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法律问题，关于版权，专业人士请进
1、取得授权是不是要通过原著作者和原著出版社的双方授权？
的确需要取得原著作权人同意，但和出版社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原著作权人和出版社之间有关于版权的约定的话，那么会对双方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2、取得授权的手续是由剧本编写者的名义还是由制片方的名义？
两者都可以，如果是编写者出钱，那剧本编写者当然不愿意白花钱，就会要求剧本的著作权，制片方想使用剧本的话，还相应的需要给编写者支付费用，在制片方买了剧本后，编成影视制品后，制片方对影视作品享有著作权。
如果是制片方向原著作权人支付费用，那制片方享对著作改编成剧本的权利，制片方就可以自己编剧本，或花钱请别人来编剧本，但不同的是请来的只享有报酬请求权，不享有剧本的著作权，当然，如果制片方和写剧本的人，另有约定的话，当然是约定优先了。
3、如果原著是国外的作品，那么有什么不同的要注意的地方吗，不会引起跨关官司什么的吧？
要看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了，如果两之间有相关的国际公约，或共同参加了一个国际公约，按此公约执行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担心有些事情预测不到，那在合同中约定“如发生纠纷，适用中国法律”就没什么问题了。
补充回答：
那么如果某人私下地将一部国外著作改编为剧本，
至此为止，只要这个人没有把改的剧本发表或用于商业用途，而只是自娱自乐或小范围传看，没任何问题。
然后将此剧本送交制片方观阅，若制片方有意拍剧，再告知制片方原著所在，委请制片方去争取原著授权，
到这个阶段也没问题，但有几点要注意，如果是改编人委请制片人去争取原著作人授权，最好写一份书面授权委托书，亲笔签字，证明制片方是受改编人委委托请求获得原著作人授权，当然，如果需要费用的话，制片方是可以要求改编人支付费用的，具体数额可以自由协商。
并在此时才声明以本人名义申请剧本著作权，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改编人要想获得改编剧本的著作权的话，必须要建立在原著人授权同意的基顾之上，因为，如果原著作人都没有授权，改编人的剧本著作权从何产生呢？
这个流程有什么弊端吗？？
弊端嘛，最有可能出在，如果制片人十分看好这个剧本，才去和原著作权人商谈改编的事宜，这中间有可能会出现改编人借鸡生蛋的事情，即，由你们出面商谈改编授权的事宜，而一定获得原著作权人授权后，改编人拿着剧本改嫁他人，制片人花钱、费事、拿不着蛋。所以，前期合同一定要签订得当。
❷ 谁来讲一下版权法的问题
摘 要:认定版权侵权行为的极大困难是如何确定作品的原创性。通过版权法与专利法、商标法立法目的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比,可以明确原创性的内涵;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对比进行比较更易于把握作品的原创性。对于版权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罪过形式,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两大弊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国际趋势。我国版权转让无须登记是著作法上一个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权转让登记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版权;侵权行为;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简介:李进一(1964—),男,四川省渠县人,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在版权法中最为复杂。其原因在于:作品原创性(独创性)认定的困难、作品版权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审批手续、举证不易等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就版权行为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国法院和中国法院便分别在阿尔泰案和李淑贤与王庆祥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诉贾英华案中开创了对涉嫌版权侵权行为的“三段论侵权认定法”。[1](P482)“三段论”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作品思想表达的原创性的注解和诠释。其第一步为抽象法,指将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是版权法原理的基本要求。尽管各国版权法对作品的创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思想纳入版权法的保护领域。《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和《WTO版权条约》第2条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字概念本身。”我国版权局于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下称草案)第5条也增设了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现和过程的条款。这种立法体制为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条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的标准,从宏观的角度给版权法实务指明了方向。应当说,从理论讲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是明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保护范围以后,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在实务中出现了越来越模糊的趋势。1986年,美国的威兰诉杰斯罗一案便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指向了思想。[2](P53)不过尽管存在着实务中这样的困难,“三段论”的第一步抽象法的运作还是有效的,它试图在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之间划一条线,以将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混淆。“三段论”的第二步是过滤法,指将虽属思想的表达但又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过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公有领域的东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种表达的作品,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种作品,只有一种惟一的表达形式,则版权法不予保护,因为这与版权法促进一国文化繁荣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版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毫无差错地反映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不出差错的话),也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3](P28)可见,虽属作品的表达,但属惟一的一种表达,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只能采用该惟一的表达时,则该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表明国家把繁荣本国文化与对著作权的权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权人与社会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保护期的长短无非说明了谁在这场交易中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而已。对著作权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得足够长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会需求者则希望把这种保护期规定得足够短以期能无偿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护期届满便是社会需求者无偿使用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著作权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论”的过滤法这一过程表明,版权法把版权看作一种私权,版权法上保护私有领域的东西,而不将公有领域的东西纳入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许多程序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多属于公有领域,这一部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纵观“三段论侵权认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笔者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思想也罢,外部事实也罢,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其实都是把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公有领域的东西划在版权保护的界限之外。“三段论”的第三步是“对比法”,指经过“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实质相同的部分,这涉及到对作品表达原创性的认定。
2 作品原创性的英文涵义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应当注意的是,原创性仅适用于对作者权的保护,而不适用于邻接权。例如播放是对已有作品的重复,版权法尽管对其保护,但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英国律师PeterGrover认为要求原创性便破坏了播放组织权的整个基础。Novelty译为新颖性,是专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项发明若要取得专利权,享受专利法的保护,新颖性是其必要条件。原创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的,而新颖性要求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颖的,可见新颖性比原创性的要求为高。原创性与新颖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版权法与专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设计的不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它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与已有的作品在表达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着差异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个更先进、更优秀。版权法关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达的。而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的发展,它要求某一项发明必须在原有技术上更进一步,对处于原有技术水平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同时,专利法为了节约技术开发成本,以利于把有限的精力用于更新技术的开发,它赋予专利法以垄断权,即使是同样先进的独立开发的两个发明也只授予一个专利权①。既然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法便开创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审查和登记公告制度,规定一项发明者获此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为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新颖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认定新颖性,其参考系便是专利公报上登记的“已有技术”,这个“已有技术”是确定的。而版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制度,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受版权法保护,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创性包含有新颖性的内容,那么作为参考系的已有作品则浩如烟海,这在实务上是行不通的。同样商标法要求的识别性(Remarkab1e)也不同于作品的原创性,其理由与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区别相似。然而,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与重叠,《草案》第11条暗设了这种交叉地带的存在。Uniqueness可译为惟一性,或独一无二,这离作品的原创性就更远了,因为作品的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在公有领域材料的基础上吸收他人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权法之保护,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惟一性不仅不是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反而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这种作品在美国多半列为与“艺术作品”相对的“事实作品”,在德国多被列为与“社会科学”相对的“自然科学”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国都在相应的版权法中规定了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但都没有解释何为原创性。英国的Denning认为,“原创性”一词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技巧、知识、创造性劳动和判断。作品权是一个人劳动、技巧、投资的产品,这些不能为他人盗用。作品的原创性并非指其构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实。作品的构成元素、事实等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区别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的差异在于基于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体现了作者的技巧、知识、投资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单纯地依靠作者的知识、技巧、投资、判断来认定作品的原创性,实际操作意义不大。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作品繁多,为认定而认定作品的原创性所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版权法推行的是自动取得保护原则,实行不审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比较来认定或许更有价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处于公有领域就推定其有原创性,然后通过对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与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确定被诉作品是否有原创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尽管不处于公有领域,但系抄袭别人的作品,被告的举证并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只能发生诉讼法上的主体变更,而被告的实体责任并不能免除,当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权利人参加诉讼。
在侵权诉讼中,确认被诉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权,直接证据较难获得,一般采用间接方法即“实质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触”的方法,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创作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为,只有行为人本人知道,权利人若要证明侵害者的模仿行为,除了行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通常不去证明模仿行为本身,而是以对他人作品的接触加以结果的类似性来证明。如果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创作过程,成功地证明了未进行模仿而是独立创作的,侵权也不成立。不过,这里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即由被诉作品的作者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否则就可以推定存在着接触。[4](P144)然而“实质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有人认为,就作品而言,其质量而非数量是关键性的。如果一首诗中的几个关键措词被运用,即使这首诗有一百个音节,也构成了实质部分。如果你因为一个关键的音节的质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释这属于实质性部分。也有人认为,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并把那种试图解释实质性部分内涵的作法视为一种通过概念解释把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误导。[2](P54)所谓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观点,提高了版权法对作品创作性要求的高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抄袭的多为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这与德国版权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并没有对作品作这一要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指出,由于作品是人的个性表露,其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设定价值标准,等于划分人格优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评价作品的高低便带来了技术性的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载了其他价值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这应构成了一个悖论。可见,划分作品的创作高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笔者感到,通过比较,进行区别,或许对实质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例如:两首主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构成了实质性部分。
3 作为一种民事的侵权行为,侵犯版权行为要求侵权者主观上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多数外国版权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权法上存在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6条至22条所列举的行为皆属直接侵权行为,而第22条至26条所列举的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之所以作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要求不一,对他们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原则。对于直接侵权行为,英国版权法暗含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者的犯意不是认定侵权性质的实质条件,尽管无辜可能会减少赔偿,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97条1款的内容便规定了犯意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法律要求侵权者主观上有过错。亦即在英国版权法上,把侵害版权法的行为分成了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德国版权法第97条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由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日本1989年版权法第117条1款规定了直接侵权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第2款规定了间接侵权应承担过错责任,Trips第45条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Trips第45条对侵权人主观上的状态作了区分,并规定了有过错的侵权人应给予受害人以赔偿费的范围,对于无过错的侵权方在适当的场合也应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就是说过错,也构成了侵权,只是一般不支付赔偿费。可见,在国际上,至少是对直接侵权行为让侵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通例。在我国版权法上,没有区别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而且也没有明确侵害版权行为的责任原则。由于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按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害版权的行为属于过错责任。这样的规定存在的弊端在于:其一,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力不从心,因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般只有侵权人自己知悉,这对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版行为极为不利。其二,对于侵权行为不作划分,一律规定适用过错责任,未免武断,因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危害和直接侵权相比毕竟要小。我国最近的版权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51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即侵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应承担推定过错责任,并在第50条2款增设了法定赔偿金的规定,法定赔偿金适用考虑到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尽管版权法的修改草案向国际规则迈进了一步,然而该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基于此,有人提出对于一般情况下的直接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网络上的个别特殊情况让侵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的折衷方案。[6]
事实上,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责任原则),都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发展的趋势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是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①,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对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恢复WTO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我们国内的版权法达不到Trips的要求,这将会阻碍我国WTO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各国的统一化进程却在加快,其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大国把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进行了勾连,而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这便造成了知识权法虽属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走着与其他法相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向国际规则迈进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考虑。
4 前已叙及,在版权法上采用自动取得原则,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享受版权法之保护。然而,版权被视为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对社会影响较大,而且版权法又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法上的那种公示制度,这就增大了版权侵权的系数。特别是对于后继作品,作品的转让在我国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有可能使原权利人受利益之驱动再许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后继版权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对版权的发生与变动应借用物权变动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权不同于动产,因为它的无形,所以它的占有或交付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应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对版权的取得采用选择登记制,对版权的转让采用登记制。版权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种权利,在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如果他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到登记机关登记,在发生诉讼时,他的举证就要比已经进行了登记困难得多。然而,多数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体现了对权利人权利的尊重,因为权利人可以放弃其权利。我国自1995初年开始,对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采用了选择登记制。而对于版权转让,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个不足。其理由在于:第一,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都有版权转让进行登记的要求。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版权登记尽管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能在以后的诉讼中节约相当大的诉讼成本,而且也便于国家对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权转让登记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关作品,可以到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去查询,以便寻找真正的权利人。其二是对抗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转让登记以后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权利人先把其版权转让给甲,但没有进行登记,后又转让给乙,并且双方到登记机关履行了登记手续,尽管甲受让在先,该版权仍转属于乙。其三是证明功能,在发生纠纷时,转让登记可以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我国1995年《担保法》第79条明确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并且,我国已于1996年9月23日通过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著作权的质押并不涉及权利的转移,法律都明确要求登记,而版权的转让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登记呢?
[参 考 文 献]
[1]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闻侵权与赔偿[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M].张玉瑞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1997.
[6] 李军.计算机时代的相应版权制度探究[J].现代法学,1999(1).
❸ 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
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和有关文档。受著作权保护的程序必须是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的物体上，即程序已经相当稳定，相当持久的固定在某种有形的载体上，而不是一瞬间的感知，复制，传播程序。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有哪些呢？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计算机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客体。它带有＂作品性＂和＂工具性＂，因此，引起了到底是用版权法还是用专利法来保护的争论。软件在未进入计算机运行前，具有表达＂思想＇的外部形式，同其它信息符号表现出的作品都一样。进入计算机运行时，计算机程序可以控制计算机硬件的动作，去实现一定的逻辑步骤，以获得预期结果，它的功能性是无疑是软件开发者最终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传统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外部形式，并不涉及对软件的技术内容和秘密的保护，这意味着软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版权保护之外。如：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计算机软件的非文字因素的构想与开发往往是整个软件开发最重要，最复杂，投入最多，耗时最长的环节，也是真正体现软件这种智力成果之创造性的关键环节。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一、只要是独立开发出来的就可以，不要求有创造性、新颖性和技术性；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二、不需要花费时间来等待享有保护，著作权的保护是自动产生的；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三、著作权法不要求公开技术细节。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弊端：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四、保护的水平较低；不保护软件的技术思想。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大致如以上内容，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❹ 黄色书刊受不受著作权保护
看在哪里了，我国不受著作权保护。
但是在外国，有不少国家是受到保护的。
你这道题是以中国为背景>??
那么不会受著作权保护的。
还有你这道题是多选吧。。。
A。是不受保护的。国家政策通告、法律这个都不受保护。
B。其实，也不受保护。这个整理的是事实。
C。是可以保护的
D。在有些国家受保护的，我国不受保护。
受不受保护首先要先分析，他是不是作品。
A，能否被定义为作品呢？否定的。
B，也是一样，他不能定义为作品。如果，整理出书籍，并有人出售盗版，那么不能以著作权法来解决B的问题，应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制裁。因为，整理事实并不能定义作品。当然，这里也可以已排版问题解决。
C。律师代理词是作品哦。受保护的。
D。黄色书刊也是作品，按照著作权本意应受保护的。但是，这个在我国是禁止的所以在我国不受保护。
❺ 我自己写了一本书，版权卖不卖给出版社，各有哪些利弊详细点！！
版权的取得有来两种方式：自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在中国，按照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完成就自动有版权。 所谓完成，是相对而言的，只要创作的对象已经满足法定的作品构成条件，既可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在学理上，根据性质不同，版权可以分为著作权及邻接权，简单来说，著作权是针对原创相关精神产品的人而言的，而邻接权的概念，是针对表演或者协助传播作品载体的有关产业的参加者而言的，比如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等。
❻ 论法的局限性的理论论据
法律的局限性
从呼唤建立法治社会开始，中国的法治进程至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具体的数据不必提供，我们每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法律的尊严与权威逐渐在内心形成一个值得信任值得仰赖的可敬形象，他神情威严，时刻瞪着雪亮的眼睛要明辨是非，定纷止争，衡平利益。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诉讼案件的剧增和法院工作量的重负，人们越来越习惯扯破传统价值一向器重的“关系”“脸面”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对决（中国传统上将诉讼称为“打官司”，其中饱含强力的“打”字给司法行为注入了不安与残酷的因素，反映的是止于中庸，以和为贵，热衷调解的民族情结），法律不再高深莫测的政府发表，而是身边随手可及的权利手册。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经济与法频道，时不时地播放普通老百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差点丧失于强权中的重要权利，以此唤起人们的权利意识，并提醒人们正义永存。在这样的社会总动员下，人们对法律的期望与倚重，以及相伴相生的崇拜与固守便日益深刻。
有光亮的地方必然有阴影。这却正是法律形象建立的过程中被人们较少关注的区域，也即法律的局限性。法网恢恢，触及人们生活各方面的血脉与关节，但是否有些领域却是法律力所不及之处？法律在权力分配与制衡，权利明晰与保障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否必然保证社会的文明与温暖？法律的局限性，常常是法治进程完善化的过程中被忽略的硬币的另一面，由此造成立法重负与司法压力凸显，因为在悲剧出现的时刻，人们总事不关己地习惯性地归因于“立法不完善”与“司法不公”。更严重的后果是，人们高举法律的权威，或是用心良苦地（有时也是居心叵测地）企图利用规则的强力迫使人们服从道德秩序，制造高尚社会的泡沫形象，或是穿上法律刚硬冰冷的盔甲躲过一场又一场良心问责的风雪。
无视法律局限性引起的现实困境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备受学术界奚落的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1] 受奚落的主要原因是这条语法考究，出处严肃的规则表达了一件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来看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子女与父亲间的严格伦理要求，可知师者地位之高，批评教育不仅是必然权利，甚至几乎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偏爱。即使如今“为父”的价值观已失，但“批评教育”也被视为教师的固有职责，突如其来的“权利”设立极为唐突。
但我们也很快能发现其中的良苦用心——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与校方之间正存在着紧张的拉锯，他们上午的恨铁不成钢可能换来下午家长的愤怒投诉，或是校方领导的一剂警告，他们已经失去传统的权威而急需法律的充权，否则他们只能畏手畏脚，任由顽劣学生败坏和教育体系变质。换句话说，人们诉诸法律，是坚信后者的权威能缓和，甚至弥补社会伦理价值的流失。
法律效果如何？尽管没有具体的科学论据，我们仍能做出如下推测：教师权利的法律化给教师披上了防护的外衣，他在批评教育时更释怀一些，在受到投诉时更理直一些，即使一纸被告上法庭他的凭据也更专业化一些。但我们更需正视的是规则在修复社会关系上的无力一面，更释怀并不代表更深切，更理直并不代表更和谐，问题背后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依旧迷茫。这把法律的利剑给予教师的究竟是防身术还是割裂教师天然责任感以及荣誉感的凶器？因为当教师被逼迫到气急败坏地表示“我有批评他的权利”时，师者尊严与奉献热情已一败涂地，下一次，他可能更愿意“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2]”。不能否认这个规则在个案上能帮助教师免受无理的责问，但若赋予它更多的期盼便是它所不可承受之重。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市朝阳医院发生一起悲剧，怀孕已经41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丈夫送到该医院京西院区治疗。由于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致妻子死亡[3]。悲剧发生后，如何归责成为舆论的热议。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医院完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竭尽全力（劝说丈夫签字），丈夫不过是个愚昧偏执的农民，他的错误决定几乎就是城乡差异，农村落后思想的牺牲品。最后有人将恶果归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为如果一切都由医院自主决定就能避免悲剧，医院的固有职责本就意味着应当由其决定如何治理，怎么会将生命系死于一个无知又恐惧的陪同者[4]？对此，北京市卫生局的回应是“相关卫生法条不仅是为了保护患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的滥用，因此必须要医疗告知，并让患者知情同意。无论是医生、医疗机构、患者还是患者家属，如果非要游离于法律之外，只能是自受其害。[5]”在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盔甲，制造了怎样一个冰冷的世界。
告知义务是必须的，是对患者知情权和身体权的保障，规则本身的良法性质不必质疑。值得思考的是规则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即规则被视为什么。悲剧发生的大背景一方面是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互不信任的双方主体，另一方面是医院在医疗服务中的毫无悬念的主导行为，此种情形下手术同意书表面上是单纯的确保患者权利，实质上却被医院作为自我保护的坚硬外壳——既避免手术费用的追讨不便，也避免手术失败导致法律责任——这正是为什么同样的规则在别国不阻止医院挽救生命[6]，而在我国成为雷打不动无可变通的“原则”。人们指责法律的无情显然是对法律作用的高估。事实上，它既不能解救医患间的信任危机，更不能迫使医院成为爱心之家，它只是无力又无奈地充当着一个让患者哑口无言的 权威。
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已成为社会事件归责的烂俗口号。其错误犹如将夜盗的增多归因于门的不足。法律在与恶的关系上只能是门，门防恶，使恶的行使变得困难，最终放弃（当然，刑法还有一定的报复功能），但门不能使恶从善，门越多，反馈给社会的不一定是安全感。
法律局限性的理论认知
对法律局限性的理论表达很多，本文以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的概括作为分析的基础，后者用最准确精练的语言将法律局限性归因于三种类型：“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7]
守成取向和刚性因素可以分别被理解为法律具有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前者是指法律因其维护秩序，确定权利方面的作用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而社会生活却灵活多变，法律在解决新兴事物之纠纷的实效性上只能大打折扣。比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引发著作权危机，作者是否能从传统著作权法中派发出新生的权利仍是难题。后者则是指抽象、概括的法律规定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由于正式法考虑的是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般情形,因此面对特殊情况时，往往出现法律漏洞或导致荒唐的应用结果。柏拉图曾在其《政治家篇》的对话录中表示了对法律作用怀疑：“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为善德、何为正当的规定。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8]”而最后“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表达的是法律在使用领域和程度方面的局限，过多使用法律控制手段，或是将法律适用于其不可调控的范围将导致法律被强权蚕食的恶果。
其中，法律的前两个弊端源自法律自身的基本性质，法律一被制定就必然受到保守性和僵化性的指责。而第三个弊端则是跟人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密切相关，人（立法者）认为法律能调整什么，不能调整什么将直接影响该弊端的大小和后果轻重。因此认识法律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对正确制定、运用和评价法律尤其重要。
法律不能调控人的内心活动。现代法律观念认为，法律通常只能有效地控制公开的、外显的、可观察的社会行为，而很难控制个人隐秘的隐私行为，更难控制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信仰[9]。事实上我们非常熟知的是，在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独裁统治者总是企图用律法（当时多为刑法）压制、规定、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后果不仅是整个民族沉积几千年的思想痼疾，更是外来思想冲击下个体意识的爆炸性释放，其疯狂的冲击力没有给盛行千年的帝制留下一丝残喘延续的空间。
法律不能改善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法律不能控制人之情感的自然延续。履行契约的过程中，法律要求我们应当诚信相待，应当披露真实信息，尽忠实的告知义务，还需谨慎保守秘密，但并不能妨碍我们互相厌倦，在交易流程之外各自冷漠，在黑夜中暗磨利器规避责任。有了法律对权利的美好叙述，对义务的厉色书写，师生关系却依旧找不回原初的尊敬互爱，医患关系也只是从外显的争执转化为更激烈的暗中防卫。没错，法律是调节相互冲突之利益的有效手段，但法律的调节存在两个可能的弊端：一个是法律调节“非黑即白”的性质，而冲突的双方可能都在灰色地带行事，武断的判决至少会让一方觉得不公正；另一个则是判决执行的强制性，违背意愿的调节不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缓冲。这也是调解程序越来越受到重用的原因，不仅节约资源，更是通过自愿妥协达成关系的有效修复。而相反，单纯依赖法律规定调整个体利益却极可能导致法律成为强权盘剥弱势群体利益的工具。
单凭法律不能建立社会共同体。这同样是法律无力改善人与人关系的必然逻辑。之所以强调，是因为在缓和群体利益冲突、缔结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律常常饱受诟病，人人都可以成为高调的评判者指导立法应如何完善。2007年《劳动合同法》通过，随即引起了“华为事件”[10]：人们都发现法律企图调节企业与职工间的关系，引导企业同员工同社会形成社会共同体，效果却截然相反，华为不惜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急于逃离社会责任的丑恶嘴脸，也要给新颁布的“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书’一丝嘲弄的笑意。社会舆论继续批评着立法者，认为这是愚蠢的立法疏忽，似乎并没有看到失败的绝不是法律本身的价值，而是人们以为法律能实现的价值。“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使得一部分死心塌地的老员工在工作十年后能获得永久的名分和荣誉，但不能迫使企业由内而外地爱护自己的老职工，在不爱的情况下，企业总能威逼利诱地剥夺员工的应得利益——通过施压，通过契约——而后者是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预测和规制到的。爱与不爱只能是企业文化与领导人素质的结果，法律只是提供了爱的途径。因此只有认识法律的局限性，公众才可能将一味的批评转化为对企业文化的反思，进而通过其他途径的努力构建社会共同体。
法律局限性的缓解之策
认识其局限性是为了不受其牵绊。前文我们已说明法律的保守性和僵化性是由法律的性质决定，难以避免，这里所要讨论的则是应通过什么方式将法律的弊端缩减到最小。
对法律保守性和僵化性的削弱依赖于一系列关于法的条件。比如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具有更敏锐洞察力的立法者能通过预见性立法避免法律的保守和后控的缺陷；深谙法律语言艺术的立法者能通过运用选词和表达的技巧给予法律更多的灵活性；越来越多法律修养深厚的司法者在法律运用于个案时能作出合理的、符合法律精神的自由裁量，而不用担心千差万别的解释与判决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以及日后更加丰富的争端解决方式的出现，用自愿与合作代替法律强制[11]。
而法律第三层意义上的局限性，则可以通过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审慎立法和对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重视与合理运用得以克服。后者如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深厚的影响，在法律无效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文化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它潜移默化无声无息地影响人们的行为甚至情感，它用自发的服从代替逻辑论证和国家强制。鉴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渐进性，它所调控与规范的社会秩序比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达到的都更缜密和稳定。人们可能指出法律不公正而拒绝诚心服从，而对基于传统延续下来的行为规则却无力抗拒。文化能削弱“经济人”假设的理想而使人更多的对传统价值理念心怀敬意，在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和情感的沟通上起作用的是文化的氤氲而非法律的加固。同样，道德的调整功能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的品德都能紧密社会关系，助于建立社会共同体。需要强调的是，在控制手段中“法治”的至上地位绝不容质疑，这里所说仅是法律效用甚微的特殊领域人们可以诉诸道德感的加强来达致理想结果。道德本身是法律不能设立和推行的(当然法律会将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道德纳入法律框架，用强力保障)，它只能来自教化和习得，并因此依赖于一系列私人的教化体系：家庭、宗教、社区、学校。学者秋风在的《没有私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空中楼阁》[12]中写道：
“私德不可能因为启蒙的理性教诲就自然生成，公德更不可能。相反私德必须借助某种教化体系来养成。人节制自己本能的道德习性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通过专门的教化而习得的，而不是理性反思的产物。……因此一个健全的私人社会，必需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因为那些合理的道德规范不可能被理性地设计和重新构造……”
因此借助于道德的力量需要完善现存的教化体系，也需要对民族传统保有更多尊重和信心。
❼ 发现别人侵犯我的著作权怎么办
1、如果你发现别人盗窃你六篇文章，题目和内容一个字都不变，并且还出了书专，并且在网络上属还弄成他的代表作。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你可以先找对方协商，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且赔偿损失。
2、如果协商不成，你就想办法收集相关证据，到法院起诉。要求：（1）停止侵害；（2）赔偿损失；（3）赔礼道歉。
❽ 申请专利可以在中国专利网申请吗有没有什么弊端。专利属于电子芯片新应用。
可以通过中国专利电子申请网递交。
❾ 网络著作权法律上如何保护
网络著作权法律上如何保护？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是对人们必不可少的东西了，但是网络为自己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出现很多弊端，比如出现网络侵权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多，那对于网络著作权法律上如何保护的就看看下面了。网络著作权法律上如何保护关于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需要考虑网络著作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问题。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须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必须在权利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我国网络事业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网站是亏损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著作权保护，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保护网络上的著作权，会起到限制网络事业发展的作用，有些图书馆将馆藏图书数字化，然后上网传播，如果要求图书馆也必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网络上的著作权保护会妨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限制了公众获取知识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权利一旦受到损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著作权保护是为了创作的繁荣，只有创作源旺盛了，才有作品在网上传播，才有作品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时，社会公众的利益才真正能够实现。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同任何智力劳动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著作权保护正是为了保证为创作的投入能够收回。这种投入如果不能收回，创作源就会逐渐枯竭，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此时著作权的保护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因为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互联网技术发展极为迅速，对传统法律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原有的法律无法满足在电子商务中对著作权的保护，于是我国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以期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03年底对此解释进行了修改完善，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该决定于2004年1月起实施。然而，这些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对网上著作权案件审理时的适应措施，无法在更大范围内保护广大著作权人的实体权利。目前，我国对网上著作权的法律存在很大盲区，对传统的著作权保护的办法无法完全适用于网络。尽管2001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为著作权人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保护办法，对网上相关主体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难以适应行政执法的需要。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8条的授权，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填补了在网络信息传播权行政保护方面规范的空白，其规定的通知和反通知等新内容完善了原有的司法解释。
❿ 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方式包括了哪些
相较于传统作品而言，互联网著作的传播载体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使对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方式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无论是通过技术措施、法律手段还是道德调控都是为了使得网络作品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平衡，同时也最大限度的保护网络著作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方式包括了哪些？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方式包括了哪些一、技术措施技术是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关键。网络作品的权利保护源于技术，发展于技术，也受制于技术。数据技术所产生的利润空间和驱动力使得网络作品的非法复制与盗用有了经济学的合理性。充分发挥技术措施的保护功能，首要的是加快技术创新并予以发展性应用。用技术来控制网络作品的使用与传播成为数字领域中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通过开发防火墙技术、信息加密技术、水印加载技术、ca认证技术等，有效地阻止、限制或禁止不正当接触或复制网络作品的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和网络文献信息安全。二、法律手段法律是著作权保护的核心。通过法律手段来加强网络著作权保护，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意识，完善网络信息的法律体系。既要对现有著作权法等进行修改完善，又要制定新的法律来规范作品网上传输行为；既可以通过对传统著作权保护作出网络视角的解释和延伸，又可以进行互联网作品保护的专门立法。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执法，提升法律地位，维护法律权威。加强对网络传播和经营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审查准人制度，实施跟踪监督，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法律在保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正当的财产权利及其基于这种权利带来的财产性利益的同时，也要为权利的行使设置边界，为权利人的行为划定篱笆，调节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保证网络作品得到合理使用。三、道德调控网络是自由与责任相统一的新领域。法律的共性不能完全涵盖网络著作权保护中的特殊性，技术的受动本质要求人类对其予以理性的应用，道德作为人类一种主体的自律机制，能克服技术与法律的弊端与不足，时刻约束和监督网络主体的行为。最后，完善网络道德原则。1、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网络作品使用中产生的道德危机要求网络各方彼此相互尊重，恪守网络诚信。2、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明确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信息共享和信息独有之间寻找一个度的考量。3、坚持主体性原则。网络不同于现实生活环境，其道德约束力完全来自于主体具有的道德意识和判断，不单是要求网络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选择权和决定权，更重要的是要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