡献比较小有关。事实上，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产品结构更加强化了他国消费者对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国家品牌形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去，大家认为只要企业形象好就够了，现在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企业形象对市场的影响是直接的，国家品牌形象的影响是间接的。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产品都只能在美国低端市场销售？难道所有中国产品都没有人家的好吗？非也，是中国国家品牌形象不济，造成美国消费者普遍对中国产品存在偏见。企业品牌形象和国家品牌形象“双弱”，致使中国企业开发美国等高端市场十分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尔在美国苦苦奋斗了几年，仍然难以获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尔应该退出美国市场”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判断一个企业国际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标准，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赢利，只是这套标准中的一个，甚至一个都算不上。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国际化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第一，这个品牌必须建立稳定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其全球市场地位必须处于持续强势局面；第三，企业必须做到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持续赢利。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条件，这个企业才能称为国际化企业。当然，这三个指标是一个框架式指标，或者叫母指标，还有一些子指标也很重要，比如，企业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队伍，要实现从产品输出到资本的跨越等等。
中国人有时候特别不可思议，他们可以容忍一个企业的老板在经营国内市场时不把赢利当回事儿，却绝对不可以容忍老板经营海外市场时出现亏损。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如果企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市场的赢利，这个国际化就一定是失败的。这无疑是一个过去简单化的看法，是对国际化缺乏深刻认知的表现。这种情况类似于大多数人看跳水比赛，运动员的空中姿势是否到位他们不在意，只看这个运动员水花是否压得好。
事实上，同为亏损情况也不相同，一种是经营性亏损，即经营不善造成企业亏损；一种是战略性亏损，即亏损在预期之中，企业领导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为亏损准备了代价。对于战略性亏损，我认为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TCL。和汤姆逊彩电业务合并之后，许多媒体问李东生如何面对亏损，李的说法是争取“18个月实现赢利”。换言之，李东生已经做好2005年底之前亏损的准备了。但是，仍然有人对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报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国际化出现了什么大问题似的。但是，和人们疑虑重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TCL高层表现得很轻松，在他们看来，和汤姆逊、阿尔卡特合作，承担一定的亏损和上学要缴学费是一个道理。TCL高层关注的是，两个企业的合并重组，能否融合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顺利，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另一个例子是LG。这个企业执著于国际化罔顾能否赢利，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进入中国，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实现赢利。但是，亏损并没有让LG对中国的国际化望而却步，其对中国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反而越来越大。如果以我们通常的观念来衡量LG的话，应该说LG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失败者，11年的亏损不是任何企业都能接受的现实，但是，LG接受了。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对这个市场的任何投资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亏损而痴心不改，表现出这个企业的远见性。
如果以这个道理看海尔，我们同样认为海尔今天的亏损，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它国际化的理由。
概括看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赢利风险。目前，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家电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经走到资本国际化阶段的企业，能够实现赢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化的资金补充如何保证？对于企业确实是一个问题，毕竟企业国际化必须建立在自我造血机制之上，靠输血生存的国际化不是长久之计。
二、品牌风险。品牌形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品牌支撑的国际化不可能长久。但是，在外国强势品牌已先期进入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情况下，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化的迟到者的发展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下生存发展？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三、策略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往往是“营销第一，产品第二”，对营销策略的重视明显大于对产品的重视。这样的策略与大多数国际巨头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这样的策略，能否保证企业国际化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旅途不会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对各种风险、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们正在建立这样的观念。
现在，人们习惯说这是“WTO时代”，那么，什么是“WTO时代”呢？我想，WTO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应该是全球市场一体化。过去，中国企业心中的最高目标往往是打下中国市场，但是，现在不同了，时代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全球视野，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来考虑，在谋划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想到未来的全球市场。也许大多数中国企业暂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却不能没有这个观念。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既不是红毯铺地，也不是处处陷阱。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企业战略是否得当。
I. 为什么说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因为除了资产阶级的阶级都可以有人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