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识产权法庭

㈠ 如何才能创造新的“深圳速度”

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深圳实现“创新之都”的必由之路。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成立知识产权法庭，推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审合一”，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强力保护创新成果；同时，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率先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的内生激励作用。

为了着力培育和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体，深圳设立技术服务专项资金，成立科技服务业协会，鼓励和引导开展各类科技服务，形成了涵盖研发设计、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投孵化、知识产权等在内的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体系。目前，深圳已成为国家首批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并入选“中国创新驿站”首批试点，拥有技术转移机构69家，其中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3家。2016年新成立2家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全年技术交易额达468.7亿元，增长20%。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起点，深圳正以创新、宽容的姿态引领科技领域的点滴变革，焕发出日新月异的生机和活力。

㈡ 最高人民法院何时建立知识产权庭

1993年8月5日，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全国法院率先宣布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揭开了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的序幕。随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江苏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南京等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上海浦东区等基层法院也相继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加强对全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指导和监督，于1995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办公室，设在经济审判庭内。1996年1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正式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

知识产权审判庭共下设五个合议庭，现有法官25人（含庭领导4人），法官助理1人，书记员7人。

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主要职责：

1、负责审理知识产权和竞争民事案件、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不服下级人民法院有关前两项所列案件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包括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和再审审理）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就有关前两项所列案件向本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但本庭裁判的案件除外）以及涉及知识产权争议的请示、复议案件。

2、负责对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和垄断案件审判工作的调研、指导和监督工作。

3、负责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工作，具体承担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㈢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0〕6号）的规定，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可以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㈣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专利纠纷第一审法院具体有哪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专利纠纷案件。

附：《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具有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管辖权的法院》

一、中级法院：（52个）

北京：（1个）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1个）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1.重庆：（1个）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安徽：（1个）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6.福建：（2个）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8.广东：（8个）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9.广西：（1个）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0.贵州：（1个）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13.河南：（1个）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4.黑龙江：（1个）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15.湖北：（2个）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

16.湖南：（2个）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18.江苏：（11个）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19.江西：（2个）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辽宁：（2个）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1.内蒙古：（1个）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24.山东：（5个）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27.四川：（1个）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8.新疆：（2个）

兵团分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农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31.浙江：（9个）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件基层法院：（7个）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㈤ 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什么意思

就是跨行来政区划管辖案件。
举个例源子，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仅可以管辖广州市内的知识产权案件，还可以在广东省内跨区域管辖（除深圳市外）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一审民事案件。

㈥ 深圳出台营商环境改革措施了吗

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压缩1/3以上、实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日前，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积极回应企业反映最突出、社会最关切的问题，为深圳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再添“一把火”。

据了解，《措施》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举措、126个政策点，着力率先营造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是深圳先行先试的光荣使命。”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将以更大力度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坚持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创新创业人才拥有更优质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安心扎根深圳，做强做优做大。

实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1月11日，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对华为诉三星全国首例无线通信国际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这是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揭牌办公后，首次宣判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案件，敲响了该法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第一槌。

“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标志着司法服务于深圳的科技创新发展，能够体现深圳的战略定位和城市地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创新先行区的过程中，国内甚至国际上许多新型知识产权案件都较早地出现在深圳。“深圳一定要研究最前沿性的法律问题，以一流的审判业绩，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深圳是全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之一。目前，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1.12万家，发明专利密度达80.1件/万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在全球创新能力活跃的城市中排名第二。2016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近2万件，占全国的43.1%。

创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显示，深圳市知识产权案件基数大、增长快，2017年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3508件，同比增长57.9％，占广东省的1/2、全国的1/10。

着眼优化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环境，《措施》从实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高地、建立更加规范的涉企执法制度3个方面，提出了19个政策点。“深圳下决心实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抓住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牛鼻子。”全国人大代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樊庆峰认为。

根据《措施》，深圳将率先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处理，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并针对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现象，提出制定知识产权特区法规，率先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措施。

“深圳将建立完善的财产权保护机制。”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介绍，《措施》提出，要制定涉案财产处置细则，明确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等标准和规范。“《措施》还对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让企业家在深圳创业更加安心。”

㈦ 怎么样让企业安心做强做优做大

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压缩1/3以上、实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日前，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积极回应企业反映最突出、社会最关切的问题，为深圳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再添“一把火”。

据了解，《措施》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举措、126个政策点，着力率先营造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是深圳先行先试的光荣使命。”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将以更大力度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坚持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创新创业人才拥有更优质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安心扎根深圳，做强做优做大。

“深圳将建立完善的财产权保护机制。”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介绍，《措施》提出，要制定涉案财产处置细则，明确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等标准和规范。“《措施》还对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让企业家在深圳创业更加安心。”

㈧ 三星S24D360HL显示器的“灵慧节能模式”是什么意思

1. 此功能可通过降低显示屏的电流为用户提供低耗电模式。
   

2. 灵慧节能模式通过调节亮度来实现不同能耗水平，一共有三种模式，75%、50%和功能关闭。

3. 开启灵慧节能，75%模式下显示器画面稍微变暗，这种状态下可节约3.6W功耗，50%模式下屏幕暗的比较明显，最多可节约11.2功耗。
   

㈨ 谈谈深圳唯冠公司和苹果公司纠纷案的法律看法，知识产权法的考试，，求解答

据公开的信息资料，苹果公司与唯冠公司关于商标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商标权有效转移（即所谓的“过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双方法庭交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问题二：新旧商标法体系下商标流转制度的差异。

司法实践中，当商标转让的行政核准和公告程序未完成之前发生纠纷的，受让商标权的一方往往以转让协议为据，强调遵守协议的重要性；反之，转让商标权的一方却以商标转让未经核准即没有完成“过户”的事实状态为据，强调行政核准权的重要性，从而反过来否认商标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协调适用中国大陆地区的合同法制度与商标法转让规则就成为司法裁判权的一个重大任务。

笔者认为，要彻底厘清商标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商标转让核准制度之间的关系，必须对新旧商标法体系下“转让协议”在商标流转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给予重新解读；对合同法制度与物权法制度的协调适用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大陆地区的商标立法体系以2001年12月1日为界，对商标转让法律关系的设立要件作出了重大修正。此前，我国的商标转让核准制度十分简单，只要求由受让人单方办理并提供转让申请表即可，而不要求提供任何“转让协议”。

在1983年3月10日国务院首次颁布的商标法《实施细则》中的流转制度，是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的，每一宗商标转让应当交送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一份，并交回原注册证。经商标局核准后，将原证加注发给受让人，并予公告。此后，国务院于1988年和1993年对该细则进行的两次修订中，均保留了转让人对原《商标注册证》的“交回”制度和商标局在原《商标注册证》中“加注”后发给受让人并公告的制度。但到1995年第三次修订细则时，取消了对原证的“交回”和“加注”制度，仅规定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交送《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一份。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手续由受让人办理。经商标局核准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商标法在2001年10月27日修订时，在商标转让法律关系的设立要件方面有了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增加了“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的规定。可见，转让商标既要有转让协议，又要共同申请。

但是，由国务院颁布并在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却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立法上的重大变化，仍然原文“抄袭”了旧商标法在1995年第三次修订版中的规定，只是照旧法规定商标转让“由受让人办理”，而没有按照新商标法的要求设置“双方共同申请”并提交“转让协议”等核准要件。

在商标转让核准的实务中，国家商标局亦只注重《条例》这一小法而忽视了商标法本身的严格规定，使商标法在事实上被下位法架空。应该说，我国商标行政立法的上述严重疏漏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性瑕疵。
可以假设：如果苹果公司受让iPad的商标是在旧商标法体系下，则苹果公司有权直接办理商标的行政核准和“过户”手续；问题是，苹果公司的受让行为发生在新商标法体系下，显然苹果公司与唯冠公司必须遵守“协议转让”和“共同申请”两项规则。

问题三：商标转让协议的效力是否受商标核准行政行为的制约。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转让方或受让方任何一方不履行申请过户义务的，则该如何确认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合同法和物权法制度下完全可以解决。

商标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类似于不动产。其流转制度应受物权法中的“所有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规范。物权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也就是说，转让方如持有“未过户”理由来否认商标转让协议本身效力之主张的，除非商标法律制度要求转让协议必须经登记、核准后才生效的方可成立。那么，大陆地区商标转让制度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商标法关于商标转让制度的唯一一个条款就是该法第三十九条，即“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

显然，商标法没有将转让协议的效力与登记、核准制度关联起来。也即，商标转让是否“过户”并不影响转让协议本身的法律效力。商标转让未经行政核准程序的，只是受让方暂时没有取得商标权，但不能就此反向否认商标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和可履行性。事实上，合同法“解释一”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商标转让法律关系正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

笔者认为，在商标的有偿处分中，受让方有权要求另一方承担对转让合同的继续履行义务，并根据此类判决向商标主管机关直接申请过户。因此，在“未过户”且商标转让方持有商标注册证的情形下，司法机关完全有权用确权判决的方式对商标权属进行重新确认，并不受商标注册证所记载的权利状态的限制。此时，法院的司法确权判决效力必然高于商标注册证，其具有直接否决和剥夺注册人商标权的法律效力。

此外，国家商标局对法院的司法确权裁判负有协助执行义务，不得以商标权属确认权“专属”于商标主管机关为由而拒绝协助执行。事实上，商标主管机关只有正常的商标行政核准权，对涉及商标民商事权益纠纷并不享有确认权。
摘自《“iPad”商标案引发的规则之问》师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