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知识产权

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含义和意义

含义：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意义：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2、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

4、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

5、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1)供给侧改革与知识产权扩展阅读

具体内容

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

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

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

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

“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6、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❷ 知识产权界聚焦如何推动供给侧改革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认为，知识产权不仅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制度供给，还可以提供技术供给，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障。
“这些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出台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依靠知识产权助推经济创新发展。”申长雨表示，中国作为一个知识产权大国，近年来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实践和探索，包括积极推进知识产权高效运营、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等。特别是在专利领域，实现了发明专利年申请量、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两个一百万件”的重要突破。

❸ 供给侧改革长利短痛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在哪

最高领导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一说。
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定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是80年代以供给主义名义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都与中国目前的国情不相同。但如果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大要素投入，那么则符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僵尸企业借新还旧、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结合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看，总书记说的“供给侧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针对上游产能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要减少支持，同时将资源配置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以及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重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素市场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冲击大，见效慢。特别是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有过快增加。此外，供给侧改革在“破旧”的同时确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层面需要思考的长期问题。

供给侧改革不是自由主义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内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的倡导自由主义的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曾经流行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也有明显距离。

以美国为代表的“供给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学术理念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

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关注生产活动和总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需求只不过是一个次生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供给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方法。“拉佛曲线”成为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认为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

“供给主义”政策乍一看起来也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尤其是税收和管制，认为企业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让这一经济思想成为社会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励政府对工薪阶层实施大规模减所得税，提倡尊重财产私有制。这不仅很容易赢得美国民众支持，也与共和党“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践最终脱离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克鲁格曼则形容这种政策“虽然比货币主义更好，但并未达到它承诺的效果。”

一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与边际税率高低并无明显相关性。再者，所得税减免之后总税收虽有所增长，却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税，且政府支出增长更快。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26%扩大为1988年的41%，总国债从7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在200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减所得税不会提升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供给侧政策其实是借鉴了凯恩斯理论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不是供给主义经济学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线”。

回到国内，多位“学者型”高级官员都曾经公开使用过“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结合他们的语境，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份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僵尸企业不应得到政府扶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撰文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他在谈到去产能之外，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四个政策，分别是“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

因此，供给侧改革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有退有进，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强化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控制。这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政策也不相同。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

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供给侧改革是必要条件。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向重化工业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积累和飞跃。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难点。

首先，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着的依靠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的说法。海外有工业革命，国内有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些分别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但“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词，获取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或是单位劳动力的投入，例如研发蒸汽机，种地的农民在激励下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术进步越来越难以获取。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高昂的研发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指向针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低效运作，需要简政放权以及推进国企改革。这些中央政府虽在做，但无疑都是改革深水区，而且指望凭此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困难。

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需要超过工资增长率，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以2007年为拐点，中国的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时间相符。那么中期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现宏观税负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仅凭借供给侧改革并不能够自动产生总需求扩张，消除债务风险。企业部门债务率偏高，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来总需求的萎缩，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试图通过鼓励居民部门、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借贷消费以及投资资本市场，刺激总需求和补充企业资本金，则是鼓励宏观经济中抗风险能力差的一方承担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大萧条中凯恩斯倾向于扩张财政赤字，让抗风险能力强的政府部门承担更多不确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既然供给侧调整的主战场是要素调整，那么在重新配置资本与劳动力的过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金融风险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在债务方面，僵尸企业的清退必然是会加快的，但违约风险在目前债务人、金融中介、投资者分担机制不明确，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个人投资者不知不觉介入其中。而在新产业方面，权益投资面临着失败后较大的损失。目前民间资金蜂拥进入互联网创业企业，以及部分投资者抱着暴富的心态进入侧重融资功能的新三板市场，前景需要谨慎观察。政府的合理引导与法制保护至关重要。

失业风险则更容易理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本来就会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而且从建筑与落后制造业到科技密集型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里是需要职业培训与长期教育的。解决这种结构性失业风险，需要政府做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对中下阶层的冲击。如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当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调整，以及日本过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都是中国本轮改革应当避免出现的两个极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脱离滞胀，除了提高财政赤字以外，还借助了时代背景，使得改革较为顺利。

首先，当时美联储的高息政策力挺美元，这支持了美国引进资本。美元国际地位和东亚国家发展出口经济则帮助美国用贸易赤字支持内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全球武器交易达到了巅峰。美国及北约国家通过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给财政支出以及寻找外需拓宽了渠道。

中国虽不完全具备当时美国的背景，但在要素改革与时间赛跑的时候，仍可以适当借鉴。比如人民币市场国际化，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产能，还有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将是对冲供给侧要素改革风险的重要手段。

❹ 保险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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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有哪些战略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核心要义是通过市场取向的综合创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学、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从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行业出清和盈利状况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一步推进工作，要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质属性，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通过简政放权等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显著成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依然存在。以投资领域为例，当前束缚企业活力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投资审批时间长、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行政审批形成了“行政部门设权、事业单位评估、行业协会认证、关联企业收费”的“审批套娃”，制约着企业投资经营。这些行政审批权力又通过法律、条例、办法、细则等形成了“法规套娃”，固化了部门利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加快拆解两种“套娃”，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许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监管和服务水平。
通过要素价格等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步增强，但仍有一些价格信号不明确，甚至是紊乱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水、电等领域价格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加强产权保护，发展技术市场，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
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当前，供给过剩的领域主要是传统重化工业，生产要素流动难、“僵尸企业”多等问题在一些国有企业比较突出。一些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越是经济困难的地方，人们越往国有企业里挤，企业减员困难;企业破产涉及人员和债务，没有钱解决不了问题，难以顺利破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研究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富余人员的分离和再就业、不良债权的重组，以及“僵尸企业”的破产重整或清算，进而激发国有企业的生机活力。
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当前，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制僵化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内地的创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全球营商便利指数中，我国内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束缚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从国际经验看，每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大幅提升;供给侧一旦出现革命性创新，市场需求就会排浪式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企业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经济发展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轨道上来。

❼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何新特点

深化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一是稳中求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满足于稳中求进的要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首先要强调有利于经济的稳定，既以基础性资源开采、基础性材料供给、基础性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生产为核心，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并在稳定的前提下在产业链的末端和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稳和进”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二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对于新发展理念从理解和树立层面，要走向贯彻落实层面。创新发展要在积极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做好应对高折旧风险和增强知识产权价值的安排；绿色发展要在降低排放和消耗的同时，更好地转变经营机制，让环境成本合理、公平、透明地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开放发展要在坚持“一带一路”，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坚持公平、有序和对等的原则，在承担开放义务，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稳定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和提升自己；协调发展要重视区位、产业和模式的协调，发展的不是某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体系，完善的不是一个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横向充满的理念和一系列纵向通贯的模式；共享发展是对分配制度和最终目标的一种强调，共享不是平均，而是带有一种适度平衡性的分配安排，既有激励，也有托底平均，但分配不仅仅是生产（供给）的附属环节，更重要的是共享性的分配是生产（供给）的最终目标的组成。在贯彻落实的时候，市场能做的正向产出，在制定了政策之后就交给市场；政府主要做市场无力做，或者无法高效做到的部分，也即上文中列出来的“而”之后的部分。
三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理论体系的提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对新常态的管理要求也从认识和适应阶段，转向适应把握和引领阶段。从2017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还是适应和把握，但是要尝试，要培育，要动起来，要因势和造势，所以“引领”未必是确定项，更是一种未定项和尝试项。我们既要保持定力，合乎战略，不急于求成，但也要把握机遇，促成要素和资源转化，尽早实现改革目标和形成突破，以取得实际成效为目的。
四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是一种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即以最高的效率实现对经济生产的标准化设计与改造，然后转向产业链细化和规模化生产，再以低成本、规模化为基础形成标准化产品的产出。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即是对规模化和标准化的适度纠正，以质量来求得差异，并通过差异来获得市场，进而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出清来提升生产体系的效率和效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技术、产品和模式的创新，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差异化产品的新生产体系。
五是适度扩大总需求。扩大总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总需求的量，二是扩大总需求的额，我们扩大总需求，需要兼顾好这两个方面。差异化及其所拥有竞争性垄断的市场结构是较好的扩大总需求额的方法，而高效的市场机制和智能配置是实现适度价格歧视，从而拓展总需求量的有效方法。因此，适度扩大总需求，既要求适销对路的供给创新，也要求高效智能的市场创新，并捕捉需求特征，加强预期引导，避免各类产品供大浪费和供小短缺的问题。

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

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6、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8)供给侧改革与知识产权扩展阅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内容

1、改革的过程就是农民要把控好自己生产质量和规模，这个事情核心的操作主体是农民，毕竟种子是农民种的，管理是农民管的，要是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取巧，生产品质一般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改革也就没法完成。

2、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宏观调控。对于过去卖不掉的东西，中国采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电卖不出去，就有家电补贴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会导致某个产业产能过剩，以至于消耗过度，污染加重。

3、农业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要从供给入手，改善供给结构，这才有了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4、供给侧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进，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外，农民也得转变发展观念。通过施化肥、打农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农民还得要调整种植结构，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提升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