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对称战略主导知识产权大时代

A. 言为公器：古人有知识产权观念吗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提出，知识产权的制度构建和保护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展示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不是很健全，有很多不足之处。回望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知识产权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萌芽，只是受到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未形成一种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学古通今，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思想，可以对我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作出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我国古代存在知识产权思想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 J. Needham 1900 - 1995)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近代以前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知识和技术远胜欧洲，但是为什么在近代科学，经得起世界考验并得到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思想都产生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在中国或亚洲任何其他地方没有发展起来? 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难题，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国内外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法律界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最近，有部分学者开始从法律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史来说，这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存在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在其2003 年出版的《知识产权论》一书中，就有关知识产权的起源，作者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代即存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认为国家对观念的控制并不一定就不能产生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虽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商品经济。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观要求就客观存在。统治阶级本身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兴趣，但是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达到其他政治目可能是其一种手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数据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发现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特别是在版权保护方面。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诚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国古代时期交通闭塞，资讯匮乏，信息流通极度不畅，发明创造没有保护的客观条件，也没有必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才衍生发明创造，虽然集中的王权并不认可私人创造的独占性，在我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都是皇帝的，但并不表示保护知识产权的思想或者行为并不存在，也许其所体现的保护并不符合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定义，但是并不说明它们就不是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这种保护不完全，较为片面而已。

二、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 一) 版权制度

版权又称为著作权，是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已发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非经同意，他们不得出版或者更改，原始版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七百多年，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很少见。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期间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建立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 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 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版权是一种财产权，从历史书籍或者非正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人很早就有了支付稿酬的现象，大家耳熟能详的有陈皇后千金买赋，复得幸，一篇《长门赋》价值一千金，这一千金放在现代就是所谓的稿酬。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以来大量的古典文献作品都会有作者的署名，比如流传至今的《老子》、《孟子》等，这说明古代的文人已经意识到作者署名权等权利的重要性，而对于剽窃抄袭的，会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民间人们对文人的知识产权也普遍持尊重态度。之所以版权权利在民间广泛存在，而法律上未对其做一定的规定，没有将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这和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帝王控制，不尊重个体的思潮有直接关系。

( 二) 商标权制度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上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记，用来区分生产者和产地。

据史诗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比如龙门镖局，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一些标识用在商品包装上，有目的地使消费者认明商品来源，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实物流传至今。茶业、丝绸、服装、医药以及其他行业的生产者，通过在其器物上打出标记，公开声明他人不得使用期相关标记，在行会和地方官署登录其标记等方法，来维系他们使用的商标。历朝的法典确曾通过一套精心制定的法令限制使用某些与皇族或者官府联系在一起的标记，如代表皇权的五爪的龙，还禁止模仿由景德镇的陶艺艺人和其他专为皇家制作器物的人使用的标志，规定某些手艺人将其技艺传至外国为非法。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预示有一个比较集中化的法规模式。

当然，拥有商标不意味着拥有对商标的保护。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和整体性的私法缺失，商标保护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基础，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完整的商标保护法律，在古代中国。调整民事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礼教，封建礼教的核心之一就是仁义礼智信，没有什么比确定道德与举止合宜的礼仪更有用了，就这样，礼促成了社会的秩序化，也约束了个人的行为。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商人在交易中是很重视信用的，通过礼教规范的约束，商标的专用权受到了实际有效的保护。

虽然古代的作家或者商人曾很努力的想要保护专有的标记和程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是存在了极大的困难，不仅因为政治制度，也是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的不对称性等。所以，在遇到例如现代的侵权问题时，商人和生产者会直接的通过行会或者组织应对解决这些问题，当组织解决不了时，就转于官府机构，向官府求救并不是说起诉仿造者违法，古代的中国并未对此类侵权做出明确的成文法规定，而是请求官员防止不公和欺诈，利用权力命令侵犯者终止仿制行为。其实古代的封建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完完全全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这些官方的对私人的创造活动的保护只是捎带的行为，或者是在知识产权人的金钱或者权利支配下的行为。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入侵，市场的被迫打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在1902 年中英关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强烈要求中国就商标保护问题制定法律。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和外国签署有关商标保护、商标注册和商标管理的内容。1904 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为中国以后的商标立法提供了体系较为完整的蓝本。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以《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为基础，为实施上述《商标法》，正式成立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商标注册管理机构北洋政府农商部商标局。按照《商标法》审定、核准注册了第一件产品商标，编辑出版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本宣传商标法律、法规，公告商标注册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商标公报》等。所有这些中国商标发展史上的第一，都是在1923 年北洋政府执政时期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又于1935 年和1940 年对《商标法》进行了修订，使商标的构成要素、商标专用权的范围、保护程序等更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三) 专利权制度

1859 年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总管朝政后，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1881 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十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 年5 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1912 年12 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成为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对于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方面来说，据记载: 古代有一个世家家族研制出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由记载可知，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有将发明创造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的觉悟，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古代缺乏规范性、成文性的保护创新的情况下，民间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通过对技术的保密以达到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目的，比如著名的同仁堂系草药生产者们，只靠雇佣家族成员或者阉人，靠保守关键生产程序的秘密，不让家族以外的人知晓，来维系其生产过程的机密性。还比如自立门派，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等。古代政府对诸如此类的民问保护措施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支撑了中国几千年来领先世界的民间科技的发展，虽然没有以法律条文将其一一罗列，但是不能否认其确实是有效的。

三、结语

我国古代法制建设滋生的土壤是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这种为我独尊的皇权和封建政治不能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在古代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们尚且可以使得知识产权在夹缝中得到存在并发展，对于我们现代社会而言，国家法制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制度应该作为重点去建设、去发展、去完善。在德法相辅相成的今天，不能只依靠古代的礼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应该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升到完备的法律规范层面。

B. 知识产权交易，如何进行选择

知识产权交易存在“四难”：
一是“对接难”：突出的表现是数以万亿的创新成果处于闲置状专态，找不到买属主；同时许多企业却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自己公司发展所需要的专利、商标或版权。
二是“匹配难”：什么是好的专利和商标？不是最贵的，而是最适合企业自身情况的。而要做到资源精准匹配对接，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双方需求，还需要准确把握市场预期。
三是“评估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对其价值的评估是一个难点，把知识产权低价卖出去的情况，并不罕见。
四是“成交难”：在过去，知识产权交易信息不对称，流程不透明，各种中间环节复杂，收费无标准，因此最后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成交很难。

C. 专利制度的中国发展

一、适合专利制度发展的新“长尾”
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长尾理论》一书中用简单的“数量”和“品种”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阐述了只要满足1、制造它；2、传播它；3、帮助找到它这三个条件，就可以把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与新兴的小批量生产的特征全部概括进去，从而形成一条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长尾。专利制度下的技术创新激励亦是如此。
中国在吸收了国外的专利制度基础上，又利用了专利费用减缓、“一步到位”的专利申请等特色方法大大降低了申请人的经济准入门槛，辅以专利制度的保护与公开，配合因特网作为知识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领域的不断膨胀的创新活动，形成了一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资源长尾。所以才有了20多年来，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保持着惊人的增长。使更多的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产权，形成一个鼓励科技进步，维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创新发展。从而真正做到科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以人为本，使得申请人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推动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专利申请门槛的降低恰恰反衬了知识创造的不易。由于专利技术具有信息化特征，使得侵权者复制的成本趋近于零，同时它兼备创新性和稀缺性，在同一时期很难找到替代品，如果不加以保护，就会使侵权行为变得肆虐泛滥，研发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鲜有人愿意再创造产出，结果导致供给不足，不仅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严重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所以，专利保护所确定的率先性和独占性的专利控制形式是对发明者所冒风险和智力投资的回报。作为创新保护的“原动力”是专利制度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也是维系这条不断创新长尾的保障。 二、大规模协作环境下的专利创新
多年的积累，已经使中国成为“专利大国”，但是离“专利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评价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重要的是有效专利的拥有量，而不仅是发明专利的多少。专利只有经历了从授权到应用、产业化等一系列过程的成功，才能称之为“创新”的有效专利。
专利制度本身是一个“舶来品”。由于中国专利制度建立较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差距，怎样消化西方国家的百年精粹，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语境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寻求有效措施来缓解、调整和消除专利制度在我国的“排异”现象，寻求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知识密集型发展轨迹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严峻的问题。因此，提升中国专利质量，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差异化专利制度，形成中国自有的高效创新体系尤为关键。具体措施有：
合理利用国内外专利文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其一，通过对专利文献这座宝库中所蕴藏的技术信息进行挖掘，人们可以了解世界各国以及企业的科技发展最新水平，预测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分析潜在市场发展动态。从而选择正确的技术创新方向和途径。其二，有效地配置资源，抬高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其三，尤其对于我国一些实力较弱、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地进入该领域。
在开放的平台上协作创新。被誉为台湾IT业“教父”的施振荣在《再造宏碁》中提出——采取与本土企业合资的方式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与商业壁垒，实现华人企业国际化的一条良好途径。采取“专利联盟”的策略是在当前知识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中国入世后知识产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积极引进外资。资本市场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纽带。离开了资本市场的支撑，技术创新将会困难重重。随着中国的市场的不断开放，国际风险资本与信贷资本逐步注入，可以通过资源的超常规配置来激励创新和培育新兴产业。
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要素、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态势，以及政府与机遇等因子的组合。这些因子共同形成一国产业的聚集，聚集越强越紧密，该国产业之竞争力越强。所以，成功的创新要求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适合国情的基础上调动现有的优势，去弥补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劣势，弥补质量的劣势，提高市场竞争，巩固和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

D.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E. 现代专利制度是以申请人对发明创造的公开换取法律给予的保护，是现代经济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