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知识产权

①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修改了几次，分别是什么时间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四个法律的总和。

四个法律的修订颁布与修改时间为：

《专利法》1984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订的版本。（实施细则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审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2007年版的实施细则）

《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商标法》1982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标评审规则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7年修订版本（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8年1月1日施行）

(1)国企改革知识产权扩展阅读：

专利法的授予范围：

①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发明，一般都规定不授予专利。不过这项规定的应用是与国家的阶级实质密切相关的。

②科学发现和自然科学基础原理，因不能在工农业生产上直接应用，不授予专利。许多国家都依专门法律给予奖励（见发现权）。但美国《专利法》明文规定其适用范围包括“发明”和“发现”，其观点是：“凡是太阳底下的新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

③某些物质发明，如以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原子核变换的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及食品、饮料等，大多数国家不给专利，但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则授予专利。其制造方法一般也可以取得专利。

④动植物新品种，许多国家不给专利，少数国家规定授予专利。

⑤诊断医疗方法和药品，也是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⑥计算机程序（软件），极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② 为什么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转轨时期的政府是一个与民争利的挣钱政府，政府职能变异造成的居民储蓄倾向增加。市场的地位仍然微弱。

我们远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全能政府，直接干预每一个微观企业和个体，在转轨时期则演变为一个挣钱政府，唯独没有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格政府。

政府热衷于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忽视了公共品供给。公共产品的短缺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变大。计划经济下的消费品短缺正在逐步转变为转轨时期的公共品短缺。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批评现状，但是批评者给出的药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错了，我恰恰相反，这哪里是什么市场经济，政府还在争利，市场还未站稳脚跟。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不容动摇，而且需要继续推进。

6、关于垄断:李荣融同志的经济学笑话

李荣融同志去年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石油行业、电信行业已经一分为N，因此就不存在什么垄断了”。这是2005年经济学领域的最大笑话。同一件衣服做成三个口袋还是四个口袋五个口袋，就说是竞争了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政策如果始终是让这种思维的人来管理，还会出问题。

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本人读大学之前在国有企业工作五年，我目睹了国企的效能低下，才下定决心要学习经济学研究其原因。一个没有激励机制的企业，一个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企业，一个不充分按照贡献来分配的企业，没有出路。

这几年有很多人关心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并借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加以质疑。他们口口声声国有资产全民共有有我一份，因此阻挠国有企业的转制，甚至鼓励国有企业的继续做大，从而客观上助长了这两年国进民退的妖风，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更大的挤出效应。

7、社保、医保、教育，政府必须负责。

有一些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主持，但政府恰恰又把他们放弃了。比如社保、医保、教育等，居民不得不为公共品短缺而买单，这就挤出了私人消费，使得人们为了将来的保障越发严重的增加储蓄；另一方面，政府在放弃应有责任之后又垂涎三尺地进入私人消费品的生产领域，这又挤出了大量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而是根本没有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改革还要继续前进，不能后退。

8、教育失败的原因。

人力资本极为匮乏（教育投资不足），基础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的投资诚然不足，高等教育也并不乐观。我们为什么说毕业就是失业，为什么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如此严重的问题？扩招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结构。

我们的文科专业太多了，200万我就可以建一个经济系，请几个教授，招50个学生。但是工科专业的建设太少了、太难了，一个实验室就要超过200万，因此作为理性人的高等学校只好趋之若鹜地严格按照自己的预算约束线在工科和文科的无差异曲线上游移，其结果是文科的泛滥、综合类高校的越办越大越办越多。上海市年薪十万招聘高级技工，仍然一将难求。可见资金瓶颈之关键。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中国政府的教育投资占世界总教育投资的4%，剩余的部分由谁来买单？老百姓。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

在一个还有待于完善宪政和民主监督的基本框架的体制下，在一个政绩评价标准和官员升迁制度比较随意的国家中，一个五年一届的政府不可能有动机做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作。我们的口号永远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追求的利益始终不超过三五年，我们永远不会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年做十件事要比十年做一件事容易得多，这就是短期政府与跨期教育投资的根本性矛盾。

9、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进步。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溢出效应，必须由政府投入，且政府的行为不能短视；商业性开发和新技术的推广可以私有化且只有较小的溢出效应，这应该由企业来担任主角。

这意味着，国家要花钱养科学家，而由企业花钱养工程师。但我们的现状是国家去和企业争利，也来养工程师。如此下去，我们还会有陈景润么？科学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科学家是天下“第一大傻”，政府不养他，就不会再出现。

自主创新是一个体系，不是企业行为，我不赞成没有丝毫知识储备和物质积淀的条件下奢谈自主创新。中国还有一个国情，任何事都要搞成运动式的，我看现在只差一步了，就是政府下命令给企业，规定每个企业每年创新多少，这离计划经济已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满大街都是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企业他凭什么会去创新？它有远见，它有勇气不惜血本，还是它社会责任感高和道德感优越、主动响应国家号召？

我当然承认有这样的自主创新并走向成功的企业，但这只能是极少的案例。小概率事件只能发生在正态分布顶端的那个点，离开那个区域就不会存在。把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作为普遍规律来推广，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此外，我们鼓励创新，但是创新的风险巨大，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是1和0的二进制问题，没有一个创新风险基金，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厌恶者与风险偏好者无法进行交易。

10、中国制造的危机。

没有内需有没有创新的动力，那么经济增长只有两条路径:一靠投资，二靠出口。投资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此产生市场依赖和资源依赖。

世界资源供给（资源价格上涨）—〉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下跌）。

先知先觉的温州人几年前逐步退出制造业领域，走向能源、走向矿山，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危机已经来临，数量扩张型增长的奇迹不可持续。

我们不把掌声留给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难道要把鲜花送给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的老总？

跨期均衡的欧拉方程:本期消费+本期资产=（下期消费+下期资产及其收入）/贴现率。由于中国居民的本期资产被滥用，于是减少了本期消费以弥补未来消费。为什么会滥用和剥夺居民资产？问题严重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糟糕的金融体系（补贴而非配置）、资本形成率极低，所以只得靠剥夺居民的金融资产和引进外资。

我曾到许多国家访问，在巴黎、纽约等城市的大街上唯一能够看到的、在霓虹灯广告牌上与世界知名企业比肩而立的中国企业，就是青岛海尔。2004年居然有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人大骂张瑞敏及其领导的海尔员工侵吞国有资产。

我们中国太缺乏海尔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了。甚至可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没有几个，但中国的资本运作家的确不少，你今天投资这个领域、明天投资那个领域，风险投资，这不叫企业家，这叫投资家、资本家。真正几十年如一日在一个行业中做深做透成为领头羊的企业，值得我们尊重、珍惜。这样的企业的领导者，是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企业家。

我们不把掌声留给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难道要把鲜花送给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的老总？

跨国公司的技术为何不向中国转移？

任何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出口导向的，需要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很多人认为政策导致出口依赖，这是不符合历史演变程序的。

跨国公司是国际化、全球生产的，不仅进行要素套利，也进行税收套利，依靠基于民粹意识形态的主张，号召取消跨国公司的超国民待遇，那他们毫无疑问会拍屁股走人。

一个模型:π=(P-C)*Q-γ/2x^2-T-G假定创新风险正态分布，故取期望γ/2，X表示盗版程度，T表示人力资本，G表示存量。

一个人力资本不发达的国家，即便买来了技术，也没有能力消化。

一个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的国家，知名企业是不会来的，中国盗版太厉害了，达到极其逼真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消灭世界品牌的国度。2亿人都穿着“鳄鱼”，这个牌子一定毁了。

一个国家能不能引进先进技术，与市场没有关系，只和人力资本累积的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有关。因此，现在有些人批判中国“市场换技术失败了”，其实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③ 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④ 在吗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不到十个人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做专利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1.从专业方面讲，专利的门槛高一些，需要代理人内执业资格，同时发展前容景和待遇也好一些。商标门槛较低，现在不需要代理人资格了，所以竞争会更激烈，待遇也没有专利好。2.从公司来看，实力强的公司业务来源多，发展潜力也更大。任何公司，没有业务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所以公司实力也必须考虑。

⑤ 如何正确看待国企改革

一段时间以来，一提起国有企业改革，一些人就颇有微词，甚至是有些愤懑：企业改革使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加剧、职工利益受损，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小部分人甚至对企业改革失去信心。的确，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其改革也必然备受公众关注。

不可否认，改革必然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但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改革。改革是新生的事物，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因此当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必然会有那么几块石头碰疼我们的脚，但我们不能因为碰了脚就不前进，问题和矛盾是改革过程中客观存在。前面过河的人碰了脚，可以为后面过河人提供经验和教训，碰了脚的人对改革提出点意见，反而是对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我们大多数人都顺利的过了河，那就不应该片面的去放大碰脚的问题，而应看到过河的成就。看一下国企改革的经历我们就不应该迷茫，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面对市场竞争，上世纪90年代末，“亏损”成为困扰国企的最大难题。1998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达到三分之二，全国国有企业一年的总利润只有213.7亿元。当时，国企的中心任务是改革脱困。如今，仅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00多家中央企业，每月的利润就达几百亿元甚至近千亿元。2011年，38家央企进入了世界500强。

改革为国企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从“脱困”到“发展”，国企的进步有目共睹。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实力增强的背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国企改革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向基础性、公益性、支柱性产业集中，向优势产业和大集团、大企业集中。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绝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改制，退出了国有经济行列。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益逐年增长，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国有经济的壮大，不仅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主导作用和影响力得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并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使政府宏观调控得以更好地掌握全局、指挥全局。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用创新的方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⑥ 如何正确看待国企改革

这个要解释清楚了至少要一篇论文的长度！国企改革是必然趋势，尤其是亏损的国企，国家和企业的包袱太重，不但需要补贴，利税和人员调配也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同时国企的服务质量与产品质量也跟不上市场经济的趋势！动则必然，不动是偶然！搞活很难！

⑦ 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1、改革的目的不明确
着眼于解决眼前的困难而改革，上面想丢包袱，下面想开条件，没有在发展问题上求得共识。真正的改革，是为寻求发展而改革，而不是为立足生存而改革；
着眼于眼前利益的博弈而改革，上面要权力，下面要利益，员工要好处，社会要稳定，媒体问流失……谁来关心发展。真正的改革，是为谋求增量而改革，而不是为分配存量而纠结；
着眼于完成任务吸引眼球而改革，当下的改革，存在一种现象，核心是出了多少个文件，内容是开了多少次会议，成果要看你会不会总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央言之切切然而形式主义依旧泛滥成灾。真正的改革，是为实现理想而改革，而不是为完成任务改革。改革是机遇而不是任务，改革体现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长官意志。
2、改革内在动力不足
当下谁有改革的积极性？上级单位批准改革要担责顾虑重重，改革单位想改革又担心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弄出一个“四不像”顾虑重重，职工想改革又担心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顾虑重重，投资人想借改革的大船出海但大量失败的案例在前投资人权益保障困难在后顾虑重重，社会上希望改革但又担心国企流失贫富差距拉大顾虑重重……
所以，要把“责-权-利”，改为“利-权-责”，要让参与改革的各方主体在发展中获益，不搞任何一方的独得独揽。既要防止国资流失，又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更要保障投资者利益。非利勿动，不能带来利益的改革注定会失败，所以，不是每一家企业都适合改革。
3、改革的主体不明
改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上级机关，现在是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之间的错位缺位、协同困难。上面有时心里不想真改但嘴上偏说改，下面有时心里想改但嘴上不能说改。让别人改革的自己往往不改革，决定别人改革的自己时常不尽责，延误别人改革的自己从来不担责。遇到阻力难以突破面对考核选择走形式，改革常常变成无奈之举。
4、改革的风险难控
不创新的改革注定会失败，鼓励大胆创新才能真正落实“一企一策”，但如何处理依法依规与一企一策的关系？如何建立容错机制（错与罪、罪与罚）解决事后追责问题？即便是建立了容错机制，也不能理解为对改革者的恩赐。容错容错，终究还是一个“错”字，如此悲情，哪来激情，足见这里不仅是政策问题，也不只是制度设计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没有文化引领，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就不能激发基层的积极性，李云龙式干部也难成气候，最终影响微观主体的活力。
5、改革的政策滞后
改革的文件偏宏观却又在检查时抓细节，改革的文件不配套按图索骥常常出现断片。比如改为非国有控股时经济补偿金到底要不要支付？481号文件废止后，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前的这段时间如何支付？什么情况下参照859号序列的文件支付？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持股按照133号文件，那么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改制只是参照吗……由此思考一个问题，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循规蹈矩式的改革能不能真正成功？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明确一个方向，守住几条底线，坚持阳光操作，实现多方共赢。
6、改革的逻辑费解
改革本该是一个过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当下的改革，平时动不得，往往要等到问题成堆，普通办法难以奏效时才能改，好似一个人手臂擦了一块皮，本可以碘酒消毒便可，非等得发炎、化脓、腐烂、截肢，请出扁鹊一样的名医，如此才能轰轰烈烈。所以多轮次的国企改革，大都是运动式的。因为，不如此，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下定决心做改革；不如此，上级单位不知情，也不能批准呀！
当下的国企，领导们大都知道自身的问题所在，说起来可以说针针见血，但就是不能自己改，非得找一个外部投资者，最好是非国有企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体制外的股东好说话，不是说混改不好，而是说把国企改革的大业完全寄望于外人是不是太单调了。真似皇帝的新衣，何以如此？你懂的！
当下的改革，文件出的不可谓不多，试点批次不可谓不多，既往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的不可谓不多，但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而不是该不该改）。假如改革变成一项高高在上的权力，而不是蕴藏在基层生机勃勃的力量，这是改革的悲哀！也是国企的悲哀！

⑧ 国企改革：国有资产包括哪些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以下指导方针：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三)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五)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重视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全面加强企业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强化基础工作，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七)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依靠各方面力量，扩大就业门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八)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
(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素质，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