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优先逻辑

❶ 物权优先债权,那为什么有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创设这个法律模型的依据是什么

物权是所有权，来是对源抗其他一切权力的最终权力。
享有所有权，就是享有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
买卖不破租赁，就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利。
如果房屋租赁在先，买卖在后，（当然，这买卖是要办理过房屋产权登记，才可对抗第三人，）但是要考虑承租人的利益，其为善意第三人，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所以有买卖不破租赁。
如果先卖后租，则租赁不可对抗买卖，虽然其为善意第三人，但是物权优先原则，保护买主的利益。房屋承租人可向房屋出租人索赔。

❷ 帮忙举例说物权的一物一权原则

物权法原则的重新审视
刘凯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物一权原则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物一权究竟是指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还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物权？这个问题似乎已有定论，即指前者而非指后者。例如，有的学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一物上惟有一所有权之成立，此为一物一权主义。”；或曰：“一物一权主义系指一物上仅能成立一所有权，一所有权之客体，以一物为限而言。”但其实不然，有的学者认为一物一权“是指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以及不相容的他物权，不得有互不相容的两个以上的物权同时存在于同一标的物之上。”，或者说，“一物一权一方面是指一个物之上只能设立一个所有权而不能同时设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也是指在一个物上不能同时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在性质上相互排斥的定限物权。”由此可以看出，一物一权原则中的“权”到底为何种权利亦即仅指所有权还是指所有物权尚存较大的争议。

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而不能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所有权，这是既符合财产的私有属性又符合法律的逻辑安排的。因为所有权最主要的制度功能就是确立社会财富的归属关系，定纷止争。若允一物之上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所有权，这比没有确定一物的所有权还易引发人们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不利于物的利用。这就是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所有权遍及全部，不得属于二人”规则。至于共有，则是二人以上对一物共同地或者按份地享有所有权，而不是分别独立地对一物享有所有权，并不与一物一权原则相悖。但是一物之上存在两个甚或两个以上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情形则是在不违背财产的私有属性的前提下，允许所有权人在自己所有的物之上设定或以使用为目的的用益物权或以担保为目的的担保物权，正是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方式和实现所有权价值的途径。一物之上存在数个他物权是普遍的情形，所以一物一权的“权”并不包含他物权，而应当仅指所有权。

那么，何以学者们都认为一物一权原则同时也包含一物之上不得存在两个以上性质上互相排斥或者说内容上互不相容的他物权之义？进一步推敲，何谓“性质上相互排斥或者内容上互不相容”？举例来说，甲将自己的房屋设定抵押于债权人乙，乙取得抵押权，甲旋又将该房屋设定抵押于丙，丙亦取得抵押权，两个抵押权同时存在于一物之上，它们的性质相互排斥吗？它们在内容上互不相容吗？互相排斥和互不相容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什么为性质上相互排斥或内容上互不相容的判断标准？难道乙的抵押权和丙的抵押权是互相排斥和互不相容的吗？假若该房屋的价值小于其所担保的债务总额，两个抵押权就是相互排斥和互不相容的吗？其实若发生此种情形，法律的处理规则很简单也很清晰：已登记的抵押权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实现，先登记的抵押权先于后登记的抵押权实现，同时登记的按债权比例同时实现。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此二抵押权是不能同时存在于一物之上的，即使是按照不动产物权的登记生效主义的立法例，若未经登记则抵押权不生效，那也是物权法定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要解决的问题，与一物一权并无关系。

有学者举下列之例欲说明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互相矛盾或排斥的他物权：某开发商将一栋房屋的不同单元分别售给各买受人，买受人以其所购买的商品房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同时开发商又以整个房屋向另一银行作抵押借款，这两项抵押权就会形成矛盾和冲突。其实，所谓矛盾和冲突是指权利实现后果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指权利性质和效力上的矛盾和冲突。两项抵押权都是合法有效的，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设若全部的单元套间都办理了抵押，则仍依前述已登记的抵押权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实现、先登记的先于后登记的实现、同时登记的同时按债权比例实现的规则处理；设若只有一部分单元套间办理了抵押，则未办理抵押的部分由后一银行行使抵押权，已办理抵押的部分按上述冲突规则处理，问题都可得到解决。

又例：甲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设定土地使用权（地上权）于乙，乙取得他物权，则非经地上权人同意，土地所有权人不得在土地之上设定抵押权，若土地所有权人未经地上权人同意设定了抵押权，抵押权应属无效，但此时导致抵押权无效的原因并非一物一权，而是对已设定权利负担的物权在为处分行为或为再负担行为时的一种限制，目的在于保护他物权人的利益。所以，若他物权人同意所有权人在同一物上再设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则此时的抵押权仍为有效，一物一权原则不能适用。不仅如此，若是他物权人自己在土地上设定抵押，则毫无问题，此时，一物之上也是合法地存在数个物权：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地上权人的地上权，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这些权利“和平共处”于一物之上，有何冲突与矛盾呢？！至于实现程序时的顺位属于权利行使的后果问题，而与权利的效力即有效或无效是无涉的。

再例，我国《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了工程承包人（即施工人）对建筑工程的优先权（或如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定抵押权），设若发包方此前已将该建筑工程设定抵押权于甲，此时也不存在施工人的优先权（法定抵押权）与甲的约定抵押权这两个他物权相互冲突或矛盾的问题，更不存在因一物一权原则的适用而导致甲的抵押权无效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权利实现的顺位效果问题。

其实，在他物权的场合，根本不存在适用一物一权的可能性，无论是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中，地上权人可以在土地上再设定地上权，在同一物之上形成两个性质相同的他物权，例如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在转包的场合，原承包人并不丧失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即属于用益物权，地上权），而转承包人也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地上权人也可以在土地上再设定抵押权。又如，在房屋出典的场合，承典人可以将承典的房屋转典，其自身仍为典权人，而转承典人也取得典权，一物之上同时存在数个用益物权。一物之上同时存在数个担保物权的例子上面已经说明。我们无法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一物之上设定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他物权，而这几个他物权却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因而不能同时成立并受到法律保护，所谓的“一物之上不能同时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互相排斥、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他物权”的命题在逻辑上是无法解释的，在实证分析上是无法找到注释的。

即便能够证明实践中有个别情形在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他物权，也只说明一物可以存在数个他物权为常态，一物只能存在一个他物权为异态、为例外。而将异态或例外作为原则显然是十分不妥的。何况，事实上连这种例外情形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一物一权原则是物权法中一项仅适用于所有权的原则，一物一权中的“权”仅指所有权而言，不包括任何他物权。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尽管未对其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一物一权的准确说法应当是“一物一所有权”，但为称呼上的简洁及尊重约定俗成起见，仍旧称为一物一权无妨。

❸ 优先权的相关争议

中国民法学界对建立优先权制度并无异议，但是对于优先权制度是否应当集中规定于即将颁布的《物权法》中则有很大的争论。从几部物权法草案来看，梁慧星稿以及正在审议的人大法工委稿都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只有王利明稿规定了比较详细的优先权制度。这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主流意见。学者们反对在物权法中规定优先权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民法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比较大，主要以其篇章体例为基础建立的。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严格区分是德国民法典财产法的主要特色，所以如果在物权法中规定优先权制度会模糊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严格区分。因为从其本质上来讲优先权是作为债权平等的例外，对特定债权人承认其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一种权利，其根本不具有自物权与他物权所具有的绝对排他性，所以即使在物权法规定优先权制度的国家的民法典中，也是将其规定在担保物权中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存在。至于性质而言有人将其称为为法定抵押权、法定质权以及法定留置权，但是反对意见认为各种优先权情况不同，很难从属于那一类担保物权。所以其存在不利于物权法体系的逻辑性与完整性。同时不在物权法中规定优先权制度并不表示其不应存在，人们可以通过相关的特别立法来解决其问题，例如中国《海商法》上关于优先权的规定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立法范例。
2、优先权制度的建立会有害于交易安全。优先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其设立由法律直接规定，不以公示为要件，这就使得优先权制度欠缺公示方法，不易于让它人知晓。虽然这种不公示的担保物权是出于维护公平与社会正义的需要，但却是对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展。同时公示公信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如果在物权法中得不到遵守，会损害其效力，也影响物权体系的逻辑性。
3、从中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于优先权制度相类似的制度，因而立法硬性规定后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是一个问题。
4、从德国的立法实践上来看，德国民法废止了不动产上的优先权，只承认特定动产上的优先权，而且其半数以上以占有取得作为其要件，以此谋得与物权公示原则的调和。
归纳上面的提问就可以看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优先权的性质不宜规定在物权法中，同时其不利于交易安全。

❹ 如何理解《物权法》第199条

【创新点:《物权法》关于抵押权的设立采取了二元化的立法模式。在登记生效主义立法模式下,只有“须经登记”的抵押权;在登记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则有“经登记”的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抵押权。如何确立“须经登记”的抵押权、“经登记”的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位规则,《物权法》第199条在修正和继承其前身中非但没有趋于精致,而且失之错误。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对其不足,应在说理的基础上适时予以修正。】【关键词】抵押权;登记立法主义;优先受偿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99条对同一财产上两个以上抵押权的优先受偿顺序作了规定:(一)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二)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三)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显然,《物权法》的该条规定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54条。[1]相对于《担保法》第54条关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次序的规定,作为后发者的《物权法》显然有进步:如《物权法》将《担保法》第54条中的“担保合同以登记生效的”这一未经“区分”的说法予以彻底纠正;将《担保法》54条中的“抵押物登记”纠正为“抵押权登记”等。但除此之外,不无遗憾的是,对于《担保法》54条中的精华,《物权法》在“去”与“取”中迷失了根基———“去”多了并“取”少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物权法》第199条没有延续《担保法》第54条的立法基础———区分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2]二是《物权法》对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体例下未经登记抵押权的物权属性缺乏清醒的认知,这导致了本条的严重错误。对此,本文试着在说理的基础上提出立法修改建议。一、抵押权的设立与登记立法主义作为定限物权的抵押权,其设立或后尘于所有权或同步于所有权。抵押权的设立之所以不能先期于所有权,除了其本身“栖息”于其它物权如所有权或用益物权的特性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物权之存在须以“特定物”的存在为先决客观条件。以此为基础,关于抵押权的设立,尽管我国《物权法》确立了不同的登记立法主义即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但抵押权的设立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即须有“特定物”之要求,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因登记立法主义的不同而相悬异。①暂且不论设立抵押权的主观意思究为债权意思还是物权意思,但就抵押权设立的客观条件即“特定物”的存在而言,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所采取的立法技术方案则大异其趣: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坚决地贯彻了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予以客观化标志———抵押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而抵押权设立的登记对抗主义则没有在时间上(尽管可以或者不排除在理念上秉持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将物权变动的远因行为即债权合同与近因行为即物权合同分离,而是做了一体化的处理。同为抵押权的设立,为何不同的登记立法主义就登记的法律意义采取了不同的法律效果呢?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就是客观世界中需有一个先期存在的物权,而先期物权的存在,又需要有特定化了的“物”的客观存在为其前提。所以,一般说来,关于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就因此转化成了特定化了的“物”的客观存在。①在民事立法中,以什么样的立法技术反映物权客体的特定化要求,各国民法典的立法技术颇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以“特定物”为交易前提的立法技术,此即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技术。从《法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标的物所有权的变动,仅仅依赖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如合意、债的效果、当事人同意等)即可实现。①难道真的仅仅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就足以引起物权的变动吗?从法典的文义来分析,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能被忽略:如果没有先期的物权亦即没有客观化了的“特定物”的存在,仅依凭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还能引起物权的变动吗?答案就是不能了———这是一个常常被研究者抛在脑后的常识性的答案。但如果以“特定物”的既存为交易前提,相对于交易的结果即物权变动而言,则依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即可实现物权的变动。二是以“折射”方式表现客体“特定化”的立法技术,此即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技术。《德国民法典》关于物权变动立法主义采取的是公示生效主义,其公示形式即“登记”或“交付”所要折射的不是别的,正是以此“光源”之所在———物权的客体已经特定化了。如果没有特定化的物权客体,哪里能够办理“登记”手续以及何以能够被“交付”?也就是说,不动产之“登记”或者动产之“交付”这些物权变动形式,其“折射”出的正是物权的客体即“物”已经被特定化了。①《物权法》第十六章关于抵押权的设立,采取了二元主义的登记立法主义:在不动产上设立的抵押权采登记生效主义,在动产上设立的抵押权采登记对抗主义。[3]这样以来,就有“须经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和“经登记或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因此,对于设立于不动产或者动产上的抵押权而言,就对应了如下的结论:凡不动产抵押权,必是已经办理完毕登记手续的抵押权;签订不动产抵押合同后,未办理登记手续者,则只能产生抵押合同之债权,绝无不动产抵押权可言。动产之上设立的抵押权则可以分为“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尽管理论上并且实践中也存在因特定物的缺失而设立的动产抵押合同之债权。进而言之,登记在抵押权的设立中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在登记生效主义者,登记具有抵押权生成的效力,不登记无以产生抵押权;在登记对抗主义者,不经登记并不影响抵押权的产生,登记仅产生对抗效力。总之,依据《物权法》所确立的抵押权设立登记立法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抵押权就有了如下三类:“须经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对于同一财产上可能产生的数个抵押权,如何确立其优先受偿顺位,确实需要费一番脑筋。现在看来,《物权法》第199条确立的抵押权优先受偿顺位规则,确有不当。暂且先不用展开来讨论,仅就其中的第三项之“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来说,就与《物权法》第188条和189条确立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相冲突。[4]《担保法》第54条的立法思路确有其科学性,该条区分了不动产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和动产抵押权设立的登记对抗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处理不动产之上设立的抵押权间的优先受偿顺序和动产之上设立的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序。《物权法》第199条为何没有在《担保法》第54条的基础上对抵押权优先受偿顺序给出科学的规则?现在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界以及立法者没有抖搂清楚“未经登记”抵押权的物权法律属性。[5] 二、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体例下未经登记抵押权的物权属性[6] 依据上文,本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本不应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确立了如下结论:在动产抵押权设立的情形,依据《物权法》确立的动产抵押权之登记对抗主义原则,非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也是抵押权。既为抵押权,其当有物权的一般属性。在此前提下再讨论未经登记抵押权的什么属性,似乎就显得多余了!但是,我们在《物权法》颁布之前甚而在其后时常听到一些学者的如下声音:“物权是绝对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第三人,其还算是物权吗?”言下之意,非经登记的抵押权因缺乏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其不是物权。从逻辑上分析推演,所言似乎极是,因为这里推理的形式逻辑似乎没有漏洞,但这一说法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在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体例下,存在有“经登记”的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一如上文所述。既然有未经登记的抵押权,则从逻辑上看,未经登记的抵押权是物权之一种类型即抵押权,当属无疑。在经登记和未经登记之间,抵押权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物权法》在其有关条款中坦言的“(抵押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7]将《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与“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第三人,其还算是物权吗?”的断言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后者缺少了前者的“善意”二字。何谓“善意第三人”?这一抽象的字眼须被放置于生动活泼的物权法律关系实景中,才可以被具体化以及才得以被明晰。例如,某甲享有对某一动产之上的抵押权,某丙因其过失行为侵犯了该动产或使其价值减损,某甲是否可以其对该动产之上所享有的抵押权对某丙请求停止侵害或者损害赔偿?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回答某丙算不算是第三人?其中的一种情形是,若以抵押权人某甲为第一人,抵押人某乙为第二人,则某丙就可以算是第三人;另一种情形是,若以某甲为抵押权(物权)人,则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人包括抵押人某乙在内等,则都是第三人。因为抵押权是一种物权,抵押权人不仅可以直接支配物并得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与此同时,包括抵押人在内的其他人则负有不得侵害抵押权的义务。对于抵押权人以外的其他人而言,其可以不知悉抵押物为何人所有,但其定然知悉抵押物不为自己所有。既然不为自己所有,则不得侵犯之。就是说,在侵害抵押权的情形,一般无有侵权人因善意而免责的问题。所以,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某甲作为抵押权人当然享有对抗“第三人”权利,且不论该第三人是否有其主观上的善意、恶意。[8]所以,严格说来,前述“善意第三人”,当不包括在上述两种情形中。[9]那么,“善意第三人”是指哪一种情形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物权法律关系进行学理上的分类:物权法律关系可以被分为静态物权法律关系和动态物权法律关系。②前述两种情形,以笔者的见解,当属静态的物权法律关系。在静态的物权法律关系下,物权(抵押权)人可以对任何侵害其物权之圆满状态者,主张权利;并且,在静态物权法律关系下,对于侵权者而言,其责任构成或者以恶意为归责要件者,或者不以恶意为归责要件,但不论哪种情形之下,其中绝无可以言其“善意而又侵权者”。所以,“善意第三人”在静态物权法律关系的社会实景中,一般无有存在空间。接下来看在动态的物权法律关系中的“善意第三人”。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并且在“特定物”这一物权变动之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形下,依据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如果登记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抵押权之登记名义人亦为事实上的抵押权人。在同一财产上后设立抵押权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有先期抵押权的存在而主张主观之善意,因为法律制度对此情景下的第三人的知情采取的是推定的方式:登记的抵押权被推定为人人皆知。所以,在登记生效主义立法体例下,如果没有出现登记错误,就没有所谓的善意第三人的存在空间。这样一来,在动态物权法律关系下,就只剩下抵押权登记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的情形了。如在“特定物”之物权变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成立就是抵押权的设立。若此情形下的抵押权未经登记,其是否可以对抗后续设立的另一抵押权?对此一问题,《物权法》的用语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所谓“善意第三人”,当是指如下情形:如甲在某一财产上设立抵押权,该抵押权未经登记,其后在同一财产上,丙又设立另一抵押权,若实行抵押权,甲与丙的抵押权谁者优先受偿?笔者给出的答案如下:如丙不知甲在该同一财产上先期设有抵押权且丙未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则甲与丙按照其债权比例受偿;如果丙不知甲在该同一财产上先期设有抵押权且丙已经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则丙优先于甲受偿。此番情形之下,丙皆为《物权法》所指称的“善意第三人”;但如果丙知悉甲在该同一财产上有抵押权,则不论其是否办理完毕登记手续,都将因其主观上知悉甲之先期抵押权的存在而不能优先于甲受偿。至此,我们能够抖搂清楚的是,所谓“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中的第三人,只有“善意的交易第三人”。《物权法》没有在“善意”之后并“第三人”之前加入“交易”二字,导致对这一问题不能抖搂清楚的人士众多。上述逻辑推理的隐蔽性就在这里。对此,应以回到元点的态度和方法,理出个新头绪、整出个新结论、提出个新方案。[10] 三、二元登记立法主义下的抵押权优先受偿次序规则 《物权法》关于抵押权的设立分不动产与动产之别而采取了不同的登记立法主义,已如上述。对不动产抵押权,因物权立法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立法体例,所以现实法律社会生活中就不会存在未经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如此一来,在同一不动产上设立的数个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序,其规则就是这样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确立抵押权的优先受偿顺位———登记在先者优先于登记在后者。除此之外,既无有抵押权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抵押权的优先受偿顺序问题。在这一判断之下,《物权法》第199条第一项的规定可以适用于不动产抵押权。该项规定与《担保法》第54条第一项规定无异。这样一来,从应然的角度讲,《物权法》第199条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对的就不再是不动产抵押权。关于这一点,从该条之第二、三项渊源于《担保法》第54条第二项,可以得到佐证。对动产抵押权,因我国《物权法》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体例,所以,就有了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别。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也是抵押权,抵押权的登记与否,仅有对抗力之有无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抵押权优先受偿顺位规则应当这样确立:皆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确定受偿的顺位———登记在先者优先于登记在后者;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数额比例受偿。既如此,《物权法》第199条第一项的规定亦可适用于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位。《担保法》第54条中的“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清偿”的规定,即是此理之所在。对于动产抵押权未经登记的,如果后抵押权人在设立抵押权时知悉前动产抵押权的存在,则不论后抵押权是否经登记,前后抵押权按照设立的先后时间顺序确立优先受偿顺位———先设立的动产抵押权优先于后设立的动产抵押权受偿。对此情形,《物权法》第199条未能筛理清楚并给出相应的规定。如果后抵押权人不知悉前抵押权的存在,且后抵押权人亦没有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者,前后抵押权按照债权数额比例受偿———前后两抵押权都不失其身为抵押权的物权属性,但对于不知情的善意后抵押权人需要给与平等保护。对此,《物权法》第199条第三项的规定,可予适用。如果后抵押权人不知悉前抵押权的存在,且已经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则后抵押权人善意取得抵押权———后抵押权人优先于前抵押权人优先受偿。[11]对此,《物权法》第199条第二项可准予适用,但需要附加“善意”条件。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登记制度的正常运行。综上,我们关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顺位规则简述如下:1.不动产之上的数个抵押权以及动产之上数个经登记的抵押权之间,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数额比例清偿;2.动产之上的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能对抗设立在后的善意交易第三人:(1)后抵押权人知悉前抵押权存在的情形,先设立抵押权优先于后设立抵押权受偿;(2)后抵押权人不知悉前抵押权存在且已经办理完毕登记手续者,后抵押权人善意取得抵押权,优先于前抵押权受偿;(3)后抵押权人不知悉前抵押权存在的情形,抵押权按照债权比例受偿。[12]四、结束语《物权法》是在一片争论声中通过的。《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产生众多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包括立法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物权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缺乏应有的共通知识。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之下,《物权法》有关条文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实属在所难免。[13]今天,面对已经颁布的《物权法》,我们的态度不应是喋喋责备。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司法。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对《物权法》中的明显不足或者错误予以纠偏、改正,倒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巧斟细酌的事情。因为,为了维护《物权法》的面子而不予正面应对,终究不是办法,司法实践方面尤有迫切的要求。面对《物权法》第199条尤其是其第三项暴露出的学理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司法实践难题,笔者所要采取的就是在学理上力求给予说清楚,在司法实践上努力给出具体操作的技术方案。当然,是否就已经做到了上述两点,请大家批评。 --------------------------------------------------------------------------------参考文献:
①董学立.论物权变动中的主客观条件[J].法学论坛,2008,(3):102.
②董学立.物权法研究———以静态和动态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定清偿:(一)抵押合同以登记生效的,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二)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清偿;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2]尽管《担保法》第54条没有区分抵押合同之债权和抵押权,但该条立足于抵押权的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区分之上,在设计同一财产上两个以上抵押权的受偿顺位时,以区别对待。《物权法》第189条的规定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3]尽管《物权法》没有明言,但依据《物权法》第187条、第188条以及第189条的规定,可以确认《物权法》关于抵押权的设立采取了不动产抵押权设立的登记生效主义和动产抵押权设立的登记对抗主义。但《物权法》第187条和188条关于“未来物”上抵押权的设立,违背了抵押权设立的客观要件即“特定物”要求。对此,请参见拙文《如何理解<物权法>第187条、188条》,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1期。 [4]依反对解释,未经登记,其可以对抗恶意第三人。如果未经登记的抵押权第三人知悉,则可以对抗之,此时,后抵押权人则应后续于先抵押权人受偿。[5]这并不是说《担保法》抖搂清楚了“未经登记抵押权的物权法律属性”,《担保法》只是在没有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更加低级错误的基础上,划拉出了一个正确的抵押权间的优先受偿规则而已,这有点像是“歪打正着”。与此相对照,《物权法》却在区分原则的基础上搞混了登记对抗主义法制下非经登记抵押权的物权法律属性,这有点像是“丢了西瓜”。[6]以语义进行分析,“未经登记的抵押权”只是抵押权未经登记而已,其本身是抵押权并不因未经登记而被否定。所以,“未经登记抵押权的属性”应当还是抵押权即物权。但因其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原因,一些人士就否认了其物权属性。[7]如《物权法》第188条、第189条,等。[8]作为物权请求权之一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妨害预防等,不以侵权人的过错为要件;对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而言,一般以过错为要件。[9]因为抵押权人享有物上代位权,所以,其完全可以直接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抵押人怠于行使排除妨害和妨害预防请求权时,抵押权人也可以行使直接行使上述物权请求权,以保护其未来抵押权的实现。[10]所谓“回到元点的态度和方法”,即笔者在学术研究中秉持的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物权设立的“特定物”条件、物权与公示的关系等,就是分析《物权法》199条的的基本元点。[11] 《物权法》相关条文中有关“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实质上就是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在抵押权变动中的应用。[12]这里省略了善意取得的第三个条件即支付了合理对价。[13]如《物权法》第117条关于动产之得设立用益物权的规定,《物权法》第187条、188条关于“未来物”上得成立抵押权的规定等,都是不适当或者是错误的。

❺ 优先权的立法原因

1、社会原因。众所周知中国自建国以后实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利益比较单一，没有很多利益冲突。同时国家对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给予特殊的保护，经济纠纷较少，优先权也就没有多大的存在的必要。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政策仍然留有净化经济时代的痕迹，对一些特殊社会关系如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等实行倾斜性的保护，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原先本不紧张的劳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都是优先权存在的社会基础。
2、从法理上来说，优先权制度能够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以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在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它的设立有利于保护社会低层的基本利益。其次从公共利益角度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优先权制度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司法费用优先权、税金优先权是为了保障国家司法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共益费用优先权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设立的，它是全体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先决条件，自应优先受偿。
3、关于优先权性质的问题。优先权是由物权法及相关的特别法规定的物权。首先优先权人属于债权人，但又不同于一般债权人，优先权人可以就债务人全部财产或者特定财产优先于其它有担保或者无担保的债权人受清偿。这就使得优先权成为与债权相区别，又以债权为前提的具有担保物权性质的物权。这项权利的主要特点符合担保物权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担保物权的法定性。优先权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私设，同时优先权位次大多由立法者采用列举的法定顺序主义或特别法规定的位次。其次是物上代位性。优先权人对债务人因其标的物的变卖、租赁、灭失或者毁损而应受的赔偿金优先受偿。再次是从属性，优先权是担保物权，以债权为主权利，优先权为从权利没有债权，优先权就不能独立存在。债权转移消灭，优先权亦转移消灭。优先权的从属性关系，使得优先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让与，也不得从债权分离而为其他债权担保。第四，不可分性。优先权是以债权和作为标的物的债务人财产的存在为前提，可以就债权的全部和标的物的全部行使权利。当债权一部分消灭或标的物一部分灭失，对优先权不发生影响。这种不可分性与抵押权的不可分性是相同的。第五，不以占有和登记为要件。优先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售出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不需要对债务人财产占有，从而与留置权和质权相区别；也不需要对财产进行登记，从而与抵押权相区别。第六，变价受偿性。优先权人利益的实现，不是直接通过占有债务人财产发生所有权转移而实现，而是首先使债务人财产售出转换为价款，再从价款中实现清偿。对照担保物权的性质进行分析，可知，优先权基本上具备担保物权的性质，只是在支配性、特定性以及追及性方面有些不充分，有人也是基于其支配性不强、客体不特定（仅指一般优先权）和有限的追及性而否认其为一种物权。其实并非所有的担保物权都具备以上全部性质，就追及性而言，留置权会因留置权人丧失对留置物的占有而消灭，在质权人丧失其质物的占有，而不能返还时，该动产质权也会消灭，可见留置权和质权亦欠缺追及性；就支配性而言，抵押权因抵押权人不占有抵押物，同一般优先权一样显得支配性不强。此外，在约定担保权领域，其从属性日益被突破，不可分性也日渐弱化。但这些特点都不能否认留置权、质权和抵押权为担保物权，因为这些特件都只具有物权的外部特征。并非相应物权的本质。
4、中国特别法中有关具有优先权性质权利的立法的不完善。中国有关一般优先权的立法已不算少，但大多是有关于特殊债权清偿顺序的规定。立法的体系化不够，法律法规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甚至出现冲突。主要表现在程序法与实体法不配套，程序法上的有关规定没有实体法作依据。如《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试行）中规定了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税收享有优先清偿的顺位。然而，有关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税收法并无相应规定。由于欠缺实体法依据，这就使得这些债权的优先受偿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够。同时一般优先权的效力不够，无法对抗一般担保物权，以至于事实上某些特殊债权得不到清偿。以中国企业破产法为例，享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优先于工资、社会保险费、税款等债权的受偿。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破产实践中大量的零破产现象的存在，职工工资、税收等往往得不到实现。这就会在事实上导致担保物权对特殊债权的排挤，企业《破产法》（试行）赋予特殊债权的优先受偿意旨就会落空，这就迫切需要物权法对优先权制度作出系统的规定。
5、从现代民事立法的价值趋向来看，实质正义已经作为民法的基本价值趋向。与以往时代相比，20世纪是一个极度动荡、极度变化、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极不稳定的世纪。在17、18世纪建立的近代民法在其面前捉襟见肘，疲于对付，最终迫使学者、法官与立法者改变法学思想，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促成了民法制度和民法思想的变迁，由近代民法发展成为现代民法，实质正义取代形式正义成为民法的基本理念。优先权制度鲜明的体现了这一变迁。优先权制度体现了特种债权与平等的关系。平等并不要求对所有人作同等对待。如果有充分理由对人们实行不同待遇，那么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分配也违反了平等和公平。正在制定的物权法是面向21世纪的物权法，它同在19世纪20世纪制定的物权法所不同的是，21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但也很可能是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空前突出的一个世纪。这就迫使人们制定出一部现代物权法，给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相应的保护和关怀，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在物权法中规定优先权制度毫无疑问能够体现这一趋势，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
6、中国现行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就该项权利的性质，中国学者见解不一。286条规定的承包人就工程价款债权而对工程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优先权，其理由是，第一，作为一般受偿权，是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和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应有之义，无需另设专条加以规定。第二，作为留置权，明显牵强附会，多有不妥，因为留置权以动产为标的，以根据合同已经占有留置物为必备条件，以担保法规定的留置发生范围为界限。第三，作为法定优先权，其积极效果有四：一是切实反映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公平性；二是明确体现了建设工程项目所包含的社会公益和公正；三是及时催动了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用，有利于释放效益和效率价值，促进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和平等互动；四是能更有效地解决现实中大面积拖欠工程款、承包人的权利普遍性得不到保护的严重问题。同时，在物权法制定后仍然还在在合同法分则中规定带有物权效力的权利是不合适的。在合同法制定时，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但社会生活又有迫切需要时不得以而为之，在物权法制定时应及时弥补，以期在将来的民法典中纠正这一错误。
7、优先权中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学者们所广泛提到的问题就是优先权的公示问题。一般认为，优先权为不须公示的法定担保物权，由于其欠缺公示性，难免威胁其他债权人，甚至其他担保物权人，所以各国民法对此项制度多采批评态度，这也正是导致优先权衰微的一个原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优先权与物权公示制度的冲突，有必要对物权公示原则本身进行重新思考。所谓物权公示原则，是指在物权发生变动时，必须借助一定的公示方法来表现这种变动，这样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的原则。物权公示原则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交易安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是物权法的基石之一。物权之所以需要公示，是因为物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效力，它的变更必须有外部表征，让交易以外的善意第三人能够获悉相应的变动，避免遭受损害，保护交易安全。由此可见，物权公示的作用有两点：从消极意义上讲是为了防止第三人遭受损害，保护交易安全；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为了确认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而这两点都是由物权变动引起的，所以物权公示原则从本质上讲是对物权变动的法律控制手段。而物权之变动，可以是由法律行为引起的，也可以是由法律行为以外之事实或基于法律规定而发生的。对于由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一般以占有或登记为公示方法，然而占有或登记并非所有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对于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定物权，法律规定本身比登记、占有具有更强烈的公示效力。依法律规定而发生的物权，不经占有或登记即直接发生效力，因为授予权利人该权利的是法律，而法律当然具有与登记等相同的公示效力。所谓公示无非是公开并让他人知晓之意，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物权，法律之规定本身就具有公开该物权并使他人知晓的作用，而且其作用明显强于占有和登记。所以优先权井非不需公示之物权，而是不以占有或登记为公示方法的物权，其公示方法为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规定工资、税金等享有优先权，该规定本身已足以使其他债权人知晓并明确其法律关系，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其他债权人就应将此规定考虑在内，从而免受不测之害。故而法律规定对于法定物权来说，既确认了物权变更的法律效果，又可防止第三人遭受损害，维护了交易安全，委实为物权的一项公示方法。以法律规定作为优先权的公示方法，又应区别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二者虽然都是法定担保物权，但是一般优先权由于其法定性较强，而且其所担保的债权额一般较小，所以以法律规定作为一般优先权的公示方法，既可以起到确认物权的效果，又可以维护交易安全，而对于特别优先权，法律规定作为其公示方法，可以起到确认其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对于第三人的保护尚有不足。所以有必要在以法律规定作为其公示方法的前提下，对其效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动产优先权，当权利人占有标的物时具有绝对效力，可以对抗任何债权人；而当权利人不占有标的物时，其效力只能对抗普通债权人，不能对抗对该标的物享有物权的人。对于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一般应进行登记，没有登记的不动产优先权只能对抗普通债权，而不能对抗任何担保物权。这里登记的目的在于宣示其权利之存在，非为设权之生效要件。?
综上所述，优先权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虽然它在逻辑上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却不能否认它存在的价值。它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可以使我们的物权法充满鲜明的时代色彩，充满人文关怀。

❻ 物权法上物内涵.特征及物权的概念

物权法所称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也包括法律规定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版依法律规定理权解，物权法所说的“物”，主要是指“有形财产”，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如土地、房屋、汽车等。而无形财产，如专利技术、商业秘密、商标、著作权等，则由其他相应的法律调整。
有形财产，以是否可以移动为标准，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土地、建筑物等，属于不动产；机动车、电视机、桌椅等，属于动产。概括而言，物权法就是关于动产、不动产的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则。动产和不动产上所体现的物权，具体讲，就是物权法所规定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