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著作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评析

㈠ 崔国斌的学术成果

1. 商标许可终止后的商誉分配 知识产权 2012年12期；
2. 知识产权vs.网络自由：新一轮国际立法争议解读 电子知识产权 2012年03期；
3. 《反假冒贸易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比较研究 电子知识产权 2011年08期；
4. 单字字体和字库软件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 法学 2011年07期；
5. 中国专利共有制度评述（下） 电子知识产权 2010年07期；
6. 中国专利共有制度评述（上） 电子知识产权 2010年06期；
7. 中国大陆商业秘密保护的最新进展 全国律师（台湾） 2007年第8期；
8. P2P软件背后的版权责任认定 月旦民商法学 2006年第1期；
9.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中国法学 2006年第1期；
10. “程序+磁盘”的可专利性分析 法学杂志 2005年第6期；
11. 文字作品的专利法保护－计算机程序文本的可专利性分析 法律适用 2005年第9期；
12. 知情同意原则的专利法回应－生物材料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环球法律评论 2005年第5期；
13. 否弃集体作者观－民间文艺版权难题的终结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年第5期；
14. 专利法上的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计算机程序算法的可专利性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
15.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控制 清华法学 2004年 第6期；
16. 传统知识保护的困境 专利法研究（专利局年刊） 2002年卷；
17. 专利技术的等同比较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 第1期 2002年；
18. 数据库保护的立法现状与理论基础（合作）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 第1期 2002年；
19. 新千年的知识产权（译作） 知识产权文丛 第5卷 2001年；
20. 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与利益分享 知识产权文丛 第3卷 2000年；
21. 基因序列的专利性 专利法研究（专利局年刊） 1999年；
22. 公司合并中的反垄断控制 中日公司法比较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
23. 美国专利有效性仲裁制度评析 知识产权 1998年第3期；
24.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完善 民商法学 1997第10期。

㈡ 今年的知识产权法有何更新

没更新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㈢ 好写一点的法律论文题目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
2.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耀宇诉斗鱼案为例
3.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版权问题探析--以新浪网诉凤凰网中超体育赛事直播案为例
4.同人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金庸诉江南《此间的少年》侵权案为例
5.论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6.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研究
7.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研究--兼评奇虎诉江民案
8.我国引入局部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思考
9.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研究
10.中国好声音商标侵权案评析
11.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评析
12.我国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探析--以腾讯声音商标案为视角
13.网络环境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14.实用艺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15.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关系探讨

㈣ 世界上第一个管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立于哪里

起源与发展

世界上的作者协会起源于法国。1777年,著名的戏剧家博马舍(《费家罗的婚礼》的作者)创立了法国戏剧作者和作曲者协会(SACD)。但是,在著作权集体协会的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则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歌剧《卡门》的作者)于1847年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的一家音乐咖啡厅里喝咖啡时,发现该咖啡厅正在免费演奏他的作品,于是拒绝支付咖啡费,并到法院起诉咖啡厅,要求咖啡厅赔偿使用费。法院最终判决比才胜诉,咖啡厅支付比才音乐使用费。随后,在比才和其他一些音乐家的倡导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管理音乐作品著作权的组织,这就是现在的法国音乐作者作曲者出版者协会(SACEM)。此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以及北欧、东欧各国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26年,18个国家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联合组成了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到2004年,CISAC的会员协会包括109个国家的208家集体管理组织,代理超过200万名各类音乐作者,成为真正世界性音乐著作权人的组织。同时,其他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相继设立,如德国文字与科学作品集体管理协会、法国多媒体作者协会等。其管理作品的范围从最初的文学、音乐等领域逐步扩大到美术、摄影、电影、多媒体等领域,管理的权利也从传统的表演权、复制权扩大到了广播权、出租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组织与任务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著作权法的重要手段。它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著作权人授权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名义向作品的使用者行使著作权。主要包括向使用者发放作品的使用许可并收取作品使用费,将使用费分配给权利人,对侵权者提出诉讼法律等。从世界各国的著作权保护实践看,著作权人行使权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权利人个人可以控制和操作的情况下自己直接行使权利。例如:个人的作品由出版社出版,个人的戏剧在舞台上演出。另一种情况,是在权利人个人无法或难以控制和操作的情况下,通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行使和主张权利。例如,作者行使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些发达国家规定的复印权、公共借阅权、制作多媒体的权利等等,使用者使用作品与邻接权客体、作者获得创作回报,均是通过集体管理组织的运行来完成的。所以,如果没有集体管理组织替作者主张权利、替使用者转付报酬,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就很难实现。

随着国际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各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逐渐建立起国与国之间的集体管理组织的相互代表协议制度,即两国的集体管理组织根据协议各自代表对方在本国范围内管理对方权利人的权利。CISAC就是管理各国集体管理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于1994年经国家版权局和外交部批准,参加了CISAC。到2004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已经与42个国家的集体管理组织订立了相互代表协议。

相关链接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1、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是我国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会员主要是词、曲作者和部分音像制作者和创作团体,主要管理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包括现场表演和播放背景音乐)、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包括制作广播电视节目、背景音乐制作、音像制品制作、网络下载等)。

2、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筹)

该协会是1999年11月向国家版权局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于2000年5月成立的,但尚未经民政主管部门批准。该协会的筹备工作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共同负责。协会管理的权利主要包括文字作品的法定许可报酬收转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复制权等。

3、中国音像著作权协会(筹)

国家版权局2001年11月5日批准中国音像协会负责筹备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主要管理音像制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经权利人特别授权的部分复制权、发行权。（中国知识产权报）

㈤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㈥ 刘学在的研究成果

1、《代表人诉讼之裁判效力扩张的几个程序问题》，载《法学》1999年第2期；
2、《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与赵钢教授合作；
3、《从法律文化背景看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与赵钢教授合作；
4、《略论诉之预备合并》，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0年第10期全文转载；
5、《论代位权诉讼》，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与赵钢教授合作；
6、《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2期全文转载；
7、《论财产保全范围的完善》，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
8、《督促程序的适用现状及其立法完善》，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7期；
9、《财产保全之管辖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0、《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1、《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与张新宝教授合作；
12、《有益的探索——评浙江省高院〈执行改革探索与实践〉》，载2002年4月30日《人民法院报》；
13、《婚姻无效之诉与撤销婚姻之诉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与赵钢教授合作；
14、《我国法院企业化倾向之检讨》，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云南法学）》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
15、《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
16、《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系属》，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7、《我国法院行政化、企业化倾向之初步批判——以民事诉讼为切入点》，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与赵钢教授合作；
18、《诉讼中抵销的程序应予以完善》，载2003年1月16日《法制日报》；
19、《我国法院行政化倾向之成因探析》，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20、《论诉讼中的抵销》（上、下），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4期；
21、《督促程序的立法完善》，载《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22、《既判力论在中国的困境探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23、《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与江伟教授合作；
24、《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5、《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交叉诉讼与引入诉讼介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6、《“执行”与“履行”用语辨析》，载2003年11月23日《人民法院报》；
27、《实务性注释与学理性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初步研习之心得》，载《珞珈法学论坛》第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赵钢教授合作；
28、《间接否认与抗辩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影响》，载2004年1月13日《人民法院报》；
29、《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与赵钢教授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4年第7期全文转载；
30、《从本案看确立“竞合权利之确认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载2004年2月17日《人民法院报》；
31、《台湾民事诉讼中合意选择法官制度透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2、《辩论主义的根据》，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3、《是否构成亲子关系应当允许推定》，载2005年7月27日《人民法院报》；
34、《论拟制的自认》，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5期；
35、《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之分配》，载2006年3月22日《人民法院报》。
36、《参与分配若干疑难问题之处理》，载2006年12月7日《人民法院报》。与梁焱合作。获“钱塘杯”执行工作新方法有奖征文三等奖。
37、《论任意的诉讼担当》，江伟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筹备组编：《民事诉讼法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38、《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所涉疑难诉讼问题初探》，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
39、《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当事人适格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
40、《论诉讼信托》，载《珞珈法学论坛》（第六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1.《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废弃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构建》（与朱建敏合作），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
42、《改革开放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载黄进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43、《证据裁判之下的自由裁量权》，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19日第5版；
44、《执行异议之诉若干问题探析》（与朱建敏合作），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19日第6版；
45、《<民事诉讼法>新修订条文之初步评析》，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46、《民事抗诉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完善》，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7、《团体诉讼制度概念辨析》，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1期。 1、《法治与文明》，撰写第八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撰写民事诉讼法部分的第一、二、十七、十九章以及仲裁法部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撰写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4、《证据法学》，撰写第十、十一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5、《民事诉讼法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撰写第二、三、十二、十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撰写第一、五章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7、《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撰写第一、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撰写第四、八、九章（约7.2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赵钢、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齐树洁主编：《民事诉讼法》，刘老师撰写第3、8、9、18、19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刘老师撰写第5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㈦ 在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什么

一、判断“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在理解“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的原理前提下，“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原理主要内容为：著作权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是用来控制特定行为的，享有一项专有权利就意味着能够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为。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实施了受著作权控制的特定行为，又不属于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均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反之，任何人利用作品的行为只要不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列举的行为，就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增加该项权利也就是增加了权利人的控制特定行为的能力，对更好地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有裨益的，
二、判断“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限定为制定著作权法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即在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而增加的，依据当时的技术水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已经是很先进且广泛的使用著作权的行为了，当时增加该项权利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著作权法》第十条有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不过现在网络传播盛行，对于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情形已经不是特别的普遍，所以在《著作权法》（送审稿）中去除了该项权利并被播放权所吸收，《著作权法》（送审稿）第十三条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六）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

㈧ 有关知识产权的论文题目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

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

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

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

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

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

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

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

8、综述：服务与信息

9、综述：信息与财产

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

11、综述：作品与人格

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

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

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

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

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

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

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

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

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

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

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

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

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

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

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

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

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

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

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㈨ 同一个被告侵权，被告侵权原告多个著作权的，是按照同一个案件处理，也收取50元吗

<p>  问题提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权利人就其享有的多部作品(如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等)著作权向一个被告在一起案件中提出诉讼，对此类诉讼法院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p><p>  【要点提示】</p><p>  此类诉讼就是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主张两个以上的符合人民法院受诉条件的独立的诉，其本质是诉讼标的的合并。虽然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方便法院审理的考虑，存在将此类案件作为一起案件立案审理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认诉的合并审理。对于合并审理会使诉讼法律关系复杂化，造成当事人起诉、应诉困难，导致诉讼不经济的案件，人民法院不应合并审理，并向当事人充分、明确地释明。</p><p>  【案例索引】</p><p>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民三初字第331号(2010年3月29日)</p><p>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知终字第106号(2010年7月2日)</p><p>  【案情】</p><p>  原告：新京报社</p><p>  被告：浙江在线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在线)</p><p>  原告新京报社诉称：2007年7月，新京报社通过公证取证，浙江在线旗下的浙江在线网站未经其授权擅自转载新京报社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7706篇、图片作品2477幅，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和获得报酬权，遂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浙江在线停止转载文章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支付稿酬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2086625元。该案后因管辖移送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p><p>  被告浙江在线辩称：(1)对新京报社作为7000余篇作品的著作权人主体资格有异议，其官方网站上的编辑、记者人数为330人，但本案所涉的作者人数为520人，存在明显出入。新京报社要证明所有作品均是职务作品证据不足。(2)新京报社将凡是与“浙江在线”、“新京报”几个字有关的内容均向法院主张不合理，所涉的7706篇文章并非全部来源于浙江在线，很多与其无关，对其被告主体资格存疑;(3)所涉作品中部分作品的字数、内容与新京报社的主张存在出入。</p><p>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新京报社于2007年7月通过公证取证的方式，对浙江在线旗下的浙江在线网站在其网站上的文字作品和图片作品进行证据保全，认为浙江在线未经其授权擅自转载新京报社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7706篇、图片作品2477幅，侵害其著作权。新京报社于2008年1月11日以浙江在线为被告起诉至北京一中院。北京一中院立案后，由于浙江在线提出管辖权异议，北京一中院裁定本案移送至杭州中院管辖，</p><p>  【审判】</p><p>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涉及被控侵权作品7000余篇，作者500余人，新京报社基于不同的争议事实向浙江在线提出诉讼请求，形成多个诉讼标的，构成多个独立的诉，根据案件性质不宜合并审理。该院还书面通知新京报社按每篇文章一个案件或以同一作者所著的文章为一个案件分案起诉，但新京报社表示拒绝。对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于2010年3月29日裁定：驳回新京报社的起诉。</p><p>  裁定送达后，新京报社不服原审裁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新京报社以浙江在线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的著作权为由，按照相应的稿酬标准在一个案件中提出了相应的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诉讼客体为独立存在的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新京报社基于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争议事实相类似，而在同一个案件中提出共同主张实为民事诉讼程序中诉的客体合并，即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主张两个以上诉讼标的。此类诉讼其实质上包含着若干个独立的诉讼标的，并构成若干个独立的诉。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存在将此类案件作为民事关联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情形，即对民事诉讼中若干个具声独立的诉，各诉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关联的案件合并在一个程序中进行审理。但此种合并审理的目的在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便利人民群众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并防止在同一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且通常情况下，此类案件的合并审理应充分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但本案中，浙江在线以合并审理无法查明涉案事实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同时，本案在审理中还存在以下情形：</p><p>  1.从浙江在线提出的抗辩看，其抗辩理由为：(1)对新京报社作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主体资格有异议，其官方网站上的编辑、记者人数为330人，但本案所涉的作者人数为520人，存在出入。新京报社要证明所有作品均是职务作品证据尚有待甄别。(2)新京报社对与“浙江在线”、“新京报”相关联的所有内容均提出侵权主张，大部分与其无关。其作为被告主体资格存疑;(3)所涉作品中部分作品的字数、内容与新京报社的主张存有出入。上述抗辩理由法院在审理中势必需要对相应作品的权利人、侵权人主体资格和作品字数、内容进行一一质证和比对。</p><p>  2.从证据情况看，涉案被控侵权作品清单长达857页，共包括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数量庞大。且本案在管辖移送过程中，部分证据编号丢失、顺序混乱，导致在原审审理中当事人甄别证据困难，诉讼活动难以正常进行。</p><p>  3.从本案的实际审理状况和效果看：(1)在对作品权利人的身份确定上，例如，原审法院曾就前50篇作品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仅新京报社提供有关作品权利人的质证意见中就对该50篇作品所涉的作者和编辑的劳动合同区分为四种类型：①文章作者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著作权(除署名权外)归属于新京报社，涉及19篇文章。②文章系新京报社记者、编辑集体采编，无相应作者个人署名，其著作权属于新京报社，涉及3篇文章。③文章作者的劳动合同中通过以下两点约定了著作权归属新京报社：一是合同约定新京报社为作者提供福利待遇参照该社《人力资源管理办法》，而该社《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各系统员工利用报社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劳动合同期间履行工作任务创作的技术成果或作品，均属于职务成果，著作权属于报社”;二是劳动合同最后约定“新京报社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因此，上述《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第39条的规定对双方构成约束，涉及25篇文章。④南方都市报社记者采写的文章，涉及3篇文章。也就是说，仅就50篇作品的著作权人身份确定尚存诸多情形和争议。浙江在线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除对第一种类型的著作权归属没有异议外，其余均有异议。对此法院仍需一一甄别。(2)从对侵权作品的比对看，有的作品是标题相同，但内容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有的是标题不同但内容相同，且双方当事人就所涉作品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识，浙江在线认为有部分作品是对时事新闻的合法合理使用。由此需要对相应作品的性质、内容和字数等进行分别比对。(3)从侵权主体上看，新京报社提供的被控侵权作品上有的显示是浙江在线，有的则显示是浙江在线的关联网站，实际侵权主体仍有待进一步确定。因此，上述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分案审查、全面比对才能得到解决。</p><p>  4，新京报社在一审中曾提出本案所涉作品无需一一比对，可以采取抽样比对方式来证明侵权事实的主张。但基于知识产权具有区别于有形财产权的固有法律特性，采用抽样比对的方法既无助于客观事实的查清，也不符合审判规律，且难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并不可取。</p><p>  新京报社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主张其实体权利无可厚非，但主张本案并案起诉并无明确法律依据。本案合并审理既无法体现“便利人民群众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的两便原则，也无法实现公正裁决的最终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充分考虑程序的公正和平衡，确保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全面、平等地行使。新京报社作为权利人完全可以采用选择其中一件作品或其中一个作者所涉的作品为诉讼标的等方式提起诉讼，以确定侵权事实和赔偿标准，方便案件的审理和最终解决，且此种选择并不会影响其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p><p>  综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新京报社以浙江在线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的著作权为由，作为一起诉讼先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原审法院接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受理本案，在对本案所涉纠纷进入审理程序时，经过多次证据交换和开庭，发现本案的合并审理确实存在阻碍案件审理和客观事实查明的情形后，向新京报社作了充分释明，要求其将案件按照一定的分类方式分案起诉。原审法院在新京报社拒绝的情况下，驳回新京报社的起诉并无不当。新京报社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裁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于2010年7月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p><p>  【评析】</p><p>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及诉的合并的案件，在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诉的合并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实务问题。在这类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中，应当充分认识诉的合并的性质，明晰其与共同诉讼的区别、把握合并审理的原则和目的，并积极探索此类案件审理的新思路。</p><p>  一、诉的客观合并</p><p>  诉是由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两个方面构成，主观要素就是案件的当事人，客观要素就是诉讼标的。如果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都是单一的，称之为单一之诉;如果两个要素中有其中之一是多数时，称之为复合之诉。复合之诉又叫做合并之诉，其中主观要素为多数的诉讼，在民事诉讼中为诉的主体的合并，或者诉的主观合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同诉讼”。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第126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上述三条所涉及的均系诉的主体的合并，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共同诉讼”并不直接涉及到诉讼标的的复数的问题，本案显然不属于前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p><p>  本案中新京报社以浙江在线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的著作权为由，在一个案件中提出了相应的诉讼请求，虽然新京报社根据所有作品的总字数计算稿酬提出主张，但并不能否认的是该诉所指向的诉讼客体仍为独立存在的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图片作品。新京报社在同一个案件中提出共同主张，实际上是基于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争议事实相类似，此并案起诉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中诉的客观要素(诉讼标的)为复数的诉的客体合并，也就是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主张两个以上的符合法院受诉条件的独立的诉，其实质上是包含着若干个独立的诉讼标的，并构成若干个独立的诉。</p><p>  二、诉的客观合并审理的原则和目的</p><p>  根据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学说，几个相互独立的请求权本来应当构成多个诉讼标的分开向人民法院主张，人民法院也应该分别判决。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诸如此类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的若干个侵权案件，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基于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避免相互关联的诉重复审理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增强民事诉讼功能的考虑，可以合并审理，即对民事诉讼中若干个具有独立的诉，各诉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关联的案件合并在一个程序中进行审理。这在诉的客观合并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但这种诉的合并审理并不是无条件的，当事人并案主张和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原则和目的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便利人民群众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并防止在同一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且通常情况下应征得当事人同意。反之，如果合并审理会使诉讼法律关系复杂化，造成当事人起诉、应诉困难，导致诉讼不经济，一方当事人又明确表示反对的，人民法院则应当要求当事人分案主张。本案的审理即为此种情形。由于本案所涉的证据数量庞大，当事人举证、质证过程漫长，诉讼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且在确定权利人身份、侵权主体和侵权内容上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诸多分歧，要在一个案件中将所有侵权事实查明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人民法院先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合并审理本案，但在审理中发现本案的合并审理确实阻碍了案件的审理和客观事实的査明，为确保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充分平等地行使，确保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判，要求新京报社将案件按照一定分类方式起诉的做法是正当的，也符合立法的相关精神。</p><p>  三、示范诉讼制度对本案的启示</p><p>  虽然本案新京报社所提出的主张实质上是数个独立的诉的合并，但新京报社所主张的浙江在线侵权行为具有单一性，争点具有共同性，诉与诉之间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对此类案件适时引入示范诉讼制度，无疑是十分恰当的。</p><p>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并没有示范诉讼的规定，但一些法院在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已经采用了这一在两大法系中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示范诉讼”(Test
case)，是指从存在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当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法庭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全体当事人均受该判决的约束。该制度的特别之处在于用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来解决“小额多数”型纠纷中具有共通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从而避免对共同争点进行重复性的事实审理。就示范诉讼的程序步骤而言，基本上分为两步：首先，由当事人基于协议选定或者人民法院基于职权直接指定示范诉讼案件，由人民法院对所选定的示范诉讼案件事实进行审理，其他的案件则暂时停止进行;其次，在人民法院对所选定的案件事实审理之后，如果原告胜诉，被告则不再争辩自己的责任，对于其他案件也进行相应的赔偿。如果原告在示范诉讼中败诉，则不能再对被告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p><p>  具体到本案，新京报社和浙江在线可以通过自愿签署诉讼契约约定或由法院依职权选定，从众多作品中选择将某类作品或某个作品作为示范诉讼的标的起诉，人民法院通过对该个案的审理，查明诸如新京报社是否为适格的著作权人、被控侵权主体是否是浙江在线、侵权事实是否存在、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等具有共通性的，影响到同类案件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一次性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诉讼请求，并就该诉讼作出相应的判决，该判决对于后诉的其他同类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拘束力。示范诉讼完全具有超越个案的意义，可以作为双方其他同类案件解决的标准，减少其他同类纷争为诉讼所必需支出的劳力、时间和费用，或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庭外和解，从而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能力。</p><p>  显然，示范诉讼制度的理解和运用完全符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的初衷，也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即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借助国家强制力柔性地解决社会纠纷。</p><p>  (一审合议庭成员：张政 王玲欧 林宏 二审合议庭成员：应向健 王亦非 何琼</p><p>  编写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亦非 责任编辑：丁文严 审稿人：罗东川)</p>

㈩ 曹世华的代表作有

《版权理论中的创作概念》
《论作品独创性之合理规定》
《论广告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法的几个技术性问题评析》
《论数字时代技术创新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互动》
《论数字时代的版权补偿金制度及其导入》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壁垒的战略应对》等。
获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1项，“安徽省法学会1997-2004年法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十三省市区经济法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长三角法学论坛”论文三等奖1项。曾获全省“模范教师”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