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壹』 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超出于地方性的、明显的、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长远的利益。这一概念应为概括性定义。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可参照行政诉讼法中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采用概括、列举加排除的方法 王达 实事求是而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无论在公共利益的认定，还是搬迁程序、补偿的市场化定价等核心问题的制度设计上，相较于2001年出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就制度的演进而言，《条例》与其说是对以前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毋宁说是依据宪法和物权法起草的一部全新的国家征收法规。 可以说，《条例》在立法上的最大突破在于将房屋征收严格限定在“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排他的理由之外，通过列举的方式区分“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参与，要求公正补偿。 《条例》第一条即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物权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制定本条例。 随后，《条例》第三条列举七种属于“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可以征用私人房产的情形(包括：(一)国防设施建设的需要；(二)国家重点扶持并纳入规划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公共事业的需要；(三)国家重点扶持并纳入规划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为改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建设的需要；(五)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危旧房改造的需要；(六)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较之以前的拆迁条例混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其基本立法要义符合宪法和物权法的精髓，实属莫大进步。 然而，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事实上，“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是世界性的法律难题。在房屋征收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一直是利益博弈的平衡点，界定范围过宽将损害物权稳定与安全秩序，界定过窄将影响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我看来，《条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似乎过窄。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超出于地方性的、明显的、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长远的利益。这一概念应为概括性定义。《条例》的列举式立法体例值得推敲。 此外，《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为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实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严格规定为必须由政府组织实施，或违反立项、规划、建设施工、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竣工验收等行政管理法律制度。 从经济实力角度看，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在此方面没有障碍。但是，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而言，其财政实力决定其几乎无力承担保障性住房建设(在这些地区，应当允许开发商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条件过于严格，城市建设必将“舍旧求新”，市场主体必将放弃旧城区改造，大量占用集体土地，导致耕地流失过快，全国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必将很快突破)。 因此，该项规定“为改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进行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建设的需要”或许更为实际。 不能忽视的是，该征求意见稿第(五)项规定危旧房改造仅由政府实施，条件似乎也过于严格。“工矿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是制约城市发展进程的瓶颈，由政府组织实施危旧房改造，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而言仍无障碍，而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而言，财政无力承担、困难依然重重(在这些地区，应当允许开发商参与“工矿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因此，该项规定为“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进行工矿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的需要”似乎更为理想。 公共利益如何界定非常重要。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征收”私人财产的行为，除了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本身进行界定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对于如何认定“公共利益”本身设置一个公正的标准，这甚至可视为征收是否公平公正的价值之所在。其实，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可参照行政诉讼法中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采用概括、列举加排除的方法。

『贰』 行政法中有哪些条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具体到土地行政征收上,以公共利益为本的行政法不仅是“公共利益”保护的最佳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本文指出对行政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利益 行政征收 行政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现状
“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一切运营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强者的利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修宪让人欢欣雀跃,“公民的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纸黑字的写进根本大法实是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没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悬空,实践中土地行政征收矛盾丛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我国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但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在我看来,应该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有总比没有的好)。当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穷尽其宽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后,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由权威机关进行合法性的解释。法律原本就具有滞后性,为什么在“公共利益”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用宪法来具体实施公共利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看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规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国家机关、政治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用宪法来具体保护“公共利益”显然行不通,当然不排除宪法的权威解释。
(二)公共利益的保护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划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私法的范畴,由一部私法范畴的法律去规范一个典型的公法概念显然并不合适。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有关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用私法限制公权的天赐良机,也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弹性条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权法中明细。在我们看来,在《物权法》制定中,既要考虑富人的“金马桶”又要保护穷人的“盛水瓮”对民事立法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考验,所以就根本没精力、也没必要在原本属于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领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
(三)选择“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存在不足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对罪与刑的严密的思辨过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已经成立。刑事法律再进行惩罚,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护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点,是行政权力产生的缘由。“实际上,行政法的许多概念、规则、原则,都是从‘公共利益’这一总的要求出发从私法中借鉴出来的”叶必丰教授将行政法定义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仅是行政法调整的对象而且是现代行政的目的,同时也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所涵盖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实施者而且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护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土地征收为例
现阶段,全球的经济危机,粮食安全倍受各国的高度重视。如何保护耕地,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限制公权,如何在行政征收中体现公共利益等问题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确立为耕地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保护耕地就是现阶段我国“公共利益”保护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征收的立法行为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应该掌握在“公众”手里,因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应当是公共利益最权威的决定者;而由公众决定公益内容的最好形式,莫过于通过人民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来制定法律,在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宽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穷尽之,显然不可能。有必要具体到个案中,这样更好把握。“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尤在有公益授权,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公益之需求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而是将公益予以类别化、特别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规范之公益的内容,能使其在该法律条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内容、动机以及范围”。当我们的归纳受阻,我们可以选择演绎之法。与其苦思冥想的去定义一个言语不可能穷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宁敞开心扉,放眼社会实践,一事一议,由行政法律法规来落实宪法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从而达到准确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征收来说,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个横轴为具体事项,纵轴为特定历史阶段。那么SARA中政府隔离措施无人非议,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征地行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确坐标都活生生的跃入我们的眼帘。“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继宪法理念,在立法技术上,强调“具体规范”原则,国家权力滥用公益之情况,将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征收行为的做出须体现程序正义
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由个人利益组成的某种派生性的复合利益,虽然与个人利益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其出现时所伴随的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与克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即使是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常全面和完备的国家,也认为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去积极地思考,如何让这种限制或者是克减恰到好处,进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利益;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也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在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全部过程中,在设置其他必经的行政程序外,应该重点引入行政听证程序,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公民财产权的有合理维护。听证程序适用领域非常广泛,是现代程序正当原则的核心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公开透明程序、公众参与的程序以及说明理由程序。具体到土地征收,就是要做到:征收前听取被征收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征收决策前邀请被征收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并提出申辩的理由,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有意义的博弈,从而实现双赢。
(三)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无救济则无权利”,所以法院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进行事后审查。现实的情况是,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公民的法律救济途径少,行政诉讼保障程序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为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这就使公民在对行政征收、征用行为主体提起诉讼时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常常对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一般是针对特定人和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应当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行政征收、征用行为过程中出现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也就顺理地成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否则将会出现严重后果,即在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有违法行为时公民无法诉之法院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这是与行政法调整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叁』 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论述

著作权法律制度是一种分配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各方权益的利益平衡机制,其中著作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立足点,其体现了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之精髓.在当代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著作权国际公约中,利益平衡始终是永恒的主题.作为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石,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对著作权法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著作权这一权利的授予具有独特性，这在于权利的赋予具有特定的政策目标，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政策目标通常被描述为在授予著作权人和公众权利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著作权法则是调整因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法调整的核心。著作权法实际上是一部分配作品权益的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被认为是一种平衡的设计，在限制获得保护作品的成本和对作品提供激励所产生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平衡问题。”著作权法是在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实现精妙平衡的法律机制，是协调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器”。

『肆』 如何界定著作权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均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究竟何谓在构成侵犯特定主体著作权的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立法上并无更进一步的规定。在实务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为此，国家版权局2006年在一则名为《关于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如何理解适用损害公共利益有关问题的复函》(11月2日国权办[2006]43号)中指出，“就如何认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均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
参考资料:http://www.sipo.gov.cn/zcfg/flfg/bq/fl/201509/t20150911_1174554.html

『伍』 著作权（版权）是天赋人权还是法定权利

著作权（版权）从权利来源上看究竟是“自然法上的权利”（即“天赋人权”）还是“法定权利”，在理论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著作权制度产生初期，大陆法系的学者更为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的精神和人格，将作品视为“作者的儿子”，因此强调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自然将署名权、防止歪曲作品权等视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同时，由于一些大陆法系学者认定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不可截然分开，而应视为一体化的整体权利，导致著作权作为一个整体也被视为天赋人权。而英美法系学者虽然也以“劳动价值论”等哲学理论解释版权的权利来源，但更为注重版权制度起到的鼓励作者与投资者从事创作与投资出版行业的积极作用，因此强调版权是一种推进公共利益的工具。这样，版权就被视为一种为了实现特定公共政策而由法律人为创设的权利。可见，对于著作权（版权）究竟是天赋人权还是法定权利的问题，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只能说是与观察角度有关。从一般大众对待作品的观念来看，我个人倾向于视著作权（版权）为法定权利。

『陆』 如何认定版权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您好，版权侵权即著作权侵权，但著作权是私权，侵犯著作权一般来说是不会损害公共内利益的。有可能损容害公众利益的应该从公众角度出发：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导致对公众的误导和欺诈，确实会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

『柒』 请问我国有哪些法律有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或说明谢谢

1我国现行《宪法》和《物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主要规定在征收（征用）补偿条款中，但实际上，“公共利益”在1982年修宪时就在宪法第10条第3款中出现，但是直到近来才引起人们注意，并且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2另一类比较集中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是城市房屋拆迁，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是收回公民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于我国实行土地与房屋分离的制度，所以，在《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制度.

『捌』 著作权制度究竟为何而设立,其保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专播的双重目的。合理使属用的正当性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认识,包括激励与接近之平衡、宪法与公共利益、以交易成本和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等。
著作权法明确了著作权制度设立的目的：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玖』 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中为什么需要进行“利益均衡”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产品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设计（立法）到实施都体现了这种矛盾的彼此消涨。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功能，确立平衡原则具有关键的意义。否则，要么是知识产权权利的权利过大，损害了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通过对智力产品提供充分的保护，激励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智力产品的生产，同时有利于广泛传播这种知识产品，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无从实现。或者要么是损害知识产权权的利益，使智力产品生产的原动力不足，同样使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

因为知识产权涉及多个主体的利益，如权利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是最主要的，保护期限的长短就会影响上述利益。又如专利中的权利人与在先使用人的利益平衡，为了保护在先使用人在申请日已经发明了某一技术但是没有申请专利，所以法律赋予在先使用人先用权，可以对专利权进行抗辩。当然还有很多例子，再如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问题，也涉及公共利益，如果个人为了欣赏或研究而复制少量作品则不构成侵权，等等。你可以在知识产权法中找找。

一、知识产权平衡原则的含义

所谓平衡，用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看，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在知识产权理论上，平衡涉及到在信息的生产、专有，与信息的接近之间达成平衡。知识产权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从信息产权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可以被看成是一定的信息财产、信息产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信息的容量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信息量内，信息的专有和公有具有彼此消长的关系。专有的成分太多，势必会给信息接近造成障碍，从而影响到公众对信息的获取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妨碍知识产权制度目的的实现；公有的成分太多，则会形成知识产权的弱保护，可能导致对信息生产的原动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信息的稀缺，最终也不利于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信息的生产、信息专有和信息的接近之间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

平衡论特别是强调利益平衡的平衡论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二、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的内容

1、对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的激励的平衡。

人类通过智力上的努力，创造了作品、技术、产品，形成了智力上的财产和信息资源，这些财产和资源通过进入市场流转被社会公众所利用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这些智力财产在市场中的流通显示了其经济价值，在所有权被确认的范围内，它们被称为知识产权。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说，这些智力财产的实现取决于智力产品的创造成本、潜在使用的需要、市场结构，以及允许其所有人控制其使用的法律权利。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它既涉及到智力产品所有人即知识产权人权利的实现和对智力产品生产的激励，也涉及到对智力产品在市场中的流转的效用。用信息产权的语言来说即是信息扩散的效用和程度，也就是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因此，在完整的平衡意义上，仅仅对于信息、智力创造物的创造激励还是不够的，信息的传播.智力创造物的使用同样重要。一种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能使智力创造的激励达到最大化，但如果没有对传播的相应的激励机制，这种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社会效用就难以称得上是最佳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成本与利益共存表明它在观念上可以作为一种激励创造的东西。但这种权利的背后支持的是对智力产品扩散和接近的需要。在建立知识产权的规则时，社会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平衡：知识产权人控制其智力产品的需要以及使用者使用的需要，如个人对智力产品的必要利用、进行后续发明、智力创作的需要等。

换言之，知识产权这种制度应当在创造和传播知识产权方面创造一种适当的平衡。在这点上，该制度通过以下几方面为刺激创造与激励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1）准许以市场为基础的促进创造的刺激；（2）尽量使创造活动的成本最小化；（3）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及时规定发明与创造的公开与合理的公正使用制度；（4）通过与其他规则或经济制度相互衔接，像反垄断政策、影响知识产权价值的贸易与政策等。

虽然知识产权中的不同的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不相同，它们却都试图在为开发新技术、信息产品和艺术创造中提供充分的激励，并且确保在智力产品的有效分配进入经济中达成平衡。从政策工具和市场运作机制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对于解决市场中开发和信息流转的失败，是一个极佳的手段，因为对智力创造的刺激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实际上，在当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它被建构为既保护作者和发明者的努力，同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信息。

2、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智力产品中，智力创造者和其他对该智力创造物享有权利的知识产权人以及社会公众都有合法的利益。创造者的合法利益的根基是其智力创造的事实行为，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的根基则在于智力产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人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的需求。只要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思想的公有，它能够被每个人小受限制地使用，那么每个人至少与在荒野中第一个占有资源的人一样，有机会去占有思想。在那些通过私有化从公有中移除的那些思想与社会主要依靠的那些思想之间，有一个平衡。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信息和非竞争性商品的角度看，为允许最大限度地接近信息，知识产权法在实现最佳社会效用目标中存在一个信息分配的问题。这样也提出了在激励信息的创造与信息的接近之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平衡的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对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公众对智力创造的使用与需求的平衡。

3、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表现为通过被赋予专有权，知识产权人可以凭着对智力创造的独占而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利益。现代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无不对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作出尽量周全的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识产权。并且，近些年来，这种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以我国新修改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为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化了对权利的保护。这种强化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不过，在自我利益市场知识产权私人利益可能的膨胀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忧。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只是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的一端——知识产权中还存在着公共利益。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的过度膨胀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目标无从实现。从利益平衡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也试图在激励功能和知识产权法的分配之间，在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确立一个精妙的平衡。

进一步说，知识产权法尽管在总体上属于“私法”性质，但都有公共利益目标，只是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有所不同而已。如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增进知识的学习、促进文化和科学的进步，以及方便接近信息和信息的流动。在专利法中表现为，信息的交流和接近技术与信息，最终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没有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将无从实现。因此，在知识产权中，主要的公共利益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上的对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保护将是实现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主要机制。

三、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的作用及意义

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授予无论是从智力创造的劳动学说，还是从智力产品的人格属性或者激励主义层面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或称为智力产品)具有无形性、继承性的特点，从而使之也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换而言之，社会公众对其也有合法的需求。知识产权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创造性表达的最大化。该法律通过创造者对其劳动果实的权利和未来的创造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之问探寻一个适当的平衡，并试图实现这样的目标。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减少对于创造的激励；而创造垄断权的过度的保护会超过创造性表达的原目的。这样一来，立法者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立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励创造者并在多大的程度上使公众获得利益；第二，在多大的程度上垄断权的授予会损害公众。这种垄断权的授予，在适当的条件下，赋予公众一个利益，该利益超过了临时的垄断带来的弊端。例如，著作权法就提供了两种机制，通过这两种机制著作权所有人的权利可以获得保护，而不会损害公众接近信息。这些设计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具有著作权性的表达和不具有著作权性的思想与事实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一方面，作品中的思想不具有著作权性，主张保护思想会因为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而减缓社会效用。另一方面，思想的表达受著作权保护，通过这种保护，著作权法为作者的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第二个方面是确保公众需要利用信息和作者对于原创物的垄断之间的一个适当的平衡的手段。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产品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设计(立法)到实施都体现丁这种矛盾的彼此消长。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功能，确立平衡原则具有关键的意义。否则，要么是知识产权权利过大，损害了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一通过对智力产品提供充分的保护，激励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智力产品的生产，同时有利于广泛传播这种知识产品，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一无从实现；或者要么是损害知识产权权的利益，使智力产品生产的原动力不足，同样使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

从国外几百年来知识产权立法的轨迹看，一方面，知识产权人的权利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在不断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公众信息自由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围绕着立法设计和实施，在背后作为一个根本的指导原则在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利益、平衡的原则。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一般的法律中同样存在这种原则，甚至它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然而，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利益平衡之特色较之其他的部门法可能要强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所致的：（1）对于一种权利明确被法律赋予专有权，这在其他法律中不多见；并且，在知识产权法中，必须解决好这种专有权的范围、限度—一法律上体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时间性和地域性等，以及公众可以自由或有限地接近的领域和程度；（2）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其立法设计必须围绕专有权的分配和公有领域的设定、专有权和公众权利的合理、公平配置展开；（3）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专有权在不断地膨胀，而社会公众对智力产品的合理需求一样在不断扩大，两者始终处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之中，需要不断修改立法来加以完善；（4）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原则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

利益平衡论围绕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对智力产品的合法需求这对矛盾，探讨利益平衡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及通过剖析知识产权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试图提出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应当说，这一思路和理论构建在知识产权法理论意义上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这里先从信息的生产、控制和信息自由、对信息的接近之间的关系初步阐述这种平衡论的思想，然后再提炼这种思想的一些实质性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平衡确实可以作为认知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方法论。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兼顾了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和社会公众的自由接近信息的利益，最终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信息接近的有限的抑制，扩张了信息的总量，为更大程度的信息自由提供了保障。从权利的自由度看，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社会在权利界定与分配上实行的是“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野。所谓专有区域，是指知识产品创造者独占的领域，在专有领域中，他人使用知识产品一般既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也要向其付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法定许可、强制许可)，虽然不需要征得许可，但是要向权利人付酬。所谓自由区域，是指对知识产品的使用，既不需要征得许可，也不需要向权利人付酬。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专有区域的设立，可以为智力创造者从事智力产品生产提供足够的激励，在经济学上讲是有效益的。自由区域的设立则在不损告智力创造者的利益的前提下促进的信息的传播和利用也是有效益的。这种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配，实际上反映了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的使用人利益的平衡问题。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是一种激励知识创造，促进利技、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法律制度。社会的发展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产品。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是激励知识产品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然而，知识产权法这种产权制度的运行是有代价的，这表现为专有权的授予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此，需要在知识专有权和知识共享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根本的指导原则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从国外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通过司法实践得到了发展，回过头来又明确地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和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与机制越来越达成共识。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知识产权在历史上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背后也是利益、平衡机制在起作用。在当代的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利益、平衡依然是知识产权法的重心。正是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的理论基础。

『拾』 公共利益的实践

宪法2004年第20修正案中对土地的征收主要是指对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的征收。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主要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很多学者认为，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之所以滥用，是因为《土地管理法》中没有对“公共利益”明确化。对此，笔者认为，集体所有土地征收中的问题，并非完全归罪于普通立法的疏忽，而是我国的土地使用制度造成了“公共利益”的“稀释”。从《土地管理法》第43条来看，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可见，任何建设用地都必须使用国有土地。
现实中，这种建设用地主要有三种情况：
（1）国家进行公共设施及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2）国有企事业单位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3）需要办理出让手续的土地。
从上述三种情况来看，只有第一种情况是属于公共利益，后两种情况均属于经营性的和主要追求经济利润的利益，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但为什么又必须要进行征收呢？这是因为作为“非公益用地”本来可以通过该土地的自愿出租、转让获得，但是，由于我国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分别实行两种使用制度，国有土地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可以进行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而集体土地则不能进行出租和转让，且对用地方式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因此对于非公益使用集体土地就只能通过征收为国有土地来实现了。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规定“公共利益”的原则，也只会导致将一些非公共利益的商业利益硬解释成是“公共利益”，从而使“公共利益”稀释化。这不能不说是“公共利益”与现实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 另一类比较集中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是城市房屋拆迁，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是收回公民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于我国实行土地与房屋分离的制度，所以，在《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以后，我国又建立了独立的房屋拆迁制度，这种房屋拆迁虽然表面是拆迁人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必须获得国家颁发的拆迁许可证，所以，对公民房屋的拆迁本质上属于国家对公民房屋的征收。根据《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3条的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这可以被看作是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
同时，作为其前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制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四）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
（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可见，土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中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予以明确，同时，根据该条文将“公共利益”与“旧城改造”分开列举的结构来看，似乎《土地管理法》并不认为旧城改造属于公共利益的一种，如此一来，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合宪性”何在呢？ 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作为公民“生活的堡垒”的房屋的征收，是最严重的财产权“牺牲”。财产权只对“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因此，征收（征用）权的行使必须基于公益的目的。但是，由于普通立法中对“公共利益”混乱、模糊的表述，以及由于国家的其他制度，导致宪法中“公共利益”条款实际无法实现，宪法应当作何反应呢？一般来说，可以有两种途径来宣示宪法的效力：
第一，对于普通立法中不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的“公共利益”，以及将导致宪法中“公共利益”落空的其他制度，可以对其进行违宪审查。例如，对于一些纯粹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而进行的土地开发和房屋拆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德国巴登州的高等法院在1950年7月3日的判决中认为，国库利益并非征收上所谓的公益。盖政府为了解决公共财政所采行的措施，虽然使公共财产单纯的增加而有利于国库，却非该法意义下之公益，因为公共资金本身即是为了公益之用，若允许此种征收，则任何一个财产权的转移而有利于国库之收入，皆可被视为合法的征收，如此对人民财产权之保护，似嫌不足。因此，公用征收所要求之目标应超出国库之目的以外。一般来说，对普通立法中“公共利益”的审查可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1）利益衡量原则。利益衡量即在依据该立法所规定的“公益”征收（征用）后，能否给与社会、公众、该共同体产生比先前由原财产权人使用的“更高”的公益价值。所谓“更高”的公益价值，并非是数量的问题，也就是非受益人多少的问题（因在某些征收之个案，如建造国宅之征收，则该国宅的受益人可能是少数的可确定的受益人），而是该征收之目的之“质”的问题。此种“质”首先取决于——依宪法的价值秩序——于此涉及的一种利益较他种利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无疑，相较于财产性的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因为言论自由权及资讯自由权对于民主社会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此该两者较财产权具有更崇高的地位。其次，如果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或者因涉及的权利如此歧异，因此根本无从作抽象的比较，于此种情况，则需采用（2）比例原则。首先，两种财产权对双方的主体的影响。如该财产权是否属于公民的生存必需。其次，假如某种权利须作出让步，其受害程度如何。最后，采用征收（征用）这种手段之后，是否能够满足被选择的公益（妥当性）、征收（征用）对私益的侵害是否属于诸多手段中的最小（必要性）、通过征收（征用）获得的公益是否大于（不能等于）征收带来的侵害（均衡性）。这种违宪审查的途径，虽然在我国《立法法》第90条中有所反映，但仅限于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审查，并不包括对违宪的法律的审查，所以，在我国，公民只能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此为行政法规）中“公共利益”的缺失提起违宪审查。
第二，基于宪法委托的理论，宪法上对公共利益的概括规定，虽然是出于宪法本身的特点所定，但也代表了立宪者对立法者的一种立法的委托，即寄希望于立法者续其未竟之志，而为一定之作为。因此，假如宪法并未对该内容确定之，而该内容又是必须规定者，则由立法制定执行性质法律，来贯彻宪法，不仅是权限，亦是一种义务。立法者违反这种义务，将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或违反明确性的原则。从我国的普通立法观之，我国的普通立法，如《土地管理法》并非对公共利益没有作为，而是没有将该概念予以明确，仍然是抄袭、照搬宪法中的概括规定。无怪乎一些学者批评这种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应当仿照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在普通立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列举。但是，这种建议顶多是一种“呼吁”而已，对于立法者并没有强制力。因此，要想使立法者接受该种建议，必须从宪法理论中找根据。德国学者就认为，宪法在委托立法者立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一个明确性的要求，即立法应力求明确、详尽，以防止行政机关恣意乱为，并使人民有所遵循。因此，立法者不仅须将其所设定的基本思想与目标，完全明白的表现出来，并且应将宪法中留下的公益之空白所引起的不确定，限制在立法技术绝对必要的标准上。当以严谨之规定仍可规范不断变化的公益并促其实现时，则不宜使用开放概括之条款。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许多案件的判决中表示，作为征收目的的公共福祉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其包含事实及目的的多样性，必须在个案中具体的表现出来，故在一个征收的法律中，立法者应该明白规定，在何种计划及在何种要求之下，人民方可遭到征收之侵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种见解，无疑表明，立法者必须“预见”征收的类型何在，并且，不能够只是在法律内重复运用宪法的征收（征用）公益要求——公共利益之用语，作为授权行政自行决定征收（征用）类型的依据。但是，由于宪法委托理论在我国学界尚属陌生，况且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效力，还是仅作为一个对立法者的方针指示，以及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否主张如何立法属于自己的立法裁量，故对立法者提出违反宪法委托动议的前景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