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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版权代理现状

发布时间:2021-06-26 20:50:08

① 我国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的发展现状

参考《2016-2021年中国国际货代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 我国起步较晚的国际货运代理行业,较短的发展历史。但是由于我国重视、政策鼓励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货运代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运输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伴随着我国政府对内外开放的进一步落实,我国的货运代理行业有发生了裂变和整合。我国的货运代理行业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局面由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形成。
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迅速的货运代理投资市场,给了货代和物流市场独特的投资机会的我国独特经济形态。随着进出口贸易持续高增长率,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为货代企业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交易量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扩大,需要提供的国际货代服务要更优质、更高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和网络布局的调整,也使得我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采购加工中心,推动了我国与全球物流货代业务的对接、融合。

版权代理人有哪几种

版权代理人来有哪几种自?随着盗版书籍的频频出现,许多人想到了版权代理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版权代理人有哪几种。版权代理人版权代理人有哪几种?一、集体许可贸易代理人。如果作者的作品可能被成千上万的表演者录制、播放,他就没有可能与使用者签订合同;而且使用者若使用众多的作品,也无法分别寻找各个作品的作者来签订许可使用合同。这时就需要集体许可贸易代理人来处理相关事务。二、作者直接与集体许可贸易代理人签订代理委托协议。限定委托权限范围,授权由该代理人实现著作权人的权益;而对于使用者,他们如果需要使用一个作品,也可以直接与该集体许可贸易代理人签订使用合同,向该代理人支付使用作品的使用费,再由代理人将该收入转给著作权人。三、律师事务所的版权律师作为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代理人。在进行版权侵权诉讼以及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的情况下,有律师代理著作权人进行活动。版权代理人有哪几种?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③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

④ 求国际贸易论文(我国进出口代理现状及对策)

从以后的发展角度,建议换一个题目.据我的了解,目前的进口代理主要是建立在relationship上,出口方面也许多一些市场竞争的因子。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一般的公司都能操作进出口业务,只是委托一些代理加快办理速度,简便手续。如果真有兴趣了解此方面业务,建议从代理节约成本角度分析特定行业的进(或出)口代理情况,你的题目太大。

⑤ 我国外贸代理制的现状如何以及中国代理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与办法

1、面临内外多重压力:

2013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可能略好于2012年,但国际国内的风险因素叠加仍将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外需不足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在世界经济复苏态势疲软、风险持续高企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企业订单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短单、小单多,长单、大单少的局面还将持续。

二是贸易摩擦的影响持续加大,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三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中国要素成本上升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外贸难现前些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2、外需改善不明显:

世界经济已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对我国外贸利好作用有限,预计外需的改善并不明显。

随着国家稳增长和促外贸一系列政策效果的逐步释放以及后续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预计2013年我国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但难有大幅改善,仍将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进口增速将有所提高。

2013年上半年外需状况难有明显改善,外贸将基本延续2012年的低速增长态势。其间因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我国春节等因素影响,外贸增长会出现暂时性波动。2013年三、四季度,全球不确定因素若转为明朗,我国外贸增速有望继续提高。

3、出口增长空间有限:

国际经验表明,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可能已经触顶(占全球GDP的比例不超过3%,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不超过10%)。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传统模式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中长期出口增长空间有限,将稳定在低水平。

展望2013年,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私人和公共部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赤字的修正将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相应地,中国和其它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顺差将会缩小。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正在稳步下降。以大宗商品进口为主的一般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总体顺差将收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2013年,国际环境迫使中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扩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向型。

培育品牌、营销网络、研发设计,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继续稳定和扩大出口在国际市场中的比重,发挥进口支持结构调整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5)我国版权代理现状扩展阅读:

外贸注意事项:

1、在对外贸易谈判初期,制作形式发票供客户报价、贸易参考或进口许可证申请。

2、交易确认后签订外贸合同。

3、准备发货时,制作商业发票、装箱单、核销单、报关单、商检报关单等。

4、报关后,海关退回核销单、报关单外汇收汇核销单等。

5、发货后,领取提单(有时直接做电放提单)。

6、如果付款方式是信用证等,则需要准备、申请、整理客户要求的全套单据,如发票、装箱单、商检证书、产地证、受益人证明等,以便收款。

7、凭收据、银行收据、核销证明、报关单核销环节等办理核销和退税。

⑥ 数字版权的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市场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出版业由传统的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的道路不会平坦,版权问题随时可能影响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数字版权保护,由于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版权保护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美国,版权产业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和信息经济的驱动力,可以说,没有版权保护,就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市场。在我国,由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版权保护带来的冲击,数字作品的版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每每受到伤害,再加上为数相当多的网民缺乏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正确的数字消费观等,导致数字出版产业链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出版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以上是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之间还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事实证明,图书数字化以后,盗版极其容易,复制件与原件一模一样,而且复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这就使得网络出版的版权控制更加困难。一些新出版的畅销图书很快被做成电子书在网上流传,但这往往是一些个人网站未经授权擅自制作的,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因此,目前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让自己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数字出版中盗版问题的恐惧。版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产业本身具有发展潜力,出版社对数字出版也只能是敬而远之。尽管目前比较流行的数字版权技术DRM是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和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网络出版物传播范围的控制,它可以严格控制电子图书的阅读期限、阅读次数,不经授权读者不能将电子图书复制给朋友,也不能打印,可以对网络出版物进行一些必要的版权控制和管理,但网络出版物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硬件产品日新月异,很难形成一种通用的、有效的数字版权技术来彻底地保护各种网络出版物,并且保证其加密技术永远不被破解。因此,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出版社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障碍之一。对此,除了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权保护的技术方面加以突破和创新。
首先,“出版”是有权限的;互联网上发布资讯是很方便,方便到什么人都可以发。于是不良信息、错误信息也遍布整个网络,有序的信息是财富,无序的信息是垃圾。更重要的是“出版”是有版权的。现在的网络资讯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他,快捷的复制技术培养了一大批Google作者,借助Google和Copy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完成一篇宏伟大作。出版商们敢将自己的吃饭家伙发布在这样的媒体上吗?
所以数字出版首先因素:数字出版物只能看,不能无偿传播。(现在国内的一些原创文学网站已经采用了后续章节以图片方式发布的方法)
其次,我国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依然滞后。我国有关网络出版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只有两部,这两部法律对于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出版业来说,可谓“年代久远”。因为法律的滞后,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纠纷由来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话说白了,其实数字出版的迷茫性核心,是版权的归属性和利益分配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媒体广布要求(谁不想自己的作品多发),但损伤了媒体的赢利要求(谁愿意自己的东西被滥发)。更何况,掌握着现代化的快速内容发布的非正规通道,利用非自产内容粘着住大量读者,硬割去了大量的广告份额,这才是出版数字化的伤心这处。

⑦ 我国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哪些问题

近来,关于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层出不穷,人们直接的想法是应亟待提高整个社会的著作权意识。当然,这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更为基础。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更应被重视起来,国外几百年的经验已经表面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和运作对于联系著作权人和使用者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新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同时第二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是我国建立著作权管理组织唯一的法律依据。法律虽然授权国务院作进一步的规定,但至今尚未出台。因此,在具体的集体管理组织构建及运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规则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
一、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已经在实际的集体管理体制上对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管理,音乐作品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这样的现状也许会出现管理分散,但考虑到音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若干年成熟的运作,所以这种模式可以维持。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协会实行会员制,凡具有中国国籍的音乐著作权人,包括作曲者、作词者、音乐改编者、音乐作者的继承人都可以加入协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音乐出版者和录音者也可以加入协会,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作为出版者和录音者,而是作为音乐著作权人参加协会(比如,通过音乐作者转让或通过开发音乐作品而享有音乐著作权)。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们法院对卡拉OK歌厅中播放MTV作品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做出支持判决。的确,歌厅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理应付费,这符合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但问题是,他们如何付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付费?额度是多少?这些问题都得不到答案。可以说,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此外,此案中原告及歌厅的付费对象是某唱片公司,实际上此判决保护的是邻接权人的权利。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邻接权人集体管理组织,虽然中国音像协会有建立此类组织的意向,毕竟他们在出版者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很多困难。 例如,(1)对作品使用人的收费额度难以确定。邻接权人录制出版作品的成本远高于作者,这势必导致其收费也会相应提高,面对现有的社会状况,具体操作情况令人担忧。(2)收取使用人的使用费后,如何与作品作者分配,分配比例如何?(3)网络环境对出版业的冲击,以及缺乏相应规范,使得邻接权的集体管理困难重重。
对于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我国一直不太完善。1998年经国家编委批准,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版权局成立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其下设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和美术、摄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分别对文字作品和美术摄影作品进行集体管理。但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至今尚未正式运作。还有另外两个组织与此相关,即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版权协会。但中国作家协会的权保中心主要的职责是调解会员间的纠纷,中国版权协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的权利保护上,而并非针对出版者。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针对非音乐作品尚无集体管理组织在进行具体工作。
由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刚刚起步,要在短时间内完善体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国际上运作较为成功的集体管理机构也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确立著作权协会的地位。著作权管理协会中途夭折的事情也发生过。集体管理的起步难是国际著作权专家所公认的。在我们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还有其特殊性,不仅存在其本身建立固有的困难,还存在着大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说:(1)法律环境和法律意识尚待提高。著作权是项私权,其是从西方社会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人们对这项权利也给予认同。而从我国传统来看,人们普遍缺乏著作权的意识,不承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可以成为商品。同时,使用者在缺乏权利观念的社会里也容易认为智力作品同一般产品一样,购买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或认为一次付酬后,取得了完全的使用权。在这种状况下,从西方移至过来的著作权制度如何在我国的大环境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就需要更多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亦是如此。 (2)法律体系尚待完善。我国的著作权制度从无到有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著作权方面的立法体系更需要完善。正如前文所言,针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立法至今为止只有《著作权法》第八条原则性的规定,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在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下,集体管理机构很难快速建立起来。 (3)集体管理机构起点的特殊性。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要么是权利人自发组织,要么是国家按照法律新设建立。而我国则不同,它是由国家机构(一般来说是版权局)和原有的相关协会共同组建。这种从行政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设想及建议
面对国外集体管理机构的经验,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成熟的制度引入到国内,取它山之石,以尽早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下几个方面做一尝试:
(一)加强相关宣传,唤醒权利意识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及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和人们的版权意识有很大关系。著作权这种私权源于西方,引进到我国后,与原有文化不相适应。人们很不习惯用权利的观念来处世生活,因此加强宣传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品权利人利用集体组织行使权利意识淡薄。例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协会有会员2500余名,疑惑的是,难道中国只有2500名作词作曲者?更别说其中还包括有机构。此外,协会管理的音乐作品逾1400万首,其中只有大约20万首为国内作品,国内的作品权利人对于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来管理自己的权利尚未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作品权利人都是由自己与录音、出版单位或版权代理机构联系来实现自己权利,虽然这种方式可以让权利人没有折扣地获取收入,但也必须看到其不利之处: (1)作者将部分精力花费在作品的传播、盗版打击、诉讼纠纷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上,严重影响了其新的作品创作; (2)作者个体势单力孤,在与录音、出版者及代理机构交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保障其权益; (3)由于作者授权渠道单一,众多使用者没有合理和畅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也会影响到其作品的传播。
第二,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付费的意识淡薄,集体管理组织收费难,只有通过典型诉讼来促使作品使用人缴费。这导致了音乐的传播受到了影响,不利于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也容易引起权利的对抗。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宣传来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缓解权利人和作品使用人的紧张关系。
(二)尽快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
现在相当多的学者都在呼吁国务院应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因为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很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重要的是我国没有集体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则更需要立法者给予前瞻式的指导,规范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比如,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的集体管理机构至今仍未批复下来,这使得这部分作品的集体管理处于空白,很不利于权利人的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当一方面我们在呼吁作者加入到集体组织中去,另一方面规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却又迟迟不见踪影的时候,具体工作开展的困难可想而知。
那么,立法中应做哪些规范呢?体现在以下几点: (1)针对现实的情况,立法应规定集体管理组织为官方机构。其实国际上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承认不在于官办或民办,而在于机构是否为作者服务。而立法中规定为官方机构只是考虑我国的集体管理机构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的扶持,运作起来会更加有效。 (2)将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分为两个机构进行垄断管理。音乐作品仍然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因其十年来的管理卓有成效,非常有效地保护了音乐著作权人的利益,其管理也自成体系。对于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针对不同类型作品可以在中心以下设各部门进行管理。这样可以照顾到单独协会与分立协会管理不同类型作品的优缺点,而且今后出现新的作品类型或者使用方式都可以方便扩充而不会影响机构的稳定性。除上述机构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否则在机构起步阶段会引起混乱。当然,当时机成熟了,结合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考虑允许多家机构并存。 (3)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收取报酬阶段的规范。集体管理组织的大量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就集中在此。一些集体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就有针对这个阶段而特别制定的立法(阿根廷1969年5146号及1973年461号法令规定,阿根廷作者作曲者协会和阿根廷作者总会分别获准进款、出纳、柜台及其他可包含进来的票据、数据进行监督,以确定使用费数额。 (4) 在关注作者权利的同时必须也要规范对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笔者建议将作者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纳入到一个机构中,从而方便收费,同时可以避免作品使用者向不同机构多次缴费,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5)将法定许可职能划入集体管理机构。现在的法定许可是由版权局负责,但在许可和报酬分配方面都存在问题。比如许可作品和分配报酬时找不到权利人等。而将这部分职权划入集体管理机构后,这部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现在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有部分这样的职权,因为它们采用会员制,许可和报酬分配可以有的放矢。笔者认为,非音乐作品也可以采用类似做法。 (6)从立法上完善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服务职能,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按收酬的一定比例建立文化基金用于促进文化发展以及权利人作品的宣传。此外,也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增加集体管理组织的社会保障职能,使作者获得稳定的收入。 (7)立法中应该规范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比如机构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分配的监督及年终审计。对于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笔者认为可以由集体机构内部的会员大会或委员会来确定。至于年终审计,有些学者认为由版权管理机构负责,但笔者认为,版权管理机构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关系密切,由其审计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年终的帐务审计应该由国家审计部门或者由会员大会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为宜。
总之,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道路非常曲折,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改变人们旧的意识。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前途非常光明,因为它有利于权利人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⑧ 版权贸易的三 我国版权贸易的概况

在实践中,我国正规的版权贸易活动起步较晚,版权贸易的发展水平还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几个方面:版权贸易种类相对集中,比较活跃的是图书版权贸易,其他类别作品的版权贸易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至今没能超过图书版权贸易的规模;版权贸易活动地区分布不平衡,北京、上海以及沿海地区的版权贸易成交量占据了全国版权贸易量的大半,内陆地区的版权贸易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在对外的版权贸易活动中逆差一直存在,版权引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版权输出相对较弱。
所有的贸易活动最终要靠人来完成,目前我国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的人员整体水平并不高,成规模的版权代理机构也不多,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字,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27家,但其中大规模开展业务的只在6-7家之间,代理的作品类别也有限。迅速提高我国的版权贸易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地位,是现阶段版权贸易工作的主要目标。要实现版权贸易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有关领导的重视、从业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国家版权局是版权贸易工作的指导部门,根据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版权局合发的有关文件,在国内设立版权代理机构必须经过国家版权局的批准。国家版权局近年来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来支持版权贸易工作,包括开展版权贸易研讨活动、对版权贸易进行统计分析、指导与相关行业协会工作等等。但由于版权本身跨行业的特点,国家版权局不能同时掌握版权产业范围内所有作品类别的版权贸易情况,目前因与新闻出版总署同属一个机构,对于图书版权贸易的情况还可以做到基本掌握,但对于音像、电影、电视节目、软件、实用艺术作品等类别作品的版权贸易情况便不得而知,无法对版权贸易的整体情况加以把握,所以其工作的指导性暂时仍仅限于图书版权贸易范围内。那么在版权贸易的实践中就要更多地依靠各个具体的出版社、音像出版公司等有关单位的领导的重视,以及本单位版权贸易人才的自身努力,才能真正做好版权贸易工作。相关单位的领导要充分认识版权贸易工作的重要性,大胆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从财力物力方面更多地关注版权贸易工作。
由于版权贸易的复杂性、跨行业等特点,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从事版权贸易工作,须具备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除应掌握法律、语言等工具性知识外;还应当熟悉市场,具备敏锐的判断能力以便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此外,还应兼具大型宣传的策划组织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化修养与良好沟通能力。
一个优秀的版权贸易人才应当做到这些:掌握版权法律知识,熟悉我国的著作权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定,了解有关的国际公约内容、成员国情况,迅速了解谈判对手所属国家地区的版权法,制定合同严密合理,保证版权贸易过程中即不侵犯他人版权也能保护自身版权;涉外的贸易谈判中没有语言障碍,能够清楚表达我方出版单位的意思、清楚了解对方的意思表达,避免语言不同引起的歧义;对出版市场以及其他版权产业市场动向能够准确把握,迅速作出判断,在某个版权作品没有热起来前抢先获得版权,占领市场,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利润;在将版权作品成功引进或者输出以后,能够及时有效地通过宣传手段将其转换成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版权贸易市场中创建自己的固定渠道,拥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并不断开拓贸易范围,占领市场。这些素质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获得。目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冲击,我国已经拥有了大批可塑人才,相信经过市场的锤炼,能够迅速成长为版权贸易领域的一批中坚力量。
加入WTO前后,我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完善、调整;领导层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力求紧跟时代步伐;行政机关加紧转变职能,提高对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能力,加强对产业发展的服务作用;国际相关产业集团看好国内的投资环境,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国内外经济环境对发展版权贸易工作极为有利,但愿正在从事和即将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的同志们把握住机遇,迎接挑战,为发展我国的版权贸易、发展我国的版权产业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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