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适用制度除外的反垄断法

A. 哪些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对象

（1)特定的经济部门。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回另外一些比较分答散，容易波动的农业以及不应过多过滥的自然资源开采业也属于此列。

（2)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本身就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因此不适用反垄断法。但如果知识产权的权利专有人滥用权利，对受让人和被许可人的权利造成限制，严重影响竞争对手的利益和损害交易对方的利益的要受反垄断法制裁。

(3 )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和联合行为。这是指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合并、兼并以及发生严重灾害及战争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另外，反垄断法对企业间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实行的协作、对中小企业的联合行为、对发展对外贸易中的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等一般也予以豁免。

B. 试述我国 反垄断法 规定,垄断协议的适用除外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适用除外的对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性规定属于限制或禁止的行为；第二，该种行为的宏观经济利益大于其限制竞争所造成的损害。第三，法律规定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限制和禁止性规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认可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规定。第四，行为因适用除外而取得合法性。具体而言，适用除外的对象为：自然垄断领域，知识产权领域；特殊卡特尔领域。

C. 垄断协议的适用除外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根据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对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性规定属于限制或禁止的行为；第二，该种行为的宏观经济利益大于其限制竞争所造成的损害。第三，法律规定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限制和禁止性规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认可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规定。第四，行为因适用除外而取得合法性。尽管各国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在具体行业和组织上有所区别，但总得看来，主要存在于以下领域： （一）自然垄断行业 自然垄断行业指依其性质不宜展开竞争,由国家特许垄断经营的行业。其次，农业、林业、渔业。这些行业由于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强，生产者不便适应市场的变化而迅速转产，产品供需弹性小，可替代性差，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往往会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2]因此，许多国家都允许这些行业的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豁免，如“根据《欧共体条约》第36条的规定，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而且农业是唯一可以得到欧共体反垄断法豁免的行业。”[3] （二）对外经济贸易领域 无庸讳言，各国反垄断法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都会对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或对本国市场会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采取严格的管制；同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强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而进行的有关限制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包括在合法垄断的适用例外内。如根据美国1982年《出口贸易公司法》的规定,出口商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可获得商业部颁发的许可证，持证人免受美国政府任何反垄断诉讼的追究。[4] （三）银行和保险业 这两个行业性质特殊,不适用于充分竞争，但是这些行业的垄断豁免也不是绝对的，而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这些行业涉及面广，影响大，不能轻易被宣告破产，因此国家应该允许它们可以在贷款政策、利率、保险等方面进行横向的联合或共同行动，以避免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上述的垄断行为一旦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将会严重扰乱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这些行业中的超过合理限度的垄断行为不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四）知识产权领域 知识产权合法垄断地位存在的理由是:如果不赋予发明创造者一种独占性的权利，允许他人随意使用发明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就不会再有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智力成果的创造，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继续智力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最终会阻碍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或垄断性又必然会与反垄断法的要求产生冲突，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知识垄断”。 （五）特殊卡特尔领域 卡特尔又称“横向协议”，是指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这方面的自主权。一般来说，这种横向协议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但是如果某些协议，没有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反而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则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适用除外制度。例如：1.不景气卡特尔。为应付不景气，企业合理组合的共同行为；2.合理化卡特尔。旨在使经济过程合理化的协议决议，但合理化的效果应当同与之相关联的限制竞争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3.中小企业卡特尔，为帮助中小企业弥补在与大企业竞争中的结构和规模的不利地位，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并且未实质性的损害竞争的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协议，都是应当允许的。 （六）特定的组织和人员的合法垄断 这些特定的组织和人员往往制定有特殊的职业道德和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一族，因而不适用自由竞争规则。主要包括：1.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2.医生、律师、会计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这些组织的成员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社会性质，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它们之间的竞争不符合该职业的道德法典。 五、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的豁免制度的规定见于第二章禁止垄断协议的第八条但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经营者为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统一商品规格或者型号、研究开发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二）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的共同行为；（三）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四）其它有可能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但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此条中列举了三种除外情形，其中的第四款是原则性规定。首先，我国关于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采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体例。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通行的反垄断法规则接轨的需要，从上面的立法比较来看，我国的立法体例符合欧盟和德国竞争法的方式和精神相符，易于与国际惯例相统一。但在内容的确定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下面就反垄断法适用除外所适用的行业和领域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自然垄断行业 我国自然垄断企业的行业垄断往往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而是计划手段造成的。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们将给予外国市场主体以国民待遇。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内仍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现象，必须对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的形势。 （二）银行、保险业 国家应当允许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利息、保费以及其他方面相互进行协调和合作，避免过度竞争。但银行、保险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应是有限的，不能滥用其豁免待遇，不能以牺牲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代价。建议在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采取列举与审批相结合的方式，明确银行、保险公司享受豁免的条件及范围，同时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监督、审查申请豁免的行为。 （三）卡特尔 我国现阶段关于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定主要有:《价格法》第14条关于禁止操纵市场价格的规定；《反不正当竟争法》第15条和《招标投标法》禁止串通招标投标的规定以及各地方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的禁止限制竞争行为的地方性法规。总体看来，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缺乏共同的基础性规定，无法全面规制限制竞争行为。 （四）知识产权 具体立法中，可以对知识产权行使的限制采取一般界定和明确列举相结合的方法，可将其分为三类条款:第一类是完全豁免的条款：第二类是限制豁免的条款。对此类条款可以参考美国立法的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再决定是否予以豁免；第三类属于自身违法条款，不予豁免。[5] （五）国际经济贸易 在各种除外规定中，各国几乎无例外地将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强与外国企业竞争而进行的有关限制竞争的行为(垄断行为)包括在内，其目的是为了“一致对外”，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也应当注意协调好维护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问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也需要规定对我国出口企业的某些协调、联合等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的适用。 总而言之，通过对我国目前反垄断立法的现状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制定统一的反垄断法非常必要。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立法原则上要宽严适中，既要参考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设立豁免条款，又要有条件地适用；要对自然垄断加强规制、严格卡特尔的豁免条件、处理好与知识产权行使的冲突、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做到内外有别；在程序上，要建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或豁免的审批制度。

D. 简述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的意义

意义：

1、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是指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某些产业领域或经营活动实施独占控制而形成的垄断。一般是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国家权力的正当安排实现的，受国家法律保护。

2、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行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保护经济运行效率和消费者利益需要出发，自然垄断行业将逐渐实行改革，适度引入市场竞争。因此自然垄断行业就成为受到政府监管和反垄断法适用的双重规制。

3、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直接规定的赋予权利人独占权利，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范围的垄断。

4、农业

我国《反垄断法》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实行适用除外制度。

(4)知识产权适用制度除外的反垄断法扩展阅读

反垄断法实施情况

2014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表示，中国《反垄断法》实施6年多来。

发改委系统查处的价格垄断案件共涉及339家机构，其中仅包括33家境外企业，“这充分证明中国反垄断执法对所有市场主体是公平公正的，并不存在所谓的选择性执法问题”。

E. 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中是否有关于知识产权的适用除外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已进入快车道：国务院法制办在 2005年5月下旬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了研讨会，对目前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并根据此次讨论结果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在完成国务院的审议程序后向人大提交议案。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对制止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草案对知识产权滥用规定之不足

一部好的法律，除了要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更应当结合本国的实际，而不应当偏废某一方面。例如滥用知识产权，形成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我国在这次制定《反垄断法》中应当在总则中，或者用一章节对此加以规定。但2005年4月8日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只是在第8章的附则第56条规定：“经营者依照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规定行使权利的正当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本法处理”。这样简单含糊的规定和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垄断的危害性是极不相称的，也和业内人士对这次反垄断立法的期望相去甚远。最重要的是在这部《反垄断法》出台后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在根据此法制定相关法规或规章时显得依据不足。况且一部法律出台后是不能朝修暮改的，这涉及到法律严肃性问题。从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垄断的形式越来越高级，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国际市场垄断将是今后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无形性等特点，但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远。所以，我们应以此次反垄断立法为契机，对此垄断形式加以规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滥用危害重重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邓军认为：知识产权是调整知识创造和应用中当事方利益的政策工具；知识产权是市场竞争的工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掌握的专利，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这是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是一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也应对此高度重视。从国内来看，我们在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当防止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滥用知识产权市场垄断。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确定在合理范围内，当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市场垄断时，《反垄断法》应对此加以限制。

知识产权滥用形成的市场垄断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成为垄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因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利用知识产权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现在国际上最为严重的一种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形式发展趋势表现为：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垄断化。如国外DVD生产厂家联合起来，把专利绑在一起形成专利池，然后形成标准，当我国DVD生产厂家用此标准生产时，必须交纳专利费。一台DVD，我国生产商向国外交纳20 美元，而自己只能挣1美元，这就是专利形成的市场垄断的危害，它的标准你不用还不行，因为这种标准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具体表现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如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从而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权利人的目的或行为的结果，是阻碍相邻市场上的竞争,保护与其相关者的利益；专利权人控制专利权产品的转售价格；专利权人在销售专利权产品时强制搭售其他产品；专利权人设置排他回授条款，即规定被许可方将任何改进的商业秘密技术或其它独占性技术排他的只能授给许可方，以剥夺被许可方向第三方转让新技术的权利；专利权人利用已经获得的专利制定技术标准，用收取高额专利费来控制技术标准，从而控制某一产品的市场；专利权人利用控制技术来源的办法控制技术市场；专利权人利用价格歧视的方法控制产品市场等。判断一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反垄断法》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只要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即使存在垄断或限制竞争的情形,也应被《反垄断法》所宽容；第二，如果知识产权的行使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识产权自身的范围，那么这种行为就应适用反垄断法；第三，即使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没有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但如果这种行为可对市场竞争带来不应有的限制，那么这种行为也应适用《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必要性

从1990年我国建立起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仅15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根据目前一些国外大公司利用知识产权对我国国际、国内市场形成垄断的事实，只强调权利的行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导致了市场垄断这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其中，《反垄断法》的建立是约束知识产权滥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目前，有关反垄断法的论著一般不提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而只是笼统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有关知识产权的论著也很少提及反垄断法，而往往只是笼统地提及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即垄断性；在立法上，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比如这次我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整个《反垄断法》中地位可谓窥豹一斑。然而，许多国家都对滥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市场垄断进行了大量相关立法进行规制，比如1999年发生的美国微软公司利用出售 WINDOWS操作系统搭售视窗的行为，欧盟根据其有关反垄断法对微软罚款20亿美元。现在许多在华跨国公司也有大量类似的行为，但如果我国没有对此进行制约的法律，如何制裁？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其实，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许多国外大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都同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使分不开，因此建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于保护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与《与贸易有关的知道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还存在不少差距；与TRIPS协议中有关对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规定相比，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存在着差距。这两种差距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前一种差距，如果我们不设法弥补，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指责，有可能因此而产生纠纷，遭到报复；对于后一种差距，即使我们没有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外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例如，在我国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就从来不指责我国没有进行反垄断控制；国务院法制办这次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研讨会，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2004年，我国加入 WTO已经三周年，许多国家对我国入世承诺进行评估，如英国议会贸易和工业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加拿大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状况进行了评价，普遍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与世贸组织相关协议相一致，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首先是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上下一致的执行所制定的法律；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效率低下。面对这些指责，笔者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极大努力，并且成效显著。少数发达国家利用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产权的优势，动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产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实行“不公平贸易”。这种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难道不应当规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从来就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和贸易制裁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对此也应当进行反向规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内容的修改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分歧正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国内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们都要在制定《反垄断法》时规定较为详细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规范。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立法思考

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形式各国立法有所不同：日本采用开放式，列举在知识产权合同中应该控制的限制性条款,如《反垄断法》第6条；美国虽未对其做专门规制,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年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法指导意见》列举了执法机关追究反竞争行为的一般尺度；欧共体委员会颁布的1996年第240号条例，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的使用统一加以规定，分为可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没有统一的法律，散见于《专利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因此，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应该对现有的规定加以整理，将《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一般立场系统准确地表述出来。

在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法》后，各国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专门性规范，如1995年4月6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1月31日欧盟委员会也就《罗马条约》第85条第（3）项对若干类型技术转让协议的适用问题制定了240号规章（EC No240/96，一般简称《技术转让规章》）；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重新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证合同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我国台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也于2001年1月18日发布了《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处理原则》。我国在制定了《反垄断法》后，还应当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对具体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的表现形式、执法机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使该法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F.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G.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的豁免制度有什么区别

作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亦称之为适用豁免制度，系指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特别法律制度。

从现有的世界各国立法例上看，适用除外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对维护本国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行业或领域以及那些对市场竞争关系影响不大，但对整体利益有益的限制竞争行为。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自然垄断，其二是政策性垄断。由于近年来关于自然垄断的讨论已较为充分，故本文无意于此，而着重探讨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政策性垄断的相关法律问题。反垄断法素以促进竞争、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为目的，而适用除外制度却促进垄断、容忍对竞争的限制。因此，从性质上讲，适用除外制度是对反垄断法基本制度的修正，也是对反垄断法基本目的的反动， [1]但它在促进本国经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协调反垄断与发展规模经济的关系，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和蹂躏……”。反垄断法应在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具体来讲，其一，恰当界定适用除外行业，在实行垄断比自由竞争对国家经济利益更有利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农业、金融保险业中允许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以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牺牲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其二，确立符合国情的企业合并控制政策，制定明确的企业合并的禁止性标准，凡不具有禁止性条件，又能增强规模经济效益、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企业合并，应在反垄断法豁免之列。其次，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实现反垄断法的优先政策目标，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通过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从而实现其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的基本利益，但同时，往往与其他利益发生潜在的冲突。例如，外贸领域中保护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有时可能不能一致对外，从而降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必须根据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状况对诸种利害关系进行协调，并选择优先政策目标。

正如法律制度中普遍规则的适用例外制度一样，适用除外制度是人类设立规则的合理性的表现，是立法理性的升华。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经济法之立法与司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节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节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2]所以，反垄断法通过预设适用除外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协调，以平衡利益冲突。然而，适用除外制度的安排并非意味着对适用除外领域或行业的完全放纵，而是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承认和保护这种垄断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正是基于此种考量，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不约而同地将政策性垄断以及自然垄断设计为其除外（豁免）适用对象。

二、确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

勿庸讳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必然应合乎反垄断法的总体价值取向，即反垄断法的特有的法价值——竞争、竞争的必然内容——有效竞争。但适用除外制度仍然存在独有的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同样适用于政策性垄断领域。

（一） 社会公益价值

适用除外制度建立的理由在于合法垄断的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其价值目标首推社会公益。
（二） 效率与公平价值

经济法是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法，所以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并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需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利益。 [4]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构成，它同样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经济法的一般价值；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除了具有社会公益价值之外，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应当是效率与公平，当代各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也主要是依据这一价值来进行立法设计的。

（三） 伦理道德价值

从社会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法律与道德伦理是人类社会两类基本的社会规范；从法的价值层面上来说，伦理道德是衡量法的“良”、“恶”的价值标准。道德与法的关系可以从上述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作全面的把握。三、政策性垄断之合理界定与适用除外的科学构建

（一）政策性垄断的范围界定

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重要领域，政策性垄断不同于自然垄断。所谓政策性垄断，是指国家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国防、外贸和其它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特定主体和特定行为的垄断予以法律规制的例外许可，或法律规定予以鼓励和扶助，或实行国家垄断。通常各国法律予以适用除外的政策性垄断主要包括：

1.对某些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的适用除外
2.对特定组织和人员的豁免

⑴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劳工。根据各国惯例，这些组织在实现自己合法目的的同时，如果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美国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了上述内容。其实早在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就明确规定，人类的劳动不是商品，所以工会组织的活动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随后的立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工会组织为促进其成员的合法利益所从事的活动，即使损害商业竞争也免受反垄断法追究。如高工资地区的工会组织可以组织其成员抵制来自低工资地区的商品，从而保护本地区工人的利益，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会损害商业竞争。于是，美国1932年颁布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规定劳工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日本于1947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4条关于行业协会的行为，同样豁免适用反垄断法。

⑵自由职业者。各国法律大都规定律师、医生、会计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者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这是因为这些组织成员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社会性质，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它们之间的竞争不符合该职业的道德要求，只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3.对某些特定行为的豁免

很多国家对某些卡特尔行为予以豁免，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1957年颁布的《反对限制竞争法》，该法在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9种可以得到批准的卡特尔：条件卡特尔、回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门卡特尔、出口卡特尔、进口卡特尔、特别卡特尔、特定部门的卡特尔。德国对卡特尔行为的禁止与豁免规定，体现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特色：既强调竞争，又兼顾某些经济领域允许限制竞争的必要性；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要保持国家的宏观管理和经济干预，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法基本性格的二重性。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4条第2款（再销售价格维持契约）、第3款（萧条卡特尔）、第4款（合理化卡特尔），也是特定商业行为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典型。 [13]除此之外，日本《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协同组合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 [14]
4.知识产权豁免

从理论上讲，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一种无形财产权，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这种权利的行使当然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与责任追究。在美国，专利、商标和著作权都属于法律保护的独占性权利，具有“私人垄断”的性质，且是法律允许的合法的私人垄断，因此它们被列入反托拉斯法的适用除外。可以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都具有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共同目的，正如美国法官在1990年一案的判决中指出的：“专利权和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两者的目标都在于鼓励创新、勤勉和竞争”。所以，1995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颁行的《知识产权特许垄断准则》认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促进竞争，增进消费者福祉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文件还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只要在这个安全区内，执行部门将不对由于知识产权特许协议所形成的贸易限制采取法律行动。 [17]但如果所有人行使的权利超出一定范围，则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美国司法部又列举了9项专利许可中的“不合理”附加限制，认为它们属于“本身违法”性质。 [18]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一方面具有限制竞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为促进竞争所必须，因而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促使企业投资进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所以，欧盟的立法者们力图用法律来调和这两方面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利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又利用法律禁止滥用这种权利。在长期的实践中，欧盟竞争法发展确立了关于运用知识产权的三大基本原则——“存在权与所有权相区别”原则、“权利耗尽”原则和“同源”原则。 [19]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3条（专利权的行使）意在调和保护知识产权与推行竞争政策之间的矛盾。该条规定，（行使无形财产权的行为）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或商标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日本法学家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意味着在这一特殊领域允许垄断，如何防止滥用这种权利是问题的关键。日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主要是在专利法中加以限制， [20]反垄断法中只作了一般规定。因为“通过适用禁止垄断法来缓和这种矛盾是不合适的。对付这种矛盾的方法，只能是有效地运用所谓强制的许可制度。” [21]

5.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是政策性垄断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国家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国防和其他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不仅允许垄断和限制竞争，而且还规定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非国家资本的进入。所以又叫“国家直接垄断”，具体表现为“国家专营、专卖”或“国有企业的垄断”。 [22]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这就是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垄断尤其普遍。然而，国家垄断范围也应有所控制，通常限于重要的国防工业、需要保密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需要禁止或限制在社会上流通的产品以及其他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行业和产品等，如烟草、食盐和铸币，这些行业或产品可实行国家垄断或国家特许专营、专卖。而且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加以调整，例如有些行业和产品原来需要实行国家垄断，行业和产品的生产发展壮大了，则可以适当放开，允许非国家资本进入，引入一定的竞争，国家可不必再行垄断，甚至可以退出该领域，不与民争利，放手让民间经营、自由竞争。 [23]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垄断不能混同于行政性垄断。

（二）适用除外制度的修改与政策性垄断的发展趋势 （三）区别适用除外（政策性垄断）与我国的行政（性）垄断
行政垄断与政策性垄断等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二者的目的不同。行政垄断的目的在于为本地区、本行业或本部门谋求利益，而适用除外的制度安排追求的是社会公益、公平效率、伦理道德价值；其二，二者的最终结果不同。行政垄断的结果是导致统一市场的条块分割，破坏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适用除外制度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建立健康公正、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把握住这两点，就不难将两者区别开来。

H.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规定的具体内容

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

(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

(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I. 如何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进行与反垄断法的规制

一、《反垄断法》第55条的意义重大
我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确立了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尤其是反垄断法应当如何对待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反垄断立法过程中，有的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合法垄断权的性质，主张反垄断法不应该规定知识产权问题，或者仅仅明确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有的则认为反垄断法中不仅要规定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要具体规定，甚至要设置知识产权问题专章，以便为行政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的规则。《反垄断法》第55条既规定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规定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这是一种合理的规定，它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规定，因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条文需要作所谓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后一方面的结论来，而本条则直接作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