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童书版权输出与引进报告

1. 盖世童书引进的书是关于什么的

就 是关 于儿童英 语启 蒙 教 育的。

2. <<安的种子>>中,为什么安的种子开花了,另附启发

因为在安、静和本三个人之中，只有安的种植方法是对的，所以只有安的种子开花了。

启发：这个世界嘈杂喧哗，浮躁不安。好多表面看起来圆满的家庭，人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内心没有幸福感，生活忙碌、不安、困顿、不满、痛苦、抑郁。家人之间感情疏远冷漠，没有时间陪老人和孩子，这个画本故事启示人们要珍惜生活，不能急于求成，好好对待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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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种子》影响力

《安的种子》是一本图画书，精装版于海燕社出版，5年来一直热销，是当当网5星图书和畅销书。已重印10次。在国内原创绘本销售一直不太景气的大环境里创下一片小小业绩。

《安的种子》入选新中国出版60年影响力童书，版权输出到台湾、韩国、法国，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冰心图书奖”， 获“台湾开卷好书最佳童书奖”，获“新闻出版署输出版优秀图书奖”。

入选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编制“绘本100”书目，入选选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温暖童心绘本”书目，入选《出版人》杂志与当当网联合推荐的2009年孩子最喜欢的图书。被人们以博客、微信方式转发数万次，深得大家喜欢，并被制成动画片在网上流传。

3. 为什么中国童书和西方童书差别那么大

颜小骊认为，一方面在于国内作家的水准参差不齐，“我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可能一个作家的作品会畅销，但是文字不好，也不会出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国内的原创作者集中在文学领域，科普原创少得可怜，“因为中国没有传统，在国外哪怕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第一任务也是科学普及的任务，但是中国的科学家要写一个科普作品，会写得很高深，专业性太强，读起来很费劲。不管是科学家的教育层面，还是职称评定，都没有把科学普及当成硬指标。”然而周晴也坦言，国内绘本无法与国外比，“国外绘本历史长，绘本作家也是看绘本长大的，天然地会对绘本有一个接纳度，国内近一、二十年内刚刚开始做绘本，有一个从文字到图画的转化过程，我们往往请文字作家先写出一个脚本，请插画家去配图，这中间就有丢失和沟通问题。国外的绘本画面本身故事性更强，没有文字，单纯看画，基本也明白故事的走向，对于3-6岁低龄的孩子，他们对画面的感觉是第一位的，如果要通过把文字读完再明白故事，就已经弱了。”
2005年，国家确立了“走出去”发展战略，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童书出版“走出去”也由自发进入自觉，很多出版社在年度选题出版计划中都有针对海外市场需求专题策划的产品。
然而，与巨大的引进童书量相比，中国原创童书“走出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颜小骊表示，这中间当然包括语言、文化、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但更多的还是作品水平和作家实力的问题。“有的中国作品没有从人性和内容本身去打磨，创作理念也没有与国际上接轨，所以中国翻译出去受欢迎的作品不多。作者要反省，对于输出时的急功近利（心态）也要重新思考。”
“我和很多国外名作家也有交流，他们可能会储备一缸的水，来调制一杯的作品；但是中国作者是想把一杯水变成一缸水，掺水太多，作品的厚度就不够。简简单单校园的故事，写一本就可以了，要写八本十本，裹脚布越裹越长，这对中国儿童文学是自杀性行为。”颜小骊说，“如果每个作者都很真诚地为孩子创作，而不是受市场驱动，我相信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一定能上更大的台阶。现在创作的人已经有很大的群体了，并不是说数量不够，而是质量上不够。

4. 天津海河英才人才引进落户，按学历型的，一定要学历认证报告和学位认证报告吗

是的。

天津人才落户所需材料：

（一）学历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二）资格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职称或执业资格证书。

（三）技能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在津劳动合同或社保缴费凭证。

（四）创业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五）急需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证、所在区人才办出具的急需型人才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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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津人才可选择以下落户地点：

（一）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

（二）所在单位集体户；

（三）无产权房、所在单位无集体户的来津人才，在区人力社保部门指定的人才集体户落户；

（四）无就业单位的来津人才，在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人才集体户落户并存档。

5. 图书出口和版权输出有什么不同

中国图书出口包抄括:国内袭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微缩制品和数据库等。经营的方针是一对一的为客户体最优质的服务
版权输出,是与版权贸易中的版权引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特指将中国内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往国外

6. 青铜葵花作者简介

青铜葵花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1991年，推出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1997年，出版小说《草房子》，并担任改编电影编剧。1999年，出版小说《根鸟》。2005年，推出小说《青铜葵花》。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 同年8月20日，曹文轩在新西兰领取国际安徒生奖。
2017年3月31日，获得2016-2017“影响世界华人大奖”。2017年12月，凭借特殊文体长篇小说《蜻蜓眼》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

7. 童书限令是真的吗如何看待童书限令

作者：小C
来源：知乎

这两天的童书禁令，在出版界、教育圈炸开了锅。
3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监管机构已口头上发出指示，要求出版公司限制外国作家所著儿童读物在中国的销售数量。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该决定将会让中国每年翻译出版的儿童读物数量从数千部减少到仅有数百部。
童书限令政策正在被部分地印证。根据@童书妈妈三川玲 从十几家出版社了解的信息来看，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减缓引进外国童书的书号的发放，以前审批快的两个星期就下来了，现在则需要两个月左右。《环球时报》称，过去中国引进和输出童书的比例大约为9：1，国家希望引进童书与输出童书逐渐形成更加合理的比例，“这样的文化战略考虑应当说无可厚非”。
童书限令带来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国内可以阅读到的、可选择的外国童书数量急剧减少。这不仅对于近年依靠童书热而获得盈利的出版社来说是个坏消息，对于妈妈们来说，也足够叫人沮丧。像很多妈妈一样，我家的书柜里也摆放着许多外国童书，《猜猜我有多爱你》《袋鼠有妈妈吗》《小猪佩琪》……它们陪伴了很多美好的亲子时光，而我们也期待以后会有更多、更新颖的外国童书进入我们的生活。
不过，也有声音说，童书限令并不是一件坏事。 @童书妈妈三川玲在《童书限令到底是好还好坏？及童书出版十年真相！》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第一，外国童书在中国出版的太少还是太多，品质是太好还是太差？
第二，我们的孩子要看多少外国童书，要看多少中国童书，什么样的比例，怎样挑选呢？
第三，外国童书的大量引进，会不会影响中国原创童书的发展？
虽然作者一再强调自己不评判童书限令好还是坏，但文章的内容似乎已经给出了倾向性的答案。我们逐个来看。
问题一
对于外国童书在中国是出版得太多还是太少，作者是这么说的：
“童书出版的巨大市场份额，由于中国原创读物的缺失，绝大部分是由外国童书贡献的……有些出版机构，会一口气就买就五、六百本书的版权……我每个月会收到新出版的绘本几百种，当然以外国绘本为主”。
乍一看，中国的本土童书已经没有立锥之地了。但是《201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5年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不包括课本）36633种（其中初版22114种）。而根据《少儿出版20年历程 我们一起走过》一文，2014年我国引进的外国童书是4000多种。不知道外国童书所占的这百分之十几的比例，算不算太多？对于中国以外的全世界产出的童书引进，要占到我国自产童书种类的百分之多少，才不算多呢？也许每年四千册的引进量，对于一个个体、一个家庭来说，是够大了，看都看不完，但是对于全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广袤的土地，4000种选择并不算多。好的选择，再多一点，不好吗？
谈及引进的外国童书的品质，作者更加痛心疾首。
“那些早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数来数去，也就是那些……当已有的优质的童书被大大小小的中国出版机构买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从凯迪克奖、安徒生奖、格林威奖、博洛利亚插画奖、转战到白乌鸦奖、父母选择奖，出版人周刊、美国教育部推荐、纽约时报周刊榜……一直到任何地区、群体、机构所颁出的任何奖项……高品质的童书呢，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少的稀有了……在我的工作中，我就接触到某东亚国家极其盛产批量创作的绘本，明明是品质粗糙低劣的集体创作的培训班教材。不知怎么地，就被包装成一套几十本、甚至几百本的巨著，堂而皇之地推销给中国的读者……所以，外国童书在中国的出版，由于短时间内过度地开发，我的判断，已经到了充斥着低劣产品的阶段了。”
作者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思考路径：崇尚经典，觉得今不如古。且不说过去的经典外国童书是否都被买光了，即使买光了，那也只代表过去，当下为何不可有优秀的创新之作不断涌现呢？今天的作品，同样可能成为明天的经典。
而作者接触到的劣质外国绘本个案，又是否能代表中国引进的外国童书都“充斥”低劣产品？尤其“充斥”这个词如此模糊，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作者所指的低劣产品到底占比多少。
从实际出发，引进的外国童书难免良莠不齐，但这本身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限制外国童书的引进。
首先，市场会发挥自己一定的作用。妈妈们会去甄别、挑选和比较，找出优质的适合孩子的童书。出版社引进的粗制滥造的外国童书，必然也没有其他经典童书具有生命力，自然也就被淘汰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即使市场有失灵之时，无法杜绝一些不良作品对读者的危害，那么政府的措施就是限制数量吗？目的决定手段，以引入更优质的外国童书为目的，就应该匹配相应的手段。比如设立奖项鼓励，比如在书号审查中明确禁止性的内容。
每个出版社都限制了引进数量，慧眼识珠的出版社能引进的优秀书籍减少了，而本来就粗制滥造的出版社仍然继续生存和引进，导致优秀书籍和劣质书籍的比例不变，但大家可以读到的好书却实实在在地减少了。
问题二
我们的孩子要看多少外国童书，要看多少中国童书，什么样的比例，怎样挑选呢？
作者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一提中国作品就是论语诗经唐诗宋词到了民国教材就以下全无。他们需要反映周遭世界的、反映当下时代的童书，只为他们创作的童书。比如，每年只能过春节回来陪伴孩子三天的那个名字叫《团圆》的故事；又比如那个留存三十年一代人的记忆的《独生小孩》。这些作品对我们心灵的扣动，让我们眼睛反复潮湿，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跟外国童书大有不同。”
对于这段话，我不能同意更多了。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景，是童书限令可以实现的吗？把外国童书的门关上，我们就可以拥抱更多优质的本土原创童书了吗？这就要进入作者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三
外国童书的大量引进，会不会影响中国原创童书的发展？
作者的回答是：“具体到童书出版上，出版社有才华的编辑是有限的，图书推广的经费是有限的，如果把编辑和推广经费都用到了外国童书上，必然会减少对原创童书的哺育。”
外国童书限令，也许可以像作者的分析那样让原创童书获得更多资源，也许不能——作为出版社主要盈利来源的外国童书的削减，也许会降低出版社的利润，进一步造成出版社优秀人才的流失，也缺乏更多的资源来反哺和支持原创童书。
即使作者的分析是成立的，原创童书的发展获得了更多出版社资源，就可以变得更优质，更受到市场的欢迎了吗？我们追问一下，产出优质的原创童书的根本原因，是取决于最后加工的编辑和市场推广，还是作者的视野、经历和技能？而作者的这些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也许平等、开放、鼓励思考、鼓励创新的土壤，才是最根本而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可以滋养出这样的土壤。
引进的童书数量可以从几千册降到几百册，就也可以从几百册降到几十册。书号申请本质上是一种政府部门对公民和组织的行政许可，应该符合法律程序和法治精神。而有关部门用口头通知、拖延审查时间的方法，就可以轻易影响出版市场，不得不说这样的权力太过任性。

童书承载着妈妈们的美好希望。但如果妈妈们不能地认识到童书限令的问题，也许希望只能是一个希望。我们在童书中给孩子以乌托邦，在生活中却不断和现实妥协，接受自由和权利的减少。而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榜样吗？

8. 海豚出版社的荣誉

建社二十多年来，版权贸易建树颇丰，2007年荣获“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先进出版单位”称号；2012年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十一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优秀奖，被列为商务部“2011-2012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近年来，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精品图书上市后备受瞩目和赞许，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获得不少荣誉奖项。如《中国读本》（青少年版）、“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时光电影院》分别入选总署2011、2013年的“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中国读本》（修订版）入选2012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推介“百种优秀思想道德读物书目”； 2011年推出的《我不是完美小孩》荣获包括“第七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2011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等在内的多项大奖；“经典少年游”丛书入选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童书”；《格萨尔王》漫画丛书荣获2012年第九届子恺杯全国漫画展优秀作品评比第一名。
2013年，因在2012年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的出色表现，我社入选北京市科委与北京市科协评审的“2013-2015年北京市科普传媒基地”。

9. 歪歪兔早教可信吗

可信啊，国内比较早的原创企业，前段时间还配我儿子一起看cctv儿童栏目七巧板的节目 还看到歪歪兔呢

10.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