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问题

⑴ 谈谈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看法

应正确看待非遗和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
我们应真正深入到民间非遗之中，以冷静的、科学的、文化的眼光审视，从它历史文化的原真、现在时的真实境况，再放眼它的今后与未来，问题并不小，而是很大。

历史和传统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类就是从不断的探索、借鉴和汲取历史的养料中取得进步、赢得发展，没有历史和传统就不会有今天。所以，我们应最大限度地积极去搜集、整理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迫在眉睫的。尤其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文化领域呈现丰富多元化的时代，很多传统文化不被下一代接受，很难完整地自然地原生态地被传承下来，也就要求我们需要花一定的力量和代价去挖掘和记录下来。比如曾活跃在我县好多地方的灯影戏、眉户戏、甚至秦腔和其他曲艺，除了原演唱艺人，濒临失传的边缘。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途径是“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就是去掉旧事物的糟粕，取其精华，并使它向新的方向发展(多指继承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简单地原始地机械地挖掘、整理、记录所有的传统文化，而应该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
非遗面临的问题很多：首先来自非遗载体的大量瓦解。其次是村落的解体还来自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瓦解。三是传承人的老化。四是非遗缺乏科学保护。五是不容回避的是当初申遗的动机往往与政绩挂钩。

文章转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互动门户，中国传承人之家—艺驿网（http://www.789179.com)

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及措施

可参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保护工作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列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三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
第四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全国范围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监督该项目的具体保护工作。
第五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体规划，并定期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并于每年11月底前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保护规划本年度实施情况和下一年度保护工作计划。第六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确定保护单位，具体承担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保护单位的推荐名单由该项目的申报地区或者单位提出，经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议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
……以下省略，在网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词条里有更详细的资料，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

文化遗产，从物质形态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这种明确的划分也是随着近二十年来全球呈现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热而出现的，并且已深入人心，为全球人所关注和热衷，从而在我们国家，近年来又诞生了一个专业名词：“申遗”。在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保护方面，我国的很多民间艺术已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且，对其如何进行保护、展示和合理利用，已引起了各相关领域的高度重视，取得了显著成果。
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决定了对其必须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和不同的法律手段；物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属于两个不同的认知体系和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以《文物保护法》来从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时常显得捉襟见肘；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来从事分散于全球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各国又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应。制订一部专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不仅与中国这个文化遗产大国相适应，也是从法律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以针对楼主的问题，世界上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来约束某样文化遗产就一定属于某个国家。用句流行的话说----这玩意真正是没人管的。

⑷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虽然早在18和19世纪时，就有一些语言学者、民俗学家及其他人曾试图记载世界上的口头文化传统，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其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了保护国粹的计划，承认传统艺术大师精湛的技艺，而且还将“戏曲、音乐、传统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的文化资产中，历史价值较高者”，列为 “无形文化财”，并以法律形式实行保护措施。
[ 相关详细内容请参阅【无形文化遗产】 ]
之后，类似的保护计划也在韩国、菲律宾、泰国、美国和法国相继展开。然而在西方，法理学家把知识产权被视为一种资产，他们把版权和专利定义为将智慧加以物化。但是，那些集体的文化创造却因没有文字记载或记录，对其价值的检定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为国际认可迟缓的原因。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分开定义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但是，随着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工作的深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疏漏却渐渐暴露，进而推动了人们要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思考。专家们随即召开会议，各种建议纷纷推出，技术研讨活动连续不断，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或译传统民间文化）建议书》（Recommandation sur la sauvegarde de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populaire）,建议要求各会员国充分意识到大量包含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各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应当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对那些容易受到严重威胁的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维护、传播、保护和宣传。同时，告诫遗产国政府及遗产的拥有者，重视遗产的重要价值，拟定保护措施。建议在最后的一章关于促进国际合作的条文中指出，会员国要对那些民众或社团的具有象征性精神价值的遗产给予更大的关注。
不过这个建议案并没有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而是以“民间传统文化”来代指“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文化遗产的概念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它最早于1982年就出现在Unesco的文件中[注：在世界遗产委员会1982年的墨西哥会议（即“世界文化政策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非物质遗产(patrimoine immatériel)”的概念。参见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Babel, p.26]，但对它的体系性的表述，却迟至世纪之交才真正问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11月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这个决议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 (Proclamation des chefs-d’oeuvre patrimoine oral et immatériel de l’humanité )；于2001年，首次公布了第一批共19件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杰作(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然后在前二者基础上，熔铸为一个新的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pour la sauvegard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并在2003年10月17日，于第32届大会闭幕前得以通过。

⑸ 关于加拿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

加拿大的风景算是吧.班夫

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搞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最怕听到的两个词就是打造和开发……”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班开班式上的一句坦言。如乌先生所述，博大精深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来源于不当开发的巨大威胁。这样的忧虑不仅来源于乌丙安先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老师和著名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十分相似的担忧。田青老师在其《传统与现代化》主题学术讲座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对传统的极度憎恶中开始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对传统严酷破坏的基础上开始的。”苏东海先生更是在城市文化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市的高速建设将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快速消失”。面对诸位先生前辈的担忧和感叹，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工作者，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的重新审视各种形式的“打造”、“开发”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真的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一、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的具有知识性、技艺性和技能性的文化事项。比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和生产生活知识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面对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站在遗产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妥善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重建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物（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才显得更加的急需和紧迫。
站在旅游和经济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遗产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开发破坏和保护桎梏
前文的两种观点看似有较大的分歧，但细细想来却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保护遗产与开发遗产同样都可以对遗产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会引发不同的行动，对遗产、对社会、对国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论是遗产工作者还是经济工作者，面对祖先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我们心态正常、方法得当，不论是保护行动还是开发行动都会是对遗产有利的活动，但如果不能端正心态或使用不正常的方法则往往会给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有些甚至是不可消除的。
1、开发破坏损害遗产
开发活用非物质遗产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最近我们却总能听到因为开发活用不当给遗产造成不良影响的例子。从民乐改良增加交响乐指挥，到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开发者热情过高，又不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在开发的过程中盲目的追大求全，导致经过“开发”的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韵味。民间小戏像京剧大戏，民族音乐像西方交响乐。本来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的向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趋同，而文化趋同的过程往往正是文化遗产消失的过程。从云南石林的天天“三月三”，到民俗村里的随意“拉郎配”，我们又发现一些开发者只看到了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文化遗产中蕴藏的风俗、信仰反而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快速消失，如此一来经济开发也就成了经济糟蹋。
2、过度保护桎梏社会
经济开发可能给遗产造成开发性的破坏，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但是仅仅按照遗产保护的工作规范对遗产进行保护就完全利于遗产发展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然。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遗产，它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也不断发展，遗产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遗产工作者仅是教条、机械的对遗产进行保护，不注意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保护手段，并且总是希望遗产处于一个历史的时间点，与遗产有关的一切都一承不变，那么这种保护就成为了一种过渡的保护。过渡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民族地区的民族习俗就让当地的女孩子不去上学，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船工号子就让河流上的航运交通停止使用机械动力而恢复拉纤。像这样的过渡保护往往会桎梏经济甚至是社会的发展，并且也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三、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也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只要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总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紧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大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并非不可调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会相辅相成的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但在适度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1、 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
要走出保护与开发“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怪圈，保护可以是为了开发而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为了保护而开发。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开发者要有效利用保护者的工作成果，依照文化传统进行传承性的开发，而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2、 可以利用遗产开发当代文化产品但要与遗产加以区分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并非为表演和旅游而设计，在需要进行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比如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民间戏剧中加入声光电元素，为了增强音响效果在民间音乐中加入新式乐器的伴奏，为了提高制作效率在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加入现代工艺等等，经过这样的变更原本非为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需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全新形式，又带有遗产元素，适合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的当代文化创意产品。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遗产的社会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让当代创意产品的受众对于其改动内容有明确的认识，防止对于遗产的误解。
3、 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遗产，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不断发展，遗产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比如在部分传统的苗族村落，火把节中的火把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手电所取代；又比如在部分原来生产力落后民族地区，随着先进生产工具，人们已经在一些传统手工艺使用原来没有的电动工具。这些都是遗产的自然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防止对于遗产的歪曲。
4、 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尽可能真实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
看到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中保护与开发之间的辩驳，使我不禁想起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具有悠久历史又现实岌岌可危的文物建筑，另一面是生活在近乎是危房的文物建筑中渴望改变生活又经济拮据的居民，面对这一对矛盾，因为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些文物建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些曾经的文化名城正在变成与西方大都市面貌相仿的“水泥森林”。面对这一切，我想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也不能走文物保护、旧城保护的老路，要从开始就做好规划。特别是我们这些遗产工作者更是不能愧对这份历史的重托。
1949年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前，曾向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求教，让他在北京城地图中划出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人民解放军会对把这些建筑视为雷池禁区一样绝不加以破坏，在战争中对这些建筑的所在区域宁可增强伤亡，也要用步枪、用手榴弹去打，决不使用炮击。58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而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正是要拿出58年前梁思成先生的气度为我们国家文化建设标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雷池禁区。而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拿出58年前人民解放军的风骨，宁可花费更大的成本，也绝不破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愧对历史，愧对祖先。

⑺ 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属于政府还是个人

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的涉及内容的性质确定归属，有的属于个人，有的属于集体，有的属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