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商品化

⑴ 王胜民的《我国的物权法制度》的内容

摘 要]典权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法律制度，其产生与中国过去特定的经济形态相适应。在现阶段物权法的制定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在物权法中规定典权制度，是我国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典权在我国现实的法律体系中是否有设立的必要。

[关键词]典权制度 物权法 质疑

一典权的概念、性质及其历史根源

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特任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1]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享有使用收益权利的一方，为出典人；收取典价而将自己的不动产交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的一方，为出典人；作为典权客体的不动产，称为典物；典权为典权人为对他人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而付出的对价。

对于典权的性质，主要存在三种学说：一是用益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是用益物权；二是担保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是担保物权；三是特种物权说，即认为典权既不是纯粹的用益物权，也不是纯粹的担保物权，而是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性质之特种物权。另外还有买卖合同说，认为典权是附买回条款的买卖合同等。我认为，典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用益物权。原因在于，典权人所享有的典权，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权利。换句话说，典权人设立典权是为了获取典物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收益权符合用益物权的性质。另外，典权设立不以先前债权的成立作为要件，是主物权，这是典权制度与担保物权所区别的最为显著的一点。

我国的典权制度源于唐朝，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典权的产生和我国所具有的特有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我国古代，土地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以为土地几乎是一切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为安身立命之本。对于祖辈而言，能够留住土地房产，即是守业；对后辈来讲，得到房产土地即为创业。中国老百姓敬祖观念极深，对于祖辈遗留下来的产业均希望世代保存。变卖祖产，特别是土地房屋是很耻辱的事情。所以即使遇到急需金钱的时刻，也不愿轻易放弃土地房产。第二，在我国历史上，土地的买卖受到限制。如在唐令中规定，每丁男受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80亩为口分。永业田可承传，口分田在主人死后须交还政府。因此均田制下，口分田一般不准买卖。因此，在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下，缩小了利用土地融资以供继续的范围。但是，在商品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缺乏金钱调用的情况下，对于广大小农来说，土地房屋为期主要家业，若遇到急需金钱的情况或因钱债无所措施时，似乎只有土地房屋可以解危。因此，典权制度就有了存在的必要。第三，土地兼并促使了典权制度的产生与反展。土地兼并始于唐朝，并且愈演愈烈，致使违法买卖之典制产生。[2]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的贫困是人们不愿以通常买卖方式处置土地房屋谋取资金的根本原因，限制土地买卖的法律规定是使人们寻求其他土地房屋处置方式的制度因素。正是在贫困、禁卖、兼并等诸多主要特殊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使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独特的典权制度。

二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典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与我们前述的中国特有的经济条件不同，在古代国外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从未出现过典权制度。如在《汉穆拉比法典》的全部法律条文之中，民商法条文占80％，其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商品交换的方式，但并未规定典权制度。在罗马法中也不存在典权制度的规定。后来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典型代表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均未规定典权制度。旧中国的民法对典权制度的专门规定，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生活条件下对我国原有的典权制度规则的系统总结。但是关于典权制度的规定不像其他的制度一样可以参照国外的规定，所以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关于是否规定典权还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状况，典权制度的设立已经没有了根基和必要。

（一）从典权制度的功能和当今社会的需求来看，典权制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根基。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从法理的角度上来讲，典权人取得典权应该是为了取得对物的用益，但从现实中典权的功能来看，其存在的意义不大。首先，典价的金额过高。典价是处于买卖的价格和租金的价格之间的价格，而典权人获取的权利远少于所有权人。并且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典权人享有的便利不如租赁人，而且租赁的手续要相对简单得多。其次，对于不约定典期的典权来讲，出典人随时可以要求回赎，这无疑是对典权人的用益权的阻碍。最后，典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但是在现实中，其功能还是体现在对于债的担保上。多数人设立典权是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并获得资金的支持，典权的设立也多是出于出典人的要求。因此，从典权的功能来看，虽然典权重在用益，但是许多人仍然将它用于担保。所以，典权在现实中的功能可以被其他的担保方式所代替，典权的存在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并不需要单独设立典权。

（二）从典权的客体的范围上看，典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土地的私有制被废除以后，典物的范围越来越小。典权的客体是不动产，最主要的不动产就是土地和房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然人手中已经不再有土地所有权。土地被出卖、出典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典权客体只能是房屋。而且，在我国新的《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典权的客体只能是住房，其他种类的房屋不能在作为典权的客体。可以看出，我国传统典权制度中的典物的范围已经非常小。有学者指出：“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之推行，人民所有不动产将大量增加”，[3]从而得出我国典权制度将大有适用空间。但是我认为这是缺乏对我国现实情况的把握。我国过去大多数人的观念是不惜倾尽所有而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完全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很多。但是随着房屋价格的日益攀升，房屋的价格并非一般收入得人能够一次性付清。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转变，不愿意将大笔的资金投入到房产中，而更愿意用来作为其他的投资。因此，我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现象是利用银行贷款，通过按揭买房，而且按揭期都很长，现代的个人取得房屋完全所有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更是少数。所以，唯一作为我国典权制度客体的住房，其范围也受到了现实的制约，大大缩小。可以说，典权制度的客体和调整对象相当有限，在物权法中对典权单独规定没有必要。

⑵ 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

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

费用性担保物权是指依法律规定为担保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所发生的费用而产生的担保物权，如留置权。融资性担保物权是指为担保融资而设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质押。由于费用性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是为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而发生的，是融资性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基础，所以法律予以特别保护，赋予其优先效力。

例如：甲因为缺钱将DVD质押给乙，乙发现该DVD有质量问题无法使用，乙就将DVD送到丙处修理，但是由于乙未支付丙的维修费，丙就对该DVD机行使留置权。两种担保物权存在先后顺序的冲突问题，这时，作为"费用性担保物权"的丙的留置权优先于作为“融资性的担保物权”甲的质权。

############################关于物权优先效力的相关法理如下：

物权的优先效力，称为优先权。其包括以下内容：

（一）物权的对外优先效力，即当物权与债权同时并存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物权之所以具有对外优先效力，原因在于物权系属对物直接支配的权利，而债权非有债务人之行为介入，则不能直接支配其物，二者性质有此不同，故物权有优先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体现在：

① 所有权的优先性。此种情况常发生于一物数卖中，已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方之权利优先于另一买方所享有的债权，仅享有债权的买者不得依其债权请求已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方交付标的物。

②用益物权的优先性。即当某特定物已成为债权之标的物，但该物上如有用益物权存在，该用益物权优先于债权行使。

③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即当担保物权与债权并存时，担保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特别是在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可以产生出别除权的效力。

④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例外情况是“买卖不破租赁”。在租赁期间，如果出租人将租赁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受让人，受让人不得依其所有权主张租赁合同终止，要求承租人交回租赁物。此时，承租人的承租权在法律上虽属债权，但承租人对于租赁物已经取得占有、使用的权利，该权利与单纯的债权不同，具有对物支配性，而非仅为请求权。

（二）物权的对内优先效力，即在多个物权并存的情况下，先设定的物权优先于后设定的物权。在确立各物权的优先效力时，应遵循如下规则：

①先设定的物权优先于后设定的物权，即“先来后到”规则。这一规则的适用同时又引申出另一个规则，即后成立的物权不得妨碍先成立的物权。先物权的实现可导致后物权的消灭或自然排除后物权。

②定限物权优先于所有权。因为定限物权通常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当所有权人的意志所产生的，其存在本身形成对所有权的限制，具有对抗所有权的效力。

③担保物权优先于用益物权。同一标的物上存在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时，担保物权优先于用益物权而实现。这一规则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信用制度。

④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费用性担保物权是指依法律规定为担保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所发生的费用而产生的担保物权，如留置权。融资性担保物权是指为担保融资而设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质押。由于费用性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是为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而发生的，是融资性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基础，所以法律予以特别保护，赋予其优先效力。

⑤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规定某些发生在后的物权有优先于某些发生在先的物权的效力。如海商法上的船舶优先权，此时，应依据法律规定确定物权的效力。

（三）同一物上既存在着某种物权，也存在着某种既具有物权性质又具有债权性质的权利时，前一种物权优先于后一种物权。民法将一些权利如租赁权等虽然规定在债权法之中，但又赋予权利人享有物权的效力，如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然而租赁权本质上仍然是具有物权性质的债权，其债权的色彩仍十分浓厚，所以当租赁权人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时，共有人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应当优先，因为共有人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而租赁权人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主要体现为债权的租赁权所产生的。所以按照物权应当优先于债权的规则，前一种优先购买权应当优先于后一种优先购买权。

总之，物权的优先效力是其区别于债权的一项很重要的特征，也是物权作为一种对世权的效力的表现，它有利于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⑶ 为什么说“房改房”不适用《物权法》

“房改房”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职工福利分房和优惠购房，每个职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房”是国家对职工工资中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资金的一种补偿，是我国“住房分配制度”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一种基本形式。 国家“房改政策”大约始于9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
“房改房”与后来出现的“商品房”具有本质区别。一旦涉及“房改房”的产权问题，就不能脱离“房改政策文件”、“职工家庭福利分房”和“职工家庭优惠购房”这个本质特征。
“房改房”不是“商品房”，它本身就是“国家在特定时期的一种政策性产物”，其“政策性极强”，其案件性质属于国家政策性产物，其产权关系与其家庭参与分房人员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一般商品。另外，在七、八年后出台的《物权法》，对“房改房”历史事实不具有“法律溯及力”。

⑷ 法律上有没解释房改房不适用物权法

“房改房”物权确权纠纷案，适用于国家、地方和工厂 “房改政策文件”；适用于“上海高院”关于《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996)沪高法(1996)250号】文件；适用于《民法通则》的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适用于《物权法》。
“房改房”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职工福利分房和优惠购房，每个职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房”是国家对职工工资中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资金的一种补偿，是我国“住房分配制度”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一种基本形式。 国家“房改政策”大约始于9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
“房改房”与后来出现的“商品房”具有本质区别。一旦涉及“房改房”的产权问题，就不能脱离“房改政策文件”、“职工家庭福利分房”和“职工家庭优惠购房”这个本质特征。

⑸ 永佃权的永佃权本质特征

以目前之史料而观之，永佃权制度于西方产生甚早。“永佃权”(Emphyteusis)概念本来自于希腊语，足证远在古希腊时期永佃权已具原始雏形。1延至公元二世纪正式成为一种法律概念，优士丁尼时期形成一种完备的制度并为后世所因袭。2有学者认为永佃权制度萌芽于《汉穆拉比法典》，其时土地归王室或公社占有，耕地则分配给各家使用，使用者以缴纳赋税或服劳役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该种权利可世袭。3中国永佃权最早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在唐中叶以后，随着大地产的形成，土地用益物权本身获得了历史性进步。人地资源的严重失衡必然带来新的土地租佃关系，而远在三国时期农村佃农业已基本脱离人身性依附，取得了自由的人身权利。4如所周知，唐中叶以前之土地兼并主要是土地占有权之兼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租税合一制度成为该种土地所有权之内在支撑。唐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化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趋势，均田制之瓦解直接衍生了庄园制经济，同时佃农对地主之人身依附关系随之松弛，现代封建租佃关系正式成立，而内容齐备、权责明确、人格平等、产权明晰的土地租佃契约遍及全国。5土地私有化与佃农人身自由化为永佃权制度之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和广阔的历史生存空间。宋代因唐旧制，“不抑兼并”，6“田制不立”，7土地买卖、租赁“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值”。8大庄园经济与小农经济最终形成中国农村经济之历史主流，永佃权制度也应运而生，延及明清，终成燎原之势。
关于永佃权之名义，一般称之为田面权，地主之所有权与之相对应称之为田底权，田底、田面之称，江南各地，异名颇众。计有大买、小买，卖租、顶首，田骨、田皮，民田、客田，小租、大租，田面、田根，上皮、下皮，大业、小业，大苗、小苗，粮田、质田等数种。9永佃权之强大推进力使之在民间经济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迄至民国时期，永佃权人（佃农）尚享有极大的土地经营权及该种权利之自由转让权，成文法与习惯法对此形成了双重保护，最终推动了封建地产市场原始规模的形成与发展，也缓解了明清两代因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诚如上述，永佃权之历史演进过程说明封建大地产的规模化与佃农人身自由化使用佃权制度产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人、地关系的高度失衡又必然催生一种新的土地租佃关系，正是基于此使得永佃权具有了与其他民事契约关系不同的特质。一般而言，永佃权制度之形成途径或原因有以下几种。
1、农民基于开垦地主之荒田或无主荒田而享有永久佃作之权利。以该种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权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租佃契约形式从国家或地主处取得土地用益物权，此类为常态；另一类则是以竞争缔约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权，此点足有可多者。就宋代而言，此类竞争性缔约方式已然相当发达，以招标、投标方式缔结契约于当时具有普遍性，以官方对土地经营权之处分为例，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八月，朝廷对浙西州县积水减退后的露出的田土采用实封投状方式进行招标“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地亩、立四至座、著望乡村，每围以千字号为号，置籍拘籍，以田邻见纳租课比扑，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实封投状，添租请佃，限满拆封，给租多之人。每户给户贴一纸，开具所佃田色步亩，四至著望，应纳租课。如将来典卖，听依系籍田法请买印契，书填交易”。10从此则史料可知：其一，宋代之农户或佃农可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权，该种土地经营权具有物权效力，可以对抗原所有权人；其二，该种土地用益物权系依竞争缔约方式取得，具有极强的公示性和公信力；其三，该种土地用益物权可由佃权人自由处分、典卖，所有权人（国家或原所有权人）不得非法干预。取得，具有极强的公示性和公信力；其三，该种土地用益物权可由佃权人自由处分、典卖，所有权人（国家或原所有权人）不得非法干预。
2、农民将自有土地出卖与他人但保留土地之耕作权，俗谓“卖马不离槽”、“卖田留耕”、“卖田不卖佃”。此种情形一般表现为农民无力偿债，以土地抵偿，或迫于生计，或耕作不力，或为逃避经营风险（荒欠）而转让自有土地之所有权，但为维持生计又于出卖契约中明确约定转让所有权的同时保留土地之耕作权，是民间实现自我救济与进行土地融资的有效途径。
3、基于契约买卖取得他人土地之耕作权。此种类型是永佃权权利形态完备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买卖类型，至迟在明代，田骨、田皮已相互分离，土地上出现一种双重所有权，此即所谓“一田二主”现象。田皮权（土地用益物权）独立于田骨权（土地所有权）并可自由流转，使永佃权这种权利本身也成为一种买卖标的。据现存史料考察，明清两代永佃权本身发展成为交易标的在全社会已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章有义先生对清代徽州休宁朱氏之置产簿进行了极为精微的研究，发现出卖田皮权与田骨权民间俗例均独立签约，其中嘉庆年间吴惟大将田皮、田骨同时卖与朱氏，立契两纸，此种一田两契现象仅朱氏置产簿中即达伍例。11是知田皮权已然完全脱离田骨权人之制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4、以缴纳押租的方式获取他人土地用益物权。此类获取土地用益物权之方式是第三种之变体。明代以来定额租制度进一步完善成熟，至清代已在全国占据主导型地位。定额租制度下的地主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之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直接导致了土地用益物权之商品化，押租制的出现是其典型。所谓押租，是佃农以交付押金的形式获取地主之土地经营权，换言之，地主通过收取押金转让土地经营权。该项制度可考者始于明代，清代流行于全国。此点是对传统永佃权的改良，标志着土地用益物权的商品化、货币化。12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江南农村经济为例，佃农只需交纳一笔“顶首费”或“羁庄钱”，“押佃”关系即告成立并受到习惯法的保护。押租制度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地权内容，以前诸多禁止买卖之土地随之进入市场流通，如“祭田”（“祀田”）、“学田”等“永禁买卖”的土地纷纷以押租形式流入市场。13嗣后押租制度通过加押减租的形式演化为名为土地用益物权转让实则为土地所有权转让，进一步推进了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 永佃权之基本特征亦即地主与佃农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佃户以缴纳地租或押金形式获取地主之土地用益物权。
2、佃户获取自由佃作的权利并可自由退佃，地主无权干预对土地之直接经营权，更不得随意撤佃。此即民间著名之“只准佃辞东，不准东辞佃”；同时，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继承、赠与均不影响佃户之土地用益物权，此即民间法谚所谓“换东不换佃”。
3、佃户之用益物权可自由处分，地主无权过问更不得向第三人追及。就民间习惯层面而言，土地用益物权不仅可以继承，还可以出租、典卖或设定抵押。14此点使永佃权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外，尚具有融资功能，为土地商品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4、地主转让土地所有权（田骨权）时，佃户（田面权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以宋代为例，自北宋以来，官私田产买卖已趋正常化、规模化，官府出卖官有田业时，赋予承佃人（见佃人）先买权，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出卖户绝入官之田产，“榜示见佃户，依价纳钱买充永业”，“若见佃户无力收买，即问地邻，地邻不要，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其后两年，又一次诏示地方州县出卖户绝、没官田时，应出榜晓示见佃户优先购买，若其不愿或无力收买时，方许按常规依序递问地邻户诸色人等是否购买。15至于南宋，在竞争性契约关系中缔结的租佃合同仍以见佃人之优先权为首务。以招标租佃合同为例，招标、投标、决标任何环节均不得侵害见佃人之优先权。承佃人之优先权表现为优先承佃权和优先承买权两种，依宋朝之例，承佃人所享有的优先权有三种：一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制“实封投状法”，迹近于今日之招标制度，开柜拆封后，“以时比较，给著价高人。内著价同者，即给先投状人。或见佃赁人愿依着价高人承买者，限五日投状听给”。16按此规定，投标者中出价最高之人并不能当然获得承佃权，如见佃人愿以同等价格承佃，则投标人必须让位承佃人之优先权。二是带优抚性质的优先权，即给予见佃人一定优惠条件并赋予其优先特权，鼓励其继续管业。据绍兴五年（1135)正月指挥：“限满拆封，给著价最高之人……仍具最高钱数，先次取问佃赁人愿与不愿依价承买，限五日内回报。若系佃赁及三十年已上，即于价钱上以十分为率，与减二分价钱，限六十日送纳”。17这不仅使见佃人之优先权效力高于投标出价最高之人，同时尚优惠20%之价钱，确乎有利于发挥物业价值利用。三是招标前享有优先添价权。即官府在招标之前，如见佃人愿加价，则中止竞争招佃程序，如不愿添加佃价，则视为放弃优先权，官府有权介人，投状添租夺佃。18此种制度延及清末民初以至于今日诸多法律条文中，有力地保护了永佃权人之权利。前者如直隶各地旗地之佃作人当旗人业主欲出售产业时必先尽佃户留买，19后者如今日台湾土地法规中永佃权人之先买权等等。

⑹ 郭明龙的学术论文

1．郭明龙：“人类基因信息权益的本权配置”，《法学》2012年2月（2012年第2期），CSSCI。
2．郭明龙：“论个人信息之商品化”，《法学论坛》2012年11月（2012年第6期），CSSCI。
3．郭明龙：“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法商研究》，2009年2月（2009年第1期），CSSCI。
4．郭明龙：“论不动产“冒名处分”中善意第三人权益之保护——兼与王利明教授、傅鼎生教授商榷”，《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10月（2012年第5期），核心期刊。
5．郭明龙：“精神性人格权之定性—兼论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人格权立法之推进”，《人民论坛》2012年8 月（2012年8月下），核心期刊。
6．郭明龙：“民事责任范畴论纲——三种对立主张的检视”，《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5月（2008年第3期），CSSCI。
7．郭明龙：“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反思”，《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12月（2007年第6期），CSSCI。
8．张新宝、郭明龙：“论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杂志》2009年1月（2009年第1期），CSSCI。
9．王利民、郭明龙：“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新论——过错推定规则的演进:现代归责原则的发展”，《法学论坛》，2006年12月（2006年第6期），CSSCI。
10．王利民、郭明龙：“论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河北法学》，2006年2月（2006年第2期），CSSCI。
11．郭明龙：“论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以物权请求权实现之费用负担为切入点的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1月（2008年第1期），CSSCI扩展版。
12．郭明龙：“拟制与衡平：一般人格权保护之路径”，《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008年第5期），CSSCI扩展版。
13．郭明龙：“侵权统一救济模式质论补遗”，《兰州学刊》，2007年3月（2007年第3期），CSSCI扩展版
14．郭明龙、王利民：“转制与应对——论我国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专业期刊。
15．郭明龙：“论机动车商业价值贬损赔偿”，《判解研究》2008年4月（2008年第1辑），专业期刊。
16．张新宝，郭明龙：“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之算定”，《判解研究》，2008年6月（2008年第2辑），专业期刊。
17．张新宝、郭明龙：“侵权责任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载于易继明主编：《私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18．郭明龙：“论机动车商业价值贬损赔偿”，《疑难侵权案件理论与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6月版，论文集 。
19．郭明龙：“论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对民法教学改革的启示”，《法学教育改革与探索》，法律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论文集。
20．郭明龙：“侵权责任请求权与无因管理关系辨析”，《天津滨海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8月版，论文集。
21．王利民、郭明龙：“逻辑转换与制度创新”，《政法论丛》,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
22．郭明龙：“消费者与消费行为的界定”，《团结》，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综合期刊。
23．郭明龙：“附带诉讼制度构建质疑——兼论行政、民事纠纷交织案件的处理”，《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3月（2006年第2期），专业期刊。
24．郭明龙：“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法发展”，《政法论丛》，2005年2月（2005年第1期），专业期刊。
25．郭明龙：“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与他人达成调解幷主张系共同债务，该调解书效力应如何认定”，《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23日第3版。
26．郭明龙：“银行信贷员持储户现金回银行办理正式储蓄手续途中遭窃谁承担责任”，《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19日第3版。
27．郭明龙：“受害人因其弟侵权死亡其母放弃追究其弟责任——对其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扣减”，《人民法院报》2003年7月3日第3版。
28．郭明龙：“第三人举证确凿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兼与惠春霞同志商榷”，《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8日第3版。
29．郭明龙：“试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附带性审查”，《政法论丛》2002年第3期，专业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