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1. 如何落实和完善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依法积极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立法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表达、平衡和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自立法法实施以来，共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61件，作出修改决定8件，作出废止决定12件。一批先行先试的重要改革成果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些关系城市科学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地方立法加以规范和明确，一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利益诉求通过地方立法加以平衡和调整。

一、坚持地方立法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以2000年立法法施行为标志，我市的地方立法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发展阶段，立法理念也从注重立法数量和速度向注重立法质量和效益转变，立法重点从突出经济立法向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转变，努力使地方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立法法施行10年来，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发展支柱产业、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先后制定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专利保护、海洋渔业管理、实施水法、实施烟草专卖法、民用建筑节能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障和推进青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以来，适应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积极推进立法重点调整，努力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科学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是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的立法，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利益诉求在立法中越来越多的反映出来，通过立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在继续抓好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健全完善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相适应相融合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处理，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例如，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制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等法规；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制定了学校校舍管理办法、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等法规；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制定了城市供热、城市供水、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等法规；在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方面，制定了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规定、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规；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制定了出租车客运管理条例、停车场管理条例、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等法规。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立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立法将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固定下来，有利于从长远和根本上保护资源环境。立法法实施以来，我们制定、修订了16件资源环境保护类的法规，特别是近几年制定的森林公园管理条例、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贯穿了“保护优先”的理念，规定了十分严格的保护措施。在制定《青岛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时，政府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条例草案更多地突出了对海岛的开发利用，把保护海岛摆在了次要位置。初审过程中，组成人员对此纷纷提出意见。在与政府进行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条例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统一规划、保护为主、限制利用”的原则，全面细致地规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了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

三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一直把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突出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制定一项法规，每设置一个条款，都努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以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修订的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办法，将适用范围由青岛市城市规划区扩大到各县级市的城市规划区，扩大了建筑的日照间距，加强了批后管理，将规划公示制度法定化。制定的实施献血法若干规定，明确了固定采血点，规定了对献血人员更为优惠的还血政策和相关待遇。先后两次修订了城市供热条例，适当延长了供热期限，提高了供热温度，明确了计费标准，对供热单位和用户双方的权益、利益与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制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时，明确规定了妇女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人身权利与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修订的城市房产拆迁管理条例，确定以“拆迁区域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并规定了最低保障面积，提高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切实维护和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突出地方特色，努力提高地方立法实效

突出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也是我市地方立法工作长期坚持的原则。在立项、确定法规调整内容时，我们始终强调从实际出发，立足青岛特色优势，着眼于解决沿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沿海城市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促进作用。

一是着力突出海洋特色。青岛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们先后制定了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海岸带规划、海洋渔业、海域使用管理、无居民海岛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在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明确禁止在胶州湾沿岸新建或者扩建化工、印染、造纸、电镀等严重污染项目；禁止直接向胶州湾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新建向胶州湾排放废水的污水处理厂，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一级A标准等。

二是着力突出港口特色。青岛是一座港口城市，建有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泊位，与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海上交通非常繁忙。为了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我们制定了海上交通安全条例，对青岛港口水域交通安全、港口排污、海上应急救援、客船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规范，为我市“以港兴市”战略的实施和港航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三是着力突出奥运特色。青岛是一座奥运城市，2008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为了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我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作出了关于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进一步完善法制保障工作的决定，为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的成功举办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是着力突出文化特色。青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为了规划、建设和管理好这座城市，我们先后制定了城市建筑规划、城市风貌保护、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绿化、森林公园管理等方面的法规，有力地保护和延续了青岛的历史文脉。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地方立法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我们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渠道、方式和措施，为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是努力构建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积极推进民主立法。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形式，让各方面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如2005年对《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2007年对《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草案）》举行了立法听证会，让群众对法规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充分表达意见。在制定《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时，除了召开常规的座谈会外，我们还专门召开了市民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市民全部通过报名产生，保证民意表达“原汁原味”。另外，我们还建立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制度，完善了法规草案公布制度。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立法，更是坚持问计于民。如对市区燃放烟花爆竹是否解禁的问题，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发放调查问卷、城调队入户调查等方式，征询了一万余名群众的意见，为立法决策提供了依据。实践证明，在立法过程中构建民意表达平台，不仅能为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和建议，还能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一个重要渠道，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使立法过程成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过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这个平台还使群众在参与立法中了解立法，为以后法规的施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可谓一举三得。

二是努力构建地方立法的智力支撑平台，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我们一直认为，要搞好立法工作，理论必须先行。多年来，我们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青岛大学、青岛市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联合成立了多个课题组，如法规授权条款课题组、立法技术规范课题组、法规清理课题组等，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很好地指导了立法实践。我们还借助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律人才丰富、专业知识精通的优势，于2004年委托岛城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起草了《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和《青岛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代拟稿）》，两个代拟稿以律师专注于实践的独特视角和专业素养，对法规的顺利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弥补专业人才方面的不足，我们还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建立了法学研究生实践点，常年接纳海洋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在法制工作室实习，实现良性互补；为了弥补实践经验方面的不足，我们选择了海尔集团、高校软控等21家企业作为地方立法的企业联系点，大部分法规尤其是经济类法规，都要征求各个联系点的意见。本届常委会在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09年，在制定《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充分利用青岛市在海洋科研方面的优势，组织海洋生态、海洋地质、海洋渔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召开论证会，从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论证，为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重视立、改、废并举，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在制定新法规的同时，积极对原有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如2004年根据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组织力量对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了清理审查，适时作出了关于修改单位内部治安工作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和关于废止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为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奠定了基础。在刚刚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我们又作出了关于废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在立法法施行10年来通过的61件法规及法规性决定中，修订、修改和废止的法规共45件，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四、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先后制定了制定地方性法规技术规范、进一步做好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的意见、地方性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工作规则、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办法、立法听证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从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到法规的起草、论证、修改，进行了全过程规范。

一是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制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立法计划的编制。在编制立法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体现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项目优先安排，自主性、先行性立法项目优先安排，原有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需要修订或废止的项目优先安排，地方发展迫切需要、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优先安排。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原则、编制机构和编制时间，立法计划项目的提出、公开征集、论证和确定，立法项目库与年度立法计划的衔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是规范了法规草案的起草制度。在法规起草工作中，组成素质高而精干的法规起草班子，做到任务、时间、组织、责任、经费五落实。起草前认真学习和领会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立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把握青岛发展的实际，找准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断改进法规的起草机制，拓宽起草渠道，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三是建立完善了统一审议制度。实行统一审议制度能较好地解决越权立法、法规与法律相抵触，以及民主程序不规范、部门利益驱动，导致立法质量不高等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坚持统一审议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法制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的优势和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统一和提高了立法质量。

四是建立了立法的协调机制。通过协调，把立法中的主要矛盾和分歧意见解决在提请常委会审议之前；通过协调，正确处理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与各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共同研究和处理法规审议中遇到的问题。

五是成立法制委员会。我们于2001年设立了法制委员会，并不断改善法制委员会委员的行业构成和知识结构。如本届法制委员会的11名组成人员，来自高校、科研、医疗卫生、政法、工业企业、商贸企业、建设和城市、农村基层单位等各行各业；从知识结构来看，有学法律的，也有学其他专业的；从新老交替来看，新进法制委员会的9名，老委员2名。这个结构充分考虑了立法工作的需要，既体现了专业性又兼顾了广泛性，既注重理论指导又重视实践经验，既体现了工作延续性也突出了工作创新性，为我市的地方立法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2. 思考国家为何要推动立法法的修改以及修改的重要性

国家推动《立法法》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为我们国家的立法提供一个法律保障。推动国家依法治国。

3.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是什么

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漠

知识产权文化强调知识是有价和有偿的，对于知识创造者注重个性发挥，鼓励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但当前我国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

我国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是仓促地应付外部和内部对盗版、假冒等侵权指责的形式性宣传，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因此我国的立法进程与国民意识的提高存在脱节。在相当多的地区，公民对知识产权保护还普遍缺乏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窃书不算偷”这样的意识在民众心目中还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另外，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公民对这种无形财产归属与占有的判断，很难做到像对待有形财产那样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许多人将日常生活中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皆视为“合法”，甚至对政府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执法行为和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判决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何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不断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仍然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仍缺乏足够的重视

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对国际规则的了解还比较贫乏，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在国际领域，跨国公司基于研发优势，在我国申请大量专利，积极“跑马圈地”，然后利用手中的专利大棒压制、排斥和打击我国企业。同时其利用对“标准化”的垄断，实施不正当竞争，获取超额利润，中国许多企业因此频频陷入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陷阱”。还有的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么没有及时地将自己的创新性成果产业化，使自己的先进技术被他人低价收购并申请专利，要么本身商标在国外企业被抢注，辛苦创造和积累的无形资产付诸流水。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已经将13万项发明“奉献”给了外国企业。而在国内，企业长期受“宁可仿制求生存，也不冒风险创新”观念的影响，不强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不重视积累自主知识产权，仅仅靠“出大力，流大汗”，把力量和精力集中在打价格战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到最后在价格上无利可图时，就很难摆脱被市场淘汰的厄运。

造成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也存在历史原因。我国自清末以来所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都是“强迫性学习”的产物。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存在的环境。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强制推行的结果，并没有使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切身的体会和积极的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与执法水平有待改进

首先，知识产权执法效果还不甚理想。知识产权执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和软肋。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层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机构有七八家，这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效率和相互协调性的缺乏。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的公开、披露也无法实现及时和到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

其次，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散、冲突、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已有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有着共性的内容。但是，由于各部法律实施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在制定目标、司法和行政保护范围和力度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定。另外，由于高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无形财产已经超出了原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所涵盖的范围。在这方面，我国立法尚显滞后。

再次，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目前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认识，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护水平过高论、保护水平过低论和保护水平适中论。各方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种对定位存在的分歧，直接影响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既不利于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也不利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面临国际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亟须完善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提前意识到这一点的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维护其利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热点所在。

美国在2005年4月底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别301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放入了“重点观察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贸易发展的瓶颈。日本在华企业也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IPG的知识产权联盟，其目的就是联合起来，以知识产权战略抑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欧盟商会也在其2004年建议书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和完善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少。倘若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加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其投资与外贸环境可能吸引外商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他们。因此，中国在面临发达国家压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知识产权保护还任重道远。

4. 对知识产权法的理解和体会

要写明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性以及所带来的作用，实施知识产权法在社会的地位。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建立完善市场主体诚信档案“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建立重复侵权、故意侵权企业名录社会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逐步建立全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案例指导机制和重大案件公开审理机制。加强对案件异地执行的督促检查，推动形成统一公平的法治环境。

(4)对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的几点思考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和信息沟通机制。

2、引导代理行业加强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机构监管水平。

3、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将知识产权出质登记、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涉企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归集并依法公示。建立健全志愿者制度，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

5. 专利法第4次修改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必要性以及修改进程。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介绍了《专利法》修改的基本情况。中国的专利制度在1984年建立，1985年生效实施，目前已经进行三次的全面修改。专利制度实施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取得成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专利保护领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专利的保护和运用，以及创新主体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尤其创新主体面临一些困难，保护周期长、取证难、赔偿低、效果差，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有必要从法律的层面上进一步的规范。

为了落实中央和国务院近年来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形势的需要和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的要求，解决创新主体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必要对这专利法做进一步完善。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草案的建议稿上报了国务院，现在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在就上报的送审稿开展意见征集和审议的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力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开展相关的工作。

二、关于群体侵权和重复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对某个专利权人在一个时间段内同时的侵权，对专利权人创新的积极性打击非常大。重复侵权指的是某一个专利权人的专利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在一定的区域内被同一个主体侵过一次权，而且被司法机关认定被侵权后，又重复侵权，又被发现。这两种侵权行为，在侵犯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伤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有必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对重复侵权和群体侵权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这样才能有效维护专利制度的运行秩序，给专利权人和创新者以信心。

三、关于互联网专利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近几年来电子商务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多。尽管《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相应的责任有了原则的规定，但是具体到专利侵权方面还不够具体和细致。专利法目前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有必要在修改时做相应具体的规定，对电子商务平台，在接到权利人或者利害相关方的“通知”后，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明确界定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明确电子商务平台、权利人和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电子商务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有效抑制网络上的侵权行为。

四、关于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调查取证手段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专利权作为无形财产权，侵权证据的收集非常难，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相关的侵权证据往往在侵权人手里。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政府机关应该发挥事中事后监管的职责，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主动收集证据，收集证据时保证公正、中立，客观全面的原则。目前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调查取证手段缺失。希望此次《专利法》修改能把政府机关调查取证的手段细化，有利于提高专利权保护的力度、保护的公正性，也是立法修法的必要性。

五、关于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和申请文件的保护范围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局部外观设计保护是送审稿对加强外观设计保护重要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外观设计在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产品的颠覆性的设计、全新的设计的情况相对较少，大部分的设计创新都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做局部的改动。但是，现行法中对整体的保护是“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即设计要全面的去比对才能看出它是否有可专利性。这种情况就弱化了对局部的保护，所以这次修改对局部有特点的部分给予更重要的保护，对设计人员来说权利保护增强了，这方面的修改非常重要。

对申请文件的要求和保护的范围，会在以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当中做进一步的细化。比如申请的时候可以通过虚线和实线的结合，来区分整体产品和局部设计，通过色块区分或者通过明暗度等这样的手段来提交申请。另外，在保护范围上，要考虑到这个局部设计在整体产品类别上属于哪个类别。再有就要考虑局部设计占比例的大小、位置的关系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保护范围。

六、关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从十年延长到十五年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一方面，对比从国际上几个大的有外观设计专利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相对是最短的，其他国家有十五年、二十五年；另一方面，一些高水平的设计产品周期相对更长；另外一些经典设计有这样的需求，想获得更长时间的保护，让公众对他的产品形象有更长远的认知，这对品牌、对形象、对他设计的DNA的延续都非常有作用，所以针对于社会公众这方面的需求，调整了保护期限。我们国家也在积极考虑加入海牙协定，海牙协定是促进企业向外申请的非常好的渠道，海牙协定规定对外观设计最低的保护年限是15年，调整保护期限也是为了适应海牙协定的需要。

七、关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目前我国专利侵权成本很低，而专利权人维权的成本很高，导致现实中有些企业专利权人在维权过程中赢了官司输了市场。作为无形财产的专利权，在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的维护过程中都需要很大的成本。本次修法提出惩罚性赔偿，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在赔偿时不仅仅是要求他给予权利人补偿性、填平性的赔偿，而是对侵权行为予以警示的、惩戒性、惩罚性的赔偿，对于赔偿的数额，建议法院可以对这样的故意侵权行为进行1—3倍的处罚。这样就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同时也是对权利人维权成本的一个极大的补充。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在《商标法》里已经有所体现，在其他的知识产权立法里也正在考虑。

八、关于专利权评价报告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在现行法规定只有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评价报告的请求，目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评价报告。这次修改增加了专利权评价报告提出的主体，除了专利权人以外，被诉的侵权方也可以主动提出出具评价报告的申请。在侵权诉讼当中，如果申请人觉得这个评价报告对他不利，可能就不主动提出评价报告，对法院及时的裁决或者准确的裁决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被诉侵权人主动提出评价报告的请求，对法院能够及时作出准确的判决非常有利。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作用，在诉讼侵权当中会用得到。另外，此次修改新增了当然许可制度，声明当然许可的时候就要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不仅局限在外观设计，作为初审制度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两种专利都可以提出评价报告这种请求。

九、关于专利当然许可制度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专利当然许可制度通俗地讲，是一种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专利权授权后，权利人可以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把专利权放在公告栏上，通过网络或者纸电的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全社会的任何人在专利开放许可期限内都有资格来获得许可，向权利人缴纳许可使用费。

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在英国当然许可占所有专利许可的比例近年来已经高达40%；目前除中国外，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泰国也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当然许可制度是促进专利实施的比较普遍、开放的、普惠的方式。如果中国在本次修法中能引入当然许可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能加快国内专利的实施和运用，对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施，对专利制度的有效运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制度实施30多年来，近几年中国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快速增长，企业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处在快速爆发过程中。很多专利技术，由于专利权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一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申请的有价值的专利技术处在沉睡的状态。为了使专利权人能够便利地把自己的技术信息传达出去，同时让需求方快速找到该技术，通过法律手段，从政府服务的角度建立平台，增加了技术转让双方的便利性。

十、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标准和专利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两个法律制度领域的连接点。一方面要充分保护专利权人在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作为标准实施方在制造产品时，妥善解决其与专利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专利权人在这方面所要履行的义务。

实践中，有一些标准的方案里面涵盖了某些专利技术，而专利权人在制定标准过程涉及到专利技术，要求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披露自己专利的信息，而且要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发放许可的承诺。但是在实践中有一些个别的现象，专利权人在参与标准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披露他的专利信息，可能导致后来标准的实施者专利侵权，这就需要专利权人本身要承担公开和披露的义务。

这次《专利法》修改提出针对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如果专利权人没有诚实的披露设计的专利信息，其行为就有瑕疵，会因为自身不诚信导致上述后果。对此，专利权人一方面要行使权利，同时要履行公开的义务。如果没有诚实披露，视为默示许可的标准实施者实施这项专利，但是这项专利不是免费实施的，其他的企业和厂家还是要向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我国目前仅在《标准化法》的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要求专利权人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要披露信息，但是如果不披露，其法律责任并没有相应明确规定。而《标准化法》和《专利法》之间的衔接就是通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披露信息，对专利权人不披露在《专利法》上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和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中，要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国家的标准化制定的法律法规跟《专利法》之间制度方面妥善衔接，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定。

十一、关于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和专利代理师资格的行政审批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代理人在专利制度实施中的重要一环，专利代理人对于专利申请、企业的创新，对专利文献、技术、信息的利用，以及专利授权后的专利维权、保护，转让、实施、运用，专利代理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专业的作用。专利代理人提供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法律服务，其资质涉及到重要的公民的财产性的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需要获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以保证创新主体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这次《专利法》修改对代理制度的一些重要的规定，比如从事专利代理业务，要经过行政许可。对于没有经过行政许可的行为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实践中，有一些人员或机构没有获得专利代理的行政许可，却以欺骗公众的方式招揽专利代理业务，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秩序，直接伤害了创新主体的权益。

6. 简述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加速科技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

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工作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任务，是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关键措施。2000年全国科技法制和知识产权工作会议以来，在依法治国方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在各级人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科技界的共同努力下，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工作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科技法制建设不断深入
一是国家科技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取得重要进展。继《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开展了又一部科技专项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的研究起草工作，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全国人大立法调研；以科普管理工作实践和地方科普立法经验；为这部法律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积极推动科技专项立法的同时，科技部继续争取其他领域立法对科技工作的支持，在《中小企业促进法》、《政府采购法》等相关经济立法中加入促进科技进步的措施，体现《科技进步法》的精神，如在《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建议增加了技术创新专章，在《政府采购法》中建议加入了有关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相关条款等。科技部还会同相关部门启动了生物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

在法规政策建设方面，围绕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新任务，以科技资源保护和共享为目标，已陆续启动了国家科研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科学数据的汇交和使用、各类自然科技资源库的建设和共享等方面的立法研究工作，有三项条例已列为国务院今年立法计划调研项目，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中国家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管理条例、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修订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已初步完成，将尽快报送国务院。

二是在国家立法推动下，地方科技立法更加活跃和多样化。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以及有立法权的地区都根据《科技进步法》的规定，结合本地方科技进步的需要，制定了各具特色的科技进步实施条例和其他地方性科技法规，不仅数量多，将近200多部，而且调整领域广，操作性强，调整范围包括科技进步、技术市场管理、科学技术普及、成果推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企业等；一些地方还在技术秘密、科技投入、风险投资、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条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立法探索和尝试，为国家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地方立法作为国家立法的重要补充，已成为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行政方面，部分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建立了包括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制、过错责任追究制和依法赔偿制等科技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体系。

三是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实施，有效促进了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和科技管理的规范化。围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贯彻实施，科技部先后发布了《国家科技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关于受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规定》四个部门规章，规范了科技奖励工作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完善科技计划管理，科技部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两个部门规章，对科技计划的设立、计划项目的实施提出基本规范，同时又以科技部令的形式向社会发布《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实现对计划项目评估评审活动的公众监督。此外，《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实施，为科研机构立法做好了前期准备。

四是推动了科技法规和规章制定工作的规范化。严格规章制定程序，是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环节。为此，根据《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要求，科技部发布第八号令，重新修订《科学技术部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进一步科学划分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的界限，强调规章的规范性和社会公开性，以改变重红头文件、轻部门规章的习惯作法；建立法规、规章立法规划和计划制度，强化规章出台前的法制审查工作，明确法制部门与业务部门在立法工作上的职责分工，保证法规、规章制订工作围绕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进行，实现科技法规、规章与法律的协调统一性。

为保证科技法制的统一和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要求；近年来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废止、修订了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不适应科技发展或过期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为适应政务公开的要求，科技部已决定建立科技部公报制度；作为今后科技管理部门公开政令、宣传政策法规的公众渠道。

7. 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首先，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版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最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

8. 我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的

论中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她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曾以其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人类文明与商品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诞生了，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所有者权益，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整体上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加快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的步伐。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现状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绍。

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中国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十年代末即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因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显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从1980年6月3日起，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并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的加入书。从1985年3月19日起，中国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中国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确，并被确认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该法也首次明确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权(版权)。

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建立集成电路国际保护的环境。198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中国是该条约首批签字国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简称马德里协定)的加入书。从1989年10月4日起，中国成为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该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国政府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递交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加入书。分别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1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简称录音制品公约)的加入书。从1993年4月30日起，中国成为录音制品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专利合作条约》的加入书。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上述历史事实仅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参加相关国际组织活动的部分记录，已足以证明了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国际经济关系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11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它标志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的国际标准的形成。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一谈判进程，并为推动该协定的达成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出于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努力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政府恪守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国际公约及双边协定的真诚立场和充分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得到了国际舆论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回顾该组织与中国合作20年的历史时指出，“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中国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严肃执法、坚决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的同时，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较短，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等情况，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加速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在中国，每一部知识产权法律的颁布，都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新闻传媒广为宣传，并大量出版单行本和有关录像教育片等。同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班等，在广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如，中国专利法修改后，全国有数百万人接受了培训，仅湖南省接受培训的人员就达60万。在中国各地，近年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现象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社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为了加速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中国政府还同有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参加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仅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就达30多次，接受培训的人员达3000多人(次)。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开展了知识产权的教学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于1986年设立了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招收大学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攻读知识产权第二学位；北京大学在开展有关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学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一批批知识产权专业化人才正在向社会不断地输送。

二、中国具有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根据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各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逐步同国际惯例接轨，已对知识产权实行高水平的法律保护。

1983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申请、审查、注册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击假冒商标、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商标注册专用权，中国于1993年又分别对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扩大了商标的保护范围，除商品商标外，增加了服务商标的注册和管理的规定。在形式审查中增加了补正程序，在实质审查中建立审查意见书制度，方便了商标注册申请人，这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全部吻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发布《商标印制管理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1993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和处罚商标侵权行为的力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充分、有效地保护中外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到对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保护。为了使中国的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对专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专利法，从扩大对外开放和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一是扩大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专利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不论它是产品还是方法，即对药品和化学物质产品，对食品、饮料和调味品均无例外地授予专利；二是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1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20年，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10年；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除对专利方法的保护延及到该专利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外，还明确规定进口专利产品必须得到专利权人同意，使得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规定了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条件。这使中国对专利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中国的专利法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基本接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其相关的权益。依据该法，中国不仅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给予保护，而且把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的国家之一。国务院还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具体实施办法，作为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于1991年10月施行。国务院于1992年9月25日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保护外国作品著作权人依国际条约享有的权利作了具体规定。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在总体上与国际保护水平更为接近和协调。

中国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措施。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中国的专利法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对于将非专利产品或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并处以罚款。对于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中国的商标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其职权或者消费者举报，进行主动检查和处理；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为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未构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罚款。当事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理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这些规定，方便了当事人，也保证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于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独处以罚金；对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包庇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或者执法人员徇私枉法，规定追究其渎职罪。

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各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规定支付报酬的；以及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等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等侵权行为，根据情况，应承担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分，对于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害著作权人及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对侵权犯罪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鼓励发明创造和创作及公平竞争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对商标注册专用权的保护，促使中外厂商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国的有效注册商标达41万余件。其中，国内注册商标35万余件，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近6万件。以美国为例，1979年前，在中国注册的商标仅122件，到1993年达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国商标年申请量达17万件，其中新商标注册申请达13万余件，已跃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国的专利法极大地鼓励了本国的发明创造，同时也有力地鼓励了外来的专利申请。1985年4月1日，专利法实施的首日就受理专利申请3455件。到1993年底，中国专利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多件。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分别占27.5%、62.8%和9.7%；国内申请占86.4%，外来申请占13.6%，分别来自于70个国家和地区。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批准17.5万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万多件，实用新型专利13万多件，外观设计专利2万多件。

三、中国具有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体系

中国不仅制定了一整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执法方面也是严肃公正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在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归因于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1.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在中国，享有知识产权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享受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严肃执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完善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切实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鉴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自1992年以来，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各经济特区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审判庭里设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这样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有利于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有利于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和司法保护力量的不断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时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据统计，1986年至1993年底，全国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纠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权案1168件；专利权案1783件；商标权案554件。人民法院通过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了中外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诉北京市地铁地基工程公司发明专利权属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项发明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职务发明，判决“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顿国际有限公司诉深圳华达电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的“SENDON”商标受法律保护；被告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468314.4元。

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对于民事侵权行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还可依法对行为人给予必要的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制裁。

对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标或专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准确地予以惩处。据统计，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标刑事案743件，审结731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处分的共566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对假冒美国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标的5名责任人除依法处以罚金外，还分别判处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

依据中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有责任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美国好富顿公司诉深圳市海联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权事实，确认其应承但侵权责任的基础上，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其经济损失13万元。同时，法院还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民事制裁决定，该案从受理到结案仅用10天时间，受到了美方当事人的好评。美国好富顿公司将写有“中国法律公正，法官办案快速”的锦旗送到法院。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为提高司法水平，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办案质量和效率都得到较快提高。为了扩大办案的影响，人民法院注意选择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宣传报道，以案讲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除按国际惯例采取司法途径外，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目前，中国地方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50多个，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20多个。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实行中央统一注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则，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内设商标管理机构，县以下还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国商标管理专职人员7000多，兼职人员达30万。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维护知识产权以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调解纠纷，查处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简便，立案迅速，查处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这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中国专利管理机关对提出的专利侵权申诉均认真对待，及时依法处理。

著作权法1991年6月施行后，到1993年底，中国各地方的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已查处了非法复制音像制品、非法复制图书等方面的侵权行为150多起，收缴销毁了侵权复制品，并对侵权者作出了行政处罚。1994年，中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激光唱盘复录生产中的非法复制和图书出版中的非法复印进行了严厉打击。4月，广东省版权、文化、广播影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合组织了大规模的突击清查非法激光唱盘等音像制品行动。其后，上海、江苏、湖南等地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清查行动。这些行动，狠狠地打击了生产销售盗版制品活动。同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激光唱盘生产加工企业的设立加强管理，对其生产加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中国商标法实施10余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了商标侵权假冒案13万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华”卷烟，“永久”、“凤凰”、“飞鸽”自行车，“贵州茅台”酒，“新开河”人参等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依法对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例如，浙江省专利管理机关就一起外国人提出的打火打专利侵权案件进行了公正处理，责令厂家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国家版权局查处了福建、广东等地十几家工艺美术品厂仿制外国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苏一家电子工业公司翻版生产激光唱盘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了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飞丝”、“小天才”、“飞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标侵权案件。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照职权主动查处的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责，可以主动对市场进行检查，有效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如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988年以来共查处涉美侵权案301件。在这301件商标侵权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当事人投诉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检查中发现的或消费者检举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了许多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赞扬。他们将绣(刻)有“清政廉洁，执法如山”、“秉公执法，扶正灭邪”、秉公办理，保驾护航”、“公正严明，伪冒克星”、“执法严明，大公无私”的锦旗、金匾等赠送给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称赞办案人员“工作认真，行动果敢”、“办案速度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