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国知识产权与国外知识产权差距较大的原因有哪些
[资政知识产权]：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起步较晚，整套制度从西方移至专到国内需要一属个适应期；
2、配套制度欠缺，缺乏知识产权质量管理与交易管理；
3、知识产权获取、管理、维权人才的缺乏；
4、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贰』 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为什么淡薄
您好，这来种原创意自识差，创造能力低原因是复杂的。最重要的就是官本位社会在起阻碍作用。这也包括了大学里，官学结合，批发硕士博士帽子有关。要知道大量的真的假文凭的出售，其实就是在践踏知识的尊严，在摧毁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原创能力。不搞学术研究的人，也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个个把真文凭拿到手，用来作炫耀与升迁的资本。而那些真心搞研究的人，反而被排斥在知识的荣誉之外。知识产权，知识尊严，离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比较遥远。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叁』 如何看待在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
在中国市场，知识产权领域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侵权假冒还是比较严重，侵犯知识内产权的行为比较多。容二是知识产权的拥有人，通过滥用知识产权来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况也比较多，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经常上网可能会有感受，每次点开一个页面或者使用一个软件，里面会有很多的条款，几十条甚至上百条，里面很多条款有一些限制性的说法。比如不能使用别的什么或是相同功能的不同软件之间系统不能兼容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企业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况。对一些特别大的企业来讲，应该有社会责任和担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要注意到知识产权也要有利于便捷的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侵权盗版的问题还比较多，还有一些不法的盗版分子从事未经许可的商业性活动。
『肆』 我们以前对知识产权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太清楚的。或者不太明晰，重视不够。
这个问题从客观上来讲确实重视不够，但是也没办法，国家只有发展到一点内层次才能开始参与知识产容权的博弈。
知识产权制度是个双刃剑，既不能太早保护，也不能太晚。西方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较早，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已经一步步的采用知识产权在保护了，保护的意思比较强。尤其是专利制度，站在技术革新者的角度，当然是好的，别人不能用他的技术，想要使用就要付费，因此抬高了后入行者的门槛；反过来想的话对后入行的人就困难重重了，想要发展提升，一下子超越不了之前的技术革新者，只能给钱用别人的技术。（比如某宗教国家，他们不玩知识产权，世界的技术再他们国内都随便用，但是他们也得不到尖端的技术）
这普遍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的知识产权才玩了三十年，百姓大多还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个确实不是一下子能到位的。三十年能完成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知识产权制度走过的历程以及很厉害了。国家也只能潜移默化的改变大家的理念，同时逐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我们的专利数量已经世界第一了，现在就能质量也赶超了。
其实国家在加入世贸的时候就知道知识产权重要了，只能一步步的完善。
『伍』 中国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为什么淡薄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到现在才不过四十年，淡薄是比较正常的，对法律的认识也一样。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相关部门的人，各种代表其实对法律也是相当淡薄。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吃亏后，国人的第一个想法是如何避开这种侵权，比如之前亚马逊下架中国平衡车的事情，好多企业是想着联合起来去威胁那个美国华人，你去威胁他有什么用？而不是从知识产权层面上来解决问题，所以路还很远。
『陆』 为什么近代中国仿造和中国制造多，而有自己知识产权中国创造太少
也不少，2011年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第一的为中国的华为，超过了索尼。
『柒』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来自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理论与实证证据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①，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①，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