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物权

A. 古代罗马担保物权类型比较分析

连分都没有？谁帮你做这么道大题啊

B. 王胜民的《我国的物权法制度》的内容

摘 要]典权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法律制度，其产生与中国过去特定的经济形态相适应。在现阶段物权法的制定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在物权法中规定典权制度，是我国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典权在我国现实的法律体系中是否有设立的必要。

[关键词]典权制度 物权法 质疑

一典权的概念、性质及其历史根源

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特任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1]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享有使用收益权利的一方，为出典人；收取典价而将自己的不动产交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的一方，为出典人；作为典权客体的不动产，称为典物；典权为典权人为对他人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而付出的对价。

对于典权的性质，主要存在三种学说：一是用益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是用益物权；二是担保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是担保物权；三是特种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既不是纯粹的用益物权，也不是纯粹的担保物权，而是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性质之特种物权。另外还有买卖合同说，认为典权是附买回条款的买卖合同等。我认为，典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用益物权。原因在于，典权人所享有的典权，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权利。换句话说，典权人设立典权是为了获取典物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收益权符合用益物权的性质。另外，典权设立不以先前债权的成立作为要件，是主物权，这是典权制度与担保物权所区别的最为显著的一点。

我国的典权制度源于唐朝，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典权的产生和我国所具有的特有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我国古代，土地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以为土地几乎是一切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为安身立命之本。对于祖辈而言，能够留住土地房产，即是守业；对后辈来讲，得到房产土地即为创业。中国老百姓敬祖观念极深，对于祖辈遗留下来的产业均希望世代保存。变卖祖产，特别是土地房屋是很耻辱的事情。所以即使遇到急需金钱的时刻，也不愿轻易放弃土地房产。第二，在我国历史上，土地的买卖受到限制。如在唐令中规定，每丁男受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80亩为口分。永业田可承传，口分田在主人死后须交还政府。因此均田制下，口分田一般不准买卖。因此，在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下，缩小了利用土地融资以供继续的范围。但是，在商品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缺乏金钱调用的情况下，对于广大小农来说，土地房屋为期主要家业，若遇到急需金钱的情况或因钱债无所措施时，似乎只有土地房屋可以解危。因此，典权制度就有了存在的必要。第三，土地兼并促使了典权制度的产生与反展。土地兼并始于唐朝，并且愈演愈烈，致使违法买卖之典制产生。[2]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的贫困是人们不愿以通常买卖方式处置土地房屋谋取资金的根本原因，限制土地买卖的法律规定是使人们寻求其他土地房屋处置方式的制度因素。正是在贫困、禁卖、兼并等诸多主要特殊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使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独特的典权制度。

二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典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与我们前述的中国特有的经济条件不同，在古代国外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从未出现过典权制度。如在《汉穆拉比法典》的全部法律条文之中，民商法条文占80％，其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商品交换的方式，但并未规定典权制度。在罗马法中也不存在典权制度的规定。后来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典型代表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均未规定典权制度。旧中国的民法对典权制度的专门规定，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生活条件下对我国原有的典权制度规则的系统总结。但是关于典权制度的规定不像其他的制度一样可以参照国外的规定，所以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关于是否规定典权还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状况，典权制度的设立已经没有了根基和必要。

（一）从典权制度的功能和当今社会的需求来看，典权制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根基。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从法理的角度上来讲，典权人取得典权应该是为了取得对物的用益，但从现实中典权的功能来看，其存在的意义不大。首先，典价的金额过高。典价是处于买卖的价格和租金的价格之间的价格，而典权人获取的权利远少于所有权人。并且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典权人享有的便利不如租赁人，而且租赁的手续要相对简单得多。其次，对于不约定典期的典权来讲，出典人随时可以要求回赎，这无疑是对典权人的用益权的阻碍。最后，典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但是在现实中，其功能还是体现在对于债的担保上。多数人设立典权是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并获得资金的支持，典权的设立也多是出于出典人的要求。因此，从典权的功能来看，虽然典权重在用益，但是许多人仍然将它用于担保。所以，典权在现实中的功能可以被其他的担保方式所代替，典权的存在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并不需要单独设立典权。

（二）从典权的客体的范围上看，典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土地的私有制被废除以后，典物的范围越来越小。典权的客体是不动产，最主要的不动产就是土地和房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然人手中已经不再有土地所有权。土地被出卖、出典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典权客体只能是房屋。而且，在我国新的《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典权的客体只能是住房，其他种类的房屋不能在作为典权的客体。可以看出，我国传统典权制度中的典物的范围已经非常小。有学者指出：“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之推行，人民所有不动产将大量增加”，[3]从而得出我国典权制度将大有适用空间。但是我认为这是缺乏对我国现实情况的把握。我国过去大多数人的观念是不惜倾尽所有而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完全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很多。但是随着房屋价格的日益攀升，房屋的价格并非一般收入得人能够一次性付清。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转变，不愿意将大笔的资金投入到房产中，而更愿意用来作为其他的投资。因此，我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现象是利用银行贷款，通过按揭买房，而且按揭期都很长，现代的个人取得房屋完全所有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更是少数。所以，唯一作为我国典权制度客体的住房，其范围也受到了现实的制约，大大缩小。可以说，典权制度的客体和调整对象相当有限，在物权法中对典权单独规定没有必要。

C.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为什么

http://..com/question/34870493.html?si=2#

请问你说的古代说的是什么朝代, 因为你说的不具体所以古代是有法的

D. 古代没有法律吗

你好朋友。
古代也是有法律的。
从人类建立封建王朝开始就有了法律。

E. 物权法的案例分析(2)

1、甲乙之间的抵押有效，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2、甲父与乙之间的抵押无效，学校的设施不得抵押。
3、甲丙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和质押法律关系，均有效。
4、丙丁之间为加工承揽关系。
5、担保中，丁可能优先受偿。
6、最后所有权归戊所有，丁因丧失对画的占有导致留置权消灭。

F. 古代九品县令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古语有云：宁为县官，不为京官。因为县官是当地一把手，那么古代的县官权利有多大呢？

古装电视剧看多了，也就明白，大清年间的县太爷，就是县长。

自秦朝以来，直至当今，铁打营盘流水兵，县里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商务，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警察，俨然国家似一样，那时候没有党这个组织，没有县委书记的设置，那县太爷，坐享一县君主之尊。

由于古代既不需要经济开发、环境保护，也没有所谓的妇联科联残联需要打理照顾，因此县官职责很简单，就是坐堂审案、征收钱粮以及劝课农桑，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税务局长和农业局长。

坐堂审案

在古代，立案是很简单的，也不收什么立案费。告状人只需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只要不是深更半夜，县太爷一般听到鼓声都会立即升堂审理的。对于简单的案子大都会当堂出判，案情复杂的，则往往需要县太爷亲自调查取证。同现在一样，古代的案件也分为民事、刑事两种，在刑事案件审理当中，县官只能判人以笞、杖等打板子之轻刑，而对于服劳役之上的徒、流、死等重刑，县官就没有判决的权力了，只能逐级上报。

征收钱粮

这是县太爷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好在那时候，征多少、怎么征，都是由朝廷说了算，县太爷只需照章办事，搬出全县各村的土地、户口花名册子，把任务分解给下面的里、保长，再由衙役督促按时缴纳就行了。

因为历年征收基本上都是定数，所以县太爷几乎没有截留和加码的空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过路财神。除了农业税外，当时的工商税是微乎其微的，试想在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县城，能够养活几家成气候的店面、铺子？更何况朝廷对于那些担担、提篮的小本生意是予以免税的。

劝课农桑

其实对大部分县太爷来说，只是象征性工作，就连皇帝老儿每年开春都要到先农坛“亲耕”一下他的一亩三分地，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县太爷着实也应该关心一下农业生产问题。不过在耕作技术上千年一成不变的前提下，农民比县太爷更懂得怎样种田，县官的劝课只是作作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除上述所说之外，县太爷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要作，比如兴修水利、赈灾放粮等，不过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往往是朝廷直接拨款派人下来，县官只是给人家打打下手而已。

与今天的县官相比，古代县太爷最缺的是人权、财权和物权。

关于人权：古代县衙门的一众人马，都是由上级直接任命，严格意义上说，县丞、主簿、典史等并不是县太爷的属官，而是由上级任命的，跟县令是同事关系，县令对其升迁去留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县令大爷没有了人事任免权，其权力的大小可想而知。

关于财权，古代县令只管征收钱粮，县级衙门没有独立的财政部门，一切的开销都是由朝廷按人头下拨，知县月俸多少、县丞月俸多少、衙役月俸多少，所有的经费都有定数，县令大爷想要从中克扣，并非是简单之事。

关于物权：财权是物权的基础，没有了财权，物权也就无从谈起。在古代，县里最大的公物就非那座衙门莫属了，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县太爷一是不敢、二是没钱随意修善他的官署。没有了大的开支，贪污受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个衣着鲜活的县太爷身处已经数百年、摇摇欲坠的老房内办公是常有的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乃成为古训。

比如说，古代县官所穿官服、所乘轿子，都是按照规定配给的，不敢越雷池一步。

G. 用益物权的发展演变

从各国物权法的规定来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的种类亦不尽相同。在罗马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其中役权分为地役权和人役权，人役权又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地役权。这种规定沿袭了罗马法中的用益物权的分类，即把役权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前三种用益物权都属于人役权的范围；《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役权。其中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瑞士民法典》只规定了役权及土地负担，役权的具体种类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建筑权、对泉水的权利。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用益物权大多是以土地为标的的不动产物权，二是地役权、地上权、用益权是用益物权的最基本形态。
历史沿革
在中国古代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地基权、永佃权、典权。这些用益物权基本上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在清末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法都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施行于台湾的国民党民法仍规定着这些用益物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法律上只承认所有权，而否认他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致使中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法的理论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法的实践上也一直没有建立用益物权体系。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是中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以“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代替了用益物权的概念，规定了属于用益物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采矿权、国有企业经营权、相邻权。除《民法通则》规定的用益物权外，中国的其他特别法中还规定了渔业捕捞权、狩猎权、水权等用益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确认了典权和地上权的制度。尽管中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立法概念不准确
中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立法内容不完整
在中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立法体系不科学
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该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中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中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中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中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如何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
如何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学者们的看法差别很大。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典权、采矿权、地役权；
第二，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永佃权、典权；
第三，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地役权（相邻权）、典权、采矿权、租赁权；
第四，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水面滩涂养殖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水使用权、采矿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
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来探讨问题的。但由于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局限性，这些意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用益物权体系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下列用益物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用益权，而永佃权、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租赁权等，则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因为：第一，永佃权已无存在之基础；第二，承包经营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用语，在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第三，国有企业经营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而至今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权，我们倾向于通过法人所有权的方式来解决；第四，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第五，租赁权自始都是一种债权，虽然现代法中有“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但这并不能改变租赁权的债权属性。
地上权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地上权是指为建造房屋、隧道、沟渠等工作物及培植竹木、树木，使用他人土地之权。中国民法中是否存在地上权，是否应当确认地上权，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就是地上权，或相当于地上权；也有学者认为，地上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必要硬拘泥于地上权的概念，不应非将它们的名称统一不可。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完全可以用地上权这一准确、统一的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建立中国的地上权制度，应当以现行的以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造林权为基础，同时，应当确认地下和空中地上权。
地役权
地役权是一种古老的物权形式，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而且英美法系国家也予以确认。通说认为，地役权是为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可分为积极地役权和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和不继续地役权、表现地役权和不表现地役权。中国立法中没有地役权的规定，《民法通则》只是规定了相邻关系。相邻关系与地役权颇为相似，立法例上也有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地役权加以规定的。如，《法国民法典》在地役权篇第二章“法律规定的役权”中就规定了诸如流水、通风、采光、滴水、通行等相邻关系。中国也有部分学者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等同起来，用相邻关系取代地役权。这是不正确的。从法律性质上说，地役权与相邻关系是不同的：相邻关系属于自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是对所有权行使效力及范围进行直接限制；而地役权属于他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人土地以便于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自罗马法将相邻关系作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措施，纳入所有权体系，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民法都沿用此制。因此，在未来的用益物权中，应当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区分开来，在用益物权体系中，给地役权以一席之地。
典权
典权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物权制度，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进行使用收益的权利。典权是属于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学者们甚有分歧。我们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论述，认为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在传统民法中，典权的标的物包括土地和房屋。新中国成立后，以土地为标的物的土地典权被废除，但公民之间的以私有房屋为标的物的典权一直大量存在，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承认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典权的适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应当确认这一具有中国固有传统的物权种类，并将典权物扩大到一切不动产和不动产权利，如土地、房屋、地上权等。
用益权
用益权是指对物或权利不加变更地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国外立法例中，如罗马法、法国法、德国法、瑞士法等，均将用益权作为人役权的一种。按照《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用益权包括物上用益权、权利上用益权和财产上用益权。借鉴国外的用益权制度来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这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和国有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我们赞同创设用益权制度的设想，但对用益权的具体内容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目前有两种权利可以归入创设的用益权之中，即以开发利用国有、集体自然资源（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矿藏）为目的的使用权和以耕作、牧畜、养殖为目的而承包国有、集体自然资源（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因为，这两类权利都符合用益权的特征，其内容与用益权基本相同。至于国有企业经营权，应当通过法人所有权的途径加以解决。关于能否将农村承包经营权改造成为永佃权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改造成为永佃权；也有学者主张，现代法中不能重建永佃权制度，但在未来立法中可以借鉴永佃权制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及其做法。我们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以改造成为用益权为宜，而不宜改造成为永佃权。因为：第一，在现代法中，随着各国土地政策的不断改进，永佃权已趋式微，甚至消灭；第二，永佃权作为封建剥削的工具，已在大陆消失近40年，这种国情不能不予考虑；第三，使用用益权而不使用永佃权，国外已有立法先例。《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都规定的是用益权，而没有规定永佃权。 用益物权是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有概念。中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含义的认识没有原则分歧，均将用益物权界定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权利。在对用益物权性质的认识上，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用他物权的性质来阐述用益物权的性质；也有的学者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分析用益物权的性质。我们认为，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明确用益物权是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物权的通有性，如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和追及性等；
第二，应明确用益物权是他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他物权的通有性，如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
第三，应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用益物权除具有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追及性和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物权和他物权的共有属性外，还具有如下法律性质：
1．用益物权具有用益性所谓用益性是指用益物权是以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物权。用益性是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是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是就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而设立的权利：用益物权侧重于物的使用价值，担保物权侧重于物的价值或曰交换价值。正因为如此，用益物权又称为使用价值权，而担保物权又称为价值权。由于用益物权的目的在于对物的使用和收益，因而，它不可能具有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等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涉及以用益物的价值清偿债务问题，也不涉及用益物灭失后以其他物代替的问题。用益物权的用益性因用益物权的种类不同而存在着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例如，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和永佃权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权利，但两者的用益范围和程度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地上权以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和种植树木为用益范围，而永佃权则以在土地上耕作或牧畜为用益范围。
2．用益物权具有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用益物权不以用益物权人对所有人享有其它财产权利为其存在的前提。用益物权的独立性表明用益物权不具有担保物权所具有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以他权利的成立为成立前提，不随他权利的让与而让与，亦不随他权利的消灭而消灭；同时，用益物的变化，如部分灭失或价值减少等，用益物权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在用益物权独立性问题上，地役权似有例外。通说认为，地役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这似乎与担保物权相同，其实不然。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存在明显的差别。地役权的从属性是指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所有权分离而存在，不得保留地役权而处分需役地所有权。这种从属性具体表现在：地役权必须与需役地所有权一同让与，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分离而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地役权的不可分性是指地役权不得被分割为两个以上的权利，也不得使其一部分消灭。可见，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是为保证需役地人的用益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而非为保证某一债权的实现而设置的。
3．用益物权具有占有性所谓占有性是用益物权须以实体上支配用益物为成立条件。物权是一种支配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是如此，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支配形态不尽相同。用益物权的内容在于使用收益的实体，即对物的使用价值的用益，因而它必然以物的实体上的有形支配，即实体占有为必要。用益物必须转移给用益物权人实际占有支配，否则，用益物权人的用益目的就无法实现。例如，若不转移土地，地上权人或永佃权人就无法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或进行耕作；担保物权的内容在于取得物的交换价值，因而可不必对物进行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以无形支配为满足。在担保物权中，质权和留置权以标的物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但这种支配并不是用益性的。在质权和留置权中，都有权利人非经物之所有人的同意，不得使用收益物或留置物的规定。否则，权利人应负民事责任。

H. 典权为什么没放到物权法中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杨立新 2005年9月23日
评论《物权法》草案，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看看典权了。法律业界的人士说到《物权法》草案规定典权，是“三进三出”，尽管有些夸张，但是说的也有道理。在数次《物权法》草案中，经历了规定典权，不规定典权，又规定了典权，又不规定典权了的反复过程。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又将典权删除了。从现在的情况看，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要把典权规定进去。

我是坚决主张要规定典权的。为什么？大概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典权是我国古代物权法的传统制度，是我国民法独创的制度，因此，有些人认为典权是中国物权法的固有制度，是有道理的。在很久之前，在中华法系中就有典权制度。最初的典权不仅可以典房、典地，还可以典人，后来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就只有典房和典地了。一千多年以来，典权制度在中国发挥了重要的融资和担保的作用。现在的《物权法》草案规定的绝大多数物权制度都是欧洲的制度。细细清点一下，惟有典权是中国固有的物权制度，保留下来，应当是有发扬传统、保持民族特色的意思。

第二，近几十年我国典权制度的衰落，与实行普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相对贫穷有关。在建国初期，土地和房屋存在私有制，因此，典权制度还是被广泛地使用，那个时候的典权纠纷很多，需要法院处理。至公社化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之后，新设的典权就不多见了，但是由于典权的典期很长，因此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典权纠纷才基本灭绝。因此，我认为，我国人民不是不需要典权，而是在那个时候不存在典权生长的土壤。

第三，现在我国人民是不是需要典权？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首先，在城市，房屋已经私有化，基本上不存在公有住宅的出租问题；在农村，农民的住宅都是私有的；既然存在私有住房问题，而且是普遍的存在，那么，典房就会存在。其次，在城市，虽然土地属于国有，不能设置典权，但是土地使用权却可以设典；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要准许，也可以设典，因此典地并非不可能，而仅仅在于政府所持的态度。计划经济已经改变，土地和房屋都存在私有，因此典权有存在的土壤，就会发生、发展。

第四，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为人民的融资方法增加一个新的渠道，会更有利于人民的生活。例如，闲置的房屋不愿意出租，又不愿意出卖，就可以典出去，所有权人既能收到典价进行使用，又能够保留所有权，不至于灭绝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不规定典权，法律就不承认典权是物权，当事人约定典权就没有法律根据，就会限制人民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观察，典权的设立，甚至关系到《物权法》是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了。

出于以上四点考虑，我极力主张《物权法》应当规定典权。我们说，尽管“三进三出”的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典权在《物权法》中已经两进两出了。我劝立法机关还是要好好斟酌，看到《物权法》规定典权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既然如此，干吗非要叫劲，非得把典权清理出物权体系，将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的物权制度扼杀而后快呢？因此，我说《物权法》对典权应当“三进”，而不要再“出”，就会给人民一个既新又旧的物权制度，使人民在物权法的规定中又有一个可以自由利用的空间，岂不是更好？

注：杨立新 是法律界的名人

I. 中国古代所提的“定分”在今天的民法中是什么意思

定分，来自于“定分止争”，典出《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里的“分”就是指权利，“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定分：确定名分。止争：止息纷争。即平定纠纷制止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