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刘家安

⑴ 如何做一个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老师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题记

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
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
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
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
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

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
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
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
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
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
“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
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

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
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
“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
“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
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
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
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
（刘心稳）

⑵ 中国政法大学走出过知名校友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16级的学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政法界一把手，学校的招生就业网下的校友会中有很多知名校友，如喻中升、王雁飞、张雪飞等，还有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海子，法大东南的小广场上有海子纪念碑。今天我就来讲一讲法大的知名校友。

王旭东，来自四川内江，是我校63级校友，2001年曾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2003年1月人十届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学校的法大人刊物上详细记载了王厅长的故事，在中国当时的大背景下，家庭较贫困的他背水一战考上了大学，毕业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路艰苦努力奋斗直到获得成功，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以上都是我校80年代的校友，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法大人一代一代传承，薪火相传，“师从法大门，当为法大人”

⑶ 中国政法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中国政法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法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强校，那么作为法学强校，它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课程设置，对于法学的基础课程，如民法，刑法，刑诉，民诉，法理学原理开课老师数量众多，并且在本领域内都是一流的学者。举例来说，民法学的刘家安，李永军，吴香香，刘保玉等中年学者，以及最近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都直接给本科生授课，用我们刑法学老师徐久生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你们随便去一个学校看看，哪个学校有我们这么多教授直接给本科生教课”。作为对比，可能别的一些法学院，虽然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能一个法学院一共只有200~300人左右，而法大的法学专业人数在1600人左右，从学生数量上考虑，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师资力量。其次一些别的部门法如破产法，保险法，税法等小法，从我们学校的开设情况来看是比较全面的，至少能满足一些同学的特别需要，这个也是一大优势。

民法：

吴香香

吴香香老师的每堂课都是一节推理游戏，带你去深入探究每个法条，每个知识点背后的逻辑与原理，然后PPT虽然给的非常简介但是其实是把关键词全部列举出来，这样通过对关键词的掌握也是把整个知识体系串起来，无论是对整个体系性把握抑或是对细节的理解都非常有帮助！

⑷ 求关于债权物权化的法学名家论文或著作

搜索刘家安老师的论文，他是这个方面中国的先驱。

⑸ 求民商法实务书籍

您好：
【《民法总则》新法学习推荐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专释属义》（李适时）
《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李宇）
一、民商法实务核心书目（九种）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民法总论》（朱庆育）
《合同法总论》（韩世远）
《侵权责任法》（程啸）
《物权法论》（刘家安）
《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曹士兵）
《亲属法原论》（余延满）
《中国公司法》（王军）
《民商法实务精要》（1、2、3、4）（「高杉LEGAL」系列精选集）
二、集成类
《新编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刘德权）
三、执业技能类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王泽鉴）
《谢怀栻法学文选》（谢怀栻）
《要件审判九步法》（邹碧华）
《法律意见书的研究与制作》（张庆、刘宁）
《法律尽职调查指要》（康䶮、谢菁菁）
《合同与法律咨询文书制作技能》（吕立山、江宪胜）
《律师之道:新律师的必修课》（君合所）
《律师之道（2）：资深律师的11堂业务课》（君合所）
《律师执业基本技能》（律协培训配套教材）
《律师业务操作指引》（律协培训配套教材）

⑹ 哪位大侠能说说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对于物权共有权处分方面的法律规定吗

什么是无权处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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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蒋华胜

一、处分和处分行为的内涵处分作为民法上的基本概念，其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指权利人对物或权利加以变更或消灭，使其形态加以改变，如把木材加工成桌椅；法律上的处分是指通过法律行为，改变所有物的法律状态，如租借，转让，设定他物权。1要使物或权利发生处分上的效力，不仅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债权行为（如买卖合同），而且还要使物权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变动，（如动产之交付或不动产之登记），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实现交易目的。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前者是发生债权债务之行为，故又称为债权行为，如租赁、保证；后者是指使特定权利直接发生得丧变更之行为，如抵押权的设定行为，商标权的转让行为。动产或不动产的买卖虽然属于债权行为，但是债权的行使或债务的履行结果将导致物权的移转、变更，因此既包含负担行为，也包含处分行为2，这是我国大陆学界目前的主要观点。

我国台湾学者对处分行为涵义的研究可谓精细深入，就法律意义而言，他们认为，法律上的处分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当于我国大陆学者的通常观点，但是，狭义上的理解，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因为处分行为有自己的特质，它能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3.就上文的论述而言，处分行为的涵义的确有进一步作精细研究的必要，在不同的场合，其有不同的内涵，故吾人应审慎探讨，以克济事。无权处分行为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的特定概念，但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制背景不同，人们对之理解也不同，概言之，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和物权变动模式有极大的关系，通过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进行考察，可以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二、非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法国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把债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一个法律行为应该有债权发生和物权变动的双重效果，故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生效，则标的物的所有权理所当然移转，力求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一体化把握，而没有作严格的区分。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子、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移转；该法典第1583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既使标的物尚未交付时，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所有权即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由上规定可以看出，仅依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物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动。这一立法的原因是法国民法中并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严格区分，因此在法国民法中，并没有形式主义的物权立法，把物权变动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学者把以法国为代表的物权变动模式，称为法国模式。4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统一的把握，只要债权行为有效，物权变动自然发生，债权行为内包括物权变动即处分行为。因此法国民法上的处分行为的内涵是作广义的理解的，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当事人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债权行为本身就是处分行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效，从而将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是法国在其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必然的选择，根据其法律的规定，买卖合同生效，标的物的所有权自然移转，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物权变动本身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所以让无权处分人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生效，则权利人的物权丧失，买受人完整地取得了真实权利人的标的物所有权，对无权处分行为来说，这样严重违背民法的公正理念，损害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只能从反面对其进行限制，对买卖合同的效力进行彻底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所以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其突出的缺点，物权自意思表示一致时发生移转，由于这一移转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第三人很难辩认物权变动的外部表征，这对交易安全非常不利。同时，物权自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移转，由于没有公示方法，容易导致物权重复现象，违背物权的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实行打开了方便之门。法国法将债权法上的规定和物权法上的规定混在一起，此种方法妨碍了法律的适用，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鼓励交易，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作无效的理解，有检讨的必要。法国民法典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否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本着对人的充分尊重，坚持契约自由，重视对所有权的保障，充分相信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5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法国民法典就把先在哲学或政治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观念或趋向法的方面反映出来，各国都依赖法学家在法律上反映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制定法的新门类。6法国民法典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是对罗马法的反动，罗马法是承认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乌尔比安在《论萨宾》上说：毫无疑问的是，可以出卖他人之物的，事实上，这是个买卖契约，只不过物可以从买受人手里被追夺。法国法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这和罗马法根本不同。罗马法通过使买卖合同有效，但是物权并不移转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而法国通过对买卖合同效力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虽然两者的目的相同，但是路径不同。法国法的规定，并非是立法上的唯一选择，法国的选择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弥漫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认为人的价值超乎一切万物，个人之意思应受到绝对尊重，因而个人之意思所致，万物应该因应而变化。7鉴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局限性，法国的法学家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加选择的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宣布无效，不符合社会经济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主张该条的适用范围应受到限制8.近年来，法国学者针对1599条的不足采取实际行动，力图将其解释为相对无效，而非绝对无效，表明了就买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并非一概无效9，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改变了民法典的规定。

（二）日本模式：尽管日本民法典的物权变动模式，继受了法国模式，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但在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上，并未追随法国，日本民法典第560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了买受人的义务，其第561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不移转于买受人，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可见，在日本民法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是生效合同，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上，虽然采取了与法国一致的立场，但在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并未采法国法的立场，说明了买卖合同生效只能说明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的可能性，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和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其第178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让与，除非将该动产交付，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可见根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虽然物权发生变动，买受人取得物权，但其不能在交付或登记前对抗第三人，这与法理相矛盾，既然买受人自买卖合同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其所取得的所有权未经登记或交付，却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与所有权的性质不符。10所以出卖他人之物，买受人取得的只是虚拟的物权，并不具有物权的性质，从而也雄辩地说明了，仅有债权行为，并不当然有真正意义上物权变动的发生，债权行为并不能包括狭义的处分行为的内容，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仅指债权合同，原则上应为有效。

三、承认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德国模式：作为物权形式主义的代表，德国民法坚持债权与物权的严格区分，认为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使当事人享有债权和承担债务，即债上请求权。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它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行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正如谢在全先生言：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而且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11基于这种严格区分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一个物权变动过程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行为，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债权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合致即可成立，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处分行为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使物权发生移转。有负担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仅有负担行为，对物权不进行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物权之登记，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即使动产已交付或不动产已登记，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还是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物权变动后之权利归属能否得到法律确认的原因，就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德国民法典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为效力待定，指的是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债权行为是有效的，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经权利人允许，无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的处分，亦为有效；（2）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或者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前项处分亦为有效。就允许而言，第185条第1款只是明确规定，经事先允许的，非权利人可以为有效的处分，亦即处分授权。第185第第2款第一句第一种情形是：非权利人所为的处分并非自始无效，而是效力未定，其效力是可以补正的，处分人取得标的物亦即非权利人自己变成权利人时处分有效，他在接受自己的处分的约束。12德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认为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由物权契约加上公示行为（动产之交付与不动产之登记）构成13，物权变动的效果并不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而是坚持物权与债权相分离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系，有其突出的优点。

首先，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为世界上大多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继受，说明了德国民法体系的科学性。德国民法坚持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分离，明确区分两种法律行为的不同性质，有利于民法概念的精确把握和民法的体系化建设，对提高人们的法学水平有重要作用。

其次，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的稳定，坚持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如果以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14，则不符合生活实际，因为除了占有改定等特殊情况外，只有债权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否则合同责任就没有意义，而且也不会有违约责任的产生。同时，把物权变动效果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也使合同的约束力视同儿戏，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物权变动，如果没有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结果，就宣布合同无效，很难维持合同效力的稳定。尤其在无权处分行为的场合，债权行为效力不受物权行为的影响，如果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债务人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可以有效地使债权人得到法律的救济。

（二）我国台湾地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德国民法中有关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继受15，其第118条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台湾地区的学者通说认为，此处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在内，例如甲擅将乙寄存的某画作为已有出售与丙，并依让与合意交付之，该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系无权处分，效力未定16.概言之，在上述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处分行为内涵的理解大相径庭，如前所述，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是债上请求权，它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法国民法简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其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是以牺牲分离主义立法的合理性为代价的，把对交易便简的要求推向极端，但是它无法解决与传统物权理论的冲突。就无权处分而言，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这显然混淆了买卖合同和物权变动的性质，把出卖人有处分权作为债权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这种立法的结果就是把无权处分行为规定无效。日本民法改变了对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不足，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有效的，区分了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认识到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德国民法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仅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在效力认定问题上，债权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未定。

我国民法理论上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行为是人工的雕琢，它实际上不过对单一的法律行为有两个相异的观察方式而已。今以捏造两种互为独立之契约，这完全是拟制的，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施法亦会因极端之形式思考而受妨害。17我国的物权变动不同于法国和日本，而是采取了债权行为+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的债权形式主义，仅有意思表示尚不足以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履行特定的形式，由于债权行为同时也是物权变动的主要生效要件，所以债权行为无效时，物权变动不发生，债权行为有效时物权变动不当然发生。我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也应以此为基础，无权处分行为不指物权行为或狭义的处分行为，而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和相对人订立的无权处分的合同，在我国目前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只能作此理解，所以本文论述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就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的效力。

比较法研究是民法上的基本方法，这种吸收和借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比较与取合过程；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对无权处分行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且都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作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在进行立法研究时，应进行合理的选择，使其与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相协调，做到民法的逻辑化和体系化，法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18，这正是我们进行法律理论研究时的行为准则。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仅指债权合同，这是研究我国合同性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前提和逻辑起点。

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指的是无处分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有合同法上的依据。第一，从体系安排上说，德国和我国之台湾地区将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规定在民法总则上，起着统率作用，处分仅指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行为。我国有关无权处分行为制度不是规定在民法总则，而是规定在合同法总则里，就很难作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解而只能作合同法里的制度。第二，我国合同法把无权处分行为的制度规定在合同法的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里，由于我国传统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这样我国的合同法里的无权处分行为指的就是无权处分合同。在合同的效力的统辖下，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当然仅指无权处分合同。第三，我国民法上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设计之初，有给予了他制度上的定位。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稿》（第一稿）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定约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无效，但其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1996年5月—6月的修改，考虑到实践中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与其类似，并照顾到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遂于第44条（第三稿）规定，无权处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合同成立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而订立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无处分权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取得该财产的，受法律保护，1997年5月14日征求意见稿（第4稿）对第三稿的规定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简化，将两款合为一款，即其第3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8年9月4日公布的《合同法草案》则再度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并入一般的无权处分，其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让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19。从合同法起草人对该制度的设计宗旨来看，债权合同本身就是处分行为，应无疑义，也是我国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过上文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立法体例下，人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应用，只要我们设计好了精细的法律制度，它一定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注释：

1 李双元：《比较民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2 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4 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31页。

5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6 勒内。达维达：《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7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8 转引自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民商法学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祝贺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 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75页。

10 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第57页。

11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67页。

1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772页。

13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 页。

14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59页。

15 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页。

16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7 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1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19 孙鹏：《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⑺ 司法考试民法的复习，看的段波老师的视频，打算下一步听听钟秀勇老师的课，但除了网上下载的讲义，书、题

我是非法本考生，理工出身。张翔、段波、李建伟、钟秀勇、刘家安的民法课我都听过。李建伟讲的太简单，有点像快餐，基础不好的听了几乎没什么用。段波基本是模仿钟秀勇的风格，他在万国的模拟题也是照搬老钟的题(当然这道题老钟是抄的王泽鉴的题)，不过讲这个题的精髓只有钟秀勇讲到位了。在物权变动，返还原物请求权，占有返还请求权，意思表示等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把我的准确度上，段波被老钟甩下不止一条街。听老钟的课不仅能应付考试，他讲的知识，以后参加工作也一定用得到，讲的都是民法的精髓和先进的民法理论。在哪里下载不能在这里说，会被和谐。我直接私信给你。个人观点，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