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与知识产权

B. 知识产权有关知识

发展中国家似乎把保护知识产权看做是件很高尚的事情，甚至是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标志。我猜想，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似乎保护知识产权就等于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知识真的可以被据为私有吗？杰斐逊就不同意。他声称思想其本身不能受限制或据为己有，因而发明就起本身而言不能成为财产实体。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人们之所以可以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地提高，主要就是因为知识无法完全私有化，知识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知识如同黑夜里的灯光，不仅照亮了房间里的人，也能够让那些过路人看清道路。那些想永远占据思想垄断权的葛郎台们，就像是把房间的门和窗户紧紧关起来，贪婪却徒劳地希望，这样一来就不会让外边的行人“享受”到他们的灯光。除非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一直被锁在保险柜里，否则只要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人们就可能会学习和模仿体现在这些产品和服务中的部分新知识。由于人们总是能够“免费地”学习到新的知识，后一代的人总是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来更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才使得人类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更何况许多被应用于商业的发明创新本来就所源自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活动。根据美国制药业协会提供的信息，只有43%的药业研发机构由本工业自身提供资金。而29%的研发机构由美国政府的国家健康研究院资助。
我们承认，保护知识产权能够提供激励机制，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林肯曾经说过，“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这种燃料”。然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知识产权并不是惟一的添加剂，与赤裸裸的利益相比，名誉和好奇心或许是更好的燃料。知识产权甚至不是让创新者获得利益的惟一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悬赏制度奖励创新者，而市场本身就已经发明了相当精妙的激励机制。即使没有专利，创新者仍然可以利用许多“天然”的保护机制，获得大量的收益。这些“天然”保护机制包括“模仿时滞”（由吸收新知识的成本造成）、“名声利益”（作为首创者）。一位叫Levin的美国经济学家对650名高级研发经理的调查发现，专利反而没有“模仿时滞”和“向下移动的学习曲线”等“天然利益”重要。在另一项有趣的调查中，Mansfield询问100名美国公司的研发执行主任：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将会有多少发明和创新不会出现。这100名代表来自12个工业集团，其中只有三种工业的代表认为这一比例会较高（制药业60％，其他化学工业38％，石油工业25％）。有6种工业的代表答案是基本为零（其中办公设备、汽车业、橡胶产品和纺织是0％，初级金属和仪器制造行业是1％）。认为比率很低的行业还包括：机械工业17％，钢铁制造业12％，电器11％），平均的比率大约为14％。Mansfield后来在英国和德国也做了类似的调查，结果与此类似。
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了创新者的利益，但是，创新者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吗？换言之，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很多学者担心：专利体系的“赢者通吃”的本质会阻碍创新者之间的竞争，或是导致创新努力与投资的重复。还有的学者指出这一体系会导致发明者努力改进已有专利，而不是创造出真正的新知识，因而资源被浪费。考虑到科技进程的积累性和互动性，对关键创新的强有力的保护可能会延误竞争者创造出对世界更有用的革新。许多人还问为什么所有的发明尽管其社会价值不同，却都获得同样期限的保护及为什么保护期限长达17或20年。
在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否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更值得怀疑。没有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更多的研发活动。实际上，最近在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关于对科技问题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新知识不是可以申请专利的那种。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知识并不是从世界角度来说真正新颖的知识，而是更适合当地情况的知识。为了进一步吸收更高级的科技知识，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模仿和复制，在这种模仿和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学习并掌握新的生产过程需要付出努力；追踪新的技术发展也需要付出努力；评价和选择适用的技术业也需要付出努力；把新技术应用到本国的生产条件中，需要在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组织安排做出调整；这些努力均表现为对技术能力的投资，并导致本国有效使用技术知识的能力的提高。遗憾的是，这些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知识进步却无法得到专利体系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得不用幼稚产业保护和其他工业政策措施来鼓励这种科技发展（19世纪的美国和其他追随者就是这种情况）。不幸的是这些措施在当今WTO协议下是受到禁止的，尽管这些措施并不像所认为的那样有害。哈佛大学教授Helpman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Grossman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行为反而能够促进发达国家的创新。
WTO框架下的TRIPs由于其缺陷，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1）TRIPs强化了发达国家厂商的垄断力量，使得他们能够攫取更多的利润，但同时却使得产品价格高企，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也包括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利益。姑且不提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的高昂价格，更严重的是，有些产品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却无法获得。举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为例，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患者已经有3600万人，其中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非洲国家，由于多于1/4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其人口寿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下降20岁。如果能够及时得到药品，艾滋病的死亡率可以大大降低。然而，美国公司生产的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够一年使用的剂量价值10，000-15，000美元，而在印度生产类似的非专利药品，价值只有300美元。（2）发达国家利用TRIPs竭力阻止先进技术流入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为了提升技术水平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而在某些情况下，发达国家干脆完全关闭了大门，让发展中国家无从获得先进技术。印度的企业为了履行《蒙特利尔公约》，打算不再生产对臭氧层有破坏影响的CFCs，而是转产对环境保护更有效的HFC134a，但是拥有专利权的美国公司开口就要2500万美元的高价，其实际价格不过200万到800万左右。为什么美国公司漫天要价，为的是好就地还钱：它想要购买并控制印度公司的股权。（3）TRIPS允许以前被认为非专利性的天然物质和程序申请专利（微观有机体，生物过程等），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知识产权的含义。原本的知识产权只是保护创新者，而在加进对微观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保护之后，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能只是盗窃者。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发达国家正在伺机进行“生物盗版”活动：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商能够将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广为人知的东西申请专利，这是因为他们能够重新包装这些由传统知识体系组成的产品，这些产品根据协议是可申请专利的，而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种能力。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将是很大的：美国的一家公司试图申请用一种草药治疗伤口的专利，而印度政府针锋相对地指出，印度人自古就知道这种草药的疗效。但是，另外一家美国公司却顺利地把从泰国的苦葫芦中提取治疗艾滋病药物的技术注册了专利，尽管这首先是由泰国的科学家发现的。
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历史的教训。那些声称保护知识产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惟一选择的西方学者，篡改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凡是后进国家，无不通过“偷师”引进技术。在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早期，知识产权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尤其是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更不尊重。与发达国家过去的做法相比，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做的要好的多。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是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为了防止技术泄露，英国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阻止熟练技工出国。为了应对先进国家阻止技术外流的这些措施，较落后的国家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获取先进技术。这些国家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们经常在国家明确表示同意甚至是积极鼓励（包括对获取特殊技术的奖励）下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法国、俄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对英国进行了广泛的工业间谍活动。瑞士直到1907年才半心半意地制定了专利法，到1954年，瑞士专利法才达到其他先进国家的水平。但是，在19世纪末，尽管瑞士没有专利法，瑞士人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头脑的人之一。在这段时期里瑞士人在纺织机械、蒸汽机和食品加工（牛奶巧克力、婴儿食品等）等领域做出了世界闻名的发明。他还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缺乏专利体系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在某些行业，尤其是食品加工工业，专利体系的缺乏反而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
随着经验的积累，发展中国家将日益明白TRIPs并不是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或许有一天也会明白，这一体系也不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当世界专利97%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时，使用这些专利所支付的成本要远远大于从这些专利支持中所得到的收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回顾表明，发达国家现在想要做的，不过是在自己爬上楼之后，就撤掉了发展中国家能够向上攀登的梯子。
学生最起码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不抄袭，不作弊

C. 为什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案例会越来越多了呢

由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开始完备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知识专就是属力量，知识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直接因素。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就提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也表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其前提之一就是要实现明确双方交易之前的产权，以确保交易后不会因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困扰，不会带来事后的交易成本。”

而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而科技就是知识。假如一家公司率先引用某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那么，这家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它的产品在同类产品的市场上就会获得竞争优势。这是每一个公司管理者所愿意看到的局面。相反的，如果一家公司的生产技术迟迟上不去，那么，这家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就只能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所以知识能为企业带来高额的利润，而对知识的唯一占有就是知识产权，这就会让企业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这就好像垄断一样，我是唯一的，那么，所有的其他企业都无法与之相竞争。

D. 知识产权与经济，在资本和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共同点是什么

您问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吧？因为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政权敢声称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现在是不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也思考过很长过时间，请教过许多老师，以前很迷惑，因为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似乎都在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点似乎越来越淡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意识形态的区别如今发展到了更深的层次，我总结了三点。其一，私人资本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影响程度不同，有本质差别，比如美国，一些超级私有财团能够左右从政府到议会的方方面面；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现在开放了很多，到私人资本的发展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就我国来说，比如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已经有四十余家入围，全部是国有企业。说简单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控制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控制资本。其二，从权利分配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权力向来很弱，而立法机关（议会）权力很强，并且行政权力一直处于加强之中；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权利从开始就很强，因而政治改革的重心在于弱化行政权利，以促进民主进程。其三，发现程度上不同，不是从横向比较，而是从纵向来分析，现今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几乎达到了这种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极端水平，所以近年来问题不断阻碍重重，发现速度减缓甚至停滞；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势头正盛，虽然社会问题也不少，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过快的问题，所以我国虽然一直以来坚持改革开放，但总体上本质上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勒紧了绳索，趋向于保守。这次的金融危机我国虽也受到了影响，但相比之下损失不大而且能够很快恢复增长，正是受益于当前的经济制度。以上纯属个人见解，浅薄粗漏，仅供参考。

E. 知识产权的概念，及分类

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概括的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主要基于脑力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广义概念上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客体的权利：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人类一切领域的发明，科学发现，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品名称和标志，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成果的一切权利。

狭义概念上的知识产权只包括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名称标记权、制止不正当竞争，而不包括科学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

2、知识产权的特征

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无形财产权。

（2）确认或授予必须经过国家专门立法直接规定。

（3）双重性：既有某种人身权（如签名权）的性质，又包含财产权的内容。但商标权是一个例外，它只保护财产权，不保护人身权。

（4）专有性：知识产权为权利主体所专有。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经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别规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这种权利。

（5）地域性：某一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

（6）时间性：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一定的保护期限，知识产权在法定期限内有效。

分类：
从权利的内容上看，知识产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是与智力活动成果创造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专属权，比如：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则是指享有知识产权的人基于这种智力活动成果而享有的获得报酬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权利。 按照智力活动成果的不同，知识产权可以分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发明权、发现权等。对于上述知识产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作了明确规定。

F.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技术发达的14世纪的中国

对于李约瑟之谜(Needhamrs Puzzle)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林毅夫先生曾如此评价:"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比较经济史的学者来说,一个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在十四世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林毅夫,1994).
本文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假说:专利制度的确立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关键因素;反过来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没有专利制度.
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李约瑟之谜,但概而言之,可分为技术需求不足论和技术供给不足论两大类.[1]我们认为,对于李约瑟之谜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解释可能都是片面的,具有局限性的.在此意义上,上述各种理论是互补的,它们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而在这一小节,我们试图通过考察专利制度的功能和绩效,对林毅夫的模型进行一些扩展,从而为认识李约瑟之谜提供一些新的洞见.
和林毅夫的观点类似,我们也认为,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乃是技术供给不足的后果.但不同之处是,林毅夫认为中国官本位的激励结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而我们则强调,人们不进行创新的原因是没有法律机制保证创新者对其成果的可占有性.不可否认,在科举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急速升迁梦想强烈吸引读书人花费很大精力去熟读"圣贤之书",已获得功名.一旦顺利踏上仕途,则收益颇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正因如此,林毅夫先生的解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能够通过科举制度而获得功名的人只是少数.这样,如果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利,那么,即便存在科举制度也并不会影响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如果人们可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巨额利润,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这样做,毕竟"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也",而即便在科举时代,"财富可以直接带来社会地位,金钱成了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古代中国技术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并非科举制度使人们无意于研究,而是进行技术创新的收益太小,而这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制度环境无法保证技术创新的可占有性.[2]
专利制度作为社会计划者向潜在创新者提供的一种机密交换契约,它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它一方面鼓励人们将创新知识公开披露,使得累积创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还是克服公共品效应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引入专利制度会改变微观主体创新项目的可行集.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则微观主体只能以商业机密作为保障其可占有性的方式.而在商业机密保护下,微观主体在选择创新项目时只关心的项目价值 和创新知识的隐含性乘积,这将意味着最终没有人愿意进行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大但保密性很差的创新活动目.但是,如果存在一个专利制度,则创新的可占有性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的,它与知识本身的属性分离的.而且,在专利保护下,任何两个对社会价值相同的项目给私人带来的收益也几乎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如果引入专利制度,那些对社会价值很大但本身私密性很差的项目也将最终成为可能.
为论证我们的假设,需要考察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专利制度在英国和欧洲的确立和英国工业革发端在时间上和逻辑上的相关性.第二,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条件和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以说明专利制度的关键作用.
首先考察欧洲的情况.早在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就首先建立了专利制度.该法明确规定:"在10年期限内,未经发明人同意与许可,禁止其他任何人在制造与该发明相同或者相似的装置.若其他人贸然防止,将赔偿专利人金币百枚,仿制品也将立即销毁".根据这项法律,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在1494年获得了"扬水灌溉机"的专利权.(转引自李济群, 1999, p12).实际上,在威尼斯建立专利制度后,曾经吸引周边许多国家的工匠进入威尼斯,对威尼斯工商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之后,16和17世纪,中西欧各国或各地区广泛采用了向发明者授予垄断特权(Monopoly Privileges)的做法.几乎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发明者,或者更正确的说,工匠或者实业家,都被授予特权.这(指Privilege)只是其中的一种.实际上,在重商主义的框架下,还存在着大量由国王钦定或者地方政府颁发的特许状(Charters)、专卖权(Franchise)、许可(License)和律令(Regulation).尤其是在162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钦定的《垄断法案》,人们称其为"现代专利法之始".到18世纪末,世界上三个重要的国家也都拥有了法定的专利体制.法国于1791年通过了专利法,而美国国会则在1793年通过了首部专利法.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专利制度扩散至其他国家,奥地利在1810年颁布了专利法,而俄罗斯在1812年,普鲁士是在1825年,比利时和荷兰在1827年,西班牙在1820年,巴伐利亚在1825年,撒丁岛在1826年,梵蒂冈在1833年,葡萄牙在1837年.(Machlup and Penrose,1950).
不论是钦定的特权,或是后来的专利保护,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发明者对其知识的可占有性,从而对欧洲的技术创新或技术扩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常,认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事件.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在其专利权届满之后,那些被压抑的蒸汽机改进品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市场中泛滥开来"(Derry and Williams,1993,p324).对这段话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断:
首先,瓦特至少可由其蒸汽机专利获得一定的利润,从而可以保障瓦特的发明激励.[3]其次,蒸汽机作为一种创新,虽然其价值巨大,但其知识的隐含性却很小.对应于前面的分析,蒸汽机作为一个创新项目很可能就是那些很容易模仿的产品.否则,瓦特对其将更偏好于商业机密保护.在前面,我们为分析方便假设创新项目的知识隐含性是外生给定的;但正如Nelson and Winter(1978)所言,知识的隐含性乃是一个内生结果.给定一个创新项目的价值很大,则其他厂商或个人将有积极性花很大的成本对其进行编码(Codification).这意味着,对于蒸汽机这样一些价值非常高的创新项目而言,其知识的隐含性,即便刚开始很高,也会迅速降低.所以,若无法律机制保障其可占有性,则公共品效应必然使瓦特等没有创新激励.
再次,在当时,创新知识具有很强"生产性",否则,蒸汽机的改进品就不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尽管专利保护压抑了许多的改进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专利制度的巨大作用.在商业机密下,可能连最初的蒸汽机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改进了.
从时间上看,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欧洲滥觞之时,恰好是在专利制度在欧洲建立之后.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专利制度的确立乃是诱发和促进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如前所述,英国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发端国家,其专利制度的确立,若从1623年算起,到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大概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们认为这是酝酿一场技术革命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时间.对于其他国家,专利制度的建立可能是和工业革命的时间相交替的,从而似乎存在着因果循环的关系.但是,既然英国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对这些国家而言,其工业革命在本质上已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更应看作是是从英国"扩散"而来的,从而并不能由此得出工业革命是专利制度确立的原因.
刚才从时间顺序上阐释了工业革命和专利制度的之间的联系,下面我们有必要再从逻辑上说明两者的因果关系.工业革命,在其具体形式上,强烈地表现为工商资本拓展市场的过程.随着机器大规模代替手工劳动,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引入,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此时,市场份额成为决定商业资本命运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保护,创新厂商的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绝对是不可维持的,由模仿和周围创新所导致的激烈竞争很快会将所有的租金耗散殆尽.从动态的角度看,厂商在预期到这样的结果时,必将没有激励进行创新,从而也将不会有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如果存在专利制度,情况将大为不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厂商接受专利契约,则其创新的可占有性将由法律来保证.在前面的注释中我们曾经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专利保护的本质在于市场份额的控制.这恰好和工业革命时期工商资本拓展市场的目标是一致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专利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为工业革命的滥觞和兴起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与之相比,尽管许多学者说"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他们却忽视了专利制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变量.
作为比较,中国的专利制度最早只能追溯到1859年的《资政新篇》,是由洪仁?在总管太平天国的朝政之后提出来的.这在时间上比英国的《垄断法案》晚了237年.实际上,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洪仁?的专利主张还并未得到实施.
李约瑟之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一样,14世纪的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似乎也应该具备了从农耕社会向商业资本过渡的条件.但在我们看来,由于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能构成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商品经济很发达意味着一旦有新的技术出现,则会迅速传播.但是,熟知的公共品效应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技术扩散越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根本就没有技术的供给.
最后,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曾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但在后来却是无法维持的?对此,林毅夫(1994)提出了一个概率创新模型.他认为,在没有科学指导的情况下,经验是发明的主要源泉.而与欧洲各国相比,早期因为中国具有人口上的优势,从而更容易通过"试错和改错"而获得技术创新.但是,"经过8世纪到12世纪这段技术发明的高峰期之后,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经验发明曲线的顶点.14世纪之后,发明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是,发生重大技术突破的概率趋势越来越小,大多数新发明都是对原来的技术做小的改进h而只有在应用了现代科学原理的指导之后,技术变迁才又恢复到更高的速率上".
林毅夫的概率发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曾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但对为什么后来中国被欧洲反超,我们的解释则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尽管区分"经验知识"和"理论指导"对于解释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路径是有意义的,但它对于李约瑟之谜的缺乏解释力,因为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科学原理的指导的结果.作为佐证,瓦特虽然发明了蒸汽机,但实际上他也主要靠的是经验,而不是有意识地利用热力学定律的结果.其他像纺纱机等等也是如此.(姚洋老师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也指出了类似的问题).
作为对比,我们认为区分"隐含知识"和"公共知识"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缺乏保证知识的可占有性的法律机制,中国的创新大多以商业机密形式存在,这往往随着创新者本身肉体的灭失和一同消失,从而使知识的积累性很差.[4]但是,在欧洲,专利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保证了知识的累积性.因为发明者只有对其创新结果进行信息披露的情况下才可申请专利并获得法律保护.一方面,这使得创新知识和创新者的肉体相分离,从而不会因为创新者本人的死亡和一同消失;另一方面,披露的创新信息最终将变为人人皆可获得的公共知识,从而成为其他人创新的基础.正是这两点,有效地保持了创新知识在欧洲具有累积性,创新活动具有连贯性,从而更有可能导致具有更高价值的创新成果的出现.[5]
在欧洲出现专利制度之前,欧洲的创新也是在商业机密下进行的,而每个人依赖的主要是其本身所积累的私人知识;但由于生命的有限性,这种知识积累是非常有限的.在此种情况下,利用林毅夫先生的概率创新模型,由于欧洲在人口上少于中国,所以从概率的角度,中国产生的创新数目就要多于欧洲,从而可以解释中国曾在长时间内在技术水平上领先于欧洲.根据Arrow对知识的生产性的解释,任何创新的实现,不光依靠创新者本人的努力 ,还依赖于创新者可以获取的知识存量 的大小,而且,随着 的增加,努力的边际产出将会增加.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正是因为专利制度的出现,增了欧洲的公共知识库,从而使"技术变迁才又恢复到更高的速率上".
假设欧洲的人口总数为E,每个人的创新产出为pe;而中国的人口总数为C,而每个人的创新产出为pc.相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C>E一般都是成立的.[6]为简单起见,假设在商业机密下每个所积累的知识别人无法获取,从而某个创新者可以利用的知识存量也就只能是其自己靠经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鉴于各国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且相差不多,可以认为这个知识存量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记为K.同时,不失一般性,假设每个人的努力程度都为f,也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在商业机密驱动下,每个人的创新概率几乎是相同的,即pe=pc.这样,在没有专利制度之前,从概率学的角度看,欧洲的预期创新数目就必然少于中国的,即Epe<Cpc.
但是,随着欧洲专利制度的出现,上述情况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如前所述,对创新知识进行公开披露是申请专利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旦某个创新者申请了专利,与之有关的创新知识将变为人人皆可获得的公共知识.由此,欧洲的知识累积将和创新者分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库,不妨将其存量记为H.在中国,由于没有专利制度,知识的积累还是通过商业机密进行的,从而每个人可以获得的知识存量依然为K保持不变.在专利制度下,随着创新知识的日积月累,欧洲的公共信息库将越来越大,必将使得H>>K.给定努力水平相同,这又意味着pe(H)>>pc(K) .最终,虽然E<C,但由于公共知识库的存在和创新效率的极大提高,欧洲的创新总产出可以远远高于中国的创新总产出,即Epe(H)>>Cpc(K);
这在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实际上,产业革命后欧洲的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正是说明了公共知识库增加后所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在欧洲专利制度建立以前,中国和欧洲的技术创新都是靠商业机密驱动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数上的优势将最终体现为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但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后,欧洲的情况发生了如下几方面的改变.其一,由于专利制度克服公共品效应的功能,那些社会价值很大由于知识隐含性太低而在商业机密保护下不会被投资的创新项目,现在变得有利可图了.其二,由于专利制度的机密交换功能,使得欧洲创新知识的累积性大大提供,而公共知识库的增加又大大提高了欧洲人均的创新产出.这样,尽管欧洲在人数上依然具有劣势,但人均产出大幅增加使得欧洲的创新总量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第三,由于专利制度可在法律上保证创新的可占有性,这更加有力地促使创新技术和工业资本的结合,而这种工业资本"疯狂"拓展市场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专利制度或许才是解开李约瑟之谜最重要的钥匙.

G. 工业革命跟法律有关系吗

工业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法律先进，确保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推进，这样保护了发明人的权利地位

H. 专利权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正式确立了吗

专利权在抄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已袭经正式确立。

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正式名称为《发明人法规》（Inventor Bylaws）。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1852年，英国政府设立英国专利局(UKPO)，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I. 国外知识产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啊

有学者考证，该词最早于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后为比利时著名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皮卡第将之定义为“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商品生产者迫切需要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原先的特权制度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就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从物权、财产权的演变及西方国家立法的进展看知识产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财产权制度和财产权理论的影响,分析物权、财产、财产权概念的演变,联系西方国家关于财产立法的演进,我们可以对知识产权的产生及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适合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权利的产生则是直接基于法律的创设。在性质上,权利是国家或社会对某种社会事实状态特别是人们对生产要素占有状态的确认,以及对所有人依法对其进行支配的保护。在人类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条件下,人类只能在有限的权利客体面前以分裂的状态结成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一部分人占有物质资料并将这种占有赋予合法占有的权利形态,同时以社会其他人的义务履行来完善这种占有。于是,权利形态集中表现为人对物的占有——物权。

物权概念源于奴隶社会的罗马法,其产生比知识产权要早得多。在罗马法中可以看到财产的不同分类方式,如不动产与动产之分在《十二铜表法》中即有规定。然而,尽管如恩格斯所说“罗马法虽然是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完善法律,却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权利的关系”,但罗马法并未涉及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资源有限,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物的价值,及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重要意义。那时的财产观念自然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谈不上对知识产品价值的认识。由于物的占有对于实现物权具有关键意义,人们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罗马社会和私有制时所指出的一样:“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之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仅带来无形财富的思想,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观上为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考虑智力因素参与分配提供了可能。人们要求界定知识产品产权的愿望日益迫切。与此同时,作为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法律,总面临着大量的非物质的财产关系的挑战。财产的非物化便逐渐成为一股法学思潮。此时法学对产权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种对“物”的权利,而是一种对价值的权利。产权概念的这种演变,使有价值的权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大量进入了财产权的范畴,如商誉、商标、著作权等。终于,在传统物权的参天大树旁,出现了一开始多被称为“无形产权”的知识产权的幼苗。时至今日,这颗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正如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郑成思教授所言,“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肯定会在无形产权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

其实,西方学者对财产法的研究进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状况。根据财产的形态,西方国家学者很早就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无形产三类。以英国《财产法》教科书为例,财产被分为土地、货物、无形动产、货币、基金。而在无形动产中包含了知识产权、商誉、债权,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商业票据及股票和股份。知识产权被明确地列为财产的一种。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二次飞跃。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的势力范围也超出了国界,他们希望对国外的投资、产品和技术输出获得更大利润。这些国家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随着有形商品输出而进入国际市场后,在国外却得不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垄断资本家寻求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签订国际条约的愿望和要求。

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这一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J.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知识产权是缺乏保护的吗如果是，那么它对英国的衰弱有何影响

不是吧，我记得瓦特那个时候，英国就有了专门的专利保护法，以前学历史的时候，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其中就有一条是，英国注重对知识产权和发明的保护