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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80分——简答: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应怎样发展

这该行吧：复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实现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通过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国家在知识资源上形成比较优势，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各级政府应按照依法制国的方针，转变职能，适应入世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营造出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健全国家和地方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促进国家经济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机制。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通过执法来推动全民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激励科技人员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权成果，鼓励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② 对我国著作权现象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与时俱进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制度面临新挑战。今天，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由传统的产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信息的网络化传输特性，在为人们的信息获得提供充足便利的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信息在新传播途径下的使用和保护问题。其中，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信息的个人利用产生爆炸性增长的21世纪，权利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不受其控制的利用在不断增长。以这种不受控制的利用为前提，著作权法必须重新构建。”

中国的著作权制度，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为信息时代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保障。由于计算机软件是一种典型的知识产品，其价值由知识产权来体现；计算机软件企业则是以知识产权作为其核心资产。因此，著作权制度与时俱进的特点，率先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计算机软件产业的著作权制度，体现了因时而动、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199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著作权法》，即规定计算机软件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一类作品；1991年6月，国务院专门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形势，我国又对《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相继进行了修改。2006年5月，针对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传播手段的革新，国务院又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从著作权制度逐步完善的进程来看，我国的著作权制度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反之也为信息时代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著作权保护，对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总体上有着“利大于弊”的推动作用。

著作权保护，激励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创新。侵犯软件知识产权的主要行为是未经许可的复制，即所谓盗版，而著作权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禁止未经许可的复制。盗版，无论制作、销售还是使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省”了一笔钱，但由于没有任何的“创新”，事实上直接扼杀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创新热情”。因此，我国软件企业，特别是致力于创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软件企业普遍认为，他们比国外软件企业更迫切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知识产权长期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不但我们为使用国外软件而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还将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

著作权保护，由于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权利，因此对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晚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是比较有利的。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是保护作品的表达，并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包括软件中的构思、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换言之，著作权法禁止随意复制他人软件，但允许在学习研究他人软件中内含的先进技术、思想的基础上，自主开发新的软件，鼓励进一步创新。为此，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我国软件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合理合法的借鉴、学习，开发出自己的软件，参与竞争。

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应对不正当竞争的“有效武器”。随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诉讼与竞争，特别是当我们的产品和技术逐步占领市场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尽快适应这一形势，充分掌握和利用法律，积极应对。特别对任何滥用版权的不正当竞争和企图垄断的行为，应予以坚决回击。由于著作权法对于保护的客体、专有权利的界定及合理使用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现行著作权法，对滥用版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抵制

③ 中国什么时候加入wto

答：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抄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2001年9月12日至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提交总理事会审议。会议宣布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批准我国为正式成员。

(3)wto我国网络版权扩展阅读：

世界贸易组织(英语: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中文简称是世贸组织，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 ，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 拥有164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④ 中国对外国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有什么矛盾和问题

以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我国著作权法列举了八种作品类型。无法纳入以上类别的作品是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是至少在网络传播领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已经确认，作品的外延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实际情形由法官判断决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版权所有人可以根据法律在法律规定的年限内对作品享有独占权。一般而言，其他人需要使用作品，应当事先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但是著作权法也规定了若干情形，在法律规定的使用方式下，该种使用无需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或者无需向其支付报酬。版权的期限，简单来说，对个人而言，是死后五十年，署名权等精神权利期限无限制；对单位和法人而言，使作品首次发表后五十年。

外国人或者外国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的，受我国法律保护，其他的根据国际条约确定，多数重要国家已经和中国一起参加了共同的国际条约，在这些缔约国境内产生的作品同样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学理，版权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说，各国承诺保护作品的知识产权，但是如何保护，作者有哪些权利，保护期限多长，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在中国发生的作品使用行为显然就需要按照中国的著作权法来判定，在美国发生的著作权使用行为就需要按照美国的版权法来判定。

⑤ 怎么样进行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

怎么样进行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一）加强对网络作品的人身权利保护虽然《著作权法》中的有关权利的保护基本适用于网络环境，但鉴于网络的特点，有必要强调一下网络环境下的人身权利保护。有人曾说国际互连网将成为作者人身权利的终结者，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同时成为作者、出版商和侵权人，在网络环境下，人身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而且天衣无缝地改变他人作品，并向全球传播。所以在网络环境下作者、表演者的人身权利需要获得法律有效保护，同时明确规定网络上人身权利保护的对假名和匿名的作品不受法律保护。这不仅是为了作者、表演者的利益，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众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因为网络著品的人身权利受到新的传播环境的影响，过多强调提高保护并不是最佳选择，还有可能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并阻碍作品传播和著作权产品的流通。这就需要使人身权利保护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合理的是在网络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允许作者放弃人身权利，目的在于减轻著作权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障碍，使人身权利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二）加快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立法思考网络立法要促进网络健康发展，不仅要具有一般法律的强制性，还应具有激励性。在立法中应当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网络信息传播快捷、覆盖面大，如网站上自行发表的作品与传统媒体上刊出的作品应有区别，如果对转载他人作品管制过严，势必会影响网络文化的繁荣。法律保护的目的是鼓励传播，繁荣创作，保护和促进网络业和著作权的共同健康发展。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民事主体对网络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产品享有著作权，明确侵权范围、行为种类、赔偿标准及侵权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当前网络文化和网络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就没有知识财产的法权形态，也就没有其原创者和其他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建立和不断完善包括网络著作权在内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是当务之急，网络著作权保护作为著作权法的前沿课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虽然我国第一部网络著作权行政管理规章《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出台使我国的网络著作权保护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从法的位阶看，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一类，效力不及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加快对《著作权法》在实践中修改、完善和制定保护网络著作权的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或《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条例》。（三）依法加强网络行业管理和提高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的思考加强网络行业管理，增大网络监控力度。首先要充分认识在加入WTO后和市场竞争新形势下依法治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到，防患于事前的关键就是网络行业自上而下重视依法经营，坚持依法规范网络行业的一切活动；不断提高懂法、守法、用法的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准，网络行业要建立健全依法管理知识产权的责任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网络行业各个环节的管理，法律事务、市场经营、网站管理、增值服务、企业形象宣传等部门均为著作权管理的责任单位，要建立相关责任考核制度，对出现侵权和影响企业形象的违法违规行为要追究相应责任。

⑥ 我国现在有哪些法律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进行了明文规定

2006年11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该案件时涉及著作权纠纷电脑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
</ （2006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06次会议通过）

根据人民中华民国著作权法第58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第一个1406会议的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的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解释涉及对计算机的某些问题著作权纠纷”进行修订如下：
删去“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涉及计算机应用法律解释的著作权纠纷。
相应的调整，按照规定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该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的决定涉及著作权纠纷的电脑”命令，重新发布。
BR />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涉及计算机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著作权纠纷解释

司法解释第11号[2006]

（2000年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于11月22日，1144会议在适用法律下的1302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委员会于2003年12月23日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涉及著作权纠纷以上的计算机解释的决定“的第一个1406会议的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年11月20，2006年”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涉及著作权纠纷案件超过计算机应用法律的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决定（b）第二次修订本）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根据公务员法“，”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该法的一般原则这种情况下，一定适用法律的解释如下：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下的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实施侵权起诉侵犯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难以确定侵权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的位置可以被视为侵权。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类型的作品的数字化形式。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第三条著作权法所列举的作品范围，但中的原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和可以被复制在一些有形形式其他知识产权的创造，人民法院应当是保护。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侵犯版权的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他人实施侵犯版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通则“第130条的规定，民法，进行调查和其他演员，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文章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版权的行为，或确实有证据版权拥有者的警告，但不采取删除的侵权内容的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130的一般原则民法的规定，举行他们的共同侵权责任的网络用户。
第五条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持有人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如果他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第106条的一般原则，依法追究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专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任何版权技术保护措施，设备或材料，上载，传播，提供，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的法院，按照“著作权法”第47条（f）款的规定，被调查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
文章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警告，要求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信息，不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证明侵犯版权的所有权证明，应视为未发出警告或提出请求请求
版权的网络服务供应商产生的证明，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按照“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第50条的规定，在诉讼前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证据确定，保存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第八网络服务供应商，版权拥有人的证据的警告，并采取措施删除涉嫌侵权的内容，被控侵权人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支持。
版权拥有者被控侵权虚假的指控侵权人请求补偿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的法令，警告人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⑦ WTO对我国的保护期不是五年吗为什么对电影行业的保护却现在才准备到期

2005年一般的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要从现在24.6%降到9.4%，其中汽车工业的关税到2006年要从现在的100%降到 25%；2004年农产品的关税要从现在的31.5%降到14.5%；高科技产品到2004年要从现在的13.6%降到零关税；服务领域也要逐步走向开放，金融、保险、电信、航空基本上规定在2-5年期间对外商全面放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关税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以美国为例，现在的平均关税只有3%，世贸组织的成员平均关税在6%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在10%左右，我国的平均关税至少在15%以上。我们承诺加入WTO以后，关税总水平降到15%左右，然后到2005年，平均关税达到10%左右。

⑧ 中国加入WTO，5年过去了，现在完全开放了吗

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任何的国家丢不会对外完全开放的，即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说，也是不可能完全开放的。更不要说，还有政治、文化等领域了。

⑨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有哪几种

(一)网络侵害人身权
(1)侵害名誉权
个人用户可能通过电子邮件、博客和发表过激言论而侵害他人名誉，而在电子商务领域，商家间通过侵害名誉权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也可能因交易发生矛盾而诽谤污蔑，侵犯商家名誉权。但如何界定网络名誉侵权的标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比传统社会宽容。因为网络特有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对于知识的传播、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网上的语言环境与网下的语言环境大不相同，在网络特定的氛围里，语言具有即时性和随意性的特点，通常在网下可能被认为是名誉侵权的语言在网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2)侵害隐私权
我国以前一直没有正式提出隐私权的概念，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一直参照民通意见的规定参照名誉权的损害来处理。《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也将隐私权作为一个正式的人格权的概念定正式提了出来。网络侵权隐私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本身不违法，言论自由是一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评价是公民正当行使舆论监督的体现。这种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只要没有超出正常的范畴，都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人肉搜索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对社会不良行为进行曝光，是人们对互联网世界的惩恶扬善，但是网友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过激的谴责手段，超越道德的边界，演变成对他人人格隐私和尊严的侵犯。比如，如果发布不实信息，可能构成诽谤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而如果披露他人本不愿意公之于众的个人信息，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二)网络侵犯知识产权
(1)侵犯著作权
大众使用网络，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发布和传播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在网络环境中使用作品的行为，比如上传、下载、搜索、链接等，就必然涉及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问题。实践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网络侵权行为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律师实务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兴课题。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常见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
1、与上传作品有关的侵权;
2、与链接有关的侵权;
3、与复制网页有关的侵权;
4、与搜索引擎有关的侵权。
(2)侵犯商标权
在网络中，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商标标识，引人误认的，还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尤其是在使用他人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一般的，行为人可能是在注册、使用域名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商标权，也可能是在网络内容中使用了他人商标而构成侵权。
(3)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种类十分复杂，通常表现为：利用域名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利用网络广告等手段进行虚假宣传，利用网络侵害竞争对手商誉，通过网络侵犯他人商业机密，以及使用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网络攻击，采取不正当的技术措施影响对方软件的正常下载、安装和运行等。

⑩ 加入WTO后,我国广播电视法制化管理将面临的问题

1.治滥与广播电视节目规制
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规制是广播电视法制管理的重要内容，它突出地表现在“治滥”的措施。“治滥”在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中具有特定的意义，主要意思是纠正电视台滥播滥放通俗娱乐电视剧、特别是境外电视剧的现象。为此，节目规制的突出重点，一是向中心倾斜的广播电视转播体系，一是对境外节目的禁止和限制。

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管理部门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是逐步严格的。在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确定“四级办电视”政策的（1983）37号文件中还提出“凡是具备条件的市、县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与可能，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除转播中央和省两级广播电视节目外，还可播出自办的节目，覆盖本市、县。”但在看到散乱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广播电视部于1984年作出了“市、县电视台……暂不自办文艺节目”的规定。

自始至终，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规定突出地体现了保护全国性广播电视媒体和本国电视节目的宗旨。对转播，广播电影电视部屡次规定、并一再强调：地方广播电视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完整传送来自中央电台的广播电视节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转播台、电视差转台以及有线电视台（站）和有线广播台（站）都必须以专用频道完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有条件的，还应转播中央台的其他节目。在转播中央台节目时，不得插播自办节目和广告。”地方电视台不仅必须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而且必须转播广告，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不得任意切换中央台广告或以游动字幕等形式干扰中央台节目的完整转播”。《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对转播也作出了原则规定。

为了保护中央一级传播媒介的内容控制权，广播电影电视部还规定地方电台“只能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和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特别规定“严禁擅自播出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也不得将新华社的电讯稿配以境外卫星电视的图像进行播出。”

对境外影视节目，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曾限定境外电视剧占电视剧播出总量的20%、在黄金时间不得超过15%，同时确认除上海、四川两个国际电视节作为引进节目的主要渠道之外，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省市拥有引进权。
随着“亚洲卫星”和“亚太卫星”相继升空，境外华语卫星节目通过有线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家庭。1994年2月，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各电视台每天播出的每套节目中，境外电视剧不得超过电视剧总播出时间25%，其中黄金时间（18至22时）不得超过15%。”同时，禁止电视台播出未经批准和授权的境外电视剧及合（协）拍电视剧、录像制品和从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直接接收的外国及台、港、澳地区的电视节目，等。

然而，一些电视台不仅大量接收境外加扰卫星电视节目，还擅自进口加扰卫星电视节目解码器。广播电影电视部对此严令禁止，并规定，以卫星传送的方式引进的境外电视节目限于体育、风光、科技、动画、少儿、教学、音乐等题材，不包括影视剧及综艺性节目；“不得将整个频道的境外电视节目完整地录制、播出，不得边录边播。”由于屡禁不止，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对境外影视剧实行统一审查制度，并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收回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四川五家省级电视台原拥有的自主引进境外影视剧的特权。199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设立卫星电视监测中心和节目视听评议机构，定期报告监测情况，公布评议结果。
由于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增加，引进节目数量势必提高，对此，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0年进一步要求各地：避免集中引进同一个国家、地区或题材雷同的电视剧、从严控制宫廷和武打题材的引进剧、在19时至21时30分收视高峰时段一般不得播放引进剧、同一部引进剧不得在三个以上省级电视台上星节目频道中播放等，引进境外动画故事片则由广电总局指定或批准的机构进行。
从1992年10月开始，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县电视台采取了统一供片的方法，认为这是解决节目源困难和防止乱播滥放的有效措施。1993年，统一供片的方法运用到有线电视台。自1995年起，节目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凡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引进的境外有线电视节目，均需在节目片首打出社会管理司批复文号。境外影视节目统一进口。成立于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下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目前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政权局认定的唯一经营电视节目版权国际交易的公司，也是大陆唯一经政府批准的从事境外卫星节目代理业务的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通过省级电视供片机构统一向全国供片——主要发行引进的影视节目，也附带发行国产电视节目，类似辛迪加节目销售和发行公司。
2．治散与广播电视机构规制
“治散”在中国广播电视规制中也具有特定的含义，即，通过机构治理手段解决广播电视传播的散、滥问题。最终，“治散”政策以重组方式实现了广播电视机构的合并。这也是在媒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规制机构一步步产生的对策。
1）治理整顿散滥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用录像机（VCR）、家用激光视盘（VCD）机、数字激光视盘（DVD）机陆续问世。90年代中期，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开始按照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逐步联网发行，有线电视节目需求大增。
随着1994年“亚太一号”卫星升空，亚洲电视频道资源大增。1996年1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办了体育、电影等加密播出的卫星频道。早在80年代末期，从中国的边远地区云南、贵州、新疆、西藏开始，省级电视台尝试以卫星方式传输节目。1999年后，全部省级电视台都上了星，它们成为中央电视台潜在的竞争对手。
在日趋开放的环境中，也是在商业竞争的压力下，基层电视台、站变得无所顾忌起来，不仅大量播放唾手可得的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甚至出现擅自建站、办台现象；广播电视系统外的一些行业，也有意染指这一利润丰厚的垄断领域，并出现与私营资本及境外资本联合办有线电视台、设有线电视网的动向。而这些，是广播电视政策所不允许的。特别是，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后，由于改组时将网络的技术管理和设施建设移交信息产业部，电信和广电部门就双方均可能介入的新媒介开发领域产生了利益冲突。新的问题与旧的矛盾纠结在一起，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艰巨。
此时，在整个新闻传播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有条不紊的现象均已不复存在。于是，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强调广播电视业的治理“重点解决擅自建台、重复设台和乱播滥放的问题”。这份（1996）37号文件奠定了广播电影电视治理整顿的基调。
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7年开始“治滥治散”的工作，在有关文件中规定：非广播电视行业不得从事广播电视播出；要加强对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引进和播出管理；加强对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和播出的管理。经过一年时间的治理整顿，初步遏制了乱播滥放节目、乱设有线电视台网、乱开播出前端等散滥现象。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998年诞生后，职能侧重对机构的审核管理和对媒介传播内容的监督，法规成为广播电视管理的主要工具和重要武器。此时世界上媒介合并成风。广播电影电视建立集团的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
2）广电机构整合与集团化
中国电视媒介的整合基本上是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整合与集团化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
早在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现，一部分地区在有线电视系统中共缆传送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效果很好。于是，决定对申请设立的所有有线电视新台，都称为“有线广播电视台”。有线行业开始以电视为中心进行合并。
1997年，在治理整顿散滥现象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合并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规定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只设一级（而不是两级）播出机构；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三台（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合并；县级教育电视台和收转台也与当地广播电视台站合并；市区一级不设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企事业有线电视台改为站，逐步与行政区台联网。两年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检查，成效显著：“比治理前实际存在的播出机构数量减少了68%。”
2000年年底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一步规定，同一地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台均并入无线电视台，成为一个播出实体，并对各频道的节目设置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合并以后的省级电视台将有线电视频道包括在内，2001年7月1日以后，有线电视台的机构和呼号便不存在了。合并以后的市级广播电视台只允许保留一个电视频道；县级广播电视台不再独自开办电视频道，而在省级电视台提供节目的公共频道中获得一定的时段，播出少量自办的新闻、专题和文艺节目。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及其所管理的全部媒介和产业的基础上诞生。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广电整合与集团化的设想是“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有线、无线、教育三台合并；省、市（地）、县三级贯通”。总体说来，虽然集团化整合的动作迄今并不明显，但广播电视系统的机构合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有许多评论分析说，现在的合并措施是停止“四级办电视”的政策了，其实，在“四级”电视体系中，中央提供广播电视节目供地方转播的方式从一开始便是广播电视部的既定政策。只是通过多年的实践、尝试和探索，在既定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最终采取了“规制加行政”的管理措施强力推行，并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的“四级办电视”的方式，也就是中央节目为主、省级节目为辅、地市级节目适当存在加极小一部分县级节目的内容，才符合（或者说正符合）广播电视部当初的制度设想。
1999年前后，制播分离是中国电视界的热门话题。此后，制播制度的改革逐步推开，媒介播放、市场制作成为通行的广播电视节目架构。在此前后，大众化电视剧和综艺类娱乐节目基本上都实行市场化运作了。
3.制播改革与影视节目制作规制
在所有电视节目中，电视剧最先开始市场化。自从四级办电视开始，对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需求大量增加。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电视剧制作的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些是由电影、戏剧等演艺单位派生出来的比较正规的节目制作单位，逐步成为各单位的电视剧制作部（中心）；也有一些非文艺行业的大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拍摄反映本行业故事的电视剧；更有一些专门靠拉赞助拍电视剧牟利的“草台班子”。电视剧的质量良莠不齐。经过10年市场的筛选和淘汰，一批较有经济和艺术实力的机构逐步占领了市场。
1993年，中国经济加速市场化。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对进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一年360集电视剧首先实行“优质优价优播”的原则。电视剧市场顷刻兴旺起来。而在此之前，电视剧交易大多实行无偿交换或者低价购买的方式，商业化操作不成气候。
随着境外境内卫星频道的开播，对影视节目需求量的增加再一次促进了节目源的开发。各种经济成份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应运而生。中国大众的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同时，也更加分散多元了。不过，随着跨境接触越来越多，缺乏节目制作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特别是缺少资金的影视制作机构开始转向外部寻求合作，合拍、协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外资逐步进入中国电视节目市场。
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制作机构的管理重心在社会机构、民营机构、境外机构。
早在1986年，针对拍摄电视剧的草台班子泛滥成灾的状况，广播电影电视部便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长期的和临时的两种，临时许可证只限所申报的剧目使用，无许可证的单位，无权制作电视剧及录像制品。[xlviii]获得长期许可证的主要是影视艺术单位，对系统外的机构制作电视剧是限制的，对私人，特别是境外机构则严加禁止。
卫星电视发展起来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开始加紧对影视制作机构、特别是在境内以联合制作、协作制作、委托制作等方式制作电视剧（录像片）的行为进行管理，授权部社会管理司审批设立各类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从1998年11月1日起核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从2000年1月1日起，又对所有经过审查通过的电视剧（包括国产电视剧、合拍剧、引进剧）一律核发由广电总局统一印制的《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对电视剧管理最权威的行政规章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0年6月15日发布的《电视剧管理规定》（总局令第2号）。其中规定“禁止出租、出卖、转让、或变相转让电视剧各类许可证。”
虽然广播电影电视部仍严格限定合拍电视剧的境内制作机构的资格，包括对私营机构和境外机构的限制，并要求对合拍剧的题材、长度、题材进行宏观调控，打击“假合拍”等违纪行为；但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这种管理是逐步放宽的。
“取消规制”（deregulation）是世界性的广播电视媒介潮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可以采取哪些合情合理合法的预防和拖延措施，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终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开市场。对此，人们几乎不再怀疑。
事实上，中国在开放电视市场方面已经有所动作。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境外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落地。长期以来，对境外节目及民营资本进入中国广播电视市场，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的传统政策是——禁止。但在实践中，常常有公开、半公开的违规行为，出让制作播出特许权的方式也屡见不鲜。有的违规地方机构遭受处理；有的则随着政策的放宽，变非法为合法。
随着中国进入WTO，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2001年12月《关于广播影视集团融资的实施细则（试行）》中除了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只能经批准吸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其他单位的资金进行节目制作、项目合作之外，对电视剧制作机构、电影行业、广播影视报刊的发行、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广播电视传输网络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吸收广播影视系统外资本、国营体制外私人资本、境外资本参与经营了。
在最敏感、也最要紧的卫星电视领域，规制政策也在一步步放开。广播电影电视部从1996年开始审批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落地申请，限于星级宾馆、涉外单位等。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则已经正式改变完全禁止的政策，在2001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每年审批一次境外卫星电视的落地申请。2002年，境外国际传媒机构的凤凰、华娱、星空、亚视等卫星电视台先后获准在中国广东部分地区落地。这件事情象征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传播效果。它说明，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将进一步国际化、法制化。
4．对中国广播电视规制的展望与评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日益增加的国际交往，中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依法治国”的思想深入人心。现在，从理论上说，法律已经成为社会行为的主要裁判依据；合法性成为一切规范的前提。不管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单纯行政力量的下降和法规地位的上升是在中国目前同时发生的现象。除了法律，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红头文件、还是首长讲话。这是朝着更理性社会的进步，它必将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在实践中，法规管理的进步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法规向社会公开了，有关方面和普通公民照章办事有了依据，改变了以往内部规则不易掌握和口说为凭、“谁官大听谁的”这些人治现象。其次，是规范的条文更加明确了，语言也较为规范了，有助于克服层层转达中“口传心授”渗透率低、准确性差、流通成本高的缺点，便于公众了解、理解和监督，在社会层面的操作性增强了。
然而，纵观中国广播电视传媒的法制进展，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诸多规制还是在法规包装下的行政管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重律而轻法、重管理而轻权益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此产生出以下一些问题：
1. 法规本身的缺陷。广播电视规范性文件仍然停留在较低的“规制”层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法制。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大多数规制属于限制性的“义务”；而不是保障性的“权利”。例如，迄今仍然没有专门的广播电视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公民的传播自由权利，特别是，缺乏有效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大众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的规定。一旦遭遇不测（而在当今社会中，此种意料之外的事件越来越多），立即导致重大危机和严重后果，例如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疫情。
2. 立法程序的不足。在法规管理部门关于立法程序的规定中，只包括内部工作的技术性程序，而没有公众和社会群体参与、辩论和监督的“听证”机会，也就是说，公共规范和政策产生于非公共的程序，“系统内”、“体制内”的特点依然鲜明。而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法规的制定应该也必须具有严格的程序，包括民主的参与。缺乏民意基础和未经反复辩论而产生的规制漏洞很多；这样的规则也必然是缺少权威和低信度的。公众对这样的法规缺少了解和尊重，甚至乐于看到它们被废除。
3. 法规实施的问题。在实施规制中传统的弊病依然存在。例如，目前的规制集中于管理；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权威性，必须依靠行政指令三令五申、反复推行，才能奏效。在缺少行业道德准则等共识性伦理基础和公共立法程序的情况下，大胆的下级部门常常预测某些规范必将改变，而在利益驱动下尝试先行突破。普通公民则与法规的制订无缘，因而不可能充分地享受各项权利，更难以运用法规武器自我保护。而且，法规管理中还时有倒退的现象，如某些导致低效率的行政干预和过度保护垄断经营的行政操作，等等。在广播电视集团化的操作中，这种现象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