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阶级

1. 知识产权为何没有产生于中国

1.封建社会的“特权”与知识产权的起源追根溯源,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即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封建君主、封建国家以榜文、敕令、法令等形式授予发明创造者、图书出版者在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专有权。这种特权带有一定的恩赐性质,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它毕竟使智力成果首次被确认为一种独占权,是知识产权发展进程上的一次飞跃。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商品生产者迫切需要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原先的特权制度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就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2.知识产权在财产权地位中的确立过程

从物权、财产权的演变及西方国家立法的进展看知识产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财产权制度和财产权理论的影响,分析物权、财产、财产权概念的演变,联系西方国家关于财产立法的演进,我们可以对知识产权的产生及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适合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权利的产生则是直接基于法律的创设。在性质上,权利是国家或社会对某种社会事实状态特别是人们对生产要素占有状态的确认,以及对所有人依法对其进行支配的保护。在人类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条件下,人类只能在有限的权利客体面前以分裂的状态结成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一部分人占有物质资料并将这种占有赋予合法占有的权利形态,同时以社会其他人的义务履行来完善这种占有。于是,权利形态集中表现为人对物的占有——物权。

物权概念源于奴隶社会的罗马法,其产生比知识产权要早得多。在罗马法中可以看到财产的不同分类方式,如不动产与动产之分在《十二铜表法》中即有规定。然而,尽管如恩格斯所说“罗马法虽然是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完善法律,却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权利的关系”,但罗马法并未涉及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资源有限,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物的价值,及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重要意义。那时的财产观念自然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谈不上对知识产品价值的认识。由于物的占有对于实现物权具有关键意义,人们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罗马社会和私有制时所指出的一样:“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之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仅带来无形财富的思想,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观上为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考虑智力因素参与分配提供了可能。人们要求界定知识产品产权的愿望日益迫切。与此同时,作为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法律,总面临着大量的非物质的财产关系的挑战。财产的非物化便逐渐成为一股法学思潮。此时法学对产权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种对“物”的权利,而是一种对价值的权利。产权概念的这种演变,使有价值的权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大量进入了财产权的范畴,如商誉、商标、著作权等。终于,在传统物权的参天大树旁,出现了一开始多被称为“无形产权”的知识产权的幼苗。时至今日,这颗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正如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郑成思教授所言,“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肯定会在无形产权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

其实,西方学者对财产法的研究进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状况。根据财产的形态,西方国家学者很早就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无形产三类。以英国《财产法》教科书为例,财产被分为土地、货物、无形动产、货币、基金。而在无形动产中包含了知识产权、商誉、债权,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商业票据及股票和股份。知识产权被明确地列为财产的一种。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二、知识产权的发展阶段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二次飞跃。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的势力范围也超出了国界,他们希望对国外的投资、产品和技术输出获得更大利润。这些国家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随着有形商品输出而进入国际市场后,在国外却得不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垄断资本家寻求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签订国际条约的愿望和要求。

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这一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三、当代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特点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人类智力成果,已成为当代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代知识产权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因素在增强

前已指出,知识产权具有私权性。知识产权是在不符合私权原则的环境下产生而逐渐演变成被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私权。在当代,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国家介入因素在增强。当然,公权的渗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而这种“公”、“私”融合,可使知识产权在当代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理由至少有二:一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调节器,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需要适时由公权介入进行调整；二是知识产权由仅涉及公民、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逐渐转化为一种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具有公权因素的私权,能够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美国关于网络著作权立法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趋于完备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日臻完备。国际公约确立的一些原则不断为各国国内法所吸收,推动了各国知识产权国际化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以我国为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晚,基于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特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以来,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努力使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符合国际化协调的趋势。具体地说,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遵循以下原则发展的:第一,注重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接轨,逐步使中国的知识产权符合国际公约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准则；第二,以中国知识产权国内法独立保护为原则；第三,在遵守国际公约保护基准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中国知识产权国内法。

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趋于完备还表现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数量增多,参加国增多,保护水平提高,以及国际保护组织日益健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知识产权日益成为世界性的贸易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被列为三个新增议项之一纳入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并且最终达成了Trips。Trips是一个代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标准、高水平的协议。随着乌拉圭回合的结束,Trips也随之生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普遍接受的知识产权多边保护规则,并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和国际公约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加入WTO以后,Trips也必将成为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可以说,Trips的生效,使得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3.地区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在加强

当代一些国家或地区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密切的经济交往,逐步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一些地区性的知识产权组织,如欧洲专利局、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安第斯组织等。以欧盟为例,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欧盟先后颁布了《关于数据库保护的指令》、《关于出租权保护的指令》、《关于著作权保护期的指令》、《关于卫星的指令》等,旨在协调欧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制度。

实际上,在我国当今“一国两制”的环境下,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存在着区际性质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问题。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以促进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协调上存在矛盾与冲突

知识产权的发展状况是和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方面都有差距,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形式”上的平等并未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主张对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公约条款进行修改,这势必会与发达国家存在矛盾与冲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间知识产权外交谈判就是一例。由于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存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知识产权发展的不均衡性仍将存在。

从发达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的磨擦较多。其实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是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强国,为了维护、巩固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方面,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贸易挂钩。为了维持其经济、科技霸主地位,美国严格主张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限制科技资源的国际利用,加强对技术转移的控制,对竞争对手特别提出对等性要求,并且积极主张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世界贸易体制,以使其国际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1988年修订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通过,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贸易政策核心问题之一,为保护美国的知识产品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该法追加的人们所熟悉的“特殊301款”是美国评价其贸易伙伴是否充分、有效地保护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是否给美国知识产权所有人公平进入其市场而设置的一种法律程序,旨在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要求保护其在他国的知识产权,以达到保护其产品进入他国市场的目的。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署可以调查其他国家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以确定“侵权”的重点国家,并展开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谈判。如果达不到美国提出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报复措施。我国曾在1992年被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为由,列入报复名单。后来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备忘录,避免了一场贸易大战。

2. 国外知识产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啊

有学者考证，该词最早于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后为比利时著名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皮卡第将之定义为“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商品生产者迫切需要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原先的特权制度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就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从物权、财产权的演变及西方国家立法的进展看知识产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财产权制度和财产权理论的影响,分析物权、财产、财产权概念的演变,联系西方国家关于财产立法的演进,我们可以对知识产权的产生及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适合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权利的产生则是直接基于法律的创设。在性质上,权利是国家或社会对某种社会事实状态特别是人们对生产要素占有状态的确认,以及对所有人依法对其进行支配的保护。在人类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条件下,人类只能在有限的权利客体面前以分裂的状态结成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一部分人占有物质资料并将这种占有赋予合法占有的权利形态,同时以社会其他人的义务履行来完善这种占有。于是,权利形态集中表现为人对物的占有——物权。

物权概念源于奴隶社会的罗马法,其产生比知识产权要早得多。在罗马法中可以看到财产的不同分类方式,如不动产与动产之分在《十二铜表法》中即有规定。然而,尽管如恩格斯所说“罗马法虽然是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完善法律,却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权利的关系”,但罗马法并未涉及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资源有限,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物的价值,及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重要意义。那时的财产观念自然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谈不上对知识产品价值的认识。由于物的占有对于实现物权具有关键意义,人们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罗马社会和私有制时所指出的一样:“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之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仅带来无形财富的思想,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观上为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考虑智力因素参与分配提供了可能。人们要求界定知识产品产权的愿望日益迫切。与此同时,作为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法律,总面临着大量的非物质的财产关系的挑战。财产的非物化便逐渐成为一股法学思潮。此时法学对产权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种对“物”的权利,而是一种对价值的权利。产权概念的这种演变,使有价值的权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大量进入了财产权的范畴,如商誉、商标、著作权等。终于,在传统物权的参天大树旁,出现了一开始多被称为“无形产权”的知识产权的幼苗。时至今日,这颗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正如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郑成思教授所言,“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肯定会在无形产权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

其实,西方学者对财产法的研究进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状况。根据财产的形态,西方国家学者很早就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无形产三类。以英国《财产法》教科书为例,财产被分为土地、货物、无形动产、货币、基金。而在无形动产中包含了知识产权、商誉、债权,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商业票据及股票和股份。知识产权被明确地列为财产的一种。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二次飞跃。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的势力范围也超出了国界,他们希望对国外的投资、产品和技术输出获得更大利润。这些国家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随着有形商品输出而进入国际市场后,在国外却得不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垄断资本家寻求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签订国际条约的愿望和要求。

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这一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3.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修改了几次，分别是什么时间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四个法律的总和。

四个法律的修订颁布与修改时间为：

《专利法》1984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订的版本。（实施细则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审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2007年版的实施细则）

《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商标法》1982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标评审规则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7年修订版本（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8年1月1日施行）

(3)知识产权阶级扩展阅读：

专利法的授予范围：

①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发明，一般都规定不授予专利。不过这项规定的应用是与国家的阶级实质密切相关的。

②科学发现和自然科学基础原理，因不能在工农业生产上直接应用，不授予专利。许多国家都依专门法律给予奖励（见发现权）。但美国《专利法》明文规定其适用范围包括“发明”和“发现”，其观点是：“凡是太阳底下的新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

③某些物质发明，如以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原子核变换的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及食品、饮料等，大多数国家不给专利，但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则授予专利。其制造方法一般也可以取得专利。

④动植物新品种，许多国家不给专利，少数国家规定授予专利。

⑤诊断医疗方法和药品，也是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⑥计算机程序（软件），极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4. 马克思怎样看专利制度

在国内社会科学界，曾被马克思批判为“庸俗”的西方经济学（或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凭借数量化的“科学”话语，已然造就了一个“经济学帝国”。西方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限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热情空前降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西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正如人们曾热烈地追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表现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经济学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搭便车”理论随处可见。西方经济学似乎已经可以揭示知识产权的全部奥妙，即使是主张降低知识产权地位的论者，也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1]另一些论者，则希望从洛克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寻找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2]这恰恰是马克思当年在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曾经做过的事情。

毋庸置疑，从言必称“马克思”到去“马克思”，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似乎是一种学术繁荣的表现。然而，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过分强调和抬高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可能使我们失之偏颇。对知识产权的阐释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一个充满生机并不断变化的领域，需要我们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读马克思，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认知视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阐释力。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赞扬马克思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伟大创作，它虽遭受几度隐没，但复又重现。[3]经由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的关系。

一、马克思知识产权观的逻辑起点

考察马克思的财产理论，是解读其知识产权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财产理论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有形财产上。对马克思而言，所有权是关于有形财产而不是无形财产的权利。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精通有形财产领域的法律。当他论述财产关系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土地等具体物。[4]关于财产权，或者说私有财产（property），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获得三个重要的观念：（1）财产权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2）财产权是一种统治工具；（3）财产权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财产权是异化的表现

人们大多认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持批判态度，实际上马克思主张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有关财产与异化的关系详细论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具体化的结果。“异化”是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术语。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异己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归他所有的东西反而越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异化对马克思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残酷事实，一个让他形成异化理论的事实。但是，财产权在这一理论中是异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异化的原因。因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人、异化的生命是理解私有财产的前提。[5]

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表现，并且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待私有财产关系的。[6]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完全否认私有财产的。作为私有财产的知识产权，在异化劳动的扬弃中，同样会找到其地位。因为，知识产权法不仅承认资本家可以对知识享有产权，更承认劳动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产权。通过知识产权，劳动者至少可以在异化劳动中部分实现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财产权是统治工具

马克思认为，财产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一种权力工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不断地进行着阶级斗争。法律在这种斗争中如同历史上其他权力工具一样，属于统治阶级。它是统治阶级成员拥有的、用来控制他们的权力资源和生产方式的工具之一。法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工厂法时就说，工厂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意识的反应，它和棉纱、自动机、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7]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是相联系的。这种法律观认为，社会生活可以被分割为一系列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得以建构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法律不是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一种独立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法律必须建立在社会物质条件之上。唯物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可以用来分析任何上层建筑现象，包括法律制度。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任何认为国家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处于中立地位的思想，都是具有欺骗性的。[8]因此，即使是作为所谓“私法”的财产法和合同法，也是为确立不平等提供服务的。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最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上急剧扩张，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变化。这可能是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生产力发生根本变化的迹象。知识商品保护的国际标准，可能是一些国家（统治地位国家）在利用知识产权法来维护它们的各种统治权力，因为它们的生产方式正遭受一次深刻的变化。知识产权法的迅速发展表明，有些国家会通过生产和分配知识，来维护其统治地位。[9]不过，马克思将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不是对法律性质的一般评价，也并未指控统治阶级始终以损害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来运用法律这一工具。恩格斯就曾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一个阶级的统治。[10]现在，冷静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者也认识到，阶级斗争范式的、泛政治化的法律观是肤浅的、有害的。[11]许多马克思主义法学者开始将法律看成是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结合。[12]

（三）财产权是意识形态

对马克思而言，财产权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指那些宗教的或者社会哲学的学说，统治阶级借助它们来为现存的法的关系和统治关系辩护。按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财产法的功能在于激励无产阶级的观点是一种谎言，它隐瞒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受到剥削这一事实。[13]知识产权法把抽象物[14]视为有财产权之物，这印证了马克思所称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商品和商品交换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关系。劳动产品作为人脑和人手的产物，当被作为商品来生产时，在商品拜物教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15]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知识产权代表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商品化。在知识产权领域，商品拜物教达到了其顶峰。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属于个人所有的东西，外化成事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异化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机制的一部分。商品拜物教的一个理论结果，是庸俗经济学孤立地分析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知识产权。例如，知识产权是用来矫正信息市场、或者解决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方案。这样的分析，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知识产权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是从其使用价值中发生的，也不是从其价值决定要素的性质中发生，而是从劳动产品取得商品形态这一过程中发生的。[16]在抽象物的商品化世界里，人们将其自身从物质共同体和智力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这一事实，被商品拜物教遮蔽了。

二、马克思知识产权观的核心概念

在马克思的视角之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需要通过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劳动来维系的，而这种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恰恰创造出了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在当代，创造性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扩张至关重要，它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视角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概念。

（一）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创造性劳动不是指马克思所期望的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就会出现的将劳动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非异化劳动的理想形式。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庸俗的方式而非批判的方式使用创造性劳动这一概念。对创造性劳动可以被理解为受雇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用以改进生产机制、产品和生产方式的劳动。这种理解可能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些背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个人丧失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正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所造成的。[17]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安宁平静的经济体制。除了频繁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还具有竞争激烈和无休止地寻找新市场的特征。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大量出现，但是在这些异化劳动中，依然存在着创造性劳动。因为，历史表明，人类的劳动并不因为其处于受雇佣或受剥削的地位，就完全丧失了创造性。

正如有学者结合现实社会深刻地指出，马克思扬弃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而抽象出“自由人”的人性假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当前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自由人”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天的人性假设应建立在“知识人”的基础上，以反映知识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导作用。“知识人”假设是马克思“自由人”假设基本内容与现实社会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在尚未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时，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将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物化源和价值源，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时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征，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18]即使在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于劳动者而言，创造性劳动会创造出异己的力量，但对于资本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维系而言，创造性劳动却是必要的。除非市场经济制度被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所扬弃，马克思所期待的作为非异化劳动的创造性劳动才会出现。

（二）市场经济对创造性劳动的依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有一种利润率下降的恶劣趋势。[19]这一趋势使得资产阶级内部产生激烈竞争。这反过来导致资本家们争相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产品。革新于是成为资本家们在市场中生存的关键手段。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阐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来的发展会显著地依赖创造性劳动。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变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他假设单个资本家对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赖创造性劳动寻求新机器、新技术的生产方式，至少会暂时增加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增加剩余价值。

5.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6. 全国人大在推进知识产权事业方面怎样发挥作用的

全国人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版是全国人民权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简而言之，全国人大是立法机构。而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对社会产生最深刻直接的影响。目前全国人大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立法，包括修改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拳法、广告法等。为我国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分为，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7. 受雇用的（纯）脑力劳动者属于哪个阶级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属不同的阶级。体脑劳动的分化对立是和阶级分化同时产生的，孔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恩格斯提出“脑力无产阶级”，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旧时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办私塾，可以自己行医，可以自己写文章，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一种生产手段。这是一种小生产，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有生产手段、自己劳动，不剥削或少剥削他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生产逐渐扩大化，如知识分子受雇于大资本家的学校，受雇于资本家的医院，受雇于资本家的出版社。这样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看似不占有生产资料－学校、医院、出版社的资产，他们靠脑力劳动赢得工资，不剥削他人，受资本家剥削。他们好像是无产阶级了。
人类的知识文化水平都在提高，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总是多的，他们是稀缺人力资源，是相对的“知识分子”。（纯）脑力劳动者的这种文化知识的技能也是一种资产、一种资源、一种生产手段。如动漫公司的创作人员、建筑设计师、软件开发人员、乃至一般打字员。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知识产权、专利权就是证明。他们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是优先占有一种知识文化资源的，他们是有产阶级。他们又是劳动者，不直接剥削他人。他们和旧时的小资产阶级已有不同，他们的生产规模不是那种自己的小生产，是在公司里有分工，受老总的剥削。
然而这些受雇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包括职员、白领阶层、公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相对于产业工人，相对于物质生产的无产阶级（包括体脑结合的技术工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的“生产”依旧是小规模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他们（脑力劳动者）和产业无产阶级（包括技术工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他们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优越，他们的收入相对于体力无产阶级普遍的高，他们甚至鄙视体力无产阶级，与体力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对立的，他们中人有的是间接分的了社会结构中的剩余价值的。
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分属不同阶级，有依附资产阶级分取剩余价值的，如董事长雇用的经理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管理者是脑力劳动者也是剥削阶级一分子，算作资产阶级。鉴于受雇的脑力劳动者的特点，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半无产阶级或者叫新小资产阶级”。自己有资产包括文化知识资产，可以自己过活，可以受雇于资本家，收入结余相对不少。他们也分上中下不同阶层，上层人员不断资产阶级化称为资产阶级附庸，下层知识分子收入微薄渐渐被抛向无产阶级队伍。新小资产阶级和旧小资产阶级一样，作为劳动者有革命的要求，作为私有者对革命又反抗，拼命维护自己的地位又向往跻身资产阶级行列。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但他们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改造世界观为工农无产阶级服务。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不但要进行政治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行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有道理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被暂时剥夺了生产资料，但他们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还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是长期的，再说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是长期的，把知识分子划为小资产阶级是正确的。
随着生产力发展，剥削阶级的被消灭，，文化科技知识的普及提高，共产主义的实现，人们都将是体脑结合的劳动者，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无产者，社会虽然有分工，但体脑劳动不再对立了，“知识分子”成为历史！

8. 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总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统治阶级的。在奴隶制社会里，文化完全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奴隶主是占有奴隶的阶级，是奴隶主经济生产力的代表，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农耕经济生产力的代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占有以资本为代表的生产资料，是以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生产力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里，现代无产阶级即知识劳动阶级占有知识，是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公有制知识经济生产力的代表（知识经济在资本主义萌芽，现代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生产力的代表了）。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的知识下移的过程，开始是知识分子流落民间，不乏有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造就了一批批有进步思想，有历史成就的人才。我国春秋战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时期，就涌现出了很多如老子，庄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站在革命潮头的人物，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潮头的思想解放的人物，其中也包括象哥白尼，迦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

每一次革命时期，往往都是人才辈出的时期，这揭示了一条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历史上，知识分子谋生的道路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的道路，但成材的道路却是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相结合，就是一条革命的前进的道路，否则就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道路。

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总的来说是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脱离的道路，只在大革命时期，少数知识分子能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出伟大的历史贡献。

近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也必将更多地涌现出杰出的历史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就是这一革命时期的杰出代表。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是历史上一般的“知识下移”了，而是“知识普及”，劳动阶级要整个转化为知识劳动阶级了，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要成为浩浩荡荡的知识劳动大军了。少数人统治的世界就要结束了，知识劳动大军统治的世界就要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依附在知识劳动阶级这张皮上了，实际上就要皮毛不分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分离的历史就要过去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融为一体的历史就要开始了。

但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在知识经济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将成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重要的内容。资产阶级用所谓的“知识产权”和“高管高薪”收买知识分子，力图维持和扩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分裂。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则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在自身由传统无产阶级转化为知识劳动阶级的同时，促进广大的越来越浩荡的知识分子队伍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转变为知识劳动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束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分裂的历史。两股潮流，从长远看，显然后一股潮流是历史前进的潮流，必然淹没前一股历史的逆流。从近期看，资产阶级收买知识分子还会有一定的有限的作用。所以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显然排斥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钻进左派队伍中的右派也装出一副左的面孔极力挑拨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散布排斥知识分子的“彻底革命”观点。但是，不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影响做斗争的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不能因为要争夺知识分子，就迁就容忍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革命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所以，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就成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不仅从外部同资产阶级争夺，而且在内部还存在一个思想争夺的问题，而且是更重要的争夺。不进行内部思想的争夺，人心的争夺，外部的争夺也会失败，所谓“攻心为上”，此之谓也。

对人的改造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改造，如对傅义和战犯的改造，那是迫使之向劳动人民思想投降，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自觉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属于这一种改造，对知识分子不能采取被迫的改造。其实，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影响做斗争，特别是观点的论争，没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文化基础是不行的，在具体进行中，实际上往往体现为已经在同工农结合中觉悟的知识分子和被资产阶级影响蒙蔽的知识分子的论争。

人人需要改造，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改造，不仅每一分子要改造，整个阶级都要从传统无产阶级自觉地改造为知识劳动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不需要改造呢？怎么能说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任何脱胎换骨的自觉的改造，不管经历多少思想的痛苦，在自觉革命者看来，那是革命的洗礼，是自身污垢的洗刷，是苦中有乐，是会苦尽甘来的，最后成就的是灵魂的升华，生命的再造和提升。有把洗澡和理发认为是迫害的吗？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的改造过程。我们说人生观本质是世界观，而不是价值观，就是说，人生观的树立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过程即世界观的改造过程，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的“价值选择”。

从自觉的思想改造的方法上，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无产阶级的改造是一样的。从改造内容上，知识分子改造要特别注重同剥削阶级旧思想影响的斗争，从改造道路上惟有一条，就是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千万不要陷入剥削阶级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脱离工农阶级斗争的“修身养性”的圈套中去。

9. 知识产权是（）性质的权利。 A、私权 B、公权 C、债权 D、使用权

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
[摘 要]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这是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所决定的，并通过法律平衡与调整的制度设计而完成。上述情形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关键词]知识产权 私权属性 公权化理论批判

WTO《知识产权协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以私权名义强调了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性质。从条文的立法背景来说，“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种平衡的结果”。 在《知识产权协定》拟定的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意在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维护知识财产私有；而发展中国家却淡化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排他性，以便于他人实施。谈判妥协的结果是，协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又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标。从条文的本身意蕴来看，知识产权与所有权一样都是私的主体所享有的财产权。可以认为，权利的私权性是将知识产权归类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基本依据，而私权的神圣性则是对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的基本理念。

知识产权的私权化，是对封建特许权制度的一场法律革命。近代知识产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君主敇令或官府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专有权利，当时的特许权是一种“钦定” 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法定的权利保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特许令状并未制度化，仅是一种个别保护、局部保护。创造者依法对自己的知识产品享有独占和专有的权利，能够随意转让和处分这一权利，并分享他人利用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利益，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知识产权观念。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享有的无体财产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得到法律普通认可和严格保护，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立而系统的法律制度。与封建特许权相比，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天赋之权”。近代启蒙思想家认为，天赋人权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即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因此，知识产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它不应由国家特许而产生；第二，它是“普世之权”。近代人权理论的视野中，财产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超时代、超社会的普遍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是“普世”的，是一种 “普遍权利要求”，它不可能是个别的、局部的行政庇护；第三，它是“法定之权”。从法哲学理论而言，知识产权既是一种自然权，也是一种法定权。这即是说，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即是“以实定法的名义反映了自然权利”。 因此，知识产权在近代社会受到国家立法的保护，而不是官府特许令状的保护。

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由国家授予而产生。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享有的知识产权，即是以法律的名义赋予私有知识财产以相应的权利形态，这种私权形态并不因国家授予而具有公权的特征。就财产权法定授予而言，福利权利与知识产权具有相似之处。美国学者认为，20世纪已经出现了“新财产” （new property）的概念，因此应当将就业机会、养老金、政府特许作为新财产看待。 事实上，当代福利国家以养老金、伤残补贴、社会保险、失业救济等形式，直接赋予个人或团体大量的财产权。“依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观点，这些国家直接赋予的福利权利是一种公法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权差别甚大”。 为此，有学者提出诘问，“如果严格以公私法来划分财产权，那么脱离了物权、债权系统而由国家直接授予的权利只能是公权，如知识产权”。 以权利产生的原因（即源于公法或私法）来界定权利本体的属性，这一传统理论确有检讨的必要。美国1970年的“戈德堡诉凯利”案认定福利救济不是一种“特权”或“恩赐”，而是一种财产权利。 在美国学者施瓦茨看来，将政府的优惠或授权仅仅看作是一种恩赐或特权的话，那么这种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便不能像传统财产权利那样受到法律的正当程序的保护，政府取消或不公正分配“特权”的行为也难以加以监督、无法控制。这样，广大民众不但无法确保其赖以为生的利益，而且在这种风险的压力下，民众也根本无法正常地行使其他自由权利。 福利权利与知识产权虽在权利取得方式有相似之处，但就权利取得的本源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福利救济权利的对象，包括福利设施、社会救济、各种生活补贴等，其主体为社会全体人民；国家即是权利的赋予者（由国家机关分配福利或决定救济），也是福利救济义务的承载者（福利救济由国家财政负担）。 知识产权则不然，笔者曾在著述中提出知识产权的法律事实构成理论，即权利产生的法律事实包括创造者的创造性行为和国家机关的授权性行为。前者属于事实行为，是创造者取得知识产权的前提；后者是法律行为，是创造者的权利主体资格得以确认的程序。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的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 .此处分析旨在说明，权利取得方式如何并不影响该项权利的基本属性，质言之，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取决于知识财产私人占有的基本品性，权利的国家授予性并不能说明权利本体的公权意义。

“知识产权为私权”，在制度层面上为私人提供了获取财产的新方式。知识财产是独立于传统意义上有形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另类客体，以知识财产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是与传统财产所有权相区别的崭新财产法律制度。基于私权属性，如果我们对知识产权作出私有产权理解的话，就不能将知识产权看作是公有产权。这一观点主要涉及发明权、发现权的归属问题。有学者主张将一切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体系，包括发现权、发明权，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已有规定，且我国《民法通则》明确对上述权利给予保护。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不应简单地将知识产权定义为无体财产权，它应该包括无体财产权的知识产权和精神权利的知识产权。发现权、发明权即属于后者。 多数学者持相反意见：有的认为，科学发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法律以及国际公约都没有对科学发现授予私权性质的财产权利。 有的进而认为，诸如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并非是对智力成果的专有使用权，而是一种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该项制度应归类于科技法。 笔者认为，私权是财产私有的法律形态，从知识产权的本意而言，其应属于此类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智力成果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对此并没有采取单一的私人产权形式。就发现、发明的等科技成果而言，对它们采取的是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上述制度实为科技奖励制度，即通过对科技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包括颁发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与此相对应的是，发现、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这即是以非市场机制的奖励制度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如果将发现权、发明权等公有产权纳于知识产权体系，那么，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特点、知识产权的无体财产权意义等将不复存在，这一制度架构及其学理基础也就面目全非了。从现代各国的立法例来看，一般都是从私权属性出发来构建其知识产权体系的。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典即 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了文学和艺术产权（包括传统的著作权、邻接权以及最新创设的数据库作者权）与工业产权（包括传统的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最新国际公约要求保护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技术秘密权等）；堪称新民法编纂运动杰出代表的1992年荷兰民法典，原拟定的“知识产权编”涵盖了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商号权等；而1995年越南民法典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编纂运动的产物，在其知识产权编涉及的仅是典型意义的知识产权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等。除俄罗斯民法典在立法规划中拟将发明权规定在“知识产权编”外， 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者并不将发现权、发明权等科技成果权作为知识产权看待。因此，笔者建议，未来民法典的知识产权制度以不包括上述权利为宜。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说明了它与所有权等其他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但是，就法律价值目标而言，知识产权与所有权是有区别的，在传统私法理论中，所有权被描绘成私人对所有物绝对支配与排他独占的权利。尽管法律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对所有权的行使作出某种限制，但在这种“限制”的范围内，所有权的时间效力、地域效力、权能效力却是无限的。从罗马法到近代民法，都对所有权作出了绝对保护：所有人对物的所有权不仅可以终其一生，而且还延伸到身后；所有人对其所有物得直接支配，并对抗一切人。可以说，在古典所有权理论及近代立法文件中，所有物所涉及的领域，是一个绝对化的私权领域。这种无限制所有权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构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与罗马法以至近代民法关于私的所有权无限制保护原则不同，知识产权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即是在保护创造者权利的基础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某种平衡。1709年的《安娜法令》在规定作者权利保护的同时，设定了一个“文学艺术公共领域” （the 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来自三个方面的规定：（1）创作是新作品取得著作权的必备条件（以保护现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对著作权保护有一定期限（以对抗出版商永久版权主张，保证作品在一定期限后为社会自由使用）；（3）著作权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权利（即著作权穷竭）。 “公共领域”的规定，无疑在著作权的行使和限制方面划分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各自范围的分水线。1787年美国宪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三个原则：（1）“促进知识”（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即知识产权的立法目标旨在促进知识传播；（2）“公共领域保留”（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domain），即知识产权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之内；（3）“保护创造者”（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即宪法赋予创造者对其知识财产以专有权利。 与以往的物质化财产不同，知识财产是一种“新财产”即是“非物质化和受到限制的财产”。 这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一种私的权利，但并不是绝对化的私权，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初，该项权利就表现了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立法者始终围绕着保护创造者私权和促进知识传播的二元目标来规制知识产权，尽管因地、因时而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与反限制的法律调整一直都是立法活动的重要方面。
关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我国理论界对此认识是不断深化的。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体财产权的定性分析；本世纪初，一些学者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和经典学说理论，将知识产权这一私人财产权定位为一项普遍的人权。 无论是一体两权、无体财产权还是普遍人权，理论界关于知识产权属性的认识并没有离开私权品性的基本范畴。近年来，有的学者鉴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在肯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同时，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的命题。在他们看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所谓公权化，即是表明“知识产权兼具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公权化的趋向，“乃是建构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之所需”，是“国家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公权力干预的结果”。 面对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法律的急剧变革，我们需要走出理论的困境，但是也不能步入认识的误区。笔者认为，所谓“知识产权公权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问题1. 什么是公权与私权？

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分，可追溯到罗马法。在古罗马，市民享有一种专属性的权利即“市民权”（status civitatis），其内容包括公权与私权。其中，公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即参与各种议会制定法律和选举官吏的权利）和被选举权（即被选举为官吏或被选举为议员的权利）；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后世学者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分导源于罗马法理论，但其分类标准不一。其主要观点有：（1）利益说。即公权是关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各种权利，私权则是关于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种权利；（2）关系说。即公权是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利，私权则是关于公民相互之间的权利；（3）法律说。即公权通常是公法上所确认的权利，私权通常是私法上所确定的权利。此外，学者还把公权分为国家公权（如命令权、形式权、强制权等）和公民公权（生存权、自由权、参政权、请求权等）。 公权与私权和划分标准，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两点必须把握：一是权利的内容，即公权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权一般是民事性的；二是权利的产生，即公权源于公法关系，私权源于私法关系。笔者认为，权利的属性，取决于权利的基本内容而不是权利的产生方式，因此知识产权公权化的观点不能成立。我们说，“一体两权”即知识产权兼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其双重内容概为民事权利，它们并未脱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如果说，知识产权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内容，这种溶政治性与民事性为一体的权利在各国立法中尚无先例。笔者假定，权利的属性取决于权利的产生方式而不是权利的内容，这一主张可以成立的话，很多私人财产权利并非来自私法，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绝非仅有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现代社会，原本由私法确认和分配的财产权利越来越多地由公法来予以确认和分配了”。 如果假定成立的话，岂不是整个财产权制度皆具有公权和私权之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民事权利体系的同一性、独立性。

问题2. 私法的公法化是否就是私权的公权化？

关于私法公法化问题，描述的是现代私法发展的一种趋向，即传统私法的权利本位理念有所动摇。权利本位的理念包括以下几层涵义：“其一，民法以充分创设和保护私权为己任；其二，任何私权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其三，人格权神圣和所有权神圣是私权的核心内容。” 私法的公法化，导源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具体而言，所谓私法的公法化，一是“外化”为新的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出现。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直接产物；国家对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干预产生了劳动法；国家对企业活动的支持与调节产生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对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的干预产生了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对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产生了能源法、环境法，等等；二是“内化”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近代民法意义上的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本意为私人享有权利、设定义务，实施一切民事行为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国家和他人的干预。私法自治原则贯穿于各项民事权利制度，它具体表现为财产自主（所有权制度）、合同自由（合同制度）、婚姻自由（婚姻制度）、遗嘱自由（继承制度）、团体设立自由（法人制度）等。在现代法上，“私法自治虽仍然是民法基本原则，但已不再是从前的状况，私法自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私法的公法化，导致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但这并没有影响民法的本质、私权的本质。主张“知识产权公权化”的学者，无非强调的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干预，或创造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但这些决不可能“内化”为知识产权从本质属性的私权演变成私权与公权的混合体。正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所有权的限制即国家对所有权制度干预这一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所有权被限制后的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形态，具有独立性和同质性”。 同理，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干预，表现为知识产权在权能范围与效力范围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并不可能改变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直至发展到今天，一直处于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法律调整之中。将这种情形归结为现代法才有的“私权的公权化”，并得出知识产权也是公权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

问题3. 如何理解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私权神圣”与“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创造者的合法利益，促进知识技术的广泛传播。从上述价值目标出发，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应确立以下基本法律观：一是私权神圣。私权指的是私人、个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私权神圣，强调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人权利受国家法律的特别尊重和充分保护。私权神圣是人权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谓人权主义即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人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 具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构是以下列思想原则为基础的：第一，以私权领域为依归。知识产权是知识类无体财产的权利形态，其基本属性与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人权保障的任务首先在于全面维系人的各项私权，私权保护是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其他人权实现的基础。第二，以权利制度为体系。知识产权法总会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权制度。诸如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概以创造者权利为中心，从而形成私权领域中的独特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三，以权利中心为本位。所谓法律本位，是针对权利义务之关系而言的。就知识产权制度而言，在权利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质言之，知识产权制度是以权利为本位，在规范方法上是以授权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护创造者权利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 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设定该项法律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起始动机）之所在。因此，知识产权法所强调的利益衡平，实质上是同一定形态的权利限制、权利利用制度相联系。从人权主义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权与他权。创造者的权利即知识产权应为本权，是对知识财产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传播者、使用者的权利则为他权，是根据法律规定或本权人的意思对他人知识财产进行有限支配的权利。根据利益衡平原则，本权与他权的关系表现为：主体之间公平相待，交换应该是有偿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识财产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围内应该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这具象为创造者权利、传播者权利、使用者权利三者之间的协调。第二，私益与公益。出于公共利益目标，对创造者的专有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识产品，或是基于表现自由的目的，或是基于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于社会公共卫生与生活的必要，这些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按照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是：“公共利益这种良好愿望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私利。”

私权神圣，强调的是权利保护；利益衡平，主张的是权利限制。这两者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共存于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中。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在知识产权法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第一，抽象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立法目的。例如，我国专利法将其立法宗旨表述为“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著作权法在总则中宣称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及相关权益，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第二，具象为主体的权利义务。各种知识产权制度在规定相关权利的内容、期限、保护的同时，一般规定有权利人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三，内化为其他法律制度。为解决相关利益的冲突，各种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又设定了一些权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制度、权利穷竭制度、先用权制度等。 在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的指引下，私权神圣与利益平衡的理念，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的制度设计来完成。当然，两者不能偏废。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所谓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总之，这是知识产权制度内部的平衡与调整，它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

10. 言为公器：古人有知识产权观念吗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提出，知识产权的制度构建和保护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展示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不是很健全，有很多不足之处。回望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知识产权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萌芽，只是受到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未形成一种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学古通今，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思想，可以对我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作出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我国古代存在知识产权思想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 J. Needham 1900 - 1995)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近代以前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知识和技术远胜欧洲，但是为什么在近代科学，经得起世界考验并得到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思想都产生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在中国或亚洲任何其他地方没有发展起来? 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难题，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国内外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法律界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最近，有部分学者开始从法律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史来说，这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存在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在其2003 年出版的《知识产权论》一书中，就有关知识产权的起源，作者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代即存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认为国家对观念的控制并不一定就不能产生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虽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商品经济。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观要求就客观存在。统治阶级本身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兴趣，但是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达到其他政治目可能是其一种手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数据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发现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特别是在版权保护方面。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诚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国古代时期交通闭塞，资讯匮乏，信息流通极度不畅，发明创造没有保护的客观条件，也没有必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才衍生发明创造，虽然集中的王权并不认可私人创造的独占性，在我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都是皇帝的，但并不表示保护知识产权的思想或者行为并不存在，也许其所体现的保护并不符合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定义，但是并不说明它们就不是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这种保护不完全，较为片面而已。

二、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 一) 版权制度

版权又称为著作权，是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已发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非经同意，他们不得出版或者更改，原始版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七百多年，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很少见。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期间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建立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 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 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版权是一种财产权，从历史书籍或者非正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人很早就有了支付稿酬的现象，大家耳熟能详的有陈皇后千金买赋，复得幸，一篇《长门赋》价值一千金，这一千金放在现代就是所谓的稿酬。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以来大量的古典文献作品都会有作者的署名，比如流传至今的《老子》、《孟子》等，这说明古代的文人已经意识到作者署名权等权利的重要性，而对于剽窃抄袭的，会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民间人们对文人的知识产权也普遍持尊重态度。之所以版权权利在民间广泛存在，而法律上未对其做一定的规定，没有将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这和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帝王控制，不尊重个体的思潮有直接关系。

( 二) 商标权制度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上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记，用来区分生产者和产地。

据史诗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比如龙门镖局，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一些标识用在商品包装上，有目的地使消费者认明商品来源，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实物流传至今。茶业、丝绸、服装、医药以及其他行业的生产者，通过在其器物上打出标记，公开声明他人不得使用期相关标记，在行会和地方官署登录其标记等方法，来维系他们使用的商标。历朝的法典确曾通过一套精心制定的法令限制使用某些与皇族或者官府联系在一起的标记，如代表皇权的五爪的龙，还禁止模仿由景德镇的陶艺艺人和其他专为皇家制作器物的人使用的标志，规定某些手艺人将其技艺传至外国为非法。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预示有一个比较集中化的法规模式。

当然，拥有商标不意味着拥有对商标的保护。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和整体性的私法缺失，商标保护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基础，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完整的商标保护法律，在古代中国。调整民事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礼教，封建礼教的核心之一就是仁义礼智信，没有什么比确定道德与举止合宜的礼仪更有用了，就这样，礼促成了社会的秩序化，也约束了个人的行为。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商人在交易中是很重视信用的，通过礼教规范的约束，商标的专用权受到了实际有效的保护。

虽然古代的作家或者商人曾很努力的想要保护专有的标记和程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是存在了极大的困难，不仅因为政治制度，也是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的不对称性等。所以，在遇到例如现代的侵权问题时，商人和生产者会直接的通过行会或者组织应对解决这些问题，当组织解决不了时，就转于官府机构，向官府求救并不是说起诉仿造者违法，古代的中国并未对此类侵权做出明确的成文法规定，而是请求官员防止不公和欺诈，利用权力命令侵犯者终止仿制行为。其实古代的封建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完完全全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这些官方的对私人的创造活动的保护只是捎带的行为，或者是在知识产权人的金钱或者权利支配下的行为。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入侵，市场的被迫打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在1902 年中英关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强烈要求中国就商标保护问题制定法律。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和外国签署有关商标保护、商标注册和商标管理的内容。1904 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为中国以后的商标立法提供了体系较为完整的蓝本。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以《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为基础，为实施上述《商标法》，正式成立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商标注册管理机构北洋政府农商部商标局。按照《商标法》审定、核准注册了第一件产品商标，编辑出版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本宣传商标法律、法规，公告商标注册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商标公报》等。所有这些中国商标发展史上的第一，都是在1923 年北洋政府执政时期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又于1935 年和1940 年对《商标法》进行了修订，使商标的构成要素、商标专用权的范围、保护程序等更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三) 专利权制度

1859 年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总管朝政后，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1881 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十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 年5 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1912 年12 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成为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对于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方面来说，据记载: 古代有一个世家家族研制出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由记载可知，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有将发明创造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的觉悟，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古代缺乏规范性、成文性的保护创新的情况下，民间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通过对技术的保密以达到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目的，比如著名的同仁堂系草药生产者们，只靠雇佣家族成员或者阉人，靠保守关键生产程序的秘密，不让家族以外的人知晓，来维系其生产过程的机密性。还比如自立门派，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等。古代政府对诸如此类的民问保护措施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支撑了中国几千年来领先世界的民间科技的发展，虽然没有以法律条文将其一一罗列，但是不能否认其确实是有效的。

三、结语

我国古代法制建设滋生的土壤是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这种为我独尊的皇权和封建政治不能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在古代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们尚且可以使得知识产权在夹缝中得到存在并发展，对于我们现代社会而言，国家法制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制度应该作为重点去建设、去发展、去完善。在德法相辅相成的今天，不能只依靠古代的礼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应该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升到完备的法律规范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